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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 (今日更新)+【连载】梁红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与国际税收结缘,与祖国开放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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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2020-6-24 14:09: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威03 于 2020-8-27 18:31 编辑

近期,“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梁红星老师,将连续推出个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系列,该系列是梁红星“走出去”相关国家税收经历纪实文章,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若干国家国际税务篇章。

TAX100在获得梁老师的授权后,将在论坛转载梁老师的精彩内容,与论坛的朋友们分享梁老师这些年的经历,与国际税收结缘,与祖国开放同行,让我们一起跟随梁老师的脚步,看遍各国“税”事!

与国际税收结缘,与祖国开放同行
梁红星
一、 引进来,积累涉税真功夫
1989年8月,我从新疆马兰基地部队转业到新疆税务局工作。因为我在参军之前是在新疆大学外语系读的英语语言文学本科专业,随后我被分到新疆乌鲁木齐市对外税务分局工作。从此与税结缘,开始了我的涉外税务职业生涯。当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只有很少的外资在新疆投资,我却很幸运被派往新疆天山毛纺织厂做驻厂税收专管员,那时该厂是新疆最大的港资企业,也是全国十大外资企业。我由此学到了必备的财会知识,积累了基层税收征管经验。1994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东北财经大学培养第一届税务系统在职全脱产的硕士研究生班。我又很幸运考上了该班。那时,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的解学智,马国强,郭庆旺,王铁军,苑新丽等一批年轻教师,他们学术思想活跃,专业精湛,各具特色都曾亲自给我们授过课,我由此得到了系统的,开放的,前沿的财税理论的教育和熏陶。1996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还专门派我们这个研究生班出访加拿大,由国家税总人教司领导带队考察学习加拿大税制和征管,足见国家税总对我们这个班的重视和期望。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我感受到了与书本和听说不同的西方世界,这对我随后坚持国际税专业,选择去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1997年2月至9月,我到财政部税政司国际处实习工作。在此期间,我有幸实地考察和调研了当时我国主要的保税区,其中包括上海浦东张江保税区,苏州工业园区,广州黄埔保税区,海南杨浦开发区等保税区。在国家税收政策制定的权威机构,我直接感受到了相关税收法规的出台的过程,税收法规要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高度考量,要对社会发展和各方利益兼顾,这使我眼界开阔,站位更高,也对我以后思考和理解国家税政精神影响颇深。
1997年10月,我从税务机关辞职,加入了北京德勤税务部。那时四大刚进入中国不久,德勤北京税务部也只有十几个人,客户主要都是欧美企业,主管合伙人都是老外和港台人。德勤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它训练我成为一名有专业有素,技能全面的专业人士,其中包括对客户的服务态度、客观公正的职业判断、各种数据库,便利工具箱的应用,还有就是世界工作语言-英语(特别是财税专业英语)提升和熟练,这些都为我随后进一步发展国际税实务职业,积累和奠基了扎实的功底。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大清早,我们刚上班,北京德勤所最高合伙人召集我们税务部所有的员工,临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原因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们清华毕业的一位高才生,她在申报一个美国500强企业个人所得税时,犯了不上心的错误(mindless mistake)。这个大老板非常震怒地训诫我们:“这种错误,在德勤绝不允许发生,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甚至要不惜开除这位名牌大学生。这堂生动的教育课,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什么是客户至上,专业精神。在北京德勤期间,我非常有幸担任了德勤大中华区税收资源小组(Tax Resource Group for GC)的负责人,该小组是现在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的前身。当时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优惠贷款项目,资助中国做税制改革项目研究,德勤有幸中标,与财政部税政司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承接了此项目,我们德勤税务资源小组及相关中外德勤团队与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官员及相关学者一起多次开会,研讨,最终顺利完成了此“中国税制改革”的研究项目。当时对促进中国的税改影响很大,我与德勤团队还专门到过北京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举办的该项目答谢宴会。我为自己曾亲自参与过中国的税改项目而倍感自豪。
2001年2月,我加盟世界五百强的惠普,任其中国区的税务总监。欧美外企一般要求比较严格,其内部有一套完整的内控,上报,数据采集系统。中国区的税务总监需同时向美国总部税务专业主管和中国区的CFO汇报,其需负责中国区的税务的日常遵从和项目税务规划,在这种严格,规范的内部流程和工作惯例下,分工明确,专业化强,部门间沟通顺畅,中国税团队还有每年去美国总部汇报或培训的机会,这使我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外企职业经理人。在惠普,我还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惠普之道”。其核心价值观的第一项原则就是:“相信、尊重个人,尊重员工。”在惠普,没有原始票据的审核制度,公司相信每个员工都能按要求获取真实和合格的报销票据,员工只需让其直接主管审核业务的真实性后,就可在线提交报销申请,随即公司财务部就可将钱打到员工的公司公务卡上。当然,若一旦发现员工作弊,马上会被开除并被追究法律责任。中国惠普上万员工,自行报销,有序高效,从未发生员工违规报销。这就是一个世界级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企业文化的伟大力量!

二、 进非洲,艰苦开拓新市场
2005年3月我加入华为。那时期华为是少数较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其主要海外市场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华为的重要“产粮区”。我很快从华为总部被派往非洲,任非洲片区的税务总监,常驻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当时我对非洲充满好奇,只是预料可能生活环境会比较艰苦,随后便体验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外边世界。
2006年9月我到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出差,当时金沙萨突然发生动乱和枪战,我在当地公司宿舍公寓里整整躲了2个星期,那是一场生死历险,刻骨铭心。刚果(金)东南部有一个偏远城镇叫卢本巴希(Lubumbashi)。因为那里有露天钻石和铜钴矿,也是军管区,华为在那里有一个移动项目组,但没有财务人员,当地税局给该项目核定了一个巨额税款,还有滞纳金和罚款。为了节省税款和尽快了结该税案,随后,我和华为刚果(金)的时任财务总监决定亲赴现场,带着美元现钞去缴税,因当地通货膨胀,换钱缴税,可以力争公司最大的利益。我们一起在当地的面包房和肉店换钱,到当地税务局数钱,缴税,那种经历酷似非洲“滴血钻石”的大片故事,好在我们最终完成任务,如释重负,安全返回。2006年10月,我又去了西非的几内亚去救急,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基层税局查封当地华为办事处,要求马上补税和缴纳大额滞纳金和罚款,我需要马上到当地法院对簿公堂。随后我与华为当地代表一起去了几内亚国家税务总局协商游说,力争获取免税批复。我们与当地基层税局官员斗智斗勇,情况多变曲折。随后因工作需要,我走访了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在那里处理过很多类似刚果(金),几内亚的税务争议案件,自己也亲历过战乱,罢工和被赤道日晒的灼伤,也看到了华为同事被抢劫,得疟疾的遭遇和磨难。也正是这样,也锻炼了自己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坚强意志。这就是华为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和社会上所称的狼性文化吧。与此同时,我也在埃塞俄比亚目睹过埃塞高原壮美的大峡谷风光:在肯尼亚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看到过动物的大迁徙:在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面对过维多利亚大瀑布的飞流直下,彩虹横跨:在南非开普敦的好望角,居高临下远眺过大西洋与印度洋的海面分界。非洲各地的景色如此自然和独特,让我时时回想,久久难忘,“走进非洲”仍是我人生无悔的经历和体验!

三、 驻欧美,坚持赢得互尊重
在2007年9月,我被华为任命为欧洲片区的税务总监,常驻荷兰阿姆斯特丹,负责华为欧洲片区及荷兰全球控股公司的税务事宜。在任职期间,我走访了绝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领教过这些发达国家复杂、精致的税制税法和严格的税务征管,处理过不少高大上的税务难活:如荷兰华为全球控股的参与免税税务批文(Participation Exemption Ruling),华为全球子公司转入荷兰控股的安排,荷兰鹿特丹欧洲区物流中心的增值税安排,欧洲各国的税务转让定价文档建立及审计应对等事项。我同时还建立和领导了华为欧洲片区的国际税团队,其成员16人中,12人是当地专业人员,管洋人,过高招,这些难得经历,使我拥有了自信和底气,这也让我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税管理者。
2009年10月,我加入北京京西重工,随即就被派往美国底特律和代顿工作。那时正值美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倒闭,美国传统制造业一片萧条。美国全球著名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德尔福也未能幸免。京西重工乘势收购了德尔福的全球悬架和制动业务。我去美国就是现场应对并购业务中的相关税务事宜,其中涉及到很多国家,如波兰、英国、印度、墨西哥的制造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研发中心,还有股权转让,资产转让,研发费用支付及知识产权分配和归属的税务事项。相关法律、财税文件堆积如山,千头万绪,亟待解决。底特律,这座美国曾经辉煌的汽车城,虽然凋敝,但是那些美国工厂的人们依然不肯低下他们高傲的头,根本瞧不起我们新来中国主人。在德尔福底特律总部一个宽敞明亮的大会议室里,时任北京首钢总会计师兼任北京京西重工董事长的方建一做了一场精彩的讲演。他说道:“德尔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级企业,我们非常尊敬它。德尔福曾拥有过光荣的历史和骄人的业绩,但这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成为了新的主人,你们必须要配合和支持我们进行的变革和整合,只有这样,德尔福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重现辉煌!不然的话,德尔福面临的将是再一次的转让,您们甚至将遭受破产和失业,我们相信谁都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
在那些漫长,寒冷,寂寞的日日夜夜里,我和京西重工的中方团队一起审阅和研究过无数遍与并购合同相关的税务事项,与合作的美国律师团队及德勤团队一起沟通,讨论相关细节,与美国德尔福相关管理团队天天一起上班,开会,有讨论,有争吵,也有抗争。将近半年,我们总算是完成了并购交接和顺利过渡,税务工作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德尔福的CFO曾对我有这样的评价:“梁先生非常职业,能给与我们所需的专业指导,他懂得我们的文化,沟通顺畅,我们乐于与他合作。” 这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中国团队的赞誉和认可!

四、 新丝路,绘写共赢新篇章
2013年11月,我入职中国葛洲坝国际,担任其税务专家,负责其全球税务工作。那时正值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开始推广,中国大型央企主要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大型基础建设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开拓业务。中国葛洲坝集团在水电行业是领军企业,其海外业务开拓遍及亚非拉等100多个国家。随着葛洲坝国际业务的拓展,我曾现场到过纳米比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伊朗,科威特,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波黑,阿根廷,斐济等多个国家,帮助解决当地国际工程项目的税务问题。在葛洲坝国际,我又积累了丰富的全球税务管理,监控,规划实际经验,同时也对国际工程行业和业务又有较深的了解和把握。
葛洲坝在巴基斯坦有一个EPC+F的运作项目,即以小股权参股与当地企业合资运营水电站,同时带动大额施工项目。葛洲坝当时在商务项目价款谈判时,没有包含相关销售税。该税是由巴基斯坦各邦(省)制定、解释并具体征收,而各邦(省)实际征收情况不一,联邦政府(中央)机关很难协调和说服地方各邦(省)。若一旦征税,将会严重影响葛洲坝的项目盈亏,且退税很难,也会直接影响后期确定电价成本。2017年7月,我与时任葛洲坝海外投资公司财务部主任一起亲赴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拉合尔,调研并推进解决免税申请事宜。我们与当地葛洲坝三公司的主管和财务负责人沟通,与当地合作方以及当地KPMG讨论,一起制定相关申请、游说策略和准备相关资料。因该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重要项目,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经商处等多方面,各层级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随后,该项目终于获得销售税的最优惠待遇。葛洲坝与阿根廷相关方组成联营体,一起合作承建了阿根廷史上最大水电站项目,这又是一个特殊的中外合作范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利益,如何建立互信,求同存异,共建共赢是我又一个难得的经历。2015年5月中旬,我与葛洲坝国际财务部长一起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尔多巴调研考察,在此期间,我与阿方联营体的财税专家一起在现场沟通,讨论和深入交流。我们虽然各为其主,要坚持各自国家企业的立场和利益,但是也不妨我们相互尊重,敬佩对方的职业精神,尊重客观科学的专业判断,充分发挥各自专家的特殊作用,推进双方的理解和合作。随后,我与阿方联营体的财税专家,彼此欣赏对方的个人的魅力,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和持续联系。
在央企总部做税务管理工作,我感受较深是:总部和境外项目公司的税务管理办法,相关制度,流程和相应的指导规定,绝大部分都需要从无到有来建立和完善;国际税团队及海外财税人员也是一个不断组建,培养,更新的过程;海外重大项目的决策机关和层级多,相关审批流程长,内控合规程序严,充分体现了集体决策的机制。由此,作为央企集团总部的税务主管即面临巨大挑战,也充满成长机会。

五、 自创业,助力中资“走出去”
2018年8月,我从葛洲坝国际辞职,自己开始创业,设立了“税海之星”国际税咨询事务所。希望能为更多的中资“走出去”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分享自己在海外多年从税的实践经验,助力他们更好地“走出去”。我曾受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中国律师协会和一些省市税务局的邀请,在北京、扬州税院、辽宁税专、青岛、济南、北戴河、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地做“一带一路”税务风险防范、税务管理、国际工程税务实务等专题讲座和培训,给一些“走出去”企业做内训、讲案例、做规划。每当我听到学员课后反馈说;“梁老师讲的课全是干货,接地气,真受益!”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鼓励,这也是我所追求的情怀所在!自己也想努力静下心来,规避现实的诱惑和干扰,总结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和想法,写成文章发表和分享,希望能够做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我曾给《中国税务报》、《国际税收》、《注册税务师》、《大企业税务研究》等专业杂志投稿,自己还同时设立了“税海之星”公众微信号和微信交流群,发表一些自己的原创文章,交流国际税相关信息和资料。其中在《中国税务报》上刊登的文章《境外承包工程,注意避开这些“雷区”》,《四个典型案例告诉你-境外税务优惠怎样才能落袋为安?》,《“走出去”企业如何搭建海外投资架构?》,在《注册税务师》刊登的文章《税务事务所符合服务好“走出去”企业》,《境外建筑企业债资相关税务问题简析与应对》,以及在“税海之星”公众微信号上发表的文章《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税收实务专业人士》,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被各大媒体和网站广为转发和引用,吸引了不少读者和粉丝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好评。
在2019年下半年,我与广西瑞林税务师事务所合作,一起在越南胡志明市开设了财税咨询事务所,努力为在越南的中资企业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落地的财税服务。我还多次往返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家实地考察和走访当地的中资企业,希望将来也能在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布点,进一步推进实现中国税务中介与中资企业真正一起“走出去”。我怀着合作,共赢,开放的态度,希望能与中国各个事务所,协会,院校及相关机构合作,一起合力推进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税务服务和理论探讨。我非常荣幸被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为国际税专家委员,被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对外经济合作咨询专业委员会聘为专家委员,还被中国未来协会聘为“一带一路”专家委员会委员。2019年10月,我有缘与利安达国际紧密合作,被聘为利安达国际“一带一路”财税支持中心的副主任。我曾带领利安达国际税团队到访巴基斯坦和阿联酋对接利安达国际的当地成员所,为当地中资企业接洽服务。“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国家,未来需尽快对接和拓展海外更多的当地合作财税所,推进紧密合作,贴身服务中国“走出去”企业和个人,道路长,时间紧,前景在望。
回顾自己30年多年来的国际税务生涯,我非常感恩国家税务机关、德勤、以及曾经从业的各个企业对我的培养和关爱,也非常感激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能与祖国 “引进来,走出去”,共命运,同发展。我挚爱国际税务,坚信祖国发展,愿一如既往,一直将国际税实务的工作和研究进行到底!
(注;2020年1月,梁红星应中国税务杂志社主办的“忆税收,话改革,共发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撰写了“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一文,该文章荣获征文优秀奖。根据此获奖文章,梁红星又做了一些补充和修订,形成本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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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资深税务专家简介
梁 红 星


拥有30年不同身份专职税务实践经验,曾在国家税务机关、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欧美驻中国的跨国公司及中国“走出去”的民企和国企任税务高管。

“一带一路”资深税务实务专家
拥有30年专职税务管理经验(其中有13年境外实地和全球税务管理经验)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注册税务师
先后在新疆税务局、财政部税政司、德勤、惠普、华为和葛洲坝从事税务管理工作
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中国国际商会“一带一路”工作组副组长
中国税务报》大企业&国际版特聘撰稿人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院“一带一路”外聘兼职教授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利安达国际“一带一路”财税支持中心副主任
中国未来研究会“一带一路”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对外经济合作咨询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微信公众号:“税海之星”创始人
问题咨询、商务合作,请联系工作人员(电话:15598033980 微信同号 )

梁红星老师
邮箱:redstar_liang@sina.com
QQ号:2895747170




点评

很好  发表于 2020-8-28 08:51
梁红星 与国际税收结缘  发表于 2020-6-27 09:58
字字珠玑,需要多看几遍  发表于 2020-6-24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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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6-24 14:3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威03 于 2020-6-28 09:19 编辑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第2期:加拿大篇

前  言

梁红星,一名资深的国际税收实务践行者,他紧跟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用行动很早就踏出国门,去看外边的世界,他对国际税务实务的挚爱与追求,就像他自己曾经写过一首诗那样:“穿越大阪,翻过雪山,迎着寒风,眯起双眼,义无反顾,一路向前!”梁红星从部队转业后从事涉外税务工作,已有30余年,但他身上仍保留着一股军人的血气和坚毅。他的足迹遍及亚非拉,走过万水千山,但他仍不忘初心,秉持家国情怀,全力支持和服务中国 “走出去”企业和个人。他不惧海外环境的困苦与磨难,适应不同作税任职角色的转换,历练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创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传奇!

红星,助不甘平凡的我们“走出去!”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将为大家持续介绍梁红星的海外税收工作经历和传奇故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系列,同时介绍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制和关注要点,并留有专门提问和互动的沟通渠道和专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与广大财税人一起分享梁红星的成功经验,并由梁红星老师的团队解惑答疑,从而激励和帮助我们“走出去”企业和个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今日刊发第一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加拿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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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国:考察加拿大税制


1994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东北财经大学培养首届税务系统在职全脱产的硕士研究生班。我很幸运考上了该班。那时,东北财经大学的财税学院有解学智、马国强、郭庆旺、王铁军、吴旭东、苑新丽等一批年轻学者,他们学术思想活跃,各具特色并都亲自给我们授课,让我们眼界大开,受益终身。特别是当时中国已经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除了学习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外,还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财税理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鲜的外边的世界,非常的好奇和向往。国家税务总局对我们这个班非常重视并寄予厚望,临毕业前,在1996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还专门派我们这个研究生班出访加拿大,考察和学习加拿大税制。由时任国家税务总局人教司王维平处长和时任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马国强教授任团长带队。当时,出国很难,像我们这个研究生班20几个人,组团出国,在全国税务系统还属第一次。记得出国前,我们在国家税务总局集结。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给我们讲话,并由人教司王维平处长专门强调了外事纪律。主要精神是:统一行动听指挥、外出言行讲形象等等。尤其强调一定要整团归国。如有人不回国,整个团队都将受影响,随团领导将要被处分。说到此,我们班同学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我这。我立刻明白他们的所想和提醒:“红星,我们这个团最有可能不回国的就属你了,你英语好,脑子活,可千万不要连累大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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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地广人稀,湖泊众多,森林无边。11月份,正值深秋,枫叶红遍,层林尽染。我们一行,在加拿大到访了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魁北克和渥太华。历经一个多月,时间紧凑,目不暇接。原来只在书中和听说中的西方世界,现在就在眼前,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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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加拿大这个人口最集中、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我们将在那里进行近2个星期的集中培训。据说我们的入住酒店离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院不远,入住后的第一天早晨,我从酒店出来,好奇地询问一个像是学生的过路人:Where 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请问多伦多大学在哪里?) 该行人幽默地回答道;University of Toronto is in the Toronto(多伦多大学就在多伦多呀!)。随后我们遍访了多伦多城市,我才发现,多伦多大学不像中国的北京大学那样,它没有围合的校园,更没有集中在一个区域。多伦多大学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各个专业院系分散在多伦多城市的四面八方,这是一个开放式大学,它与整个社会和市民已经完全融为一体。随后,我们到访了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院,聆听了该学院税收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Bream教授的专题讲座。他介绍了当今西方税收的理念:税收中性,即国家的税收政策不要干预企业和个人的正常商业运作,要力争税负最轻,保持简洁和有效的税制。这种税收理论与我们传统院校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理念完全不同,使我们耳目一新并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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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我们入住酒店的会议室里,加拿大多伦多的几个知名国际律师事务所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给我们讲解了加拿大相关的主要税种和征管情况。当时,中国正值增值税改革,增值税的发票管理是中国税收征管的焦点之一,加拿大实行的是货物与劳务税(GST),我们非常想知道加拿大是如何管理票证的。记得我们团有个同学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加拿大的小卖部,酒店里都是自行开具自制的收款收据,会不会有大头小尾?甚至开具假票和虚假报税?”讲课的专业人员一时被愣住,不知所问。随后,他们解答道:“一般不会发生这类情况,各个销售服务点,他们收款台的票据数据会直接与银行数据,与税务局数据相关联的,税局相信纳税人的诚信。”国情不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同,决定了具体征管手段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团的同学随后也写了专门的考察报告,上报给了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这或许对随后中国税务系统的“金税系统”的上马和推广起到了早期提示作用。令我备受鼓励的是我在授课期间客串了翻译角色。我们随团的翻译是长春税务学院的一位英语专业女老师。因我本身也是英语专业出身,随后又具体从事税务工作,加上我在东北财经大学的专业也是财税专业。我对财税专业词语理解和翻译比该女老师更加迅速和准确,当该翻译老师出现明显翻译错误或一时找不到对应的专业用语时,我便及时做了一些更正和补救。有好几次讲课场合,那位翻译老师太累了,我就临时顶班翻译,这给了我很强的成就感,也给我们这个班争得荣光。我自己也意识到;专业英语的翻译是多么的重要和急缺,自己有语言加专业的明显比较优势,过去在国内并没有感觉到,这次出国,临时发挥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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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缘的是我们随后又结识了西安大略大学的国际税专家、华裔李金艳教授。我们去该校聆听了李金艳教授的专题讲座,李教授谈到了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相关释义,也从加拿大税制和中国税制的比较角度,阐述了她对中国当时税改的观点和建议。李金艳教授中西税制贯通,英汉切换自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坚定了国际税收工作的方向,也树立了将来努力的榜样。李教授在中国成长和上过大学,她对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格外地看重和亲近,随后,她专门邀请我们全体随团成员到她多伦多宽大、美丽的别墅聚餐。我们一起包了饺子,吃了一顿中西结合的自助餐。期间,我们一起相互举杯,一起哼唱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同桌的你》,《住在我上铺的兄弟》等校园歌曲。我们像似一个大家庭,在异乡重逢,格外的激动和亲近。期间,李教授无比羡慕地向马国强老师说到:“您培养和带领了这批优秀的研究生,他们将是中国未来的新星,财税界的精英!”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也验证了李教授的预言。我们随团成员中,彭三同学现任天津市国资委主任,包清泉同学现任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副局长,戴海先同学现任上海市税务局纪检书记,何大壮同学现任贵州省税务局副局长,李卫华现任财政部天津监管局副局长,其他同学也都在全国各省市担任处级税务官员或大学院校的院系主任。我幸运,能与这些团员同行出访,我骄傲,能与这些同学同班相处!多年以后,我又在中国财政部税政司,北京德勤税务部和中央财大财税学院与李金艳教授再次相见,我们回顾过去,互问近况,又有合作,再续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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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到了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渥太华仅是加拿大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人少且冷清。我们拜访了加拿大的联邦税务署(CRA)和海关总署 ,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加拿大的税务总局也就是30-40个人左右,海关总署大概有8个人 左右,而且年龄偏大。当我们好奇的问到这个问题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资深官员打趣地说到;“有才干的年轻人都到企业挣大钱去了,他们不愿到政府机关谋职。渥太华没有什么大企业,年轻人都不愿来。而且,渥太华没有太多娱乐生活,日子单调,冬天又冷又长,即便有年轻人愿意来,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也不愿意来,因此,只有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在坚守政府岗位,为纳税人服务。”在加拿大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的体制,为民服务的意识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那位长者的话,对我个人触动很大。在那个时期,中国大多数年轻人都认为国家政府官员才是最有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的。在加拿大,有志青年更愿意选择去企业大显身手,这是完全不同的择业观。随后,我也是我们这个班里唯一一个辞去税务官员公职、下海投身于企业作税的人,我随后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另外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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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从温哥华离境返回中国。在机场里还是发生了一个喜剧般小插曲。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登机牌将把我的名字写错了。等我们一行都办完登记手续,过了安检后,在登机口候机时,相关机场人员要求我重新返回前台,要做确认更正登记。此时,团长马国强老师及全体团员都警觉地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我。在以前的中国政府官员出国出访中,也曾有个别官员在最后时刻叛逃,给国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按当时外事纪律的严格要求,我们全团成员的因公护照都由团长亲自集中保管。只有在入境和离境时,才发给个人办理登机手续。此时,他们看着我自己拿着护照,一个人离开了团队,渐行渐远。“坏了,红星要逃了?”他们以前最担心的事情,在这最后时刻,可能就要发生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团队的成员已经开始排队,准备登机了,只见我,坐着电动车,飞速地赶回到了登机口。顿时,我们全团的团员欢呼,给与我热烈的掌声,马国强老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红星,你可吓坏我们了!”我非常理解地说道:“你们放心,我不会辜负总局和东财的厚望,更不会背弃祖国,我的根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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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小知识

加拿大税制简介
梁红星 高岩整理编写
●税收管辖权

加拿大征税的依据是纳税人的居民身份,而不按国籍征税。加拿大居民通常须就其全球范围,无论何种来源的收入纳税,但通常可按《所得税法》规定就其缴纳的外国税享受抵扣或饶让。非加拿大居民仅就来源于加拿大的收入纳税,但可享受优惠税率,或者在有限范围内依照税收协定免税。纳税人依照加拿大的税法被判断为加拿大的税收居民,但同时又在另一国家居住时,根据适用的税务协定,将只被认定为其中一个国家的税收居民。

●非加拿大居民应纳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加拿大的经营收入;

在加拿大任职或受雇所获得的收入;

在加拿大出售 “应纳税的加拿大财产”所获得的收益;

以及某些类型的消极收入:例如加拿大公司支付的股息,或者加拿大房产产生的租金。

●所得税的立法

加拿大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和各个省或地区政府征收。加拿大联邦政府根据《所得税法》征收所得税。 该法规定了加拿大居民或非加拿大居民个人和其他纳税人(包括公司和信托)的所得税征收。合伙企业在税法上作为“透明”(flow-through)实体对待,因而其本身不是纳税实体 (除非其为指定投资“透明”合伙)。《所得税法》由加拿大收入署(CRA)负责实施。各省和地区政府按照与联邦政府类似的税基征收所得税,但税率不同。

●公司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分为联邦所得税和省(或者地区)所得税。

联邦企业所得税:

基本税率是应税收入的38%,联邦税收减免后为28%,一般减税后,净税率为15%。对于加拿大控股私营小型微利企业(CCPC),净税率为10%。

省或地区所得税:

一般来说,省和地区有两种所得税税率:较低税率(约2%-4%)和较高税率(约11.5%-16%)。

较低的税率适用于符合联邦小企业扣除额的收入。较高的税率适用于所有其他收入。

如:在安大略省(多伦多)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总计为:10%+3.5%=13.5%

●亏损结转

加拿大的税法不允许集团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盈亏互补,合并缴税或其他集团内部的减轻税负措施,但是可以按照加拿大收入署(CRA)认可的方法在同一集团公司内部进行有限度的亏损结转。纳税人在经营或财产上的非资本亏损一般可以往前3年和往后20年结转抵扣。 净资本亏损可以往前3年和往后无限期地从应纳税的资本收益中扣除,但一般情况下只能用于针对应纳税的资本收益而抵扣。

●资本弱化规定

该规定是为了防止纳税实体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对有关联的非居民债权人的利息支出来减少应纳税的加拿大利润,从而降低其应该向加拿大缴纳的税负。大体而言,如相关负债与相关股本的比例超过1.5:1时,该加拿大业务就不能享受利息扣除。

●销售税和其他税

加拿大对大部分有形或无形财产的消费与使用以及服务的供应征收5%的货物和服务税 (GST)。与货物和服务税并行的另一个系统是“投入税负抵免”(ITCs)。它是为了保证货物和服务的中间使用者能够将其支付的GST申请退还回来,从而只有供应链的最后消费者或终端使用者才实际承担货物和服务税。任何非居民在加拿大提供了应纳税的行为,如果连同其在世界各地应税行为总值大于3万加元,就要进行货物和服务税的登记。货物和服务税税法对“应税人”所做的定义很广泛,它包括个人、公司、信托以及合伙企业。

免税行为--有些应税的财产和服务免征货物和服务税。较为普遍的免税行为有:

金融服务(如贷款或证券交易,包括股票的出售或发行以及相关服务);

二手住宅用房地产(包括出售与出租);

加拿大慈善机构或其它非营利实体所提供的某些服务;

以及绝大多数的医疗和牙医服务。
省销售税--除阿尔伯塔省以外,加拿大的各省都征收零售税,通常称为省级销售税(PST), 各省按与上述货物和服务税同样的税基征收统一销售税(HST),魁北克省则征收魁北克销售税。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分别按7%、8%、6%征销售税。统一销售税在安大略省按13%税率征收。

●年度纳税申报

加拿大居民纳税人必须进行年度所得税务申报,在加拿大有经营业务的合伙企业,或者“加拿大人合伙企业”(即其成员都是加拿大居民)通常都需要进行年度纳税申报。任何非加拿大居民在纳税年度中如有资本收益, 或者出售了“应纳税的加拿大财产”,一般需要进行年度申报。非居民公司如果在任何纳税年度中直接或通过合伙企业在加拿大经营,须要进行年度税务申报。非居民个人直接或通过合伙企业在加拿大经营的也要进行税务申报,不过仅就其有应纳税收入在该纳税年度进行申报。无论可否根据适用的税务协定享受减免,非居民纳税人都需要年度申报。

●税收协定

加拿大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目前有93个生效双边协定。多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已表示打算遏制 “协定滥用”,即防止本无权享受特定协定利益的人通过居住在相关国家的实体在加拿大投资,以获得加拿大双边税收协定约定的加拿大税收优惠。加拿大一直是OECD / 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积极成员。加拿大(连同77个其他国家,但没有美国)于2017 年签署了《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MLI)。签署MLI后,加拿大已表示将采用经合组织关于反协定滥用和争议磋商解决的最低标准,以及强制性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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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6-28 09:2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阿根廷促进联营体的税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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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上中学的世界地理课的时候,就曾听老师形象地比喻道:“假如我们站在北半球和东半球亚洲最东部的中国,一直沿着地球往下径直打个洞,在地球对应的另一端出来,你就会发现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地球是无法打个直洞穿透的,但是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到了与中国地理相对应的地球另一端,南半球和西半球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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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月5月15日,我作为中国葛洲坝国际的税务专家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相关领导一行从北京半夜出发,先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转机飞往巴西的圣保罗,再从圣保罗转机飞往阿根廷。由东到西,从北向南,环地球一周。5月16日又是晚上,我们终于抵达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据说是当年西班牙海员长途航行,终于安全到岸,感慨地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称为;“终于可以吸上了一口新鲜空气了”。我们那时的感觉也是如此。阿根廷正如当年我世界地理老师所说一样,正好与中国相反,昼夜时差颠倒,春秋季节轮换,我们进入了一个在地理上与中国相对应的国家。

阿根廷,国土广阔、矿产丰富,农牧业发达,有“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之称。阿根廷早在19世纪初,其国民收入就已经超过欧洲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南半球,它是数一数二的强国。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阿根廷国内军事政变频发,不同势力争权夺利,执政者为了迎合民粹,打压外国资本,私有化国产,保留高福利、高关税政策。阿根廷经济开始倒退,靠卖资源勉强度日。1989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再爆新高,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此一蹶不振。

2014年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政府联邦相关部委签约,准备在圣克鲁斯河承建孔拉水电站,该项目是中阿最大合作项目,合同金额约50亿美元。它也是阿根廷迄今为止最大的能源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提升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阿根廷政府也希望借助该大型水电站,振兴国家的经济!

该项目采用的是中阿联营体管理模式,即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就孔拉项目成立了联营体。该联营体不是独立法人,类似中外合作企业,联营体各方主要依据合作协议,进行财务核算和税款缴纳。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社保等费由联营体统一缴纳,但企业所得税不同,是由合作各方依据协议,就分配的收入(利润)各自计算缴纳。阿根廷的税法规定比较健全和规范,税务执法环境比较严格。联营体直接沿用了当地阿方集团总部内部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成熟的电算系统,他们有较为庞大的财税专业团队,对税务遵从观念也比较强。与阿方相比,采用的中外联营体管理模式却是葛洲坝国际工程史上的首例,我方外派财务人员少,经验不足。中阿双方初期的合作仍在相互适应和磨合。联营体一般的重大事项都必须通过双方领导组成的联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执行,因此联委会经常开会,很多事项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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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相关领导到阿根廷的时候就正值联营体双方合作初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与阿根廷项目财务负责人汇合。一连几天,我们一起拜访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几个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在与这些著名国际中介面谈后,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阿根廷当地税制,这对我们要聘用的服务中介有了一个直观的判断。

在工作之余,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品尝了阿根廷著名的牛肉和红酒。阿根廷人的晚餐在十点钟后才开始,牛肉鲜美,红酒爽口,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都是最佳搭配。据介绍说,阿根廷的牛肉得益于一望无垠的潘帕斯草原,阿根廷牧民一直坚持纯放养,牛饲料也不含任何添加剂和激素,这使得阿根廷牛肉拥有全球顶尖的质量。与欧洲的葡萄酒相比,阿根廷的葡萄酒味道柔和,香气洁净,口感更好。我们一边品尝牛肉和红酒,一边饶有兴致地探讨可否从阿根廷当地采购一部分牛肉和红酒,然后出口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甚至还设想葛洲坝集团内部职工是否也可享受到阿根廷这等好产品的福利。从克服阿根廷外汇短缺,对冲通货膨胀的角度想,这或许也是一种途径,我们可以利用好项目赚得的部分比索。当然,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探戈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些大街小巷,我们时常就会看到成对青年男女,伴随着鲜明强烈的节奏,相拥同进同退,若即若离,时而双腿缠绕,时而放手倾侧。看似优美和浪漫,却有一丝无奈和忧伤。舞伴往往自己陶醉其中,忘了旁观行人的欣赏。这也许就是阿根廷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吧,由此我马上联想到:我们葛洲坝与阿方合作的联营体,何尝不像行走中的双人探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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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与联营体签订了在中国采购的合同要约,在该采购经济活动中,中国葛洲坝集团与联营体为关联企业,根据阿根廷税法规定,阿根廷海关有权要求联营体提供在中国采购货物的出口报关资料。一般来说,在中国采购订单的价格及在中国合理加价与在阿根廷的进口报关价格直接相关。为了专门响应和支持阿根廷项目,便于中国的采购和管理,葛洲坝集团还在北京专门成立物资保障部门。整个采购价值链涉及到中国的出口退税以及在阿根廷的报关进口缴税,这直接涉及中阿双方的直接利益和相关税务遵从,以此要协调中阿双方合作非常不易,也至关重要。

联营体合作阿方也外派了他们的高级商务经理Claudio Costantino及其他财税人员常驻北京,他们与我们驻北京保障部的财税人员有过激烈的争论。

阿方:“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采购每个商家的采购订单,就像是我们一起买单吃饭,总得让我们知道吃的是什么吧?”

中方:“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菜单,但是您们没有必要进入我们的后厨,去看原料搭配和炒菜厨艺吧?”

阿方:“我们需要看到驻京保障部每个人的工资单和完税凭证?”

中方:“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也是个人隐私,抱歉不能提供!”

类似这样的争论很多,双方坚持不下,甚至不得不将问题上升到联营体的联委会讨论,也时常会陷入僵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如何建立互信,求同存异,共建共赢是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Claudio先生,他曾在阿根廷安永税务部工作过多年,也是一位税务专家。他在北京期间,经常到我办公室与我沟通,向我求助。

Claudio说:“梁先生,您方不愿提供中国供应商供货清单和驻京人员工资表,怎么办?”

我说:“Claudio,您能说服贵方不再坚持吗?我想这是双方都很难改变的现实,我们可否从专业的角度,想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双方都容易接受?”

随后我俩从专业的角度,商量提议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驻京办及相关管理费做一个审计报告,同时对阿根廷报关货物做一份转让定价的专门报告,这样既可以打消中方的顾虑和保护具体商业机密,同时也可以兼顾阿方的担心和当地税收遵从。我俩也充分发挥了各自专家的特殊角色,推动双方的理解和支持,最终我俩的专业建议得到了双方决策层及联营体联委会的认可和批准。随后,我们与中国安永及阿根廷安永一起合作顺利完成了相关的审计及转让定价报告。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了一个星期,又飞往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 Cordoba),我们联营体阿方总部就在该市。科尔多瓦是座历史名城,始建于1573年,初为骡马驿站。19世纪后,该城市随当地修筑铁路和普里梅罗河上建立大型水电站而得以迅速发展。科尔多瓦保留了很多西班牙殖民时期建筑,如圣马丁广场、总督府、教堂等,城市人少、平静又传统。在科尔多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远离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喧嚣和诱惑,好像时间都已经停止,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仍像从前那样简单、有序。这也使我们体会到,阿方为什么做事循规蹈矩,甚至死板、固执。

在科尔多瓦,Claudio先生带我们拜访了联营体阿方总部,与阿方财税领导商谈,气氛友好且沟通有效。我猜想Claudio先生一定是在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与我方外派财务人员也在现场沟通、探讨了相关亟待解决的财税问题,希望能推进联营体的财税工作。在一个周末,Claudio先生还专门请我们一行到他市郊的别墅家里做客。我们一行与他家庭成员一起进餐,喝咖啡聊天。Claudio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还让我们欣赏了他妻子的绘画作品。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感情和友谊。半年后, Claudio先生的上司到访北京,我与我妻子也邀请他俩到了北京一家巴依老爷旗舰店,品尝了一顿具有新疆特色的晚餐。他们吃得非常地满意,我们聊得也非常地开心。这也算是一种人情往来和答谢吧。我和Claudio各为其主,既要坚持各自国家企业的立场和利益,也不妨我们相互尊重,敬佩对方的职业精神,尊重客观科学的专业判断。天长日久,我们彼此欣赏对方的个人魅力,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还保持着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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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阿根廷项目工期很长,将持续很多年。阿根廷政府以国家主权担保融资,将以当地本币比索支付部分工程款项。而阿根廷外汇储备有限,国内连年通货膨胀,比索贬值,各项当地成本飞涨。阿根廷主权债务在2005年和2010年两次违约重组。如果阿根廷经济在这些年持续恶化,其政府是否会面临极端情形,融资失败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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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1816年7月9日独立,为纪念独立日,阿根廷的首都专门命名了一条主干道为“七月九号大道”。该大道据称是全世界最宽的大道,共有双向18车道。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该大道边上,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大楼也在附近。在卫生部大楼上面有用铁丝制成的贝隆夫人(Evita Peron)巨大肖像,我们从酒店就可以远眺到那个肖像。艾薇塔,从一个底层舞女,帮助贝隆将军成功当政,本身就是一个传奇。随后,她积极帮助女性获得选举权、保障劳工利益和资助医院与孤儿,深受阿根廷民众爱戴,现在艾薇塔在阿根廷民众中已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我们真心的希望阿根廷政府也能像曾经的艾薇塔那样,心系民众,关切社会,重振经济,不负众望。在我就要乘机离开阿根廷的那刻,耳边回响起了那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就是那部著名的音乐剧《贝隆夫人》(Evita)的主题曲。演员麦当娜演唱道: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我从未离你而去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我爱你们,亦希望得到回报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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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6-29 11:01:19 | 显示全部楼层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巴基斯坦推进纳税事宜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西北与阿富汗交界,西邻伊朗。巴基斯坦的东北部与中国的新疆相邻,中间横隔了一座高山天堑—卡拉昆仑山。1857年莫卧儿帝国(包括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6月英国颁布了《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同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巴基斯坦与印度因宗教问题,发生过民族仇杀,克什米尔从此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有领土争议的地区,战事也就不曾间断。中国与印度也有边界争议,但中国始终是巴基斯坦全方位的战略好伙伴。

喀什市,位于中国的最西北部边陲,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我就在这个城市出生和长大,远眺就能看到那个遥不可及的高山,卡拉昆仑山。逢年过节,父母就会给我分一些干果,如椰枣、桃干、杏干等,那甘甜味道总是让人回味和期盼。父母常说,这些干果是从高山的那边—巴基斯坦进口来的。后来,我在中学学了历史,又知道喀什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就曾历经千辛万苦,取道喀什,越过葱岭(昆仑山)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天竺(古文明-印度国)),随后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传法中国。我自小就有一个新奇的渴望,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跨越那座高山,看看高山那边的世界。2017年7月的一天,我作为时任中国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税务专家与时任中国葛洲坝海外投资公司财务部主任饶福一起,乘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乌鲁木齐市转机,终于飞越卡拉昆仑山,抵达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承建了多个大项目,其中SK水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62亿美元,也是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最大项目。由于海外工程和国别市场开发和管理的特点,葛洲坝集团实行了“N+1”的管理模式。简单地说,由葛洲坝国际做市场开发和管理的主导,由某个集团成员公司负责施工,其他关联公司参建配合完成整个签约项目。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SK项目实施和运营,中国葛洲坝海外投资公司以购买股份的方式获得SK项目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开启了以投资拉动海外项目建设、运营的模式。

在巴基斯坦联邦地区申报纳税可实行联合报税(Consolidated tax filing),也就是说,无论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有多少个项目,或者有多少个关联企业,都可以申请统一核算,注册登记一个纳税号,汇总申报缴税。其好处是:各个企业或项目之间可以进行盈亏互补,减少整体税负,节约现金流。但其挑战是:各个企业或者各个项目的财务核算必须准确、规范,且要实现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一旦联合纳税申报中有一个企业或一个项目出现差错,将会牵连所有联合报税的企业,或被全面税务稽查,或被税务机关冻结账户、强行划款。

  由于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SK项目的参建单位很多,各个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管理和进行绩效考核,国别市场管理主体与财税责任主体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分解与明确各参建单位的权责,最终要按巴基斯坦的税法规定,进行联合报税。我此行巴基斯坦,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调研和促成联合报税事宜。我们在伊斯兰堡面见了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公司驻巴基斯坦事业部财务总监凡延红和SK项目财务经理王明。我们了解到,由于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的绝大多数项目(包括SK水电站)都是由葛洲坝三公司牵头承建,我们决定:由葛洲坝三公司来主导所有巴基斯坦项目的财税工作。即由葛洲坝三公司统一管理巴基斯坦所有项目的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包括聘请审计机构、制定报表编制计划、安排现场审计计划、汇总纳税申报等事项,而葛洲坝国际在当地的分公司和其他参加单位将给与配合和支持。

说时容易,做时难。后来我们了解到:在巴基斯坦的各个项目因其核算体系和方法各不相同,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专门规范和统一了各个项目部的财会管理,包括要求各个项目使用统一的核算软件,设置统一的外账会计科目并聘请专业的当地事务所进行账务核算,还专门做了相关的辅导培训。由于很多项目在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离首都路途遥远,施工条件非常恶劣,还有不稳定的安全因素。因此,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人员需要时常从各个施工现场带着相关财会原始资料返回首都伊斯兰堡,然后进行整理和汇总。对审计中的很多需要落实的事项,还要与当地事务所的审计人员很好沟通。特别是每当财年结束时,当地会计事务所业务也最繁忙,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同事就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与相关合伙人讨论沟通,而这种状况往往要持续三四个月。尽管困难重重,辛苦万分,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还是以大局为重,勇于承担,建立和完善了巴基斯坦所有项目的统一财务核算和联合报税。

在一个周末的闲暇时间,我们在当地财务的引导下,去当地的一个大巴扎(集市)逛了逛,在那里,我终于又见到了我从小回味和盼望的那些干果,椰枣、桃干、杏干、腰果等,各色各样,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我这才明白,巴基斯坦当地真的是盛产这些干果,也是重要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呀!我当即买下了不少各色干果,准备带回北京,让我的女儿也见识和品尝一下。在伊斯兰堡的那些天,好几天晚上葛洲坝三公司财务人员带我们去伊斯兰堡当地有特色的餐馆吃饭。大串的烤肉,脆软的烤馕,喷香的抓饭,还有浓浓的红茶,满满的一桌。我一边大块朵颐,一边滋滋称赞,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喀什一样,那是久违的家乡味道。就是在平时,当我们外出办事,沿街行走的时候,就会有人与我们迎面主动打招呼,很多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也有当地百姓时不时地希望与我们合影。这使我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友好,体验了巴铁兄弟般的友情。

随后,我与饶福主任,还有SK项目公司的总会计师王小明一起又驱车到了伊斯兰堡东南部的拉合尔市(Lahore)。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富裕的旁遮普省的省会。在拉合尔,我们拜见了SK项目公司的当地股东HK公司,他们是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父子俩。该父子给我们介绍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特别分析了销售税的征管现况。我们了解到,巴基斯坦承继了原英国的联邦政治和财税体制,各邦(省)相对独立,有很大的自治权。销售税是由地方各省政府制定并征收。销售税对商品的正常税率为17%,对服务在开伯尔省(KPK)的正常税率是15%。该销售税是各个省(邦)的主要税收收入来源。巴基斯坦近些年来经济困难,各省(邦)财政欠收,一旦征税,再想申请退税就非常困难,在拉合尔法院,还有一个销售税的纠纷案仍在审理中,久久不能结案。由于当时SK项目在商务谈判时报价并没有含销售税,而SK项目所涉及的销售税金额巨大,一旦被项目所在地征税,中国葛洲坝海投公司将需要再追加投资,因成本增加,还会影响电价的合理确定,更是直接影响SK项目承建的盈亏。我们当即讨论商定:要以SK项目是“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第一批优先重点大型项目,其利国利民为由,直接向项目所在地的开伯省(KPK)政府申请,同时向国家联邦税局(FBR)求助,力争获取税收最优减免待遇,确保SK项目税负最轻,电价合理。接着,我们拜访了当地财税服务中介和当地KPMG,与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准备相关专业的申请资料。随后,中国葛洲坝集团总部高层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给与了及时指示,中国大使馆和经商处也给与了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功夫不负有心人,SK项目最终按照我们的预期和策略,在2018年8月31日,获得巴基斯坦相关政府的税收优惠批复:SK项目的建筑服务销售税从原先正常适用的15%税率,优惠减至1%。

拉合尔市也曾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历经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拉合尔皇宫古堡仍然完整的屹立在那里,与古堡一同保留下来的记忆里,还有那个世代相传“不爱江山爱美人”是故事,沙·贾汗为了他的爱妃,不惜大兴土木,修建寝宫,还有后来的泰姬陵,帝国最终衰落。当然,拉合尔也同样刻下了英国殖民的深深印记,英式建筑,随处可见。拉合尔,有着“巴基斯坦灵魂”之称,它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辉煌,富裕和稳定。

就在我们到访拉合尔的前不久,这里就曾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除造成多人伤亡外,还导致附近停放车辆和周边建筑很大程度的受损。据报道,这些年来,类似的爆炸和恐怖袭击事件在拉合尔时有发生。我们葛洲坝海投公司在拉合尔所租的公寓,以及华为和其他中资企业所租的公寓都集中在一个空军军管大院内。那时,我们在拉合尔出门儿办事,坐的都是军用吉普车,还带着持枪的保安随车出行,这样才觉得有安全保障。拉合尔的很多地段,都设有路障并戒严,警察和军人对来往车辆和行人进行严格检查,这让我们还是感到了不安。夕阳西下,一群群的鸽子在空中飞翔,我们只能待在公司所租的院子里闲聊,不敢像在首都伊斯兰堡那样外出吃饭闲逛。拉合尔,过去的和平和当下的骚乱,让人深思,感慨万千。

我就要离开巴基斯坦了,还真有点不舍。我知道:中巴两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中巴经济走廊”的远景规划,将要修建由中国新疆喀什市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覆盖“四位一体”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将打破我国进口原油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确保我国进口原油的安全,其在“一带一路”中战略意义重大!我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高山的那一边,但仍盼望着中巴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换新颜,火车早日通到我的故乡喀什。到那时,我就可以从喀什乘火车越过高山,一路欣赏巴基斯坦的沿途风景,直达瓜达尔港。走出沙漠,拥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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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6-30 14: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涉外税务经历纪实

-在北京德勤经历过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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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星

1997年9月初,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遥远家乡的信。那是我老父亲特意写给我的:“你一旦辞职,就丢掉了铁饭碗,从此脱离了国家的主道。德勤是企业,仍是偏门,风险难料。你要慎重选择,否则耽误前程,后悔莫及!”我老父亲还在上述几句话下,专门用红笔画圈标注,护犊之心,跃然纸上。一周之前,我曾给我父母打过一个长途电话,告知他们我的想法:我要从税局辞职,去北京德勤税务部工作。我父母听后,很是吃惊,立刻反对。我父亲曾在新疆喀什地区税务处做领导多年,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边疆的税务工作。他对国家税务机关是那么地忠诚和热爱,当时我刚从东北财经大学税务专业硕士毕业,他特别希望我能在国家税务机关继续发展。而我自第一次出国到加拿大,就亲眼目睹过当时的“六大”国际会计事务所(后来在1998年普华和永道合并,2002年安达信倒闭,变成了现在的“四大”)的国际化专业水平和在业界的影响力,当时德勤刚进入中国不久,其业务发展前景可观。我当时就认定德勤国际会计事务所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化平台,我能在此时入职德勤,机会难得。于是,我还坚持与父辈不同,走自己的路。

那时德勤在大中国区只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设有办公室,员工也不多。德勤北京税务部也只有几十个员工,客户主要都是欧美企业,主管合伙人都是外国人和港台人。当时为了与外籍领导和外国客户沟通,我们德勤的每个员工都有一个英文名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过一本《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 over China也叫西行漫记),该书是外国当时了解中国革命红区的名著。我就借此书名给自己起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名字,Redstar,与中文“红星”直接对应。老外好记,又有寓意,从此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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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进德勤,马上就感觉到了与税务机关的不同。在德勤,我每天必须西装革履,扎着领带,正式着装。早晨准点刷卡上班,但是绝无可能下午按时下班。加班到很晚是常有的事,连周末也不例外,就是所谓的996吧。当时我住在北京市的郊区通县(现在改为北京市的副中心通州区),德勤的办公室是在长安街沿线的中粮广场,后来搬到了王府井大街的新东安市场。我每天早晨天不亮,六点就得起床,赶着点去上班。当时通县没有通往北京市的地铁,我必须倒两次公交车,一路走走停停,摇摇晃晃,熬好久才能到达国贸站。特别是在冬天,四面透风,人满为患,苦不堪言。等我赶到国贸站,只好在路边地摊买点吃的,边吃边走,然后乘地铁赶到办公室上班,生怕迟到。晚上加班也是赶着最后的末班地铁到国贸站,那时通往通县公交车都没了,只好等人拼车,打黑的士一起回通县。我常常是坐在车上,就呼呼睡着了,等到了通县,司机催我下车,这才醒来回家。就这样,天天如此,早晚见不着太阳,只有星星知我心!

在德勤,仅是加班加点的苦干也不够,还得有效率和有收益。也就是说,要首先得到主管上级的认可,最终还得让客户认可,由客户买单,这才是生存之道。德勤国际有一套非常成熟、严格的绩效管理办法。每个员工每天都要填时间表(Time Sheet),而在时间表中,每个客户都有一个专有的编号(Charge Code),你每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只有让你的上级主管认可的有效时间(chargeable hour)才能填入。因此,你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就至关重要。当时我所在的小组服务于一个美国食品企业大客户。因该美国企业刚与中方合资办厂,便委托德勤对合资厂做一个税务健康检查,其外方财务主管想借此了解该厂有没有潜在的税务风险及如何改善和防范。我的主管税务合伙人看重我对税法比较了解,也做过基层税务稽查工作,就让我负责此项工作。经过两个星期的检查,我从税务机关稽查的角度为该企业查出了不少问题,随即草拟了一份检查报告。该合伙人审阅后,不是很满意,他觉得报告中问题虽然罗列得很详细,但是缺少必要的、务实的改善方案。该合伙人强调:客户希望的不仅是发现问题和提示风险,而且需要完善财税管理制度、改进管理流程以及提出相关的补救措施,这样客户才会认可我们的报告,才肯最终买单,我们才有可能再有后续的增值服务。虽然我每天加班加点,斟字酌句写报告,洋洋万言,颇为辛苦,但是合伙人审核过我花的实际时间后,最终只认可了一半的有效时间。这对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也促使我反思:由一个税务官员的心态向税务专业人士的角色转变。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强烈地意识到:应该站在客户和市场的角度思考和应对各种税务问题。

在德勤,员工不仅要苦干加巧干,还要把活儿合理地匀着干。因为每个经理人手中都有一大堆非常要紧的活儿要干,每个员工都要同时接很多不同上级经理的活儿。对于重要和紧急的活儿,就需要综合平衡和排序,这的确非常锻炼一个人的情商和忍耐力。一位经常与我同组合作的下属,她工作非常努力,我给她交代的活儿,也做得很快,很好,我对她非常满意,对她的考评也很高。可能是她感觉到我的专业技术比较好,又愿意教人,所以她每次都愿意主动接我的活,而对其他经理的活,有时就有些怠慢,或是有意选择少接。到了年底综合业绩考评时,尽管我给她的评分很高,但是其他经理对她考评并不高,在德勤严格的末位淘汰考核机制下,她还是最终被辞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下属并没有将被辞退的事情告诉家人,她怕家里老人受到打击,更不愿放下自尊,她依然坚持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就在德勤办公室附近的咖啡厅、书店或是商场里“上班”,一待就是一整天,一直到这些地方关门才回家,她就这样一个人苦熬了大半年。有一次,我们曾经的合作小组聚餐,特意邀请她来相聚。当她提及往事,说着说着就放声大哭了起来。她告诉我:“当时太任性了,没有关注到其他经理的感受和善意的提醒,失去德勤这份儿很好的工作,非常后悔!”她的境遇和哭诉,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我却爱莫能助... ...一年后,她告知我,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我才感到好受些。那件事情之后,我就特别注意团队合作和集体感受,“短板效应”也是我常常告诫自己和下属的必修课。

在德勤,如此快节奏、高负荷的工作环境下,一年半很快过去,我被晋升为税务经理。随即,德勤亚太区在泰国曼谷举办了一次新晋经理人的培训,我有幸得以参加。其中有一个双方的辩论训练课,参训成员被分为两组,我是其中一方的代表。谁知在最后决定性的辩论中,已经不是我和对方辩手在辩论,而是突然变成了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在指责和批评我。令我没想到的是:甚至连我方的北京队友都开始倒戈、反对我,我感到了无助和绝望,几乎崩溃,我在歇斯底里地抵抗着每个人!随后我才知道,这是培训老师专门设计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训练主辩手如何应对突发的不利事件。随即培训导师回放了录像并进行细节时分析和应对讲解,显然,在那场辩论课上,我是彻底地输了,但是那次的培训却教会了我面对困境时,如何冷静应对。从此以后,我遇到过很多突发事件,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就想起那次曼谷培训课的启示,勇敢面对、赢得了自己人生!

在德勤,时光如梭,又是一年。我非常有幸担任了德勤大中华区税收资源小组(Tax Resource Group for GC)的负责人,该小组是现在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的前身。当时,我们税收资源小组是一个特别专业小组,是唯一一个在德勤大中华区没有营收业绩考核的团队。对德勤大中华区而言,这是一种前期投入,类似一个企业的研发机构。我们小组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和研究中国最新的税收政策,将相关分析建议在德勤内部交流并与客户分享。德勤国际的一个比较优势是有庞大的客户群,它可以从不同行业和客户群中总结出同类问题和实操样板,继而给德勤内部和客户相应的专业支持,这使我对税收新政更加敏感,对税务专业更加精专。我们小组还有一项日常工作,是将中国最新的税收法规总结、翻译成英文,并在我们德勤大中国区每周发布(Weekly Tax News)。当时,我们德勤还和威科先行(Wolters Kluwer)旗下的CCH有合作,我们小组还要定期用英文对中国的税制变化做更新,对最新税收法规做评点。为此,德勤还专门派了一位高级税务经理来支持我们小组,他叫Xan, 剑桥大学毕业,是从英国伦敦德勤所来的。我们的英文稿件完成后,都要送给Xan进行审阅,然后由他修改、润色,最终变成非常地道的专业英语。虽然我也是英语本科专业出身,但是我过去在大学所学的英文表述,大都是文学性的,注重语法和修饰,这离真正的商业用语,特别是专业表述还相差甚远。财税专业英语强调的是规范、简洁和逻辑要点。在Xan的反复修改,指点过程中,我的专业英文得以很快提高,同时我也学会了从西方的思维和文化角度来进行表述。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对某个事项表态回复,虽然大家有所顾忌,但最后还是无奈表示同意:“OK,Yes”,还是最终Xan说了一句:“We don’t disagree!” 他用这句经典的双重否定,来表示肯定,既文雅,又隐含,让我们不由地拍手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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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勤,我除了正常的内部工作之外,还与中国政府部门有过合作。当时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优惠贷款项目,资助中国政府进行税制改革研究。德勤有幸中标,与财政部税政司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承接了此项目。我们德勤税务资源小组及相关中外德勤团队与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官员一起多次开会、研讨。当时中国政府希望能参考和借鉴国际惯例,尤其是想了解和学习欧美流转税立法和征管的经验,因此德勤国际团队和税收专家也参与其中,他们引用了一些欧美的成熟案例,介绍了相关税法立法的理念,这使我有机会学习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税收实践经验和前沿的税收理念,开阔了眼界,也促进了合作。在我们德勤国际团队的紧密合作下,最终顺利完成了“中国税制改革”的研究项目。为了庆祝这个项目的圆满完成,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专门举办了答谢宴会,我与德勤国际团队有幸应邀,到北京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赴宴。我为自己曾亲自参与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项目而倍感自豪。

在北京德勤,虽然当时仍是港台合伙人来主导管理,但是其本土化也做得比较早、比较好。为了适应中国本地化的运作和需求,德勤北京所税务部专门招聘了一些在国家税务机关有经验的税务官员,如从国家税务总局招聘了张宝云等人,从北京市税务局招聘了郝进军、张捷和王朝晖等人。我有幸当时与他们成为同事,相互学习,一起成长。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税务机关来的经理人开会时,向北京所主管合伙人抱怨道:“为什么我们对客户收费这么贵?比国内事务所,甚至比同行“六大”都要贵?客户很难买单。”该主管合伙人盯住我们说:“那是因为你们很贵,你们是我们德勤最贵的人力资源”。是的,我们很贵。我这才充分意识到自己以及我们这些税务经理人的市场价值,我们是非常值钱的,我们只有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奉献,才能拥有超出常人的回报,事实也正如此。多年以后,这些税务机关的同事都成为了德勤和其他税务中介的主管合伙人,他们在中国税务中介中凸显了本地专业人才的优秀领导力。我在北京德勤四年多的经历,同样也是增值有加,它把我训练成一名专业有素、技能全面的职业人士。这为我随后胜任不同企业的税务主管岗位,开辟自己一片新的天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德勤-始终是我职业履历中一个闪亮名片,感恩德勤,终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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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7-4 07:40:25 | 显示全部楼层
梁红星涉外税务经历纪实

在刚果(金)经历枪战和现金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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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中部,其首都为金沙萨(Kinshasa),简称刚果(金)。刚果(金)在非洲曾是一个古老的王国,1885年被划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领地”,1960年6月30日独立。1993年至2003年间,刚果(金)一直陷入战乱,后来战乱各方总算停火,联合国也向刚果金派驻维和部队,帮助总统老卡比拉维持和平局面,可是2001年1月16日,老卡比拉遇刺身亡,当时他儿子小卡比拉在中国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随即回国继任他老爸的总统职位。

自1999年,华为开始开拓非洲市场。到了2006年,华为在刚果金的公司发展已经有一定规模了,其成为了华为在非洲片区的重要“产粮区”。2006年8月,我从华为总部深圳被派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常驻,任非洲片区的税务总监。2006年9月,我出差到刚果(金),去检查税务工作,便体验到我人生中根本想象不到的外边世界!

记得有天下午,我和刚果(金)的财务总监老詹(詹茂伦)、财务主管小冯(冯兆杰)在华为当地办公室里,正讨论华为在当地组织培训技术机构的问题,按当地税务法规,若有相关技术培训收入可以申请税收免税。突然,就听到办公室外面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们从办公楼的窗口往外看,发现街上已经乱作了一团,人们在四处躲藏和逃窜!随即,办公室当地的黑人员工告诉我们,不好了、出大事了,发生枪战了。我们都吓蒙了,来不及收拾,立刻出楼飞奔,返回公司的集体宿舍。好在集体宿舍距离公司的办公楼不远,那是华为租用的一个有围墙护院的独栋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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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就让司机用仅有的一辆越野车在院内顶住大门,只求紧锁的大门不会被撞开,同时还有人专门将中国国旗挂在了大门外面,提醒中刚两国是友好的。大家在食堂拿了一切能吃的东西,各自都赶紧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此时天已开始变黑,我们都把灯关了。老詹和我同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一点声音都不敢出。屋子的窗户正对着临街的马路,开始听到了街上零星的枪声,紧接着枪声大作,随即就是装甲车碾过的轰隆声!突然,哗啦一声脆裂,流弹把我们的窗户打碎了,玻璃散落了一地。幸好我和老詹趴在屋角的床下,没有伤着。我俩一动都不敢动,只有在心中默默祈求,希望能安全躲过那漫长的黑夜!随后几天,外边街道虽然平静了许多,但我们还是不敢出去,在集体宿舍的全部人员,开始分配有限的食物,有些人还将自己留存的方便面、饼干、薯片、巧克力等一切能吃的拿出来分享,大家想省吃俭用,准备做最坏的打算,祈求外边的动乱能尽早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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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我们才得知,原来是副总统本巴怀疑小卡比拉在总统选举中有舞弊行为,率领他的卫队及其支持者们造反了,当然小卡比拉的反击手段也很强硬和坚决,他动用军队及时镇压了本巴的叛乱,由此出现了那夜我们经历的枪战!在距我们集体宿舍不远,有一栋国家政府办公大楼,留下了好几个被坦克和火箭弹炸开的大洞,临街的许多房屋的墙上,仍可以看到无数的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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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一周内,我和老詹才渐渐从激烈的枪战惊魂中恢复正常,恰逢卢本巴希(Lubumbashi)有个紧急的税务事项,我俩立即决定出差南下。

卢本巴希在刚果(金)东南部,也是刚果金的第二大城市。华为在此有一个移动项目组,但在当地没有财务人员,卢本巴希当地税务局因缺钱,就给华为当地项目核定了一个巨额税款,还有滞纳金和罚款。为节省税款和尽快了结该税案,我和华为刚果(金)的财务总监詹茂伦决定亲赴现场,带着美元现钞去缴税。因刚果(金)当时局势动荡,通货膨胀严重,其本币刚果金法郎(刚郎)贬值得厉害,国家外汇短缺,美元非常值钱,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更是天壤之别(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480刚郎,而黑市汇率是1美元兑1350刚郎),当地政府官员很腐败,根本无法控制民间的美元兑换。另外,卢本巴希当地税务官员也乐于接受现金缴税,那样可以免去给我们核定的大额滞纳金和罚款,同时税务官员也可以从中捞到个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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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詹专门找了一个旧书包,用旧报纸包好五万元美元现金,可谓整个书包塞的鼓鼓的,就一起赶到金沙萨机场。我俩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大概有20来个乘客,只有我和老詹两个是中国人,为异样的面孔。老詹将那个旧书包紧紧地抱在怀中,我的眼光也是死死紧盯不放。一小时之后,小飞机在卢本巴希的简易军用机场降落,顿时尘土飞扬,飞机颠簸着终于停定。此时,飞机里的乘客突然都站起来,开始鼓掌欢呼:“上帝保佑,平安落地!”我们好似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之旅!

因为卢本巴希有露天易采的铜钴矿,所以人们都怀着一夜淘金致富的冲动,从四面八方涌入此地,矿区被挖的是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的土平房,很少能看到几栋像样的小楼房。而且这里的治安很差,常常为了抢夺钻石或分赃不均,发生偷盗、火拼、凶杀事件。这里也是军管区,我们当地公司租的公寓是当地海关军方长官的私人官邸,相对而言,还比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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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达卢本巴希后就打听到,当地只有两个能一次性兑换大额美元的地方。其中一个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另一个是当地人开的肉铺子。我们提前让当地员工与这两个店的店主约好,在星期四下午,快打烊的时间去换汇。由于要换的钱数额巨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求这两个店铺先把客人打发走,把店门关好,然后开始点钱。我们当时根本就来不及一一验钞,只是抽样检查了一部分,眼睛一直盯着店铺掌柜一大捆、一大捆的钞票,将他们码好、装箱,大约装了整整五个能装电视机大小的纸箱。随后,我们华为当地粗壮的司机和两三个当地黑人员工,肩抗手拎,迅速装入了一辆大越野车内,运回当地公司的公寓。第二天一大早,还是我们那帮人,赶到当地税务局交纳税款,这可能是当地税务局第一次开眼,看到这样的壮观场面。所有办公室的税务官员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纸箱里的现金一一倒在办公桌上,开始在桌子上数钱,每张桌子都铺满了钱,他们个个眉开眼笑,像过大节一样。时间过得是那样漫长,我们终于等到他们数完了最后一张纸币。最后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一手竖着大拇指,一手递给我们开好的完税证。老詹攥紧那张珍贵的完税证,我们就急忙离开。一踏出税务局办公室的大门,我和老詹如释重负,悬着的心这才放下。然后直奔机场,返回金沙萨。我们终于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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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回忆往事,刚果(金)的历险仍历历在目,但多少还是有些后怕,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也真是别无选择,只能勇敢面对、迎难而上了。正是我们这些华为人,有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经历战争、动乱、疾病、地震等各种苦难,才成就了华为后来的成功和荣耀。


发展中国家税制特点及应对

梁红星


发展中国家的税制虽然大多各不相同,但是也有一些大致相似的共同特点。笔者根据在海外多年实地工作的体会,小结如下:税制相对比较简单,有待规范,实际操作中不确定性大,需要在试错和实践中学习和掌握。

很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列强宗主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虽时过境迁,很多发展中国国家独立建国,但是其税制很多还是仍沿用过去殖民地最初制定的税法,并没有作较大修改。如,西非原法属地,其税制受法国税制的影响很深;安哥拉、赤道几内亚等国的税制仍有葡萄牙、西班牙税制影响的烙印,老挝、柬埔寨还在沿用法国税制的体系,南美洲各国还是有西班牙税制的影响。若有可能,对这些国家原宗主国(如现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发达国家)的现行税制进行学习和研究,同时对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税制,一定会有助于帮助理解和掌握当地的税制。

虽然说,发展中各国的税制有所不同,几乎是“一国一制”。但是在特定的地理小区域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特点。比如说中亚五国(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东非共同体(即EAC,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即ECOWAS,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多哥、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中东的海湾六国(即GCC,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苏丹国、巴林王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沙特阿拉伯王国),还有在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华约组织),现转型学习欧盟税制的东欧国家以及加勒比海区域的中美洲各国。这些小区域的国家基本上税制是相同的,甚至在该小区域内是统一关税同盟,享受小区域内的关税优惠和相关税收优惠。

从主体收入的税种来看,大多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是流转税(增值税),所得税占比较小,地方税也较庞杂,(如地方的合同注册税、跨省的过路税、地下资源税、城市户外广告税等等)地方税往往有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立法和征收,中央(联邦)政府很难统一和协调。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改革或完善流转税,如从原来的货物和服务税(GST)改为增值税,或原来没有增值税,现在开始开征增值税。流转税的计算相对简单,所得税的规定也不太复杂。正是因为税制的相对简单和不完善,使得当地税务机关的执法解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企业对税法的理解多凭以往的经验和试错总结。从这些年的税改趋势来看,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另一方面在提高或保持着较高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如安哥拉,其税收体系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近半个世纪中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从2015年开始,企业所得税预扣税率开始变动,承包商不动产建设、改进和维护预扣税率从之前的3.5%调整到6.5%,对中资企业在建项目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征管形式上看,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形式。以每月或每季度的纳税申报为例,企业大多被要求到当地税务机关的申报窗口缴税,提交的财税资料的要件很重要,必须达到形式要求,如相关费用支出必须要对应相关银行流水单等。

从缴税环节上看,发展中国家更注重实效,注重税收收入的源泉控缴。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源泉扣缴制,如从业主支付端、从上游供应链以及服务提供商的支付环节就进行源泉扣缴,且扣缴的税率比较高。有很多国家直接按照合同金额,或工程支付款项的一定比例,核定征收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预扣预缴本来是一种税收预先征收制度,企业在年终可以根据汇算清缴情况多退少补。但实际操作中,企业多缴退回的操作难度很大,即便是可以申请退税,也是耗时耗力,需要花费一定的公关费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资“走出去”企业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也成为了这些国家的重点税源及重点税收管理和监管的企业大客户。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加强了对中资企业的反避税的措施。如学习中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检查、稽查和反避税的手段和经验,完善转让定价的法规,开始做转让定价的纳税调整。又如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如电算化、大数据、网络取证等)针对中资企业开始加强征管。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加入国际间的税收合作,如依据双边税收协定交换税收情报,通过CRS合作,从对方国家调取银行信息,以此进行反避税。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并没有签到双边税收协定。更有甚者,即便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签订有双边税务协定,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并不完全遵从和执行。对此,中资“走出去”企业在这些国家遇到明显错征税、重复征税、歧视待遇等情况,可以求助其在中国所在省级税务机关及国家税务总局,依照双边税收协定以及中国的《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申请启动双边税收磋商机制,主张保护中资企业应有的合法利益,积极争取落实协定优惠待遇。

从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角度看,大发展中国家还是延续了其原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及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各司其政。税务的具体税法执行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具体执行尺度也不一致。例如,企业会面临当地税务机关的随时检查、重复检查,这类税务检查多以补税罚款为目的。但是纳税人遇到税收纠纷和争议时,需要打官司,即走法院的诉讼程序,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先由税务征收机关进行行政复议。虽然发展中国家税法也有相应的法律诉讼程序,但因诉讼过程较长,中资企业需花费很大的诉讼费用,聘请专业中介,请税务律师代理打官司。甚至就是赢了官司,但最终执行仍是很困难。有很多的“走出去”企业不愿选择与税务机关打官司,希望息事宁人,与当地税局协商和解。但是因这些国家的执法和司法体制的不同,往往税局的默许、认可并不能保证彻底的结案,随后因相关税务具体主管或稽查官员的变动,往往会有翻案或重新补征税款的现象,有的中资企业甚至有陷入政府的行贿受贿的负面舆论之中。中资“走出去”企业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力争走当地国家正规法律诉讼程序,促使法院尽快做出有利的案例判决。

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税务专业中介不够发达,分工不细,国际化的程度不够(如很多的当地中介不能有效地用英文交流,极少有能用中文沟通的中介)如很多当地国家的中小财税中介,既做代理记账、审计,同时还做税务申报和税务年度清算。甚至财税中介还兼有提供法律和人力资源的中介服务。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聘用一个合适的财税服务中介,希望其专业、可靠,还能省费和保密非常的不容易,中国“走出去”企业需要耐心考察和比较当地专业中介机构的背景和人员水平,慎重选择合适的当地服务中介,有时甚至需要同时和并行聘请不同的服务中介,在不断的合作和磨合,甚至是试错中才能最终选定长期合作的财税服务中介。

注:《中国税务报》曾经在 2018年6月15日刊发了梁红星的文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务环境不一样 应对措施有区别”。梁红星根据此文章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部分,再做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


国际税收小知识


刚果(金)税制简介

梁红星编译整理


●企业所得税

居民企业

凡按刚果(金)法律注册的公司,为刚果(金)的居民企业,就来源于刚果(金)的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

同时,还有最低核定所得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按毛收入的1%征税。企业亏损可以向以后年度无期限结转。

非居民企业

经营所得所得税税率为30%。

预提所得税税率:分支机构的利润为20%(税基为税后利润的50%);股利为20%;利息为20%;特许权使用费为20%;技术服务费及管理费为14%。


●个人所得税

居民个人

雇用所得适用累计税率(超过刚果金43200000法郎的,最高税率为40%)

同时,还有最低核定所得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按从业经验或专业活动收入的1%征税。

社会保险费:按劳务报酬的5%交纳。

非居民个人

税率为35%

●增值税

增值税税率为16%,年收入超过刚果(金)80000000法郎是需要注册增值税号。

●注册资本税 (Capital Duty)

对注册资本金征收6%。

●行政税(Taxe)

对企业征收的行政税性质等同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种类繁多,如环境部针对各种企业的环境许可费用、文化艺术部制定的广告文化税收、邮电部制定的各项邮电许可及使用费等。主管纳税机关为刚果(金)行政收费管理总局(DGRAD)以及各级省市DGRAD分局。

●外商投资相关的税收优惠

外国投资者可以向刚果国家投资促进局(ANAPI)提交申请以获取税收优惠(最长30天),包括免征进口机器、材料和设备的关税,免征财产税等。另外刚果(金)对于投资公共设施的公司,对于与项目有关的设备以及价值不超过设备价值10%的零配件免征关税。

刚果(金)会根据不同地区政策对投资者给予免税期,包括但不限于:对Kinshasa地区的投资者,免除三年的进口设备和建筑材料的关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对Bas-Congo省, Lubumbashi, Likasi 以及 Kolwezi市,则免除四年的进口设备和建筑材料的关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4]。

注;编译资料来源于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IBFD)的各国税制资料,整理资料来源于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的SailingAbroad基建法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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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7-13 16:4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李威03 于 2020-7-13 16:47 编辑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几内亚打税务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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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西濒大西洋,北靠几内亚比绍,东接科特迪瓦,距离它较远的几内亚湾东南角还有一个国家叫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曾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宣布独立,官方语言是法语,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几内亚国小人少,资源匮乏,极度贫穷,经济上主要依赖外国的援助,对中国很是倚重。2014年西非发生的那场埃博拉病毒,让几内亚出了名,这才被中国广为人知。几内亚的第二任总统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是靠军变上位的,连任总统24年(1934—2008年)。在其晚年,重病缠身,已无法在公众场合露面,但其仍不肯放权。官僚腐败,民怨已深,时常动乱。

2006年9月底,我正在刚果金出差。在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被告知“几内亚华为出大事了,被税局告上了法庭,办公室已被查封”。命我必须在该周星期五下午前赶到几内亚,去法院应诉,我立刻会同刚果(金)当地法务经理启程。他曾在中国留过学,学的是法律专业,刚果(金)的官方语言也是法语。刚果(金)与几内亚虽然相距并不远,但是没有直达的航班。为了赶时间,我们只好乘坐小游艇,渡过刚果河,先到刚果(布),再乘机飞到马里,然后再从马里转机到科特迪瓦,最后从科特迪瓦飞抵几内亚,几经周折,耗时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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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出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机场,就看到华为办事处的财务经理张浩,他和当地司机早已在出口处等候我们了。此时已经是星期五的中午了,我们迅速坐上了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急速前行,直奔当地法院。法庭在一栋破旧的楼里,法官及税局官员都穿着制服,正襟危坐。我与法务经理两天来不间断的旅途奔波,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我穿的短袖上衣和旅游短裤,汗渍斑斑。法务经理更是奇葩,他还穿着一双凉拖鞋。我俩一副疲惫不堪的囧相,与法庭应诉的严肃氛围大相径庭。几内亚虽然落后,但还是延用了法国旧时的法律体系,形式做派。一位税务官员举着一本厚厚的合同影印本,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堆话,随后法务经理给我做了翻译。我马上理解到,他们说华为总部与几内亚运营商签的是总包合同(包括离岸设备销售和在岸服务),因此华为中国总部构成当地一个居民纳税人(PE),要对合同总额征税。那位官员夸张地伸出两个手掌,对着我们正反翻动,重复了两次。我注意到他的手心和手背颜色不同,一黑一白。我随即明白,他是要我们交纳40万美金的税款,这还不包括罚款和滞纳金。这简直就是颠倒黑白,狮子大开口!我俩随即做了仓促地应答。在辗转飞往几内亚的路上,我就给法务经理定下了两个“坚持”原则:一是坚持积极配合法院的要求,找各种理由反驳;二是坚持不轻易认输,争取时间找证据。好在这次法庭的庭审,仅仅是开头的一个形式过场,很快就宣布休庭,我们被告知要等到下个星期再审。

当我们赶回当地华为办事处时,才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几内亚华为办事处租了当地一个公寓楼,一、二层为办公室,三、四层为员工宿舍和生活区。科纳克里的税务警察已经将公寓楼的入口用木板钉死了,还贴上了封条。员工们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但是他们的生活还得继续,因此他们只能从楼后面的窗户翻进去,夜里进楼回屋睡觉。我们立刻驱车赶到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和经商处求救。随即,经商处的刘参赞就带着我和办事处的代表去几内亚的外交部进行交涉。刘参赞非常强势,义正言辞地说道:“华为的税务案正在审理中,非洲总部也派专人来解决,你们应该首先保证中国员工的生活安全,请立刻打开大门,我们不想让此事升级为两国之间的外交事件”。迫于中国外交官的强硬施压,第二天,几内亚税务警察就给我们解了封,开了门。我们立刻体验到:“祖国强,外交官的话就有力量,祖国强,我们远在异国,也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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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几内亚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我们想找一个比较好的律师事务所帮助打这个官司,我们马上就去拜访当地的“四大”。当地的“四大”了解到我们已被封门歇业,官司已经打到了法院,而且当时华为刚刚进入几内亚市场,也不太知名,他们都不愿意接手这个案件。由于时间紧迫,当地员工推荐了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我们无奈,只好接受。我们请该所律师尽快准备举证文件,积极应对后续的法院庭审。为了尽快推进解决该税务案,华为西非地区部的财务总监武明宇也从尼日利亚飞到了几内亚,与我一起进行现场指导工作。在与所聘律师讨论过后,武总,当地代表和我一致认为,目前的税务官司过去没有相似的案例,若纯粹在法庭上争辩,将会陷入旷日持久、耗时费钱的局面。最好的办法是力争得到几内亚财政部的帮助,让他们尽快给我们华为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这样基层税务局征税就彻底没有了依据,法院就可以撤诉。当地代表处一旦拥有了这个“免死牌”,今后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我们立刻再次向中国大使馆求助,大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华商。这位华商与几内亚总统及相关的政府高官都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由此,我学会了一句典型的法语表述,形容铁哥们的关系,“在同一个盘子里吃肉”。很快,这位华商为我们约好了拜访几内亚财政部副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的时间。那天上午,沿着科纳克里的海岸线,我们驱车前往几内亚的财政部。下着大雨,一路泥泞,海边礁石嶙峋、风大浪高,宛如我们当时的心境。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一个很旧的政府办公楼,我与代表处的代表及翻译走进了大楼,见到了几内亚的最高税务长官。经过简单的相互介绍,我就直奔主题,从专业上强调了三点。第一,虽然华为总部与几内亚业主签订的是总包合同(包括中国设备销售和当地服务),但是我们当地华为公司,只做服务,不做任何设备的转销售,中国总部也只将设备销售给几内亚的唯一业主(几内亚国有运营商)。华为几内亚当地公司与中国华为总部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各交各税,互不相干。第二,我们的总包合同是包税合同(即业主将承担所有相关的税款),如果就合同核定征税,那么我们就要求加价,再向业主索赔,羊毛出在羊身上。第三,我们这种总包合同模式,在西非、甚至在整个非洲都是这样的,这是国际税收的通行做法,其他国家都没有向华为总部核定征税,为什么只有几内亚要征税?当地代表接着我的话,又马上补充了二点。一是我们华为当地公司刚进入几内亚,现在正在给业主做设备更新和网络建设,你们的基层税局先是无故封门,再是威胁补税,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相关服务的进度,甚至总部会考虑撤出几内亚市场。二是华为正在考虑给几内亚一所大学捐赠一批电信设备和物资,如果这样对待华为,我们将考虑终止捐赠。我与代表对视了一下,真是心有灵犀,神助攻!那位局长也是一个聪明人,显然见过世面,明白大局。他很清楚,几内亚现在是一贫如洗,全靠国外援助维系,中国还是大头。业主是几内亚的国有企业,哪有缴税的预算?几内亚旧的电讯系统,动不动就断网,手机没信号,几经瘫痪,全国都在抱怨。西方的电讯服务商,嫌活苦钱少,早就撤出了几内亚,现在只能依赖华为当地公司来救急。另外,几内亚那所大学的电信设备捐赠项目,那可是总统的面子和选票,早在各大媒体做过大肆宣传,若华为终止捐赠,该如何向社会公众解释?又如何给总统交代?他更清楚,现在国家财政亏空,政府四处找钱,基层税局就是编着花样,试图敲诈新来的华为公司罢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税法依据。同时,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会据理力争,还带来了现实强大的压力。于是,税务局长马上明确表态,这件事情他们会尽快研究解决。但也提醒我们,当地华为公司的服务绝不能停,还要加速完成。另外,他还特别强调,华为的捐助要信守承诺,尽快到位。随即,他指着参会的一位较年轻女官员说:“具体事宜,以后您们就找她吧”。趁热打铁,随后几天,我们每天都来找那位女官员,强烈要求财政部尽快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那位女官员总是推脱说:“要批文,不容易。要开会,还要搞定很多上司。”最后她伸出一只手,张开五个指头,意思要5万美金。她还解释道:“我的儿子现在法国留学,急需这笔钱,你们要帮我”。我用刚学会的法国式幽默回答她:“你想让我们给你捕捉一头大象,做不到,那是违法的。我们可以送你两只小山羊,我们是朋友了,应该帮忙”。一个星期后,正好是当地穆斯林隆重的宰牲节。我们就在市场上买了两只山羊,去到这位女官员的家里庆贺节日,这位女官员满心欢喜,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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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几内亚税务总局出面给下面的基层税局打了招呼,当地法院也就没有再传唤我们去庭审。基层税务局缺倍感憋屈,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不知他们从那里搞到了我们与房东的租房合同,要求我们补交房产的印花税(类似中国的租房要交税,一般都由租户承担,再由房东向当地税务局交纳)。原来房东为了少缴税,搞了一份阴阳合同,与我们当地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大,给税务局申报缴税的合同金额小。基层税局终于抓到了这个把柄,要求我们不但要补税,还要交纳大额罚款和滞纳金。我和武总马上意识到,若不让基层税务局收一点税,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以后我们当地公司也将无法持续正常的工作。

有一天,在我们代表处的一层大会议室里,基层税局来了七个人要与我们开会谈判,其中两个还是持枪的税务警察。我们参会的有武总、张浩、法语翻译和我。当地基层税局还是那副以往的强势派头,勒令我们马上补税,同时缴纳滞纳金和罚款,不然就要再次封门,法庭见!我也毫不示弱,让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只交税款,绝不交罚款和滞纳金!”那些税官还是车轱辘话,不断地重复威胁我们。我再次强调:“合同金额小了,是房东的错,你们去找房东,我们愿意缴税,这是最大的让步!”。最后,这帮税务官员开始胡搅蛮缠,耍狠了,那两个税警也特意将枪托狠狠在地上掂了掂!我一急,也耍了一把狠,用我刚学会的法语说:“我和你们的顶头上司刚在一个盘子里吃过肉,不怕您们”,随即,我愤怒地把那份租房合同甩在桌子上,说了一句中文“我们走,不谈了”。我要求所有在场的中方人员随我离场,把这帮税务官员直接晾在了会议室。可能是几内亚当地税务官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种强硬的阵势,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阵,他们派了一人来找我们的翻译说:“他们同意了”。等那些税务官员们走后,武总和其他人都跑过来,一一给我来了个熊抱,武总兴奋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老梁,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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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解决完基层税局的上门催税,我们又遇到了几内亚大罢工的骚乱。街道上时时响起枪声,军方在围堵抓捕,人们慌忙四处逃窜。我们得知,军方已经实行宵禁,飞机停飞,政府歇业,商店关门,接着就是停水、停电、汽油断供,每天如此。好在我们办事处的员工不多,还储备了很多的粮食、水和日用品,足够我们再挺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公寓楼里有一个发电机,为了省油,每天晚上只能供应一小时的电,我们吃晚饭、办自己的事就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当时,不知谁有一套不完整的电视连续剧的光盘,是《给我一支烟》,讲的是一个美丽的叶子小姐(张歆艺饰)曲折的爱情故事。我们一帮大老爷们,每晚准时聚齐,一边吃饭,一边看剧,每天一集。叶子小姐成了我们每晚唯一的乐趣和期盼。“给我一支烟”也成了我们晚上见面时的问候语。我们谁带了烟,就相互发一支。饭不太好,香味缭绕,评说叶子,我们自得其乐。等一集放完,也就不发电了,我们各自悻悻回到个自的房间,只好早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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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晚,天气闷热,大家实在无聊,武总、张浩和我又无法入睡,我们就一起爬到了楼顶,准备纳凉、闲聊。四处寂静,明月高照。距我们公寓不远处有一座清真寺,此时,传来了嘹亮的宣礼声。在我们公寓的旁边是一个警察局,随后,传来了阵阵拷打犯人的惨叫声。一边是天堂的召唤,一边是牢狱的哭喊。我们此时倍加感慨,国家乱、百姓苦。愿真主保佑,长夜尽快过去!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科纳克里终于恢复了平静。好事多磨,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拿到了几内亚财政部下发的正式免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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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已经离开了华为,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有一天晚上,正好《北京爱情故事》开始热播,我一眼就认出了女演员林夏,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叶子小姐。我兴奋地拨通了远在深圳的武总电话。
武明宇有些瞌睡地问:“老梁,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我说:“我想你了”。
老武说:“你想叶子小姐了吧?”
我激动地说“你说对了”。我告诉他《北京爱情故事》里,有个演叶子小姐的女演员。
老武说:“念念不忘,老梁,还是性情中人呀!”
我说:“哪能忘呀,在几内亚,每个苦闷的夜晚,全凭叶子小姐相伴了!”
我们马上聊起了在几内亚的那些日日夜夜。老武睡意全无,我们一直唠唠叙叙,转眼就到了子时。
老武说:“老梁,来深圳华为总部吧,我也想你了”。
我说:“最近有些忙,我争取吧”
老武最后还叮咛了一句:“你一定要来呀,见我时记得:给我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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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7-20 15: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在荷兰设立华为全球控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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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曾经在17世纪享有“海上马车夫”的称号,其影响过世界的贸易。即使在现在,荷兰仍是欧洲重要的海运、空运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其国际化程度很高,咨询服务业也很发达。荷兰人文明素质很高,对外国人也很友好。阿姆斯特丹更是一个历史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其公共交通便利,运河纵横交错,风景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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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由于开拓世界各个区域和国别市场的时间先后不同,情况不一,因此,全球各地当时设立的公司也比较复杂,层级交错。随着华为业务全球化逐渐形成,华为最高管理层决定要规范和统一公司的全球治理结构,即在荷兰成立一个全球控股中心。因其结构涉及不同层级国家的当地税制、相互之间税收协定和具体特殊的法律实体形式,因此相当的复杂和专业,就像是一个瑞士劳力士手表,其机芯内的每个齿轮都要咬合到位,紧扣运转,才能精准报时。

从2007年9月到2010年8月,我被华为从非洲调派到欧洲,常驻荷兰阿姆斯特丹任欧洲片区税务总监,同时还兼任荷兰全球控股中心的税务总监。我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落实荷兰控股中心和推进全球转股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必须直面应对。我只有利用所有途径,跑步上岗,尽快胜任。

当时我们分别聘请了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安永和德勤。安永协助荷兰控股中心的落实和相关转股工作,德勤帮助做相关转让定价事宜。我反复研读和领会安永和德勤出具的专业报告和咨询意见。我的欧洲税务团队也有两个当地的税务经理,一个经理对公司税和并购业务非常熟悉,另一位经理是欧盟增值税的专家。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随时虚心地向他俩求教。他俩都是律师出身,对公司法、商业合同条款非常熟悉。而我则对财务有较好的理解和一定的经验,因此我们在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上正好互补,互相学习和促进。另外,在我们华为控股的团队中,法务经理王润蕾、财务经理谢绪平(Ricky)和我组成“三剑客”,我们配合默契,互相启发,效率很高。全球著名的荷兰国际财税文献局(IBFD)就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华为荷兰控股也是其会员。因此,我可以从IBFD资料库里查阅所需的详细税收资料。同时,IBFD也经常召开非常专业的研讨会,一般都是由OECD的税务专家或“四大”的资深合伙人来讲解,我每次参会都有启发和收获。我自己也非常地刻苦,买了很多相关专业书和资料,来恶补我专业知识的不足。我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欧盟税法,特别是参与免税(Participation Exemption Ruling)的详细规定。我研读和比较与荷兰签约的几十国家的税收协定,特别是对股息、利息以及受益所有人的条款(LOB)。我也学了很多的公司法的知识,特别是荷兰联合体(Coop)的法律形式。由此,我领略了荷兰及欧盟这些发达国家税法的复杂、精致和规范。我的眼界大开,提高很快,随后这也锻就了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税专家。

图片3.png

记得当时为了保证华为控股的免税待遇,我们需要向当地税务局提交一个预约税收裁定申请(Advance Tax Ruling)。在安永的帮助下,我们把相关资料和申请在税务局指定的网站上传,随后就得到了税务局的收到确认。我心里一直很纳闷,这个重要税务申请,当地税务局应该给一个正式的书面批复呀,到底行不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随后我们从安永和相关税务局的官员那里了解到:在荷兰,纳税人申请税收优惠是件很普遍的事情。一般来说,只要纳税人申请的资料齐全、真实,当地税务局就只会确认收到,表示纳税人的申请符合程序要求,纳税人就可以自动享受相关税收优惠。若是纳税人申请资料不全,或税务局认为有误,税务局就会及时通知纳税人补充资料或作进一步的说明,这类似于中国的税务待遇备案制度。但是,如果日后当地税务局在检查中发现纳税人申请资料作假,将会追回纳税人所有已经享受的税收优惠,还要对纳税人进行重罚!也就是说,荷兰税务局给我们的收到确认,就是说我们申请资料过关了,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了,就这么简单!

在我以往的经验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非洲国家,当地税务局每年总会有各种税务检查,至少会有年终检查及汇算清缴,而且每次税务检查,当地税务局总会查补一些税款。记得我在荷兰的三年期间,只收到一次当地税务局的税务检查通知书,在该通知中,告知我们要提供的相关资料清单和检查的具体时间。我当时心里还是比较紧张和担心,于是马上召集我的两个当地税务经理,商量如何积极准备和应对即将到来的税务检查。
我问道:“我们是否需要安排专车接送?”“不需要,他们会自己开车或打的来的。”当地税务经理回应道。
“我们是否需要安排专人在场全程陪同?”“不需要,他们会自己检查,不希望我们在一旁打扰他们的独立工作。”该经理还是否定的回答。
“我们是否需要在中午给他们安排午餐?如工作午餐?”“不需要,他们不会接受的”另外一位经理也是否定的回答。
“那在他们临走时,是否需要给他们送一点公司的礼品?”“更不需要,那将被视为行贿行为!”该经理更是加强了他的否定语气。
看着他俩一致的否定回答,我一脸茫然。他俩明白了我的担心,随即安慰我说,“我们平时已经做的足够好了,您不用担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随后,荷兰当地税务局的两名税务检查官员如约而至,准时到了我们公司。我们在一间事先预定好的办公室里,把所要求的财税资料整齐、有序地摆放在一个长办公桌上,除了桌上摆放了几瓶矿泉水外,当地的员工还是按照我的叮嘱,给他俩递过去两杯热咖啡。按照当地两位税务经理的事先提醒,我只给那两个税务官员递交了我的公司名片,随即就离开了那间办公室,也没有安排任何人再进那间办公室。那两个税务官员大概用了1个半小时,很快就完成了检查,随后他们就自己开车走了。他们来去匆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那次检查后,我始终也没有等到以往心中所希望的结果,即得到荷兰当地税务局的那种正式的书面检查报告。我随后了解到:如果当地税务局检查企业没有问题,税务局就不会出具任何的审核意见或者检查报告。这还就验证了那一句西方谚语:“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正是荷兰税务局的这种“无为”和亲民,体现出了荷兰政府的“廉政、高效。”换句话说,荷兰税务局对纳税人的诚信充分信任,纳税人也对税法充满敬畏。在日常严格的税务遵从和管理中,税企之间由此形成了一个透明公平、公正法治下的互动良好关系。

为了尽快推进华为全球各国公司转入荷兰控股中心,我们加班加点工作已是常态。因华为深圳总部及很多国家与我们荷兰的时差很大,我们需要晚上加班与总部和这些国家对接工作,我们自己戏称是在夜总会(夜夜总开会)工作。记得有一次,快到年底了,有一个国家要给荷兰控股报送税审资料。因为税审资料对于当地国申报缴税,进而确定转股价格,在荷兰控股合并报表都非常重要,要保证准确、合理和及时。又因该国在当地税务局有转让定价的预先约定(TP Country File)。也就是说,当地一个有限责任的华为销售公司,每年的利润不可能是巨亏和暴利,要保持一定合理的利润幅度,不然,当地税务局就会质疑,甚至做大额的纳税调整和补税。而华为各国的会计数据和相关凭证都要集中上传到片区财务共享中心,最终由该区域共享中心来进行汇总和编制财报。区域财务共享中心一般会根据相关的会计政策,统一做一些公共费用的分摊和特殊事项的处理。但就某个国家的当地税务合规来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财税差异”需要做一些合法、合理地调整后,才能申报缴税。但是该国的“财税差异”太大,且是年终累计的数据,我凭着专业判断和以往的经验与该国的财务主管及片区财务共享中心的相关同事,三人三地就相关项目数据一一进行复核和校对。我们一直改了5版的税审资料,从下午一直改到深夜。

图片4.png

我们华为荷兰公司的保安是雇用第三方保安公司,晚上加班若超过一定时间,保安人员就要清理工作人员,不允许留人在办公楼。因为我经常加班,保安人员和我都比较熟了,他就善意的提醒我,太晚了,该离开了。我恳请保安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抓紧赶完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保安又来敲我的办公室门,这时已快到晚上12点了,我不得不离开了办公室。此时公司的班车早已走了,市内公共汽车也停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赶最晚的末班有轨电车。但是还要在中间路程转一次电车,才能间接绕弯回到公司宿舍。我一路小跑,大约10分钟赶到了离公司最近的有轨电车车站,车站已空无一人。好在我没有等一会儿,就来了最后一班有轨电车。我走进车厢,也只有我一个乘客。为了安全和不寂寞,我走到车头,在靠近司机的地方坐下,给司机打了个招呼。或许天已经很晚了,司机也很寂寞,于是我俩开始闲聊搭话;
“你是中国人吗?”
我很佩服他的眼光,说道:“是的。”
“那可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在中国,天都快亮了”我补充道。
“你这么晚才回家呀?”
“公司有一个急活儿,我加班了。”
“辛苦了,加班有不错的加班费吧?”
“我希望是这样!”
“圣诞节快到了,你可以与家人团聚,好好快乐一下子了”,
“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了。”
随后,司机指着车厢里挂着的糖果吊袋说。“你可以提前尝尝圣诞礼物。”
“好的,”我随即从挂着的网袋里拿出一个巧克力塞进嘴里。“味道不错,谢谢!”
就这样,您一句,我一句,不知不觉有轨电车就到了中转的车站。

我立刻下车,跑向另外一个站台,站台上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再看看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半了,所有的有轨电车也已经停运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步行回去了。中转车站到我公司宿舍还有十几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沿着公共车道加快了步伐,希望能早点到家。此时路上空无一人,一片寂静。路上还有刚下的积雪,只能听到我“咯吱,咯吱”的踏雪声。荷兰的治安很好,我并没有特别的害怕,不用担心抢劫。月光如镜,照亮了前方,我不怕走错路,掉进河沟。只是一路走的时间太长,感到格外的孤单和憋屈。我扪心自问:“这么辛苦,到底为了啥?又有谁知道?”只有星星知我心吧。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半夜2点了,我终于回到宿舍,全身已经湿透。我先把闹铃上好,然后倒头就睡,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我又要去赶公司的早班车了。因为一大早,我必须要把那个税审资料准时上传,不能延误!

在我离开华为很多年后,我查阅到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华为控股的文章。那是一位华为外部人--申发伟写的“企业集团的全球税收筹划--华为全球税务筹划的经验与启发”(《中国总会计师》2017年第9期)。在该文章中,作者将华为全球架构(中国-香港-荷兰-各国家)和相关税收筹划做了简要的介绍,特别引用了华为2015年和2016年公开财报数据,对华为全球有效税负率做了比较。他得出结论:“华为公司近两年所得税税负率分别为12.9%和13.4%,低于我国所得税税率25%,也低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15%,处于较低的水平,华为的全球税收筹划非常成功,值得深入研究。”无独有偶,一个好的全球税收筹划,不仅要省税,更要兼顾合法和稳健,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近些年来,欧美国家若干著名世界级公司在激进的税收筹划下,安排的控股框架(如爱尔兰和避税地的“三明治”架构)却被媒体频频报出负面新闻。这些公司屡屡被相关税务机关查补税款,大额罚款,也影响了企业的声誉。相比之下,从2008年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华为的全球控股架构从未发生过税务方面的负面新闻,作为华为当时全球控股推动和落实的亲历亲为者,足以因此欣慰和自豪。

图片5.png

2019年8月初的一天,时任荷兰华为控股的负责人李红滨女士到北京出差,她请我和王润蕾在北京国贸的一家大饭店里聚餐,我们久别重逢,一起回忆起在荷兰控股的那些日子,李总颇为感慨地说道:“老梁,您们当时在荷兰控股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华为的贡献很大,你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多年以后,听到老领导对我们当时工作有如此高的评价,一句胜千杯,我心已醉,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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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7-23 14: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梁红星:发达国家的税制特点及遵从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多个发达国家。欧洲有:英国、爱尔兰、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列支敦士登、西班牙、马耳他、葡萄牙、捷克、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美洲有:美国、加拿大。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从整体上来看,发达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代表,大多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的税制特点是税收法规比较规范和复杂,实际操作比较专业和困难。具体来说,欧美国家的税制相对复杂,需专业人员细分应对。这些国家的主体税种是所得税(包括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流转税(增值税)和关税,其中相关限制条件和具体计算非常复杂和繁琐,一般需要专业人员长期操作,才能真正熟练掌握。

欧美国家间的税收协定和税收多边合作条约较多、也较规范。各国也比较遵从税收协定和多边合作约定且严格执行,可谓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如欧盟成员国都适用统一的欧盟关税法令、统一的所得税法令以及增值税法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则都遵从北美贸易区相关关税的协定。同时,欧美国家的税收征管比较严格,不拘形式,更重视实质,特别是坚守税企双方的互信和信用。一如,欧美国家没有税务机关统一监制的发票,企业可以自行开具带有个性特点的商业发票,但该商业发票必须完整体现出税务机关要求的所有信息:如包括税务登记号、银行账号、营业地址和联系方法等。再如,在欧盟很多国家,若企业提交给当地税务机关的事先税收裁定(Advance Tax Ruling)或转让定价报告(TP Country File),税务机关就会信任企业将自觉遵从承诺,遵守和兑现相关数据和指标。若是随后情况有较大变化,企业必须及时告知当地税局,提交充分的证明和解释(如解释客观条件的突变、商业的合理性)并与税务当局协商应对调整措施。否则,就会被税务机关取消相关税收优惠或被做纳税调整补税。三如,欧美国家的税务机关一般不会经常对企业开展税务检查或稽查。税务机关一般会信任纳税人的日常税务遵从(如企业自行申报和缴税),很少有税务机关不信任纳税人的真实财税资料,进而实行核定征税。但是,一旦企业被税务机关检查(如例行检查)查出问题,将会被追溯检查,企业就要被补税、且要被重罚和课以滞纳金。因此,企业平时就必须及时、完整地保存财税遵从资料,随时准备被税务机关检查。另外,发达国家的征税方式也比较先进和现代化,企业可以直接网上申报,网上缴纳税款,查询相关税务信息(如最新的税法规定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欧美国家的税务机关很少有相关税收事项的前置审批程序,更多的是强调纳税人信息公开披露,要求企业自行、自觉地报备和留存相关税务资料。企业通常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把税法要求的申报资料和备案信息及时、充分且完整地在网上提交给税务机关。而税务机关并不会马上给予肯定和具体的答复,只会确认收到的相关材料。企业可以自动享受税法规定的处理结果或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除非将来税务机关发现企业提交的信息和资料不完整或者有错误,才会通知企业进行补充说明或者更正。若是纳税人想得到自己税务遵从的事先确定性,有的欧美国家也允许纳税人主动申请被税务机关检查,让税务机关给与税收检查的结果和结论。如在荷兰,税务机关就推出了纳税人自愿性“横向检查”(Horizontal Monitoring)方案。该方案的最大优势在于纳税人的税务问题可以尽可能地事先明确,从而减少了事后的税务检查,从而减轻了税务与海关署的稽查负担。  

如果企业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税务纠纷,一般采取诉讼方式,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必须先向税务机关进行前置的行政复议。也就是说,若企业对税务机关的最终税务决定、处罚不服,通常要求直接到法院起诉。法院一般以判断法为准,但这个程序相当复杂且旷日持久。企业一般都是依靠税务专业中介机构的帮助,欧美国家的税务中介比较发达,专业服务更加细化,如财,税,法专注一行,有专职诉讼的税务律师,专门做转让定价报告的税务专家等。这些专业人士能从不同专业角度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四大”还专门设有针对中国“走出去”企业服务的中国税团队(China Desk),他们在中文沟通、企业文化背景了解及涉及中国税关联上有很多比较优势和便利条件。当然这些中介的专业服务费用也是非常昂贵,按小时计价,专项细分付费。企业一般都要充分重视这些中介的专业意见和作用,当然也要准备好充足顾问预算,“一分钱,一分货”是中介的价值所在和普遍行规,企业且不可在发达国家,对财税中介抱有“少花钱,多办事”的想法。

此外,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税权分制,即除了联邦(中央)这一级以外,地方各级政府,包括州和郡县在税务立法和征管上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权限,很多地方的税收优惠也是各不相同。企业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财税机关)直接沟通、谈判和协商获得特殊的税收优惠。例如,外国企业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当地政府(财税机关)以事先税务裁定(Advanced Tax Ruling))方式,商定相关的税收优惠待遇;如企业需要提交未来3-5年的商业计划、所处行业和业务发展评价和预测、未来3-5年的经营业绩(收入额,业务量,利润)、未来3-5年的雇员计划、未来3-5年的支出(花费)计划等其他资料。当地政府会根据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评估,随后给与特定的阶梯税收优惠政策。该事先税务裁定对政府(财税机关)和企业双方都有约束力,企业一旦不能兑现承诺的指标,将会被政府(财税机关)取消相关的税务优惠待遇,也会对企业的信誉受到影响。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跨国税收合作,联合反避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之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指引,规定和具体措施。如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释义、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中都强调了反避税,互换税收情报,防止税收协定滥用的约定,在OECD《转让定价指南》中加强了纳税调整的具体措施,还有OECD《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落实,CRS 的相关银行信息的互换等,这些都为打击激进的税收筹划,防止跨国避税起到的积极地作用。

注:《中国税务报》曾经在 2018年6月15日刊发了梁红星的文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务环境不一样,应对措施有区别”。梁红星根据此文章发展国家的相关部分,再做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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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税务高考

 楼主| 2020-7-27 13:10:0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惠普(中国)经历过的哪些事


我在北京德勤期间,就曾服务过惠普(HP)这个大客户。当时,欧美世界500强企业。如IMB,GE,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霍尼韦尔等公司已经陆续进入了中国。惠普(中国)进入中国比较早,其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当时惠普大中华区的税务主管是Steven Shee,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很好,随后他被晋升,将要去亚太区做税务总监。有一天,Steven给我打了电话说:“我们惠普中国区,现在要招一名税务主管,你愿意来吗?”我立刻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愿意!”我愿意挑战自己,再进一步拓展在外企从业的经历。
  

  
2001年2月,我加盟了世界五百强的惠普,任其中国区的税务高级经理。惠普是由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于1939年创建,他们俩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从硅谷一个车库创业起家,随后发展出信息产品、打印及成像系统和企业计算机专业服务,这三大惠普全球业务。源于美国硅谷创始人的自我科研的精神,惠普的企业文化注重人性化,员工之间比较温和亲近,即被人们广为赞誉的“惠普之道”(The HP Way)。
  
我去惠普之前就曾听说过“惠普之道”。其中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在惠普美国总部,企业给员工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职工福利,即给每个员工有一定量的免费汽车加油。每次加油都是由员工自己记录加油的数量。多少年来,加油站的总表数量和每个人记录的加油累计数完全吻合,从无差错。从来没有出现过员工多加油,少记录的现象。因为,一个惠普的员工都将自己的记录当作良心的刻度,那是至高的做人信用。在惠普中国,我还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惠普之道”。其核心价值观的第一项原则就是:“相信、尊重个人,尊重员工。”在惠普,没有原始票据的审核制度,公司相信每个员工都能按要求获取真实和合格的报销票据,员工只需让其直接主管审核业务的真实性后,就可在线提交报销申请,随即公司财务部就可将钱打到员工的公司公务卡上。当然,公司对个人的信任也是有严格条件和约束的。记得,有一次,惠普大中华区CEO,孙振耀对新入职员工说:“惠普对每个员工信任和尊重。同时,也希望每个员工不要辜负公司对你们的信任。如果若有员工违反公司的信条,哪怕是欠了公司一毛一分,公司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你打官司,追你追到天涯海角!”也就是说,一旦发现员工作弊,该员工会马上会被开除并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是惠普公司信誉至上的原则,绝不妥协。中国惠普上万员工,自行报销,有序高效,从未发生员工违规报销。当然,我同时也感受到了“惠普之道”家的温暖和关切。那时在惠普,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虽然公司也规定到了上下班的时间,但是每个人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可以错过上下班高峰,早来早走,或晚来晚走,只要不耽误工作,上班时间足够八小时就行。有时,员工家里临时有急事,甚至可以在家办公,只要保证工作效率,让直接上司同意即可,并没有像德勤那样必须严格遵守既定的考勤制度。那时早晨上班,公司的茶歇室,还特意为员工准备了热腾腾的咖啡和牛奶,冰箱里还堆满了酸奶,水果和小甜点。这样,员工们可以在一大早匆匆赶来上班后,在茶歇室,吃点东西,稍作歇息,更好地迎接一天忙碌的工作。
  

  
2001年9月,惠普和康柏宣布全球合并,以便整合全球计算机业务。我有幸经历了一次全球世界级公司合并税收相关事宜的经历。为了顺利推进惠普和康柏在大中国区的合并,我们专门成立了跨部门的合并小组。我负责落实惠普全体全球并购方案在中国区税收事宜,其中要及时提供相关中国税收的政策影响和建议。比如,当时国家税务总局考虑到企业解聘人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固定收入,对于解聘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均后缴税。这样的税收优惠规定可以很大程度低减轻解聘员工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我给人力资源部门讲解对解聘人员补偿金的相关税务优惠处理,协助对合并中的解聘员工的离职补偿费进行设计和计算。这对相关解聘人员的纾困解难,对并购中人力资源的平稳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那次具体并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惠普全球复杂的投资框架。惠普全球的各个区域有二三十层的上下层级结构,从最高层的避税地,到中间控股公司及导管公司,再到最底层业务运行的实体公司,层层叠嶂,交错综横,形成了惠普全球有效税负最低的投资架构。同时,我也开始仔细学习和领会惠普全球转让定价的安排和规定具体规定。在惠普并购康柏的过程中。税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既要凸显惠普与康柏并购后全球业务整合后的业务优势,还要保证惠普原来既定的全球税务框架和转让定价安排的连续和稳健。这正是我们税务专业团队所要发挥的特有作用和能够做出的显著的贡献。
  
其中,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像惠普这样的传统美国高科技企业,也有全球行动前的大动员。记得每次我参加惠普全球并购电话视频会议时,惠普新上任的全球CEO,女强人卡莉,每次都要号召参会人员高呼口号,振奋士气:“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后来事实证明,惠普的全球并购的确准备的很好,各个部门各司其责,确分工明,专业化强,各个部门之间紧密合作,沟通顺畅。我们按照惠普美国总部规划的时间表,有序推进,仅仅不到一年,全球并购就得以圆满完成。
  

  


在惠普(中国)日常税务遵从工作非常的细致和程序化。全球惠普集团从要严格遵循一套完整、规范和复杂的内控,上报制度,运用企业内部管理电算系统(包括财会模块),数据采集,和报表形成全部自动化。而当时很多的企业还是人工做账,制表。记得刚开始到了税收申报期,我就特别的紧张。我担心自己从系统内抓取的数据出错,或出现多缴或少缴税的情况。因此,我需要尽快学习和了解惠普的内部的电算管理系统,特别是要知道财务模块和税务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便是了解了电算系统操作和逻辑关系,但是对纳税相关数据的想更加准确和敏感,仍需要经验判断和对业务的熟悉。每次我从系统中制成表单后,都要跟上期纳税申报数据已经和历史同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要看到底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合理有依据?我就会向市场,销售及相关业务部门的求证,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引起的?这样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和事实的验证,也就是说,财税数据最终还是业务的客观反映,这样才是真实,客观和准确的,我对自己所取的纳税数据才能放心。当时我需要定期及时美国总部的税务专业团队上报相关保税数据并汇报相关税务事宜。其中就有详细的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我需要将中国的财税差异归集到递延税款这个科目并对相关差异做较详细的解释,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所得税汇算并没有这么细致,我原来也没有操作过。好在惠普美国税务总部,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其中有一个资深的所得税专家,他将他做所得税会计的培训胶片,以及相关的操作指导都给了我,还不耐其烦的给我做一些答疑和纠错指导。就这样,在哪位资深专家和总部税务团队的及时、必要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和掌握了惠普总部税务专业线所要求的汇报方式和汇报要点。
  
同样,税务的相关数据同样也会影响的业务及相关部门的运作。记得当时税务规定;企业申报资产损失税前扣除,需要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还需要提供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做鉴定报告。因此,我们请了一家比较有名的会计事务所,该事务所按相关程序和要求,去了几个实地去核实相关资产损失,我没有料到这会引发一连串的内部管理问题。如有些专业彩色打印机在惠普中国的账务上,已经做了核销处理。但是我与那个事务所到了各个代理商的门店,却发现账面上已经核销的专业彩色打印机,作为样品或演示机仍然完好,仍在被代理商正常使用。这实际上是“账外账”,盘点出的“营业外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这暴露出我们财务核算和销售管理之间的脱节。我把这个此问题反映到我们惠普大中国区的财务总监和亚太区的税务总监,顿时引起了他们高度重视,但是却无意中踏入了市场和销售部门的领地,令他们非常地敏感。随后,我们几个相关部门马上开会,梳理问题,完善和修改了相关管理制度和流程。我虽然到惠普中国不久,但是由税务问题引发对惠普(中国)相关管理完善,也算是凸显了税务部门的作用,对公司有所贡献。从此,得到了我的直接税务上司,亚太区税务总监Steven和大中华区财务总监的肯定和嘉奖,相关部门也对我开始刮目相看。
  

  
  我在惠普期间,还参加过一次有趣的会议。记得是2001年4月26日,那是全国税务系统第十个宣传月。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局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税法宣传活动。邀请了很多中国演艺圈的知名人士,还有一些著名企业的财税负责人就“税收与公民”这个主题进行座谈。
记得参会的有文艺圈的大腕儿有冯小刚、蒋大为、董浩、陈志等十几人。那些与会记者,会务人员、还有一些税务官员都围着这些文艺圈的明星,忙着签名和合影,就连会议室的窗户也堆满了张望的人头。文艺圈和企业届明显分为两界;文艺界的代表穿的五颜六色,非常的随意和自我。而我们企业代表全是西装领带,非常正规和低调。我有幸代表外企惠普参加了该会,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与这些文艺圈的大腕在一起座谈,沟通。当时,右边坐的正好是冯小刚。我给冯小刚礼貌的递了一张公司的名片,冯小刚接过名片后,马上接了一句:“闪闪红星呀,好名字,我记住了”然后他说,他没有名片,他又向我要了一张名片,在我名片背面儿草草地签下了他的大名,并留下了他的手机。他说,以后想看他的电影,就与他联系。我对那次会议印象就是一场文艺圈的个人秀,那些明星们一边表态,他们是社会公众人物,要带头示范交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又一边在抱怨,个税所得税太复杂,税负太高,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不应该针对他们整天搞新闻。可惜了我们这些企业的参会代表,国家主要的纳税人,却被冷落了在了一旁。还是主持人比较客观和理性,打断了明星们的枪镜,提议还是让企业的代表也发言,说一下…….那次会后,估计冯小刚已经记不起我了,至于冯小刚的手机,我也是非诚勿扰,从来没有打扰过。多少年后,社会的舆论导向,大众的热点关切才开始转向那些埋头苦干,精诚奉献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基层劳模,想想那次“税收与公民”座谈,这才是应该回归彰显的主题和主人公。
  

  
在惠普(中国),我非常有幸赶上了当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刚开始的本土化,在惠普(中国)的税务岗位,我能很早地独当一面,使我得到了企业经理人国际化的规范锻炼和快速成长,更让我体验到了“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熏陶。在惠普,我发现:只要自己能够被信任,被关爱,被鼓励,其实每个普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闪光的善良和自律,进而被激发出超常的奉献和努力!这就是一个世界级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企业文化的伟大力量!
  
作者系“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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