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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人] 【2012年11月20日】危机影响下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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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 13: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危机影响下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李为人( 博士)         刘绍坚( 博士)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发酵,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阴霾短期内难以消除,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这势必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是经济发展转变的重要组成内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服务贸易发展道路显得至关重要。

一、危机影响下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服务贸易增速大幅下滑,2009年同比下降 11. 6%,为 1983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服务业部门跨国并购额缩减了56.6%; 之后探底回升, 2010 年、2011 年同比增速分别达到9.9% 和10.8%。近年来,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稳步上升,从1985年的 16.4% 升至 2010 年的 19.7%,2011 年回落至 18.6%,比 2010 年下降了1. 1 个百分点 ( 见表1) 。
从目前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化推进,国际服务贸易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 一) 危机对不同服务领域影响不同
由于全球需求低迷,供给整体过剩,世界经济要走出低迷,必须依托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轨道。需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并不等同于制造业,“虚拟经济”也不等同于服务业。在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仍将大有作为。只是由于不同产业的功能有所不同,所以在步出危机过程中发展的潜力也有所不同 ( 见表 2) 。比如金融领域,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银行惜贷心理急剧上升,企业投资信心严重不足,加上巴塞尔III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比率,金融机构流动性日趋紧张,导致金融交易大幅减少; 但与同时,很多金融机构经营面临较大困境,不得不出售相关资产以渡过难关,使得跨国金融并购交易增多。近期,美国、日本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到欧洲收购金融资产。再比如建筑服务,尽管金融危机使企业投资信心大幅下滑,商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但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阶段,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各国政府基于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纷纷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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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同步波动态势趋于分化
早期,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而发展,服务贸易也是依托货物贸易 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服务贸易 与货物贸易之间一直显示出较好的 互动发展,波动趋势基本一致 ( 见图1)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社会需求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 业态不断丰富,一些无需依附于制 造业的服务业逐渐自主发展起来,货物在人们需求结构中的比重呈下降态势,文化、科技等自主发展的服务消费比重将会不断上升。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就是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业贸易会继续随着货物贸易的起伏而波动,而自主性服务业贸易则不会与货物贸易波动保持相关。随着自主性服务业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提升,服务贸易也不再单纯依附于货物贸易而发展,波动态势将日益分化。目前,忽略总量规模的同步波动,从结构角度看,不管是在国别方面还是在产业方面,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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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在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争夺上展开激烈竞争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始终主宰货物贸易规则的制定,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去适应。随着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升级,在服务业标准制定方面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这些国家持续加大投入,力求主导服务业标准和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上升,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屈服于发达国家的压力,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希望参与到国际规则制定当中,合理体现自身利益。比如,美国近期高调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 ( TPP) ,企图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等问题上,制定所谓符合21 世纪发展需求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此给予高度关注。此外,由于有些服务贸易涉及文化、教育、宗教和政治等非经济因素, 有些服务贸易关系到金融、通信等国家经济命脉,各国都力争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积极表达自身诉求。

( 四) 服务标准化与个性化相互促进
长期以来,由于服务的无形性、同步性和不可储存性等特征, 服务标准化一直是个难题,服务因此也变得很难 “贸易”。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业标准化逐渐成为可能,服务越来越“模块化”和“数字化”,许多服务业标准逐渐成为 “普世标准”,一些传统的 “不可贸易”的服务转变成“可贸易”的服务。在此背景下,加上各国在服务业管理上的规制放松,服务业越来越国际化,为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服务的个性化也在不断强化,朝着更加富有特色、更加能够满足差异化需求的方向发展。未来的服务贸易,需要在高标准的中间产品基础上,提供更加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高端服务产品; 在服务个性化、高端化的基础上,又将整合提炼出新的更高层级的服务标准。

( 五) 离岸服务外包将在曲折中发展
从资本和服务产品跨越国境的角度来讲,离岸服务外包就是服务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服务外包是从企业管理学的角度切入, 而服务贸易是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切入。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大型跨国服务企业学习借鉴制造业外包的经验,将服务业务生产工序裂变,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 “产品内分工”,促使国际服务外包快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位难下,美国、欧元区失业率分别保持在8%和10%以上,各国政府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纷纷出台政策遏制服务业务外包,防范服务业岗位流失。需要看到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在发展,跨国公司基于自身利益,依然会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推进产业国际布局,整合利用全球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提高自身竞争力,这将推动服务外包克服政治阻力继续前行。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在推进,服务全球化将取代制造全球化,服务外包将成为服务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重要表现形式。

二、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由 1985 年的 52 亿美元快速跃升至 2010 年的 3624 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由 0. 7% 提高到5.  0% 。但是,我国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一是国际竞争力较弱。中国服务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RCA) 始终在 0. 8 以下, 并且还在呈下降态势。二是服务贸 易逆差持续上升。由 1985  年的顺差7亿美元变成 2011 年的逆差 544 亿美元,且呈快速扩大态势。三是与 货物贸易发展失衡。服务贸易占对 外贸易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6. 9% 扩大 到 2011 年 的 10. 3% ( 见 表 3) 。四是新兴服务贸易占比较低。尽管 近年来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权使用和特许费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所占比重依然很小,运输服务、旅游还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主力军,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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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服务业发展落后
产业发展是贸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就没有蓬勃发展的服务贸易。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处于持续发展状态。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80 年的21. 6% 提高到2011 年的43. 1%,服务业就业占国内就业比重由 13.1% 提高到35. 7%。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比较落后,以可以获得数据的 2005年为例,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分别比全球低 27. 5 和11. 5 个百分点 ( 见图 2)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发展服务业的认识不到位。长期以来,我国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物质经济,不重视服务经济,认为服务经济是剥削,导致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 同时,消费者对服务的价值认识偏颇,不愿意为接受服务支付对价,导致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引领点始终停留在制造业上。二是发展阶段制约。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对农业、制造业等物质生产领域更为重视。与之相适应,建筑、运输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占据较大比重,而与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文化、金融、咨询等新兴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 二) 制度红利未能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开展了大量制度创新,使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契机,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敏感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制度创新极其缺乏,加上特殊的体制和历史因素,中国许多服务业垄断尤甚,严重制约产业和贸易的发展。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发展更多需要依托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开放的制度环境要求更高。由于我国很多重要的服务业领域完全由国有企业运营,不仅不对外开放,对国内的运营资本也不开放;有的领域甚至对外开放,对内也不开放;有些领域表面上开放,但实际上开放程度很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在WTO服务贸易分类的160多个部门和分部门中,我国开放了100多个,开放程度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 “弹簧门”、“玻璃门”。由于开放的不足,导致改革的不到位,民营资本和外资均难以进入,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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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资源的优势没能发挥
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发展相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更强调具有创造性和能动性的 “人” 的核心作用,对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源等物质要素的要求并不太高。中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规模均居世界首位,尤其是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每年五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未能将数量庞大的 “人力资源” 有效转化为 “人力资本”。主要原因是尖端、领军人物十分缺乏,使得大量基础人力资源无法串联起来,真正形成人力资本。此外,中国的教育培训机制与市场需求仍有很大差距,难以培养出适应产业和企业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 四)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一个国家对于有战略意义的幼稚产业,应该给予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使其在适度保护状态下发展壮大为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对我国而言,金融、信息技术、文化等服务产业都符合这些条件。但是,中国这些服务领域的管理分散在多个政府相关部门,经常出现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难以统筹协调,形成发展合力。在政策支持方面,缺乏类似货物贸易这样的总体支持力度,没能形成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政策支持体系。尤其是很多部门、很多地方的官员对服务贸易的概念了解不多,认识不够全面、准确、深入,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方面还缺乏有效方法。

( 五) 国际政治阻力制约
相比货物贸易来说,服务贸易的影响远远超过直接经济利益,涉及收入分配、消费习惯、文化认同,甚至是国家安全等敏感问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蔓延,很多国家的民族经济主义明显抬头,对服务贸易带来的 “白领就业” 机会流失忧虑重重,不断发生抗议服务业对外投资的游行示威行动, 政府干预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举措也频频出台,极大地增加了服务业企业的跨国投资经营风险,给我国引进发达国家服务业企业和拓展发达国家服务市场增加了极大困难。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已经进入总量快速扩张、结构优化升级的新阶段。要尽快将服务贸易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采取跟随性的发展思路,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良性互动,按照内部提升能力、外部拓展市场的工作原则,明确发展规划,确定开放时序,加大支持力度,构建促进体系,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商务部牵头制定的 《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15 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 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 11% ,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文化、咨询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 45% 。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要选择好发展路径。

(一) 打破行业垄断
这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前提。打破行业垄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没有节奏的完全开放,而是在有安全保障基础上的有序开放。
1.优先向内开放
深入落实民间资本投资的“新 36 条”,推动垄断行业实质性向民间资本开放,鼓励小型微型服务业企业发展,强化市场竞争,增添产业发展活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2.有序对外开放
发挥 CEPA 和 ECFA 的作用, 优先在港澳地区先行试点服务业开放,在取得经验、提升监管能力后,再向东盟及其他自贸区伙伴开放,最后对其他经济体开放。
3.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是中国切入国际服务产业分工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切入点。当前要完善现行对服务外包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更多跨国服务企业向中国外包服务业务,支持国内服务企业到海外设立服务机构和研发机构,开展就地服务和技术研发。
4.构建风险防火墙
与货物贸易中存在海关这一控制阀不一样,50% 以上的服务贸易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一旦外部资本进入,其提供的相关服务就相应进入。这就给国际服务贸易的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些部门不开放服务业提供了借口。所以要扩大服务贸易,必须要提高行业监管水平,构建金融、文化等敏感领域的风险防火墙,明确贸易发展中可以保护的例外情况,消除服务贸易发展的后顾之忧,这样才可能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服务贸易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 扩充专业人才
这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要素基础,当前的关键是通过多渠道挖掘高端人才将本土基础人力资源开发出来。
1.增强高等教育的针对性
加大高等教育投资,改进高校专业课程,加大实训力度,提升人力资源层级,大力培养异质性人力资源,储备服务贸易发展能量。
2.吸纳全球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
仅靠自己培养高端人才,速度慢且效率低。要加大对外籍优秀人才和出国留学人员的吸引力度,改善出入境服务和外籍人士就业管理水平,为优秀服务业人才来中国投资、创业、就业提供良好条件。
3.鼓励人才国际交流
积极推动学历互认,鼓励国内高等院校吸收国外留学生,继续推动国内人员到国外留学。在政府合作协议框架下,推动各国技术人才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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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打造产业集群
这是服务贸易得以发展的产业基础。要在特定城市、特定区域, 实施特定政策、发展特定产业,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加速服务业分工细化,优化服务业区域布局,加快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城市体系和生态集群,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第一,以特大型城市为重点发展综合服务贸易中心,参与全球化服务网络和国际竞争。如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技术研发中心、文化中心,等等。第二,以区域性城市为重心发展地方特色服务产业,打造具有专业服务特性的城市服务产业群。如在西安、武汉、南京等具有一定人力资源优势的区域性城市打造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交付中心,在云南丽江、海南三亚等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区域性城市打造国际旅游中心,在大连、宁波、深圳等具有优良港口资源的区域性城市打造国际物流枢纽,等等。第三,打造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产业区域。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大连软件园、无锡生物医药基地等产业园区,等等。

( 四) 发挥联动效应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要积极实施跟随性发展思路,推进对外经济各个领域的良性互动,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的相互促进。
1.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动充分利用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大力发展会展、设计、物流、航运等与制造业和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
2.服务贸易与利用外资互动大力吸引国际知名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国内服务市场竞争。发挥“干中学” 的作用,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整体水平。
3.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互动抓住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快速发展的机遇,加快金融保险、通信服务、咨询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全球布局,在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拓展,提高服务业整合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 五) 完善促进体系
在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 健全促进体系,为企业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创造良好条件。
1.对外商签投资协定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既涉及我国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问题,也涉及我国服务企业开拓境外市场问题。不管是从保护国内产业,还是开拓国外市场的角度看,都应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全球投资便利化,尽可能通过让渡国内“小利益”换取在国外的 “大利益”。
2.完善国内法律法规
对现行服务业领域相关法律的矛盾冲突进行梳理,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对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领域,根据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推动产业良性发展。
3.加大部门间沟通协调
加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的宏观协调和沟通平台作用,对内制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体系,对外商签相关经贸和投资协定。同时发挥“一行三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部、旅游局、新闻出版局、广电局等专业部门的作用,促进专业领域良性发展。
4.促进行业组织发展
鼓励企业自发形成行业协会, 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建立行业服务标准,加强行业国际交流,搭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平台。
5.发挥中国 (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综合平台作用
今年 5 月,商务部与北京市政府成功举办第一届京交会,国内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和肯定。今后要不断提高京交会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打造中国服务贸易的推介交易平台, 尽快形成 “南有广交会、北有京交会”的发展格局。

( 六) 加大支持力度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只依靠企业的微观主体能力还不够,政府必须在宏观政策方面予以坚定有力的支持。
1.税收政策支持
加快推进 “营改增”,根据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尽快予以调整,切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收负担。对服务出口企业,比照货物出口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项目,进口自用设备及伴随进口的技术、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服务贸易企业的研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税前抵扣,支持服务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服务贸易领域试点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促进自然人跨境流动。
2.金融政策支持
服务业企业固定资产规模不大, 在传统融资体系中很难获得支持。要加快建立服务贸易企业诚信体系, 探索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服务贸易企业优先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拓宽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服务贸易出口项目提供保险支持,探索将出口信贷政策用于服务贸易领域。
3.财政政策支持
与货物贸易相比,企业品牌和技术创新对服务贸易企业发展尤其重要。对于品牌推广、研发中心建设、重大技术项目引进及技术改造的相关投入,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等国家有关专项资金应予以贷款贴息等扶持。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国内自主开发的软件信息、咨询等服务。对吸收就业多、资源消耗少和污染排放低的服务贸易企业,按照其吸收就业人员数量和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贡献给予财政支持。
4.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可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 “走出去” 拓展海外业务,扩大金融领域贸易,还可以为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开展业务提供支持。要顺势而为,鼓励用人民币开展服务贸易结算,逐步放开资本项目,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 扩大汇率弹性空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鼓励其他国家或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


( 作者单位: ①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②北京市国际贸易学会; 责任编辑: 王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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