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给 税收带来的影响

不是杨花

人口变化给 税收带来的影响

作者：翟继光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

税收与人口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税收的总量及其结构有重要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此决定了我国纳税人的总数以及税收收入的总额在全世界都占据重要的位置。

纳税人的数量直接影响税收征管的难度和成本。在税收征管制度设计中，必须结合我国人口情况，考虑实际执行的难度和成本。例如，2019年，我国开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征管方面的重大变化就是大量的自然人纳税人需要自行纳税申报。为了进一步减轻个人负担，释放改革红利，同时，考虑到税收征管的难度，税务部门免除了2019年度和2020年度综合所得收入12万元以下和年度汇算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自然人纳税人的汇算义务。从征管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是值得肯定的。

纳税人的数量直接影响税收收入总额和结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目前为0.53%。随着未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税收的结构也有必要进行调整。增值税目前是我国第一大税，由于增值税本质上是对最终消费品征税，一旦人口的消费能力下降，增值税的收入总额及其增长必然受到影响。因此，应按照降低间接税比重的改革方向，调整税收收入结构。

人口的变化是缓慢的，其趋势往往也是难以改变的。唯有根据其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断调整税收制度，才能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人口发展变化中的作用。

税收制度应朝着老龄友好型的方向发展。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看，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9亿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税收政策应体现鼓励企业雇用老年人，鼓励家庭赡养老人，鼓励养老产业发展的导向。例如，企业雇用退休员工发放的工资可以参照残疾人工资实行加计扣除，家庭赡养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在现有每月2000元扣除额的标准上进一步提高，允许65岁以上的老人与子女联合申报个人所得税，养老产业和相关服务可以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等。

税收制度应向婚姻友好型的方向发展。从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占51.24%，女性人口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

为了鼓励婚姻，应考虑减轻结婚者的税收负担。例如，允许夫妻联合申报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单职工家庭的税收负担。

税收制度应朝着生育友好型的方向发展。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未来出生人口数量不容乐观。年轻人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最具潜力的消费群体，一旦年轻人数量不足，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以及消费能力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鼓励生育应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地产税等诸多税种之中。例如，个人所得税应允许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将未成年子女和需要赡养的老人纳入家庭的范围，合并申报个人所得税。对养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可以给予一定额度的免税照顾，对养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应给予更高额度的免税照顾。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工资，可以参照残疾人工资实行加计扣除。为子女生育服务的相关产业和服务（如月嫂服务等）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未来的房地产税可以按照家庭成员数量（包括未成年子女）给予减免税优惠。

来源：中国税务报

不是杨花

人口结构变化对税收有四个方面的影响

作者：康晓博

【新闻回放】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引起广泛关注。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长5.38%；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比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比18.70%。全国人口指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近期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期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对于全面查清我国人口状况，更加准确地把握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七普”反映的人口结构变化对税收有哪些方面影响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查阅了诸多相关文献资料，并采访了有关专家。

——对纳税人结构的影响。“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为89438万人，与2010年的93962万人相比减少452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至63.35%。从长期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占比仍将继续下降。与此同时，“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处于低生育水平，2020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而人口学界认为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人口的更替水平。

众所周知，劳动年龄人口既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也是创新创业的主体。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下降，而生育率又处于较低水平，长期看将影响劳动力资源、创新创业人力资源的衔接更替和可持续性，进而对纳税人规模和结构等产生影响。

面对这种新的人口形势，业界专家认为，财税部门有必要从人口生育、人口教育、人才培养、人才就业等全链条角度加强系统性分析研究，找准税收作用的“支点”，激发更多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为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升劳动力资源素质、优化人口结构注入“税收动能”。

——对税收管理和服务的影响。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但劳动力素质却快速提升。“七普”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要从依托“人口红利”向依托“人才红利”转变。纳税人整体素质的不断提升，也让未来更多以新理念、新技术为基础的税收管理和服务的实施，有了更加良好的前提条件。

——对社会“税感”影响。税感是人们对于税收的一种直观感觉。有学者研究发现，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税收的敏感程度不同，年轻人更易对税收产生反应。而年轻纳税人的税感，又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传递。加之社交媒体日益蓬勃，未来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可以预见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税收的看法。基于此，税收立法机关和财税部门，就需要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更及时、更密切地关注年轻人在网络上的税收意见，也需要储备一些更具前瞻性的举措，加强与年轻纳税人的沟通，让纳税人的税感更良好，税收意见更富有理性和建设性。

——对财政支付能力的确定性的影响。根据“七普”数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个百分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龚锋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导致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压力和融资负担加重，但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通过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有助于加大老年人对财政的贡献度，提升老龄化社会的财政可持续性。诚然，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要想更准确地把握其中的关系，需要建立精准的模型进行跟踪研究，进而通过税收政策的持续调整，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特别是要促进养老、健康等相关产业发展，增强老年人消费意愿，将财政支付能力维持在比较合理的区间。

税收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多因素都会对税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口恰恰就是影响税收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变化，对于税收收入构成、税收职能作用发挥等，将产生重要影响。“七普”数据的发布，为未来与人口有关的一系列税收储备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财税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应该基于这些基础数据，形成更多更新的税收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领导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

来源：中国税务报

不是杨花

构建系统的税收政策体系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作者：杨志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已经公布，社会高度关注。人口普查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支持，同样有利于税收工作的开展。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形势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剧，“人口红利”窗口期在缩短。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亟待有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支持。

顺应人口变化规律，发挥税收作用

税收要顺应人口变化的规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人口形势的最关键变量是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一般说来，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人口形势才能保持稳定。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形势，就要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促进总和生育率的回升。

人口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预期寿命的延长。预期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良好的表现。预期寿命延长之后，社会需要对人口老龄化有相应的对策。包括税收在内的公共政策应该能帮助老年人生活，既要实现最基本的老有所养，又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愿意且有能力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老年人有服务社会的更大空间。

人口变化有其规律，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重要的人口转型。人类社会最初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缓慢。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实现第一次人口转型，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总量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家庭养老保障，形成了社会保障，人类社会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低，预期寿命延长，结果总人口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人口转型规律并不容易改变。发达国家纷纷进入老龄化社会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近年来，中国采取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就人口增长量而言，其效果有限。更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和自主生育政策亟待出台。值得注意的是，税收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切不可无限夸大这种作用。

现行税收政策与现行人口政策基本适应

发挥税收作用，需要梳理现行相关制度和政策安排。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有扣除的规定，也有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2019年建立起来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是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之一是赡养老人支出，而且对独生子女有更为优惠的扣除。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鼓励生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之一是子女教育支出。子女教育支出是按子女数量计算的。子女数量越多，可获得的扣除越多。这有助于降低子女教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

除了上述较为明确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税收制度之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对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住房租金支出等的规定，有助于住房民生的改善，有利于生活成本的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生育。

女性生育保障目前在个人所得税政策上体现得不明显。考虑到生育对女性就业和职业生涯的直接影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将生育保障和税收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让企业和更多的市场主体自愿地支持女性生育，也有一定的探讨空间。

总体上看，现行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与现行人口政策基本适应。未来，应对人口形势变化，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系统性的公共政策支持。

构建系统的应对新人口形势的政策体系

现在的人口形势是多年变化的结果。要以更加快速有效的政策，去适应这种人口形势。

税收政策应在促进生育率提升、促进养老保障体系完善以及相关公共服务改善上发挥积极作用。例如，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可以因应变化的人口形势，作相应的提高，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更重要的是，应尽快构建系统的、适应新人口形势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以系统化的安排提升税收现代化水平，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除了鼓励生育的税收政策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关注提升人口素质的税收政策。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只有通过学习，人口素质才会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这也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收获人才红利的重要路径。应系统地研究健全提升人才红利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以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例如，提高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继续教育支出项目扣除标准，并对其实施动态调整。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更好地促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如今，全球竞争加剧，竞争结果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集聚有其规律，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才高地的形成。

此外，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看出，人口净流入省份（城市）往往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也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多关注区域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

来源：中国税务报

不是杨花

积极发挥税收作用 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作者：赵福昌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中心主任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总体说有喜有忧。税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中发挥应有作用。

喜忧并存：

我国人口结构新变化及挑战

从人口普查数据结果看，总体呈现喜忧并存的局面，喜在人口增长及人才红利提升，忧在出生率、老龄化及人口区域分化面临挑战。

人口数总体仍呈正增长。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相较10年前仍有七千多万人口增长，对于劳动力供给、市场消费潜力等都呈现积极的信号。

人力资本在提升，“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普查数据显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相比2010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改善。2.18亿大学文化人口成为新的人力资本红利，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也预示着新的风险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明显放缓。全国人口过去十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15岁~59岁人口为8.94亿人，与2010年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同时，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全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

人口迁移呈现分化。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中部、东北人口持续流出，人口区域分化愈发明显。发达城市群吸引能力不断加强，收缩性城市人口持续流出。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积极发挥税收作用

针对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税收应当在支持育儿及养老产业发展、配套衔接生育政策、配合支持养老金制度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发挥税收政策作用，应对人口出生率降低挑战。在放开二孩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应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问题要从解决目前生育意愿减弱入手，着力降低生育成本，加强女性生育期权益保护。

首先，可以直接运用对家庭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政策，鼓励生育。

其次，利用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相关服务产业发展，解决托育产业发展不足问题。目前我国0岁~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入托率较低，不利于女性产后恢复工作状态，需要加大托幼机构、早教机构等育儿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吸引、支持社会资本、社会力量进入托育行业投资。

最后，可以探索鼓励生育的税收政策。针对职场女性采取相关减税政策，减轻生育造成的职场歧视。在女性进入生育阶段时，对所属企业实行减税或退税；对于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的生育期女性，适当给予税收优惠。

支持完善养老金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需要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养老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我国正在建立完善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共同参与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首先，应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第一支柱，做实养老保险缴费，加大财政补贴和国有资产划转，做好养老保险费征管。配以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促进第一支柱的精算平衡，实现养老金财务可持续。

其次，加大对第二和第三支柱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优化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提高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缴费限额、降低税率，增强其对于高收入者的吸引力。发挥税收政策作用促进第二、第三支柱发展。

最后，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优化养老产业税收政策，充分考虑养老产业前期投资大、收益低的特征，注重对其前期发展阶段税收优惠。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业采取差异化税收政策，加大对老龄化严重地区以及公益性强、收益率低产业的扶持力度。

充分利用税收政策，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首先，做好税收征管，筹集充分的财政收入，加大对人才教育、培训支出保障。政府应较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比重，适当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提高企业职工培训经费的提取比例。

其次，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促进创新人才发展。可以总结一些地区先行先试税收优惠经验，探索符合高端人才流动税收框架体系。例如：对股权激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实施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等。

积极适应人口区域结构变化，应对区域分化挑战。首先，积极适应人口区域迁移的变化。根据人口迁移，提升以税收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促进相关转移支付分配依据由以户籍制度人口为依据向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转变，更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其次，积极应对人口迁移的区域分化。一是强化养老金缴费的全国统筹。促进人口迁出地区的养老保障收支平衡，为地区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二是配套区域发展战略，形成系列的产业、人才、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税收政策。通过一些税收改革先行先试，支持区域发展。税收优惠进一步与产业、人才等多种政策形成合力，共促区域均衡发展，减弱甚至消除人口区域结构的分化。

来源：中国税务报

2021年05月26日  版次：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