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最全】区域经济发展新棋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专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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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楼：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简介

2楼：田国强：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3楼：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涉税政策

4楼：财税体制政策创新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

5楼：绿色税制如何护航长江经济带发展？沿线三大城市的发展变化告诉你

6楼：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

7楼：长江经济带再添新动能：财税政策加力支持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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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覆盖9省2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面积约205.2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4%，所辖人口和地区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是我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所在。学术背景上看，最早由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提出“点-轴系统”理论及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政策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最初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从南到北的沿海“一线”经济快速发展，作为“一轴”的沿长江挺进内陆的经济带也逐步引起各相关方重视，包括形成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等多种合作机制，但是其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则是在党的十八大后。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调研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首次公开强调长江流域的发展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发源。自此，“黄金水道”成为被重点提及的长江经济带“关键词”。

2013年9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个表述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已经进入国家战略的视野。

2014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时指出，“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新的经济带，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新棋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5月23-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2014年6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会议认为，“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相结合、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4年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该意见指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有利于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有利于保护长江生态环境。

2014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继续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随后于12月9-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决定重点实施包括长江经济带发展在内的三大战略，以跨越行政区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词语注释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当然，此后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长江经济带发展问题。

以上逐步深化的论述表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已经正式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一；而2014年12月成立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则注重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扎实工作，以协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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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谈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田国强系湖北经济学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想从原则性的问题方面谈谈一些我对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国中部地区发展的看法。

首先我谈一个大背景，也就是中央终于高度认识到了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的极度重要性。长江经济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差不多占到43%，而中部地区又是长江经济带的一个“腰”，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看，但从一个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高度来说，中部地区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家安全。自古至今，无论是从稳定政权还是从防范外侵的国家安全来说，中部充分发展和崛起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重要地位。大家知道自古有逐鹿中原的说法。过去两千多年以来，如果要中国稳，中原一定要稳。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考虑到国家安全的时候，提出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部署也都说明了中部发展的至关战略重要性。

然而，过去30多年来，与中央早期对南部珠三角、东部长三角发展的重视，以及随后国家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到近些年对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的支持和政策倾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的发展和崛起一直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和政策倾斜，2014年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和必要。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有所恶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非常防备甚至是敌视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中来考虑，这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复兴问题。在这样一个重要性认知之下，我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谈。

第一点，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理念以及做什么、怎么做、谁去做的关系问题。我所看到的一些资料、文章，绝大部分的都是在讲长江经济带应该做什么，这些毫无疑问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做、谁去做，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呢？关键性举措又是什么呢？这方面谈的不多，没有着重强调改善元制度基本环境的根本重要性。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学者更需要考虑到和做研究的。其实，目标设定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提出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关键是如何执行和实现目标和弄清解决面临问题的路径、举措及方法。艰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正确的路径往往很少，但现实是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是五花八门，但大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是弱逻辑思维习性，不能精致化，故难以摆脱泥潭，导致改革和发展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怪圈。在这方面我们学者要付很大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将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及其方式方法讲清楚，必须从深层次上进行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整个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中部和长江经济带，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没有真正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平衡的、充分的、良性的高质量发展。中央全会里提到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概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其次，中国要做到区域经济不同层次上的协调发展，避免形成同质竞争。再次，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在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第五，共享讲的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

第二点，我们要从短期发展稳定与中长期改革治理相结合，来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落地问题。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不下滑，生活水平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短期稳定发展、风险防控的政策协调与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是非常之重要的。现在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时候，结果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问题。例如，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对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的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结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无法形成改革的共识。实际上，这不是改革的错，而是改革当中，我们作为学者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的研究，没有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以及思想性的有机结合。

第三点，要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做到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就必须考虑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之间的相互联动，如何做到激励相容。往往中央的部署非常好，但是政策无法落地。这就证明，你的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尤其是顶层设计方面出现问题。经常有人讲，经本身没问题，是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真的是如此，不可避免吗？其实，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和尚会念歪？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第四点，也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谈到的，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之重要。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副标题是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可能是最早之一提出这个观点的。最近这七八年来，我发现仅仅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够，所以我又将这个观点扩展为应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政府的作用是哪些呢？我觉得，首先是在于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制度环境应该是像老子讲的“无为而治”一样，要充分地调动各类个体的积极性，营造让区域发展的基本营商环境，制度环境才是根本。其次，政府当然要发挥一些导向作用，这正是我们论坛的主题，政府对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方面要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然，由于信息很难对称，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应是一句空话，反观现实当中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越来越大，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要改变这个现状，必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仅靠政府和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力量去做，它是一种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法。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中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如果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到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从根本上要靠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过去40年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今后也将起到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创新驱动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中。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特别是长江东部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仍然是重要主体，无论是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在这一体系之下技术创新由于风险大的原因，成功的机会不到5%，也基本要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因此要充分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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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

- 海关总署关于扩大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海关总署2014年第65号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税收服务之窗网站管理办法》的通知（税总函[2015]229号）

-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9月发布）

-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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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政策创新与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

作者：廖茂林 张燕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城环所   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编者按：2020年3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大保护战略的重要批示精神和韩正副总理的重要批示，强调落实《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促进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事关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大局。本文以财税体制改革为核心，提出适应于长江经济带2020新的战略布局的财税改革方案。

长江经济带一直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6万亿元，同比增长6.9%，占全国的比重超过46%。长江经济带地域广，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市场活跃度高，行政和利益主体多元，经济发展与流域综合管理事务错综复杂。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各方面财税及利益关系，建立更加积极有效的财税政策，是更好协调长江经济带区域利益、促进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有力保障。我国应围绕协调区域利益关系、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建立区域统一协调的财税政策等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机制改革。其中，对于部分重点难点改革事项，可以在长三角区域先行先试，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一、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对财税体制创新提出新需求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既有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发达地区，也有发展滞后的贫困地区，沿线布局有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行政利益主体多元，经济发展与流域综合管理事务交织，融合发展任务重，《2020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对财税体制政策改革完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一）促进实现全域绿色发展，要求构建与流域综合治理相一致的财税政策保障体系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显然，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推动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内河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模式，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加快研究建立起符合长江经济带发展特色、满足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要求的财税政策保障体系。

一方面，在根本性的改变过去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重“治标”、轻“治本”的做法，从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推进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国土空间管控，优化生产力布局，从源头上消除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这就需要增强财税政策供给保障的系统性，不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与政策供给。另一方面，为更好地协调长江上下游生态利益关系，要建立健全与纵向、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相衔接的财税体制政策。协调好长江上下游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充分地体现生态产品价值、保障生态保护地区的发展权。这既需要中央财税上给予积极保障和引导，也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地方之间以财税政策为引导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求进一步释放财税体制政策改革创新红利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既有发展水平领先的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也有近年来经济增长后劲较大的长江中游四省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西南四省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时代，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亟待在我国培育一批新兴的经济增长极，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接续梯队。显然，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通过财税政策的扶持引导，有望能够加快培育形成一批这样的战略性接续成长型的区域和城市。如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就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为支持重点区域板块加快发展，如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短期内的湖北恢复发展、成渝地区以及其他重点省市，可以研究出台更加有力度的财税支持政策，更好地引导东部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加强基础设施和民生发展等领域的投资，充分激发这些地区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另一方面，为支持长江流域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加速转型升级，结合“放管服”改革，应进一步研究财权事权下沉的具体办法，可以在长江经济带选择一批市县试点先行，切实让市县一级政府有更多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三）协调上中下游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发展，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财税资源分配机制

长江经济带内部板块之间、地区之间、市县之间发展差距非常大，应该说是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缩影。统筹了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发展，就是很好地统筹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既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也是重点任务。通过建立健全区域互助、区域合作等机制，进一步强化沿江发达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发展，让处于不同创新梯度和发展水平的地区在互助合作中实现协调联动，使得那些创新能力弱、经济增长困难的欠发达地区也能够在经济结构深化调整时期获得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机会，使命重大。

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研究建立起有利于长江经济带流域不同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财税资源分配机制。其中，关键的就是要让发达地区能够进一步释放“让利”空间，通过增加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积极延伸覆盖到欠发达地区，或为从欠发达地区转移迁入群体提供与本地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从增加欠发达地区发展机会的角度，需进一步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税源主体之间的关系，引导更多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向欠发达地区延伸投资兴业，增加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就业供给的机会。

（四）推动长江经济带新旧动能转换，要求进一步增强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区均面临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重任。近年来，我国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等，由于创新基础好、开放条件优越，已经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先行一步，逐步积累形成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优势。但从长江经济带范围看，整体上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还很大，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技术梯度的地区和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和侧重点不一样。进一步增强财税政策调控引导作用，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整体性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创新发展。

如围绕长江经济带去产能、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联动，打造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既可以研究中央层面出台支持长江经济带产业、行业、企业发展的专项财税政策，也需要进一步破除地区之间财税政策阻隔障碍，增强地区之间财税政策的协调性，避免市场分割和资源要素的恶性竞争。

二、财税体制政策的创新方向

（一）纵横结合的财政转移制度尚需完善

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游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目前从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层面，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中央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维护的支持。但应该看到，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各地区之间的生态关系不仅局限于上下游流域生态关系，还包括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多也还是依靠市场机制调节。

目前围绕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产品供给的利益关系、资源输出输入关系、粮食主产主销关系，还没有建立起中央财政引导、地方政府之间机制化的横向财政转移制度，补偿生态产品供给地区、粮食主产地区、资源输出地区的发展机会成本，保障这类地区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

（二）建立健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财税援助机制

欠发达地区财政能力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短板多。目前，我国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延伸到欠发达地区，既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也包括专业人才队伍方面的支持保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跨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地、钱”的挂钩机制尚未完善，还需要加强考虑发达地区承担了更多异地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公共服务保障支出等。长江经济带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这方面有较好的机制性基础，完全有条件率先示范研究建立健全财税援助机制。在现有的对口支援、对口帮扶机制基础上，研究建立健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财税援助机制，有利于更好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

（三）提升整体效率的财税政策还需加强

根据工信部《2017年长江经济带五大产业集群及产业转移指南》，长江经济带依托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要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领域培育集聚效应高、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长江经济带投资消费市场大、企业主体多、产业门类齐全，正在着眼打造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为此，需要统筹长江经济带产业、行业、企业资源，促进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效应和竞争力。建立中央财税、地方财税有机结合的专项财税政策，在科技研发、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兼并重组等方面给予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加快扶持和引导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三、促进长江经济带融合发展的财税政策优化路径

（一）持续加强财税体制政策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顶层设计

长江经济带内部区域差异大，协调发展任务重，需要中央层面继续加强政策引导与调控。在财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需有力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税收政策调节等在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的引导作用。围绕“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可进一步加强财税政策顶层设计，研究出台实施财税政策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方案。一是加强生态、粮食、资源等方面供给规模和质量方面的评估评价，建立清晰的补偿关系，明确利益补偿方和受偿方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中央层面搭建平台，以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鼓励地方层面通过沟通协商等办法，明确补偿标准、简化补偿办法，以经济规模、发展水平等基数指标或增加值指标为参考依据，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系数，建立起简单易操作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补充。

建立引导发达地区市场主体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兴业的财税引导政策。促进市场主体流动起来，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市场活力。可研究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补贴奖励、税收优惠减免等方式，引导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产能或延伸业务，让欠发达地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要素条件，借力发达地区产业行业企业转移，获得发展机会。

一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增加发达地区的财政资金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延伸到欠发达地区，既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等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也包括专业人才队伍方面的支持保障。二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长江经济带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信息、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任务依然重，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弱，难以承担较大规模的地方政府配套建设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应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性出发，研究发达地区政府在财政资金上给予更多投入支持，可以根据具体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一事一议”研究不同地区财政资金投入比例、时序等。

（二）更好地发挥长江经济带的省际协商作用推进地方财税政策协同

目前，长江经济带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区域性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例如，长江上游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中游湖北、江西、湖南三省签建立了长江中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等，确保跨区域重大事项推进过程中有沟通协商渠道和平台。应进一步发挥省际协商合作机制作用，围绕财税体制机制协同改革、财税政策制定方面建立起专项协调机制，就财税体制机制重大改革和相关政策研究制定事项，加强地区之间的沟通协商。梳理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涉企财税政策现状，加快清理不利于统一市场建设的财税政策，打破行政区对经济要素流动的阻隔，避免发达地区利用财税优势条件打造财税政策洼地，加快推动建立地区之间统一衔接的企业财税政策，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市场失灵和确实需要政府调控的，通过其他财税政策进行调控引导。

（三）优先在长三角等区域推进财税体制政策创新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财税政策已做了设计部署，明确要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探索建立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管理制度，建立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财政支出跨区域结转机制，以及创新税制安排，在重点产业领域的关键环节研究税收支持政策等。下一步，应尽快推进相关政策落实落地。与此同时，可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的综合优势，推进一些重点难点领域的财税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先行探索。此外，为支持和推进成渝地区建设双城经济圈，以及支持湖北、武汉后新冠疫情时期的恢复经济发展，可研究更加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财税支持政策，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引领作用。

（四）加强其他领域和政策的协同配套改革

财税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及财税政策优化完善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并非唯一手段。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结合，围绕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系统性任务，加强财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调配套，以及与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各项政策之间的优化协同，切实提高财税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优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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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税制如何护航长江经济带发展？沿线三大城市的发展变化告诉你

近年来，税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通过“税种调节+税制引导+政策辅助”的绿色税收管理服务方式，助力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积极服务长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税种调节，助力打造生态治理样本

南京，长江入苏第一站。自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以来，南京税务部门以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为指导，通过“税种调节+税制引导+政策辅助”的绿色税收管理服务方式，助力长三角区域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守住一片蓝天、护好一江清水贡献税务力量。

截至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南京空气优良天数已有304天，同比增加50天；优良率达83%；PM2.5年均值31.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3%。南京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从2013年的59.5%增加到目前的83%，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同期的57微克/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31.3微克/立方米，成为江苏省污染指数最低且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

“南京蓝”抬头可见。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以环保税为代表的绿色税收助力，以及南京税务部门的主动优质服务。

2018年1月1日，环保税正式开征。南京税务部门积极利用环保税“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向绿色、生态、健康、循环利用的方向转型发展。

走进位于长江边上的南京栖霞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显示屏，实时跳动的数字显示着工地各类环境数据变化。工地上，多辆洒水车在来回作业，洗轮机也在不知疲倦地为车辆轮胎“洗澡”，工地范围内十分干净整洁，刷新了人们对传统建设工地灰尘满天飞扬的印象。

据栖霞山建设工程部副主任魏佳科介绍，这是他们创建的智慧工地，通过扬尘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空气质量，一旦超标，监测系统会自动报警，喷淋功能自动打开，及时降尘。“在栖霞税务部门的帮助下，我们通过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叠加计算享受税收优惠142.7万元，并用这部分资金完善了扬尘管控措施。”魏佳科说，“在减少排放、保护长江的同时，我们企业也享受到了国家的税收优惠，实现双赢。”

税制引导，高耗能企业迎来绿色转型

长江经济带宛若巨龙，沿线11省市中，唯有武汉，别称江城。依托黄金水道和滨江滨湖优势，武汉自古商贾云集、贸易繁忙，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近年来，武汉税务部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加快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最重要的增长极。特别是2020年，武汉税务部门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创业发展，打造出生态优先绿色复苏的“武汉样板”。

位于武汉化学工业区的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拥有80万吨乙烯项目，是中国石化“十一五”重点工程，湖北省“一号工程”。为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中韩石化在“十三五”期间不断加大环保投入，进行环保技术升级，引入新的环保技术对三废进行进一步处置。

“十三五”期间，该公司新上环保项目26项，包括碧水蓝天项目16项、环保隐患治理项目10项，总投资近7亿元，减排效果明显。同时通过实施“能效倍增”计划，持续推进节能降耗。2017年该企业被授予清洁生产企业称号。

企业绿色转型，税收积极作为。201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实施后，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化工区税务局积极宣传落实相关减免税政策。截至目前，共为中韩石化减免环保税费184.77万元，激励企业加大环保项目投入。

“‘十四五’伊始，我们将在绿色工厂的创建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向花园工厂方向发展，致力于把优质清洁的燃料奉献社会，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社会环境改善作出贡献。”中韩石化公司财务负责人兰乾说。

而针对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则利用环保税“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实施环保改善路线。2020年，该公司新开、续建环保技改项目累计66项。因污染物排放减少、环保监测体系完善，全年环保税缴纳较2019年同比减少45%，实现了“增加投入——环保税税负下降——可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政策辅助，环保效益带动经济效益

679公里，是长江在重庆的“旅程”。流经这个有着3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长江的水质近年来却持续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重庆42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达到100%。

重庆恒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坐落在长江沿岸的丰都县高家镇，是重庆市最大的肉牛规模化养殖企业。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如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一直是当地政府和企业重点思考的问题。

“我们每年养殖肉牛1.2万头，预计产生牛粪、牛尿13余万吨，处理这些废弃物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企业每年还需缴纳40多万元的环保税。”恒都农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朱刚泉说。

自环保税法实施以来，丰都县税务部门积极向该企业宣传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环保税税收优惠政策，帮企业算好治污减排和缴纳环保税“两笔账”。

“在税务部门的引导下，公司自2019年第四季度起，与重庆丰泽园肥业有限公司合作，将养牛场的牛粪、牛尿加工成有机肥料，不但为企业减少了40多万元的环保税支出，以前让人头疼的废弃物还为我们带来了5万多元的收入。”朱刚泉感慨道，是国家的政策引导帮助企业实现了生态环境与企业效益的“双赢”。

在重庆主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每天在1万吨左右。如今，人们不必担心“垃圾围城”，甚至还能将这些垃圾“变废为宝”。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丰盛环保发电厂利用生活垃圾进行发电，让生活垃圾有了好去处。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配置4台焚烧炉，3台汽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48兆瓦，日均处理生活垃圾2400吨，日均发电量约100万度，工厂自用10%左右，其余全部上国家电网，可满足20余万户城镇家庭日常用电需要。”2020年，三峰环境集团先后在重庆合川和山西吕梁中标了2个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新增处理规模2000吨/日。“仅2019年，集团就享受各项税收优惠合计2.06亿元。我们将税收优惠政策红利投入到更多的环保发电项目建设中，用绿水青山来回馈社会。”该集团负责人说。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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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

作者：辛化

来源：中国税务报  2021年08月27日  版次：01

本报讯 据新华社电，8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财税等支持力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汇集各方力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是支持沿江省市生态保护。增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加大生态保护补偿力度，加强水污染防治资金倾斜，推动城镇污水管网改造和处理设施建设。实施奖励政策，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向长江经济带。引导地方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要求，支持重点水域禁渔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二是支持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促进绿色发展。着眼更好发挥长江航运能耗和成本低优势，实施重大航道整治，增强长江干线航运能力，提升支流航道等级。支持建设沿江铁路、干线公路、机场等。推进水库、引调水工程、城市防洪排涝等建设，加强中小河流治理和上中游水土保持。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促进落后产能化解、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现代服务业发展。四是推动开放平台建设。支持沿江省市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建设综合保税区。落实好启运港退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两个纲要明确，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依托社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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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再添新动能：财税政策加力支持绿色发展

2021-09-03 | 来源：人民日报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财税支持措施。会议指出，加大财税等支持力度，完善市场化多元化投入机制，汇集各方力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新办9月1日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请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政策内容。

　　真金白银支持，生态保护修复成效显著

　　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明显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加计生态环境保护标准支出等方式，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资金投入。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2018年—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长江经济带省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1321亿元，增强相关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累计下达长江经济带省份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504亿元，用于支持重点区域打赢蓝天保卫战；累计拨付资金92亿元，将重庆、芜湖等21个城市纳入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政策支持的范围；累计下达长江经济带省份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1203亿元，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和湿地等生态保护工作；累计下达资金183亿元，支持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和黑臭水体治理，加快补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短板。

　　“在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共同努力下，长江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许宏才说，2020年长江流域的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9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大熊猫、朱鹮、扬子鳄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

　　17项政策措施，描绘长江经济带新画卷

　　为长江再添“绿”，财税政策看点多。

　　许宏才表示，财政部已会同沿江有关省份、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细化具体政策措施，形成的《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的方案》将于近期公布。

　　方案从5个方面提出了17项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引导地方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支持连通重点区域的交通网建设，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力度，支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

　　许宏才用5个“新”描绘财税支持下的长江经济带“蓝图”——通过完善财政投入和生态补偿机制，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支持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支持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支持加快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支持长江经济带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

　　双管齐下，支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许宏才表示，财政部将从加快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贸易转型升级两个方面支持长江经济带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开放平台建设有3个着力点：

　　一是积极支持9个沿江省份落实好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的试点任务，发挥辐射效应、枢纽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二是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采取新的开放举措、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三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将沿江各类符合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为综合保税区，支持重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和农业合作区发展，鼓励具备条件的沿江省份设立综合保税区和边境旅游合作区。

　　贸易转型升级也有3方面重点工作：一是鼓励有条件的贸易产业集群、聚集区完善各类配套服务。在财政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贸易和产业的融合。二是支持沿江省份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外贸新业态，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三是发挥好现行启运港退税政策的作用，解决长江航线长、江海中转耗时久等制约沿江货物出口退税速度的问题。

　　财政资金引领，带动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高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龙头。

　　许宏才表示，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发起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也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方面大显身手。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设立的初衷是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他介绍，该发展基金的股东包括沿江11个省份，充分调动沿江省份的积极性；同时，基金也可以通过子基金投入等金融手段，加快培育绿色发展领域的市场主体，扶持绿色产业发展，为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提供系统性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