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李威03

作者：
于井远（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广东地方公共财政研究中心）

劳动收入份额，即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是要素收入分配的核心指标，对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白重恩 等，2009；李稻葵 等，2009）。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税收政策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通过充裕企业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进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由于进项税额留抵占用流动资金的负担，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资金不足问题（岳树民 等，2023）。2018年，我国对部分行业试行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2022年，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期末留抵税额“留而不退”这一制度性成本，直接为企业注入现金流，是增强企业内生发展动力、提振我国经济的有力工具（刘金科 等，2020；吴怡俐 等，2021）。
现有相关文献，分别从就业促进、社会保险缴费等视角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民生福利效应。如朱江涛（2022）指出，企业获得退税资金后，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等方面，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有力工具。刘长庚 等（2022）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雇佣决策的影响，发现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劳动力雇佣规模增加了5.4%，劳动力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赵仁杰 等（2023）发现，增值税留抵会加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进而对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和参保率产生挤出效应，而实施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总体上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除了增强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之外，也具有显著的民生福利效应。而作为民生福利效应的重要内容，留抵退税政策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如何，现有研究缺少直接关注。
为此，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留抵退税政策能够有效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助力改善要素收入分配。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通过考察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既丰富了税收激励与收入分配的有关研究，也进一步拓展了留抵退税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的研究视域。

一、研究假设
理论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体现为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已有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直接原因（祝树金 等，2016），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倾向于减少对劳动要素的利润分配，从而抑制劳动收入份额，而期末留抵税额的“留而不退”会明显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甚至扭曲企业经营活动。由此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最直接的效果便是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流，通过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为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提供直接的物质基础。同时，现金流的释放也激发了企业投资热情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刘金科 等，2020；刘长庚 等，2022），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影响用工和薪酬福利政策。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H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另一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也可能因要素替代效应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根据增值税计税原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部分可以在以后期间进行抵扣，但在实际抵扣之前，对企业而言相当于短期内承担了一笔税收，从而会抬高资本成本，抑制其投资积极性，甚至导致投资和创新投入动力不足。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将属于与资本采购相关的进项税额提前退还，通过降低资金使用的时间成本，降低资本劳动相对价格，进而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和采取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余淼杰 等，2014）。由此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也可能产生要素替代效应，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
H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由以上可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综合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进行以下清理：仅保留非金融业样本，删除关键变量缺失及部分财务数据不合常理的样本，剔除ST、*ST等样本，对连续变量在1%分位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观测值17 885个。
（二）变量设计
1.劳动收入份额。本文使用比值法度量劳动收入份额，即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劳动报酬除以企业增加值。其中，劳动报酬为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企业增加值为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
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根据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将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18个行业以及电网企业设定为处理组，其余行业为控制组，对政策时间的设定以2018年为界，将2018年及之后年度赋值为1，之前年度为0。
3.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偏差，控制变量选取以下企业特征变量。（1）资产结构。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占资产总额比例表示，度量企业的资本密集情况。（2）企业年龄。使用样本年减企业成立年份后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3）第一大股东持股。使用第一大股东持有股份占总股数比例表示。（4）市场价值。使用托宾Q值（TobinQ）表示，衡量企业市场效益。（5）两权分离率。使用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表示，度量公司治理情况。（6）政府补助。使用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比例及其平方项表示。（7）盈利能力。使用企业营业毛利率表示。（8）企业规模。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表1（略）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设定
为有效识别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本文将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视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详细考察。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LS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劳动收入份额；VATi,t表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虚拟变量；Controls为企业特征变量；δi为个体效应；μt为年份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β、γ分别为待估参数，若β显著大于0，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够显著地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略）


四、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检验
依据前文分析，本部分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本文使用SA指数、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企业规模除以总资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江笑云 等，2019），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度量要素替代效应（余淼杰 等，2014）。根据表3（略）中列（1）至列（3）回归结果，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SA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对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和企业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具有明显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究假设H1得证。根据列（4）至列（6）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及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了企业的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具有要素替代效应，研究假设H2得证。
以上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既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也同时具有要素替代效应。而结合基准结论，可以认为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致使整体上劳动收入份额得以显著提升。同时，这也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虽会深化企业资本投资行为，却不用过分担心其替代效应。
由于企业普通员工面临着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供求匹配中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与之相比，企业管理层属于稀缺资源，相对于普通员工有充足的资源获取能力，从而能够分享更多的政策红利。因此，本部分继续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更多地源于普通员工还是管理层。表4（略）汇报了这一回归结果。根据列（1）和列（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普通员工人数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对管理层人数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普通员工，而非管理层。而根据列（3）至列（5），可以看出，尽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普通员工和管理层平均薪酬的影响均为正，但并没有显著影响内部收入差距，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后，企业相应地增加了普通员工的雇佣数量和平均薪酬。
（二）异质性分析
非国有企业往往因缺少充足抵押品而面临融资约束，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可以助其灵活地根据市场条件改变自身用工策略，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与之相比，国有企业的类公共部门特征使得其薪酬制度受到更多的非市场约束，用工策略往往难以根据市场条件作出灵活改变。因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可能因企业所有制而异。本文根据股权性质不同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组考察其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均强于国有企业。这表明非国有企业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敏感性更强，较容易对用工策略作出改变，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平均提升了1.9个百分点，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致使劳动收入份额得以有效提升。政策实施后，企业相应增加了对普通员工的雇佣数量并提高了平均薪酬。进一步地，该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要强于国有企业。
（二）对策建议
1.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根据本文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重要原因，这说明继续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范围，充分释放企业沉淀资金，可以有效地助力要素收入分配改善。但根据现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有制造业等13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以及全行业的小微企业，可在一次性退还存量的基础上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而其他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仅能退还60%的增量留抵税额，这意味着这部分企业仍需要自行消化存量留抵税额和剩余40%的增量留抵税额，从而无法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此外，对进项构成比例的计算规定，也将部分企业排除在政策范围之外，如农产品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的企业，可能因购进农产品而降低进项构成比例，进而不能充足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因此，为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行业和企业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更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
2.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当前，我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也存在着门槛限制，如退税条件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须为A级或者B级，这一条件使得很多新设企业可能因信用评级为M而无法享受当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据统计，2022年我国新设企业中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5 200万户，平均每天新设企业2.38万户，而这部分企业是吸纳和调节就业的“蓄水池”，对改善收入分配等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设立当年所购置固定资产等设备形成的留抵税额，由于无法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能不利于鼓励创新创业。建议降低此部分企业的退税门槛，将信用评级为M的新设企业直接纳入政策范围，也可在现有评级为M的基础上，利用新设企业主要负责人历史信用信息，设置一定的过渡条件，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将主要负责人个人信用较高的企业纳入政策适用范围，从而通过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利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所释放的减负纾困效应，营造鼓励创新创业的税收环境。
3.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根据本文研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收入分配效应更多地源于非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中又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同时，根据统计，民营企业也是当前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中受益最大的市场主体，占比达76%。这说明充分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积极效应，应更多地关注此类企业。建议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在“实行纳税人缴费人动态信用等级分类和智能化风险监管”的基础上，试行分类管理，在完善退税风险防控体系的同时，提高对民营企业纳税人的税收服务质量。对高信用低风险的民营企业纳税人，改革现行的申请审核制，实行申请备案制，进一步推行优质高效服务，降低税收征纳双方成本。而对低信用高风险民营企业纳税人，坚持先审后退原则，并依托智慧税务加强退税前端风险防控，做到精准执法。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4年第1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于井远.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J].税务研究，2024（1）：113-119.


-END-
●《税务研究》2024年重点选题计划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税收体系完善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税收政策设计：理论逻辑与政策启示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税制优化研究
●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政策制度体系评估与完善
●健全税费联动征管服务机制的思考——基于浙江实践的调研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税收政策探析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公益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效应——基于某市数据的分析
●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税收制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销售税发票创新的思考
●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的制度困境、克服进路及其制度建构
●数字经济下营业利润征税权分配规则改革的法理依据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税收现代化共治共享的路径分析——以穗港合作为例
●县级税务机关在推进税收现代化中的税费征收监管资源优化——基于国家税务总局莒县税务局的调查
●建设标准化“枫桥式”税务分局的实践策略——基于国家税务总局富平县税务局的调查


点击“阅读原文”快速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