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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研究]
信用环境会影响企业税收遵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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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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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9 1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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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名称:
税务研究
标题:
信用环境会影响企业税收遵从吗?
作者:
发布时间:
2023-12-27 09:42
原文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MTgxNTQ5OQ==&mid=2247505803&idx=1&sn=2d421a14d104ce62070261abf893de62&chksm=fe2ba1afc95c28b97598b029890ccab2c86f6768b877d492e6691138cb0e846bae1115e48b01#rd
备注:
-
公众号二维码:
-
作者:
尹美群(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李若晴(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税收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通过税收再分配,可以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并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企业作为特殊的纳税主体,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据统计,我国
税收收入
有九成来自企业,当企业的税法遵从度较低时,不仅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的税法遵从度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环境作为信用体系和信用文化的共同产物,是社会行为主体之间赖以建立、培养和发展信用的背景、基础与客观环境,其是否健全对于市场经济能否公开公正透明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营造更加优良的信用环境。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各地对信用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也日渐提升,全国整体的信用环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地区间差异,仍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出现。
本文探究信用环境与企业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可能的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丰富了关于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大多关注企业自身特质对其税收遵从的影响,即使涉及外部因素,也更侧重于税制改革等。本文从信用环境这一非正式制度入手,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证明了信用环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为各地进一步优化信用环境以及提高企业的税法遵从度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有关信用环境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包括:凌江怀 等(2016)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信用环境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最终得出信用环境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郭文波 等(2021)以浙江省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证实了信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信用环境的负面影响说明以上正向作用的有限性;徐子尧 等(2021)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求社会信用环境对私人参与借贷市场的影响,发现失信环境将显著抑制私人参与借贷市场。
而关于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基本上集中于企业内部治理、信息披露以及税制改革、社会认同等方面。例如,陶东杰 等(2019)的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大大激励了企业税法遵从度的提高。李吉园 等(2020)基于身份经济学假说探讨了企业是否拥有本地CEO对其税法遵从度的影响,并得出本地CEO会因家乡认同提高企业的税法遵从度这一研究结论。张明 等(2020)则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税收遵从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张座铭 等(2020)认为,税务中介的存在会增加税收遵从。王丽娜(2020)基于数字经济的兴起,通过借鉴其他各国的税制改革思路,从税制优化、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和国际合作等层面为提高我国企业税法遵从度提出了建议。黄昊 等(2021)证实了分行业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税法遵从度这一结论。王怡璞 等(2021)重点探讨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并从产权和行业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增值税的差异化影响。李文(2022)提出,为了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愿,应努力激活有利于税收遵从的社会认同。
综上所述,关于信用环境的经济后果研究,大多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或金融市场相关,较少关注其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而现有文献多从企业内部探究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涉及外部环境的相关研究则集中于税制改革等正式制度的影响,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将信用环境与企业税收遵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较少。这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二)研究假设
1.信用环境与企业税收遵从。随着信用环境建设的不断开展,信用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也日渐突出。从外部环境讲,信用环境建设有助于当地形成“人人讲信用”的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推动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诚信意识的提高,减少企业的逃税行为。与此同时,良好的信用环境进一步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这造就了更加严格的监督环境:税务机关以及媒体的双重监督可以对企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促进其提升税法遵从度。从企业内部讲,当企业所处的信用环境水平较低时,其失信和逃税行为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从而增加企业的外部收益。因此,理性的企业可能会基于违法成本低而实施逃税行为,进而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及利润,粉饰其财务报表,营造出经营状况良好的假象以吸引更多投资。而良好的信用环境则能够减少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逃税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企业所处地区的信用环境水平越高,企业的税法遵从度越高。
2.信用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影响的异质性。
(1)相比而言,大规模企业比小规模企业更容易受到信用环境的影响。原因在于,大规模企业业务更为复杂,面临差异化地方税收政策的可能性也更大。除此之外,大规模企业通常能够为当地分担更多就业压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因而政府可能对其较为宽容,这使得企业更便于向当地政府“寻租”,税法遵从度自然也就较低,此时信用环境对其税收不遵从行为的抑制作用就更明显。而小规模企业本身的资源相对较为匮乏,其发展可能更依靠政府政策支持及补贴,因此为增进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提高其税法遵从度,相应地其受到信用环境的影响就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
H2:与小规模企业相比,信用环境水平对大规模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更显著。
(2)行业景气度不同,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受信用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当企业所处的行业景气度较高时,整个行业的发展态势趋向良好,企业自身的经营利润也将大大增加,因而其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就会随着利润的增加而上涨,使得企业面临较大的税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容易为减轻压力而实施逃税行为。同时,行业景气度高也就意味着企业的投资机会较多,企业可能因投资而占用较多资金,为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更容易通过逃税行为减少现金流出,留存更多利润和现金(曹越 等,2018)。因此,相比较而言,高行业景气度的企业逃税行为本身就较多,信用环境对其影响更加明显。综上,本文提出假设H3。
H3:与景气度较低的企业相比,信用环境水平对所处行业景气度较高的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更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企业的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所使用的名义所得税税率以及通过计算得出的纳税指标等数据均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库,衡量地区信用环境的指标来源于《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蓝皮书》。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按照以下标准对数据进行了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及当年被ST或PT的企业;(2)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税前利润总额小于等于0以及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小于0或大于1的样本;(3)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反映的是企业的税收遵从,借鉴叶康涛 等(2014)的做法,本文选取名义所得税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差额(RATE_diff)来对企业的税法遵从度进行衡量。该差额越大,企业的税法遵从度也就越低。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反映的是地区的信用环境,本文采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进行衡量。CEI指数主要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原理及城市信用体系理论,包含信用投放、企业信用管理功能、征信系统建设等7个一级指标以及多个二级、三级指标,涵盖内容广泛,指标体系建设科学,能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信用环境水平。
3.控制变量。参考曹越 等(2018)、张茵 等(2017)的文献,本文选择以下可能影响企业逃税行为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现金流比率以及账面市值比。这些变量是衡量企业经营和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对研究企业行为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研究主题有所不同,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可能与前人研究略有不同。根据张茵 等(2017)的研究,企业治理因素将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选择了管理层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作为企业治理的代理。而管理层作为企业纳税行为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企业的税收遵从。因此本文选择了部分董事、高管特质作为额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董事长性别、首席执行官(CEO)性别、高管海外背景、高管财务背景以及高管金融背景。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1(略)所示。
(三)研究模型
为探究信用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构建了如下企业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RATE_diff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税法遵从度;CEI为解释变量,代表信用环境;Controls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α是常数项,β是变量系数,μi和ηt分别代表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略)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税法遵从度RATE_diff的最大值为0.238,最小值为-0.53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税收遵从差异较大;中位数为0.003是正数,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都低于名义所得税税率。信用环境水平(CEI)的标准差为5.887,最大值和最小值也相差较大,说明我国信用环境整体较为良好,但各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6.395和19.551,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存在明显差异。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的最大值为4.330,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最小值为负数也说明存在发展出现疲软态势的样本企业。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在合理范围之内,不再一一赘述。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Stata15.0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3(略)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表3(略)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信用环境水平(CEI)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示地区信用环境水平越高,企业的税法遵从度就越高。假设H1得证。
从控制变量看,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符号为正,这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越大,其积累的相关经验越多,税收遵从就可能越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系数与预期相反,可能是因为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相应的税负压力也较重,容易为减轻压力而实施逃税行为。高管海外背景Oversea的系数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风险规避意识较为淡薄,更容易忽略风险而实施逃税。其余变量的回归结果不再一一详细分析。
(三)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参考刘笑霞 等(2018)等人的做法,本文选择采用信用环境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检验来排除内生性干扰。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信用环境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其选择满足相关性条件。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信用环境CEI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信用环境与企业税收遵从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2.控制遗漏变量。本文参考有关文献,进一步控制企业经营年限(FirmAge)、董事会规模(Board)、企业所有制形式(SOE)、审计质量(Big4)四个变量,以减少遗漏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在模型(1)中加入以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信用环境CEI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控制遗漏变量之后,信用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依然成立。
鉴于篇幅限制,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不再列表。
四、异质性分析(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排名,检验了地区信用环境水平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地区信用环境水平对企业的税收遵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地区信用环境建设越好,当地企业的税法遵从度越高。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次,对不同规模、所处行业状况不同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信用环境对企业税收遵从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和所处行业景气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政府角度讲,建议有四。第一,要持续加强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税收收入
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良好的信用环境则是降低企业逃避纳税义务动机的基础,因此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战略决策部署,不断完善社会信用这一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大力提高地区的信用环境水平,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带动企业税法遵从度的提升。第二,要加强税务检查,强化舆论监督。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监督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定期筛选出逃税可能性较大的企业,加强相应的税务检查和审计;同时运用好当地主流媒体,增加对企业逃税行为的曝光率,从而抑制其逃税行为,促进税法遵从。第三,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坚持惩罚与激励并重。政府应当不断丰富其税收征管的方式,加强对企业逃税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起地区失信名单,并对名单中的企业设置融资、经营、政策优惠享受等多方面的限制,以形成对企业的威慑。另外,激励机制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难以提高上市公司自觉主动依法纳税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建立具有激励机制的税收征管制度应当在立法和实践中予以探索和肯定。例如,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五年在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评为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称号,相关部门可以在评估之后给予其一定的政策优惠,以此来激励上市公司主动提高税法遵从度。第四,完善金融市场制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政府应当不断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健全资本市场功能,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放松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条件,提高其税法遵从度。
其次,就企业本身而言,建议有二。第一,应当进一步强化高管责任,加强企业内部监督。根据高层梯队理论,管理层的特质将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虽然现有法律已经对高管义务进行了规定,但仍然需要在企业内部进一步强化高管的责任,将逃税行为的预防方案以及发生逃税行为后的惩罚措施进行明文规定,以便于进行责任追究与监督。第二,要塑造依法纳税的企业文化,提高全员依法纳税意识。企业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与信用环境一样对企业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企业应当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推动全体员工增强法治意识,主动监督高管行为,为企业减少逃税行为、提高税法遵从度营造良好的环境。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3年第12期。)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尹美群,李若晴.信用环境会影响企业税收遵从吗?[J].税务研究,2023(12):107-113.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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