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著史：服务法统与尊崇道统的平衡

福建政策君

施展的这本《枢纽》，副标题是“3000年的中国”，正是在距今大约3060年前（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铸造的一件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出现了“宅兹中国”，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作者原想给本书取名《重述中国》，与《枢纽》相比就更为克制多了。如何重述3000年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命题。在史学研究趋于精微稀碎的当下，作者以重述历史的中国、展望未来的中国、彰显崛起的中国为著述目标，在亟须宏大叙事的当下，此书适时而出，既匹配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又能激发国民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向上向下都有其现实意义。

本书以跨越3000年的纵向深度，探寻中国作为世界枢纽的横向广度，是近年来少见的宏大叙事之作，可见其著述野心。由于时间和空间跨度过大，虽然《枢纽》定位是“历史人文读物”，但内容确实是一部“准通史”，写中国的通史是一件对学术水平要求非常高的难事，目前比较通行张荫麟、吕思勉、钱穆、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等几位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类书籍，各有千秋。而这本700页的书要装下3000年体量的中国通史，还需要涉及当代革命、建国、改革开放等，就更为考验作者的知识结构和逻辑建构了。
读完全书，可以知道作者的著述野心是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即“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并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作者也给出了“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的答案，即“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关于“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我们可以解释为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古老且未中断文明，并延续保留了“历史记忆”。以书中专门论述的正统论和史学传统来看，可以更好理解何为“历史记忆”，理解中国是如何保存“历史记忆”的。
绪论说：“中华民族的信仰是‘历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所在。”中国的王朝史（即封建王朝官修史书）始终坚持正统论，古代史家也素来尊崇强调正统论，所以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中史部有正史、伪史。中国古代，除了周文王、周武王等历代掌权者可称为圣人，孔子、孟子也被称为圣人，一个代表着王权的“法统”，一个代表着思想学术的“道统”。以孔孟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道统，两千多年来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把握着文明的价值取向。如本书在论述轴心文明时代的史学的勃兴时所说，“古典史学从来不是简单的记录史事，其根本用意在于对史事的评论，其中的核心是史观，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对于正统的叙述。”不仅在春秋及战国时代是这样，降而至明清，甚至民国，修史都是为了论证本朝的正统性。如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尊刘备为正统，贬魏和吴，并以晋代直接蜀汉，后来这一观点被朱熹接受，并最终在《三国演义》中以“尊刘贬曹”而广为人知。朱棣靖难之役后，抹去建文年号，以永乐直接洪武。清军入关，以为崇祯皇帝报仇为口号，讨伐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这些都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正统”，即绪论说“中国的王朝史历经着对于正统论的争夺与演化。”

但是谁来替新天子书写新历史，建构新的“正统”？就是历朝历代的史官。书中说到：“历史被不断重新叙述，但叙述者并不是天子，而是圣人门徒。如此，道统与法统发生分离，法统归于天子，道统起自圣人。”朝代更替，天子轮流坐庄，法统自然是有皇位者居之，但道统却自孔子以降，绵延数千年，演绎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修史之人强调信史，所谓信，就是秉笔直书，坚持正统论，虽服务法统，却忠于道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通过编《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笔法，“惩恶而劝善”，确立了正统论的叙述标准。先秦史官董狐、南史、太史氏四兄弟，到司马迁、班固等等，数不胜数的修史者，演绎着他们所坚持的信史标准。但是如何在服务法统和坚持道统两者之间平衡，就是历代史官面临的抉择，有时丢官贬谪是小事，蹲班房掉脑袋也是常有的。若秉笔直书，容易得罪代表法统的皇帝和其他权贵大臣，若委曲避讳，又有“秽史”的污名。唐代韩愈在当史官的时候，一位叫刘轲的年轻人写了一封信给他，勉励他尽职修史，韩愈回了一封《答刘秀才论史书》：“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韩愈说修史的人，面临太多危难，下场都不太好，还举了从古至今没有好下场的史官例子，“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蔚宗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当然，这些史官的下场与他们是否修史其实没太大关系，但这些惨痛的例子，已经让韩愈不敢当起“秉笔直书”的责任。这封信被谪官广西的柳宗元看到，他对老朋友畏难缩手的态度很不满，写了一封《论史官书》给韩愈，“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修史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也不能违背退后；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史官的职位。

从保存“历史记忆”的角度看，特别是在旧朝灭亡以后，修史更寄寓了特殊意义。金朝灭亡后，元好问“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亭”，撰写金朝历史。明朝灭亡，万斯同“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来到京师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明史。进入民国，前清遗老们因“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编纂了《清史稿》。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对“历史记忆”的保存，还坚持服膺“法统”和“道统”，虽然这“法统”已不存在，“道统”早已落伍。
诚然，作者所热衷的“构建新的历史叙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道统”。所以中国不绝如缕的修史的道统“看似脆弱实则强韧”，能够绵延数千年，希望在今后犹时有嗣音。
作者：泰宁税务 刘从春
（刊登于《海峡税务》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