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成熟时

天津政策君

在麦子还没有变黄的时候，奶奶的娘家哥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了我家。父亲手忙脚乱地招呼着，让我叫舅爷爷。奶奶眼睛早在生第五个孩子之前就瞎了，双手握着舅爷爷的一只手，笑得像个孩子，舅爷爷是一种怎样的笑呢，就像新出生的小猪看向夕阳。或许被那时候他脸上的光吸引着，我站在窗台边上看着他们，听舅爷爷说着他家的闲话。太久了，都已经忘了奶奶说了什么，只记得奶奶一个劲地摇晃舅爷爷的大手。我妈在外屋包饺子，包到一半的时候，舅爷爷干干脆脆地起来要走，奶奶和爸爸留不住，奶奶扶着墙和窗台送到外屋就被舅爷爷按住了。我和父亲沿着村边一大片麦田中间的小路送了好远。中间我们坐在路边田埂上休息，他们说着话，我无聊地拔着小草，一根一根。麦子绿极了，比草要绿很多，我们看着舅爷爷走到小路的尽头，转去了他的村子。很远，我记得白色的头发飘在一大片软软的富有弹性的青绿色上面。

而今，我已三十七岁，麦田已成熟，干燥的金黄伸展到每一支尖锐的麦芒，伸展到我肩上的税徽。或许正是靠着年少时的一针缘分，我跟随麦穗缠绕着金色的税字也已经十三年了。在不算短的税收生涯里，为民为国、收税聚财，我总会莫名产生出离记忆里的麦田并不遥远的感觉。

我站在麦田跟前，想再去触摸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下碰到麦穗，往下探探腰才再次拥有了那种麻磕磕、硬脆脆的触觉。太久了，肌肉的记忆不知道还停留在几岁那一年，那年我伸出稚嫩的小手就可以触摸到大地的芒刺。去邻村的这条路还是像多年前一样平坦硬实，一直走到路尽头，腰腿却还没有伸展开，记得小时候要走很久。尽头那么远，现在已经可以很轻易地到达了。

到了麦秋，我小时候总喜欢光着脚一点点从上到下把镰刀刚刚割过的麦茬踩倒，一面骄傲着脚心的坚硬，一面炫耀着勇气和力量。就这么跟在大人身后，大人们一镰镰地走，我们一步步挪，从阳光把麦子晒得嘎巴嘎巴作响到黑夜填补了所有在前方拥挤着站立麦穗间的缝隙。弹弹跳跳的拖拉机拉着后斗巨大的麦垛，我们在顶端紧紧抓着缚绳，一颗颗遥远的星坠落在麦田里，摇摇晃晃的天空和大地终于让我们感到了疲惫，等到一个梦醒了，家就到了。

麦秋，村里的人家都早早在自家门口的空地上又是泼水又是拖着碾子反复倾轧，整理出一片片光滑平整的麦场。所有饱满的小麦，被摊成薄薄的一片，在太阳下蒸发着最后的水分。晒麦子，也晒人，大人们戴个草帽用耙子一遍遍翻滚麦粒，麦粒的皮肤和人的皮肤就一起变得成熟。干燥的秸秆堆，高高的一座一座，我们从高的“山头”跳到相邻的一个，狠狠地陷在秸秆里面。如果假装摔坏了，故意不动不出声音，耳朵里就会像是掉进了蚂蚁窝，窸窸窣窣、噼噼啪啪地响成一片，秸秆们在抗议着要恢复直挺和坚硬。

有时，西北天空突然出现的一角黑云告诉我们要赶紧收起所有麦子。于是，整个村子都响着比雷声还要刺耳的铁器与地面摩擦的震响。一阵急雨过去，却不能直接去晒麦子，要等着麦场干透，这间歇大人们闲下来，孩子们就在麦场上绕着麦子堆追跑。晚上，麦场是最好的乘凉场所，月光像是空调里渗透出的淡白色冷气，月亮似乎离我很近，月面里明暗交错着，引着人去想象那些古老的传说。夜深了，麦田里抢工的拖拉机开着强烈的远光灯，间隔一会儿就照亮一次雪白的窗纸，一格一格，接次亮了又暗，来来去去。已然不记得那时是否有很大的噪声吵着睡眠，却还能想象到湿润厚重的土壤像是肥胖的棕褐色油脂，滑滑腻腻地在拖拉机后面翻滚。

麦秋到了终场，最高兴的莫过于坐在拖车斗里和装得肥肥壮壮的一口袋一口袋麦子一起进城交公粮了。在公社的粮库门前，排满了各式各样的农用车，三轮的四轮的，离得近的还有赶着驴车马车来的。爸爸和其他村子乡亲们的那些关于年景的谈笑，我那时是不在意的，只抢着看粮库给的收条。手写的收条，我逞能认识字，是一字字读过的，分明记得农业税、农田水利费的字样，工整清晰，带着红五星的图章，像是年节时候的鲜红，不自觉地让人欣喜。十几年从税，从麦田里走来的少年，不知道盖了几千次章，写过了几万个“税”字。冥冥之中，似乎大地在收获与分享之间用参与税收的方式给了我新的使命，像我的父辈那样在更广阔的的“麦田”里耕种。

时光也在翻滚着，不断把记忆埋进大脑，偶然随一株思绪的茅草被连根拔起，过往的碎屑散落下来，若不及时捡起变成文字封存，便随风消散，永不再来。如果收藏自己的回忆算作一种嗜好，我想写到这里也就算是了。

来源：蓟州税务
供稿人：张永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