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阐释空间

福建政策君

中国文明历来具有普世主义情怀。原因有二：一方面它是个轴心文明，也就是说，它在雅斯贝尔斯所称的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发生了文明的飞跃，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轴心文明；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地和人口具有超大规模性，多种民族混居，这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不囿于一族一地，而是具有普遍效应的天下秩序观。
中国文明并非一层不变，而是不断地向前演化。学习中国文明历史，就是要把握演化规律，并指向未来。在历史学习中，史实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在不同的史观下，史实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史观是关于历史的叙事逻辑。古代的史学偏重帝王将相的生活，诚如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而现代史学则更为注重平民的生活。这其中的转换，就是历史的叙事逻辑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传统史学已无力承负中国文明历史演化的理论解释；而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尤其需要新的史观来重新讲述历史，展望未来。施展《枢纽》就是这样一部运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明历史演化的大部头著作。

精神现象学的人性逻辑
在解读文本之前，需要先解题一下，什么是枢纽？
在古代中国，凡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必定是一个跨越中原——草原的枢纽。往往是边疆地带具有中原和草原双重视野的族群领袖，以草原之兵统御中原，以中原之魂驯服草原，最终能够构造一个规模庞大的多元一体帝国。而在当今世界，西方的海洋世界进入中国视野，面对海洋，中原和草原整合为大陆秩序，而中国如果要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成为大陆和海洋两种秩序的枢纽。
在上述解读中，枢纽是一个空间概念。空间本身涉及的是版图和影响力的大小，无法解释时间线上的历史演变。
时间是历史，演变是哲学。于是，施展引入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理论考察，将其建立在人性结构的基本逻辑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借助了柏拉图关于灵魂结构三分法：理性、激情和欲望。在柏拉图的灵魂结构中，理性是控制性的，居于主导地位，不受理性控制的激情和欲望都是紊乱的表现。黑格尔则以激情取代了理性在柏拉图式灵魂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赋予激情以动力作用。激情如同枢纽，当它追求普遍性的价值理想时，是理性；当它追求特殊性的现实利益时，是欲望。
按照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人性与城邦的类比关系，经由黑格尔关于理性、激情和欲望的精神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中国古代历史中决定王朝命运最为重要的三个秩序要素：理想、武德和财富。武德类似于激情，是个枢纽一样的存在。由此，我们初步构建起了精神现象学与国家秩序的哲学关系。

精神现象学进入历史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的三分法逻辑，是静止的，缺乏历史感，所以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而非历史哲学。而在黑格尔那里，由于激情的作用，理性、激情和欲望以一种辩证法逻辑螺旋式上升，推动历史不断向前，所以，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
激情是推动历史演化的动力，在古代，激情（武德）借助理想的名义（替天行道），与欲望（现实利益）结盟，变成了起义或者其他军事行动，成为王朝演变和更替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传统历史的演化并没有改变帝制的根本状况。但是通过施展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漫长的历史中，也逐渐出现了权力不断下沉的一个趋势。施展认为，中国历史到目前，经历了三个半的大循环：一是商周的封建社会，二是从汉到唐的豪族社会，三是从宋到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四是晚清开启至今尚在进行的现代平民社会。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历史的发展，其最终必然走向平民社会。其原因正可以从精神现象学中去找。因为作为历史演化枢纽的激情，其本质就在于人性是自由的。历史必然朝着合乎人性的根本目的的方向发展。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精髓的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正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精神现象学从人性维度进入时间维度，进而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枢纽进行了重新阐释。传统的秩序三要素“理想、武德和财富”也逐渐转变为现代的“理想、制度和实力”。

主奴辩证法和精神分析学
激情即自由，但激情式的自由未必能导向真正平民化的生活。在中国传统古代社会，权力从诸侯到豪族再到平民，诚然出现了不断下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最上层的皇权制度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当到达明清世俗生活的时候，平民的权利也达到了古代社会所能达到的天花板。这是因为在理性、激情和欲望的结构中，处于最顶层的理性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依然是儒表法里的价值和组织架构。
这与中国轴心文明的产生情况有关。在封建社会，儒法道三家争夺普遍精神的统治权。最终，纯粹理性——精神的儒家被纯粹欲望——利益的法家所打败，信奉法家的秦朝统一全国。但是单独的法家只具有现实的欲望——利益，不具备整合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于是秦朝很快被汉朝替代，随后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儒表法里、间杂道家）：儒家提供国家的伦理价值，而法家提供组织架构。至此之后，儒表法里成为中国文明的理念内核。
儒表法里的法权效应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虽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依然是存在等级秩序的。即便到了宋明理学，有效吸收了佛学中“心学”的成分，似乎提高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德主体意识，但只是改变了论证的方式，其论证结论依然指向传统“礼法”之学。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佛学但又批判佛学，一方面批判佛学的无所作为，另一方面，批判佛学的“众生平等”观可能颠覆儒家的差序等级观。所以，把心学逻辑贯彻到极致的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只能是异类，不为正统儒家所待见。正因为如此，鲁迅在批评传统社会时指出，传统时代不过是两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里的奴隶，既是现实意义上的，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针对奴隶现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主奴关系辩证法。人都有被承认的欲望，主人通过征服得到奴隶的承认，但由于奴隶是不完整的人，所以，奴隶的承认是不充分的承认；另一方面，奴隶虽然处于被压迫地位，但是他从反抗中获得了一种充分的承认。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读》中进一步发挥了主奴辩证法的论证理路，提出了承认的政治概念，并认为，由于对于真正的承认的追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指向普遍均质人民的社会。
深受科耶夫影响的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康提出“他者”理论，当人追求欲望时，遭遇他者，他者是构建自我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由此，我们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推导出，自我与他者构成一个原初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存在，产生了道德的需求，道德需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内化于心，就成为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意识；同样的，这个共同体发展壮大为文明共同体时，它也必然遭遇其他的文明共同体，最终升华到一个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的突破
以精神现象学所延伸出的主奴辩证法来考察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在古代传统社会，奴隶只要求得到特殊的承认，所以反抗之后，不过是成为新的主人，而没有充分的理性要求将特殊的承认转化为普遍的承认。所以，传统的“治乱”格局从未被打破。儒家作为传统社会的最高理性，其“君子—小人”之分，固然有其道德伦理上的意义，但是儒家一旦建制化，“君子—小人”其实不过是“主人—奴隶”的高贵谎言。因此，有些无道之君，并没有达到儒家要求的道德，甚至没有达到做人的基本道德，但依然冠着“君主”的头衔。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传统的中国只有君主视野下的人民观，但没有人民视野的君主观。或者，用精神现象学的话语说，理性始终俯瞰着欲望，欲望始终无法升华为理性。所以，古代中国的平民社会与现代平民社会依然有着理论视野上的本质差别。传统中国，需要新的理论突破，才能打破历史周期律。
黑格尔哲学本身无法提供理论突破。如果我们认真分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理论困难：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激情是动力；另一方面，他又把欲望作为主奴辩证法的关键，而这里的欲望，是承认的欲望，实际上带有点理性的味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视野下，理性、激情、欲望之间的关系存在理论混乱的问题。马克思看到了其中的困难所在，积极吸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内核，并创造性地颠转了唯心主义的逻辑，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维范式。马克思将理论奠基在牢固的欲望上，从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物质需求（欲望）出发演化文明，激情和理性，其实都是人之欲望的升级。
于是，在20世纪初，当中国传统社会遭遇西方的现代社会，中国的大陆秩序遭遇西方的海洋秩序时，中国文明选择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最新的理性，并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动员和重新崛起。这里面，自然有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畅想与儒家大同社会的相契合之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社会的周期律问题，使传统的治乱循环得以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实现了突破，由此，改变了古代社会的人民始终无法当家做主的状况，从晚清开启的现代平民社会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理性和欲望的双重保障，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由此点燃，熊熊烈火让中国浴火重生，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可以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逻辑，借助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化，实现了“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蜕变，并产生了强大的历史推动力。
  

陆地和海洋的新合题
古代中国，是作为中原秩序和草原秩序的枢纽，而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而如今，随着海洋视野的进入，中原和草原被整合成大陆秩序，将面对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中原、草原、海洋，作为一些地理现象，其背后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中原对应的是定居文明，草原是游牧文明，而海洋是商业文明。定居文明的特点是稳定，而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特点都是自由。自由总是在冲击稳定，所以，古代的游牧文明一直在冲击定居文明，但毕竟同属于陆地，最终也被定居文明所同化。而海洋文明则不然，正如国际法和海洋法的鼻祖格劳秀斯所言“大海不识主权者”，海洋无法被大陆同化。
陆地和海洋作为两种不同的地理，表征了不同的社会秩序观。海洋所塑造的社会秩序是自由、平等、开放，陆地则是束缚、等级、礼法。大海塑造的是商人，陆地塑造的是农民。海洋对应商业的自生秩序，而陆地对应政治的集权秩序。
海洋和陆地，就像激情和理性一样，具有天然的精神冲突，但并非不可调和。海洋天然地倾向经济秩序，而陆地倾向于政治秩序。让市场在资源调配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部门提供安全、服务、福利等公共产品，可以使激情和理性各归其位，也能使人民群众的自然欲望（物质生活）和社会欲望（精神生活）得到合理适当的安顿。这实际上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现象学表达。

作者：莆田税务 林伟
（刊登于《海峡税务》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