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眼”读东坡

税收杂志

在灿若星河的古代文人士大夫中，苏东坡无疑是非常耀眼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位诗书画俱佳的全能型艺术天才，更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苏轼文集》中，除了诗词歌赋、游记等文学作品外，还有大量的政论、史论等议论文，展现出苏东坡作为政治家的人生面向。
苏东坡长期任职地方，对国情民瘼有着深入的了解。王安石变法后，苏东坡看到了困商之政对商业的阻碍作用，认识到新法的不足，反对建立在民穷基础上的国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支持保留“免役法”等利民之策。这种不偏不倚的辩证态度，正是根植于苏东坡勤政爱民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童年时就接受父母教育，为天下民生立大志。苏氏一族好学、仁爱、清廉的家风对苏东坡影响极深，也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立身基石。当王安石急切推行新政时，年轻气盛的苏东坡“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进言直谏，遭到弹劾罢黜，被贬到杭州等地任职。但他终其一生初心不改，始终坚持以爱民、重民、护民为使命，将为民谋福祉作为施政出发点，所到之处，皆能造福一方百姓。
在强调“以民为本”“仁政治国”的基础上，苏东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惠民观。他认为，国家财政的出发点应该是“裕民”，首先要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在《御试制科策》中，他提出“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明确指出仁君最大的德政就是减轻百姓的赋税；在《道德》中提出“薄敛”主张，认为统治阶级对百姓最大的迫害就是夺取百姓的利益；在《扬州上吕相公论税务书》中，他要求朝廷免除对商贾的杂税，改变商贾“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的遭际；在《策别安万民四》中，他主张以“轻重厚薄，一出于地”的赋役原则来核查百姓应承担的赋税和减免百姓的积欠。
苏东坡一向坚持“民富”优先于“国富”。在杭州、扬州等地任上，他目睹“民为积欠所苦，如负千钧而行”的苦难生活，多次上书朝廷，呼吁减免贫民积欠。在《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中，他说：“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请求朝廷酌情减免贫民前两年的积欠，当年的积欠在农作物收上来之前暂停催讨。苏东坡主张公平、合理的税负，倡导不与民“争于锥刀之末”，藏富于民。
生活在商业繁荣之宋代的苏东坡认为，放手让私商自由经营，同时减轻赋税负担，使商贩安于本业，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实现国富民强。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指出，登州自官府榷盐，带来三害：其一，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压低价格收购，导致商贩收入极低；其二，政府低价买入高价售卖，导致百姓无力购买；其三，导致官盐大量积压。
另外，苏东坡提倡对大小商人一视同仁，以减免零售商业来刺激市场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的商税收入。他认为：“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 ；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熙宁七年（1074年），他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指出，盐税日增，百姓不堪重负，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在他看来，采取官营垄断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是不可取的，这些与民争利的办法只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他上书朝廷“特赦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颇有些类似于今天的针对小微企业精准减税。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为政之要，在于爱国惠民。以古鉴今，可知兴替。苏东坡既反对官营工商，又反对向私营工商征收重税，主张减税免税，提倡在兼顾国家、大商人、小商贩和消费者利益中找到征税的平衡点。这种利商安商的治税主张，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维护社会安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来源：《中国税务》2023年第4期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眉山市税务局 张瑞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