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税收与我伴终生

梁红星国际税

清明时节雨纷纷

又是一年清明节，雨水泪水倍思亲。

我的父亲-梁奇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他魂归故里，入土为安。我父亲的老家是陕西省三原县，就是那里，秦川八百里，华夏的根，我的祖地！我也因工作繁忙，再难回乡扫墓，让我遗憾，令我悲伤。

记得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中有句名言：让我记忆深刻：“人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是他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记的时候，而第二种，才是终极的死亡。”对亲人最好的怀念和追悼，便是心中记得他们，无论何时何地。云从头顶飘过，那就是我们的相遇，风从脸上抚过，那就是我们相拥。

我父亲曾在新疆，在喀什地区税务处工作了一辈子，他们那代人对新疆税务事业的开拓吃苦和无私奉献，其体验和感受无法与我们年轻一代相比，我现在也常常回忆和感慨，希望自己能继承父辈的税务事业，能做得更好，以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新疆自治区国税局为了纪念和宣传老一辈税务工作者的创业精神，曾向退休后的我的老父亲-梁奇约稿，请其将自己在新疆的税务工作经历写成回忆录。《新疆税务》随后在2002年第10期，第12期及2003年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摘其部分内容刊发。我现将其遗稿全部内容整理校订出来，重新完整发出，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特殊的怀念。

父亲的老家，现在已经大有发展，改了模样，美景和忙人，也是对父亲最想看到的景象。现借用曾与老家堂姐写的下面一首小词告慰父亲。
眼儿媚?小满村外景

文/梁冬梅 梁红星

初夏秦川麦梢黄，澎湃似江洋。
蒲英柳絮，鹂应布谷，尽享阳光。

清晨人车赶活忙，飞速向城乡。
摩的紧贴，货拉满仓，奔向小康。

《新疆税务》杂志2022-10 编者按：

新疆的税收事业走过了52年的光辉历程，52年前的1950年，新疆的工商税收仅有900万元。如今却达到了160多亿元。这是一个让新疆人感慨和欣慰的数字。这里面包含了老一辈税收工作者的心血，他们为税收事业奉献了一腔真情和执热。为了记住老一辈税收工作者的创业精神，本栏目将分期编发老一辈工作者梁奇对税收工作的回忆文章。


税收与我伴终生
梁奇

一．税收情缘 实属偶然

1950年，我失学在家。初夏，我看到《群众日报》刊登的西北铁路学校招生广告，西北铁路工程局因要修筑天(水) 兰(州)铁路而在招收技工员和领工员。我即去西安报名应试。当考试结束时，校方宣布：因报考人员太多，除铁校外，还有贸易、税务等五、六个学校招生，希望大家服从统一分配。结果我被西北税务学校录取。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学了税收，干了税收，且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干就干了一辈子税收。这实在是一个不解的情缘。
1950年9月的关中，阴雨连绵。我冒雨到十多里地外的小站搭火车，赶到西安已是半夜，雨仍下个不停，又不知学校在哪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在站房里蹲睡了一夜。次日，我仍冒雨到南关并州中学—西北税务干部训练班报到。不久，学校迁到西安北郊一个毛纺厂的旧址，并改名为西北税务干部学校。再后，又命名为中央税务学校西北分校，校长由西北税务管理局任子良副局长兼任，专职副校长为陕北老干部艾秀山。
这期税务学校学员有200多名。绝大多数是新招收的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外来青年和年轻的在职税务干部。学员也多为初、高中毕业生，也有少数小学和个别大学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来。
学校采用抗大式的教学方法，上大课，听报告，然后分组阅读讨论。没有教室，是在车间大棚或露天上课。也没有桌椅，每人一个小木凳，却也悠然自得。开始是政治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时事”等，教员由学校领导担任。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后又经“镇反运动”，学员们情绪激昂，有的还参加了志愿军。
约三个月后，政治学习结束，转为业务学习。学员们被分为业务和会计两大部分，根据自愿原则，重新编班，我被分到业务二班。业务学习的课程有：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等当时开征的各个税种。教员由西北税务管理局业务科长们担任。没有正式课本，由教员编写并油印讲义，也是由教员上大课。学员上午上课作笔记，下午阅读讨论。最后，到西安市税务局实习。当时，我对税收一无所知，对如何征税一窍不通，好在班里有几位在职的干部学员，他们成了我们的辅导员。
那时，刚解放不久，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学校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按120斤小米折实标准，除伙食外，还能发点零用钱。又按不同季节发给老鼠皮灰色的单衣和棉衣。学校伙食不算很好，吃的是大锅饭、大盆菜，但还能吃饱，每周还能吃一、两次肉菜。学员们按组分摊、席地而食。学校也没有专门的教室和宿舍，都是利用原旧房屋，将其改为大小不一的既可做宿舍，也可作为小教室。学习、讨论、开会、娱乐、吃饭、睡觉、一室多用。学员们都是自带行李，按组通铺而宿。学员们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朝气蓬勃，友好相处。学校还经常组织文体活动，也显得愉快。那年冬季，没有放寒假，继续上课学习。只是在春节时，组织了大型的联欢活动。我猜中了多个谜语，得了一些小奖品，其乐融融。
到了1951年夏季，经过十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学员们就要毕业分配了。西北税务学校学生分配面向西北五省和西安市，也有少数分到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西北税务管理局和其他地区或部门。究竟去向哪里？大家议论纷纷，但大多数是听天由命，服从组织分配。结果，我被宣布到西安市。那时，我年纪虽小，却有男儿志在四方，远走高飞之心，便向校领导提了出来。这样又调整分配我到新疆。我以忐忑不安而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我一生命运的历史抉择。由于新疆地处边远，我恐父母担忧、阻拦，暑假期间，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写信告诉家人，只身在学校悄然等待。

二．有志青年 到边疆去

西北税务学校分到新疆的学员约有30名，由于各种特殊原因，后到新疆的只有26人。同时，中央税务学校分到新疆的有12人，共计38人。赴新疆之前，西北税务管理局设宴送行。局领导马南风、任子良、南屏等向大家介绍了新疆情况，鼓励大家到新疆创业，预祝大家一路顺风。1951年7月29日，我们一行乘一辆私营大卡车，风尘仆仆，告别古城西安，告别家乡父老，向远方进发。
车到咸阳渭河古渡，我想起了“车辚辚，马萧萧，……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名句。只是我们不是出征战士，亦无爷娘妻儿相送，而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奔向远方。
一路上，大家热情奔放，欢声笑语，不时唱起税校校歌和其它革命歌曲。“我们是忠诚朴实的人民公仆，我们是廉洁勤俭的税工人员“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你的儿子一路平安吧!…”
入甘肃到平凉，见有回民，大家谈起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到六盘山，想起不到长城非好汉!到兰州，正是“八一”，在此休息一天。见到滔滔黄河，渡过定远铁桥，在北塔山下吃了白兰瓜。之后，行进到河西走廊，过河口，越乌峭岭，南见祁连山，白雪皑皑，北望古长城，逶迤断续。到张掖时，专区税务局请我们看了一场电影《新儿女英雄传》。到酒泉后，我们又歇息了一天，我们到了城中公园，其内草木繁茂，有一潺潺清泉。传说汉将霍去病在此屡次大败匈奴，逐匈奴出漠北，从此疆域开拓，边境安宁。汉武帝赐酒犒劳将士，因人多酒少，就将酒倾倒泉内以供众将士饮用。从而，此地得名“酒泉”。
为了赴疆学员一路顺利到达，学校安排袁工农同学为队长，袁工农是一位年岁较大、工龄较长、边区来的税干。学校还安排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闫英士和刘宗山同学为副队长，闫英士是新疆的在职干部，对新疆和沿途情况较熟，负责联络事宜；刘宗山是党员，负责保管档案和钱物，他坐在驾驶室内，兼有监视行车安全之意。所以，我们一路组织纪律甚佳，大家团结友爱，生活舒适，旅途顺当，愉快。
到兰州时，我们听说西去旅途戈壁沙漠，人烟稀少，吃住困难，就买了几个大铁桶装上开水，又买了几个大口袋装满食品（锅盔）。谁知一路旅行，不但有吃有住，而且方便便宜。吃饭都在饭馆，点菜要饭，虽不奢华，却也实惠。住宿都是小店土炕。较为脏乱。
出酒泉就到了万里长城的尽头—嘉峪关。远远望去，雄关巍峨。它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标志着新中国的美好未来。以关为界，关内关外，两个天下。西出嘉峪关城楼不远处的公路中间，竖有一座高碑，上书：“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八个大字，使人感慨!遥想往昔张骞西域凿空，班超西疆从戎，青年有为，功勋千秋!而今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正是报效祖国，建设边疆的大好时候，听从时代召唤，到边疆去!
车到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再西行时，不许单车行驶。要集几十辆车，并由解放军武装护送，直到七角井为止。因那时尚有乌斯满作乱，常在公路上闹事，不久前就曾打死过一位解放军师长。
快到哈密时，我们见到一位头戴小帽，身着袷袢的长者和一位身穿花连衣裙的中年妇女，他们各抱一瓜，沿路而行。啊!这就是久闻的维吾尔族同胞! 这就是久富盛名的哈密瓜! 过了七角井，到达鄯善，早已热浪滚滚，我们大汗淋淋，前行就是火焰山，我们没有巴蕉扇，为避酷暑，于是连夜赶路，只在胜金口稍作歇息。
经过15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于1951年8月12日到达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夏天的迪化，天气凉爽，风光宜人。当时新疆省税务局地处新疆省干校(今区党校)院内的南面，与民政厅相邻。省局领导韩赓尧、麻纳福对我们的到来非常欢迎，给我们介绍新疆情况，特做了抓饭招待，可惜，那时我不吃羊肉，兴趣不大。
当我们顺利到达迪化，欢欣不已时，发生了一个不幸：中央税校的梁子惠同学，途中患病，到迪化后不幸逝世。我们听闻，非常悲痛。省局领导及同志、同学们为梁子惠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梁子惠同学从此长眠在了博格达峰之下，至今已半个世纪矣!在新疆省局待分配期间，省局人事秘书徐增序同志(后为区人事厅副厅长；监察厅党组书记）负责照顾和安排我们。当他知道我和他是陕西三原同乡时，对我非常热情。他当即送我一支极为珍贵的金星牌金笔。而今，此笔还在，笃情未忘!

三．初出牛犊 焉知怕虎

1951年8月下旬，我与翁家骏、李忠健同学被分配到新疆塔城专区税务局。我们三人与人民银行从华东来的一对夫妻干部同坐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车上还有两名武装人员，后来才知这是一辆送人民币的运钞车，那时新疆还在使用“新疆币"。此车不在沿途城镇停留或住宿，只是在路旁草林或山沟中，随机而停住。经过了三天旅行，我们在夜幕中到了塔城。我们从西北地区的西安，到祖国西北的新疆，又到新疆最西北角的塔城。真乃一路西北风!
塔城是蒙语塔尔巴哈台(塔山)的汉译简称，它是边陲重镇，距前苏联边界只有十多公里。它又是一个景象优美、风情独异的地方。
塔城税务局的哈族局长夏宛、副局长顿山拜和相关同志们对我们的到来极其欢迎，热诚接待。其时，塔城专、县合署办公，有干部四十余人，大多为少数民族同志，汉族干部只有四、五人。我们三位汉族青年的来到，显然增加了朝气和力量。后经领导研究安排，翁家骏分到货物税股，李忠健分到直接税股，我则被分到检查股。虽然我在税校学了专业，成绩还算不错，但没有实际做过，更没有什么经验。对什么征税，征什么税，怎样征税等等，我茫然不知。一切都要从头学做起，摸着石头过河。
刚刚参加工作的我，热情满腔，什么新鲜事都愿意尝试。建国初期，税收制度是在旧中国税制的基础上，参照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税制，迅速而综合制订的，比较繁杂。当时货物税是个主要税种，而酒类又是个重点税目。为了寓禁于征，税率较高，税负较重，因而偷漏税也多。塔城县有四五个私人烧酒坊，股领导就叫我征管酒税和烧坊。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当烧坊需要蒸酒之时，我就要起床，稍作淮备后，我就坐上一辆四轮六根棍马车到烧坊。到烧坊后，打开贴在酒库酒缸和烧锅漏酒口上的封条。工人们忙着挖窑、做坯、烧火、装瓶等活计。当开蒸漏酒时，我都在现场监视。工人们把蒸锅流出的热酒接到一个大桶内，再倒在库房的酒缸里，我都在跟随察看，并记录出酒数量。直到一窖酒坯蒸完，我就在上述地方贴上封条，这天任务才算完成。此时，天已漆黑，六根棍车再送我回局。如此这般，一连干七、八天。待烧坊一轮酒窖蒸完酒后的一、两天，又有一辆车送我到烧坊。我打开贴在酒库、酒缸上的封条，将酒装在几个大桶内，坐车押送到专卖公司交售，再到税务部门照章纳税后，这才算告一段落。待不了几天，另一家烧坊又要蒸酒了，我就又要去监烧。这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起早贪黑这样度过的。
由于烟酒税负较高，税源较大，易于偷漏，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国家对烟酒实行垄断，独家经营。各地都成立“烟酒专卖公司"，并由税务局领导和归口管理。大约因为我管酒税和烧坊，且又比较负责。来年开春，领导就调我到地区专卖公司当秘书。名曰秘书并不专职，而是什么都搞的杂差使。公司经理由税务局长兼任。做实际工作的副经理名叫王世奎。他对我很好，我成了他的“顾问”。其妻是位俄罗斯族的洋婆子。有时他请我去吃洋餐。然而不过是“赫列巴”(粗面包)“苏波汤"(肉菜汤)之类，但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几位青年，无忧无虑，朝气满腔，除工作学习之外，工余饭后也串门上街。我们不仅仅是闲逛，也常到商店小铺进行检查，看售货发票是否开了，凭单账簿是否贴了印花。碰到拉货汽车，也令到税务局查验登记。塔城有个河北梆子剧团，有天夜晚演戏，我们几个曾到剧场突击检查文化娱乐税。这种冒然行动现在是不可行的，但那时人们老诚，并无反感，也表现了我们的纯朴和天真。
1952年春，新疆省税务局派来一位汉族领导郝建堂。不久郝建堂被任命为第二局长。郝局长是陕西朝邑人，曾任陕北三边分区税务局和关中渭南专区税务局领导。稍后，新疆省局麻纳福副局长。陈绳祖科长与王保民同志来塔城检查工作。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指导关怀我们，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工作，我们受益匪浅。
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我不知所措。早起后学习，午饭后紧张工作，晚上开会“打老虎”（贪污分子），税务局是个重点单位，地委派来一位也是姓郝的年轻人。此人来后喧宾夺主，大包大揽，打了十多只“老虎”(后都予以平反)。郝局长很不满意，背后说他是个“漂儿”(华丽不实之意)。我因年轻刚工作不久，清白无事。除正常工作外，只帮助搞了些查账，查库，跑腿之类的琐碎事务。
经过一年多的实际工作锻炼，我能够做些事情，表现还算不错。1953年春，领导调我回税务局担任地方税股副股长。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感到担子很重，也有些胆怯，即表示不能胜任。但是夏郝局长殷切开导，要我就任，我只好遵命。地方税股人不算多，但有不少的交易员和屠宰员。地方税股要管交易税、屠宰税、印花税等五、六个税种，收入不多，但头绪零散，征管麻烦，还要经常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然而我边学边干，每天都到牲畜交易市场或屠宰场去，我和大家一起有时稽查，有时开票，有时收税。哪里忙就到那里，哪里有问题就到那里去解决。工作之余，也闲聊一阵，到也愉快。除日常税收征管以外，我还涉足了一些难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定期征收的房地产税较难，如对房屋结构等级、质量好坏与价值的评估，土地面积大小的测量计算，大多由我负责去搞。总之，工作虽有难度，也都能顺利完成任务。
1953年秋，塔城专区税务局与县税务局分设，我被分到塔城专区税务局秘书室当秘书。是年初冬，郝局长，热依沙(女)同志和我坐着一匹大洋马拉着的六根棍车到额敏、托里、乌苏、沙湾等县检查指导工作。我的任务还是与酒有关，就是帮助建立健全、整顿、扩充专卖工作。当时各县专卖公司，都是初创新开，不过三、五个人。一两间门面。在门上挂个招牌，能够收酒、卖酒就行，好像现在的小店铺。我以在专卖公司工作过的经验与当地干部一起工作；从烟酒收购、储存、到销售等环节；从经营管理、建账建制、核算分配，到招兵买马，扩大经营等各个方面，我们都参与其中。塔城专区的专卖事业，我算是个小小创业人。
记得乌苏县专卖公司门市部隔壁也开了一个小店铺，门上挂着招牌，上书“专卖卤鸡”四个大字。似乎有意与“专卖烟酒”呼应协作，想来有点可笑!在乌苏时，我们还到过中苏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区。看到井塔林立，厂房连片，行人穿梭，一派繁荣。

四． 三载“衙署” 三度“钦差”

1954年4月，一纸调令，调我回新疆省税务局工作。我被分配到税政二科。当时科长是老税工白鹤云。后从山东来的郭以仁为副科长。我被安排在一股，主管国营与供销企业纳税，我具体分担了小税种如印花税等部分工作。新疆省局是个领导机关，要承上启下，拟订政策，还要撰写文件解决问题。所有这些，我都比较生疏，只得边学边干，向领导请教，向同志们学习。好在大家对我非常关怀友善，且省局大多是青年人，工作有序，生活欢跃，我也随遇而安。
在新疆省税务局这个领导机关，我是小卒一名，只能令箭鸡毛，助威呐喊。在省局三年“衙署”里，除办日常例行的平凡事务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出差，帮助各地税务部门工作，只是在过春节时才回机关过年。到基层税务局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也很有意义。
1954年仲秋，我们一行十多人，在高亚群副局长和杨兆祥科长的带领下到伊犁专区。我们自带行李，乘坐“羊毛”卡车西行。经昌吉、绥来(现为玛纳斯)，在乌苏过夜。次日到精河，高局长用一元钱买了个大西瓜，请大家饱餐一顿。又经赛里木湖，见碧波荡漾，过果子沟，见野果遍山，至清水河子，大地一片葱绿。
伊犁也是祖国宝地，帝俄眼馋，曾霸占十年之久。幸由左宗棠仗义收复，令人敬仰。
在伊犁，我和大多数同志到伊宁市税务局帮助工作。有次我和市局同志到山西人办的“广晋通”行栈查税。这个行栈规模较大，历史较长。里面住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来的大商。主要购销羚羊角、鹿茸等中亚和新疆的土特产。经几天的查核，查出偷漏税数万元。我们令栈主负责催收税款，时隔不久，居然足额及时缴纳入库，杨科长和市局何局长非常高兴。我们还检查了伊犁联营莫合烟厂，抓了一大摞从内地购买烟杆的票据(内地只用烟叶，不用烟杆，因烟杆便宜)以此为凭，查核推算，查出漏税数万元。厂方坦然认错，接章补交了税款。我们又在汉人街对饭馆进行检查，也是先搜集原料(面、油、肉等)进货单据，再据以推算，确定应纳税收。虽每户补税不多，但对整个行业重新评定税款就为数可观了。
在伊宁，我们与当地干部一起工作、学习与生活。无上下之别，无彼此之分。我们自带行李，在办公室地板上铺个毡子，席地而宿，在集体食堂自带碗筷吃饭。
1954年10月1日国庆节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宣告成立。我们去伊斯哈克(以三区革命一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俱乐部参加成立大会，其场面非常隆重热烈。新疆省副主席赛福鼎等领导到会祝贺，这也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一个星期天，我们多人到伊犁河游玩。那时河上无桥，有只木船挂在一条铁索上，靠水流冲力，摆渡人、物，真是巧妙。河旁老毛子（俄罗斯族人）钓鱼也很奇特：在河边插一排木杆，系上线钩，再绑一个铃铛，有鱼上钩，铃铛就响，渔翁在一旁闲聊等待。我也带了点羊肉试钓，不知是鱼不吃羊，还是什么，始终无鱼上钩，想来有趣。
1955年春末，我们又要外出。这次去南疆阿克苏专区。我们七、八人由王友三同志（后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领队。先到阿克苏和温宿县。其间，我们主要搞典型，调查评议定税。那时。绝太多数为私人工商业户，他们虽也搞一些建账建制，但很不完善。我们主要措施就是评定税款的办法。
此办法大体是：1、将商户按不同行业划分。每个行业设有行会委员。再分若干小组，每组户数不等，选有组长；2、税务专管员对所管业户选择经营比较正常，纳税态度较好，有代表性的业户为典型户。经过摸底核算，确定其营业额和利润率，并建底册。3、建有定税组织。主要由税局领导，业务主管和专管人员组成。又有与工商会、市管会等有关部门建有税收复议委员会，处理争议和申诉。其程序是：“自行申报、群众评议、委员会(税局) 核定，按季评核，分月纳税"。每当季末年终，都要组织一次评税。这时按行分组，先由典型业户自报，一般都偏低勿高。其后大家议论，税干也参与其中，据理说服。待差不多时，托乎啦(可以了)! 大家鼓掌通过。其余业户，依此相应比照，亦鼓掌通过!从而较快较好地完成评税，随后就好开票完税了。
在此期间，我还单独一人去了趟乌什县。我坐着一辆牙勒牙(木轮大车) 悠悠前行。路遥天热，我在车上打盹。过阿克苏河时淌水行车，我的行李被水溅湿了。在乌什，我与县局一位同志到农村工作。那里没有饭馆，我们每天花两毛钱买一葫芦鲜奶，再买几个馕，就这么将就而过。
冬天来临，我们到了库车。开展了纳税大检查，重点检查了国营企业和供销社。库车的紫羔皮有名，检查外贸公司时，我们发现生产销售皮统，皮货有大量漏税。当查实贸易公司加工销售产品也有很多漏税，令其补税时，抵触很大，不愿交税。王友三同志多次到县委找杨琦书记，在杨书记的支持下，问题均予解决。
春节之前的一天，我们踏雪夜归乌鲁木齐。到五道巷集体宿舍，即外出吃饭，待饭后返回，我的行李被烤焦了一块，原来我放行李时不慎，将其放在火墙附近所致。
1957年初夏，新疆省税局又安排我们去哈密。这次只有我、郑鑫华、买买提三人。由郑鑫华任组长。时间约有个把月，搞纳税鉴定和税源调查等业务。虽没有多的成绩可述，但有一事使人难忘。当我们工作完毕，买好汽车票，准备乘车返回。当天黎明，我与买买提早起拟去车站，但郑鑫华却在睡觉，还说：“汽车不会按时开，迟去点没事。”后来，当我们扛着行李步行到车站时，汽车早已开走。车站人员非但不同情和另安排我们坐车。还严加指责说：“汽车等了许久，无奈而发车的，车票作废! ”之后，哈密专区田化文局长专门去车站交涉，人家并不买账。我们只好个人掏钱，另行买票。买买提非常气恼，与郑鑫华争吵了一通。
祸不单行，回到新疆区局后的第二天，所有干部到西公园听“反胡风”报告会。人们三五成群都坐在草地上。不知咋的，我会后发现裤兜里的皮夹不见了，夹内装钱不多，但出差单据都丢了。我只好写了报告经领导审批后才报了账。哈密之行，似走麦城，实在扫兴!

五．跃进年代 未狂也热

1957年，党政机关实行干部下放。8月，我与武福同志被下放到喀什。我们坐卡车经七天行程到达古老的喀什噶尔。喀什专区税务局领导与同志们对我们的来临热情欢迎。当时喀什专区税务局在专署对面，地处繁华地段，环境也很优美。有干部20多人。局长是毛拉汗、副局长是伊玛木、魏明德。到喀什后，领导安排我到税政股。股长富瑾生又让我搞地方各税的工作。
1957年下半年以后开展了“反右”，随后又搞“大跃进”。来势凶猛，声势浩大，我茫然不知所措，只得随波逐流。
跃进期间，热闹非凡，择其要者，略述于次：
先是参与“技术革新”。税务干部书生意气，技术革新，谈何容易。领导安排我负责此项工作。我也积极参与，做了一个税收简易计算器的小玩艺。即将交易税、屠宰税等比较简单的税种，依不同税率，计算好税额，列表贴在一排圆筒上。根据需要，转动圆筒，经简单计算，即可算出应纳税额。我又做了个简易计算尺和刻画了几张图表，都是查税计税的，尚可应用。然而有的同志却别出心裁，有一同志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架像弹花机样的切菜机；另一同志做了一架木头自行车，居然还能够骑。这那是什么“革新”? 而是复旧。倒也精神可嘉。同样巴楚县税务局的同志做了一架像大理发推剪似的人拉“收割机”。因能支援农业生产受到欢迎。由于喀什开展“革新”较好，我带着那架“收割机”到乌鲁木齐市，出席了财政厅召开的“革新”现场会，获得好评。因我未带自己的项目，不然或许还要进北京哩!
心想事成。不久，我确实进关，出席了财政部在广东湛江召开的全国税务系统现场会议。1957年8月，我正在外出差，突接电报，要我速回。待回局后，方知派我和市局李育奎局长去广东开会。我自然高兴。然而，那时库车突发洪水，交通中断，无法通行。后经南副专员批准，乘机前往。我初开洋荤，坐了一架能载十七、八人的苏制立—2式小飞机。飞机在空中颠簸得厉害，我不适应，呕吐不止。幸而到了库车过夜，我即去库车县城税务局拜访老同志。看到“北临瀚海，南出昆仑"的龟兹古渡大木桥不见了，桥旁的大清真寺也倒塌了。满街晒着店铺商品和居民用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到乌鲁木齐后，由刘先副局长带队，约二十余人去广东。
广东湛江、滨海城市、南国风光。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和税务局长申平等领导主持了会议。该会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经现场观摩、学习、讨论，就是如何跃进，大搞运动的一套内容。其间，还乘一艘军舰到海中游览。会后到广州过国庆节。
回新疆途经河南遂平县时停了一天，参观喳蚜山卫星人民公社。听到介绍；集体劳动，集体食堂，水稻能产几万斤，杂草也能成庄稼……觉得甚为惊奇。到西安时。我请假回乡探亲，见到久别的父母十分高兴。小住几天后，又告别家乡父老远行。在西安我去省政府拜望杨玉亭副省长。杨玉亭与我父亲年轻时曾是同事。非常要好，往来不断。杨省长听我汇报广东情况后说：“最近李先念副总理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财贸工作要实行‘两放、三统、一包”’问我知否?我答：“一无所知”。
正当钢铁元帅升帐，钢铁卫星上天之时，我也参加了“运动”。
初冬，我到外地出差。在泽普县期间的一天夜晚。我参加县上的“大炼"。在像食堂大灶样的炼铁炉前拉风箱。夜深人困，昏迷慌惚，突然轰隆一声，我栽倒在地。原是因向炉膛加煤太多，又是煤沫，引发煤气爆炸，风箱杆把我推倒。
1958年5月，机构合并。喀什专署财政科、税务局、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四合一，成立了喀什专区财政局。韩文溥、阿维新、毛拉汗均为副局长。1958年8月，陕北老红军张鸿喜，从新疆区党校学习后归来，被任命为局长。
跃进潮流涌入各行各业，税收工作自不例外。正如巴楚县财政局长李国荣在“誓师大会”表态时所说：“红旗招展挺挺的，秋后北京去去的!”
税收工作跃进内容也多，择其要者：
一是实现税收“三无”。即“无偷漏、无滞欠、无差错”。“三无"从1958年8月开始，疏附县首先实现。9、10月间形成高潮，各县(市)均先后实现了。对于“三无"，我曾纳闷，觉得难度很大，不易实现。然此时“三无”喜报纷至沓来，人家能行，我们为啥不行?根据其他地区经验介绍，地区组织了数个工作组，分赴各地。各地税务部门也派人下去。对纳税业户，在城镇进行一次普遍纳税检查辅导，建立纳税制度等，在农村进行查补，实行代登、代征、代管等之后，就算实现了“三无”。随即向上级报告，再受通报表扬，皆大欢喜。
再是实行“集体纳税”。集体纳税就是：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组)、手工业合作社(组)等各集体纳税单位，房地产税等定期纳税的居民，在规定的纳税期内，居委会将纳税户按行业组织起来，由行会或行政领导带队，众纳税户参加。打着红旗、拿着标语、呼着口号，热热闹闹集体到税务局交纳税款。税务局干部表示欢迎，赞颂并开票收税。集体纳税比较及时，减少麻烦。稍有好处。但也劳民伤财、华而不实，并不可取。
还有大搞“促生产”并且“运动”。“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无可非议。问题是促什么产，怎样促?则大有文章。当时促产，五花八门，各显其能。虽做了一些好事，却大都无疾而终。如莎车县税务局协助大办莫合烟厂，结果莫合烟大量积压卖不出去。不但税款无力交纳，长期拖欠，不了了之。工人也领不上钱吃饭，以后只有倒闭。再如巴楚县税务局协助大挖甘草，大办甘草膏厂，虽也增加群众一些收入，但破坏了资源和环境，得不偿失。税务部门也抽调大量税务干部，长期下乡，帮农民种地，从而影响税收，因小失大。地区还组织干部积肥。我们利用早晚或假日，拿着铁铲，提着粪框，到路上拾类，结果操劳半天，粪肥半筐，尘灰一身。
喀什专区财政局各项工作做得不错，屡获好评。张鸿喜局长对青年们要求严格，关怀备至，放手使用。我力尽不知热，不负好时光，那时我不但积极工作，还要看书学习，大家对我均有好感。1959年9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六．“八字”导向 随流而进

大跃进成了大倒退，给人们带来了灾难。退一步，天地宽，国家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各个方面都冷静下来，做些比较实际的工作。
1960年前后，税务部门举办和开展利润监交工作。就是将各级财政部门主办的中央、自治区、地区、县(市)所属的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大集体部分）实现的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变价等应上交的财政收入交由税务部门管理。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又占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责任重大。但喀什地区只有我一人唱独角戏。各地既无机构也无人员，一切要从头做起。
我在局领导支持下，首先招人。先近后远。先大后小。至文革前，除塔什库尔干县外，各地都配备了专人，一些大的县《市》还配备了多人。我再抓制度建设，组织干部学习监交办法和企业财会制度，并学习统计报表、旬、月电报等规定。还组织人员到企业单位检查。从而开展了监交工作，成效也好。新疆自治区曾两次在喀什召开了南疆片监交工作及经验交流会议。
1964年春，我与财政厅驻厂员高明章同志等对喀什纺织厂，进行了检查。查出该企业隐瞒转移利润十余万元，还有其它违规事项，共计二十余万元。我给财政厅写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厅里对我表扬有加，但对问题却网开一面，大部从宽处理了事。还有一次，岳普湖供销社，虚报亏损二十余万元，写来报告要求弥补。韩副局长年岁较大，是个好人，稀里糊涂批准退库。我发现后提出意见，经韩副局长重新批示纠正。我速到岳普湖县去，从银行划扣了回来。
1965年初，我又到外地。在麦盖提与董芳同志一起对食品公司进行检查。我对进货单据详细查阅，见购酒单据上注有“加浆”两字。便问其故，会计吱晤不吐真情。后经深入了解，原是给酒中兑水。喀什昆仑酒厂，为了偷税漏税，生产70多度的高度酒，以“酒精’’(酒精的标准是95度以上)名义按5％的税率纳税，而白酒的税率是60％，两者差距很大。食品公司将这些“酒精”购回后，再加兑三分之一左右的清水销售，从而达到偷、漏税目的。仅此一项，补税数万元。我又立即写信给局领导汇报，随后局里派人到酒厂，并通知各地进行专项检查，补税数十万元。
调整期问，恢复和建立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制度和办法。如推行“三自”纳税办法。即对国营、集体等重点企业，实行“自行计算，自行开票，自行交库" 的办法。税务部门对这些单位先要做好纳税鉴定，确定办税人员，并征前辅导， 征后检查。当纳税时，由企业办税人员自己计算。开票、交款。此办法似乎能增加责任心，减少税干工作量。但也有弊端，削弱了税务部门职能，淡化了税收法制观念。有的不负责任，丢失税票和有意漏欠税收，此法并不理想，以后不再强调推行。
1966年这一年。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这是个政治任务，机关干部必须参加，不得例外。我参加了喀什“第二期”社教，被分配到伽师县社教团布鲁古其公社工作队。这个队以喀什市为主，兼有其它。队长由地委宣传部石明部长担任，副队长是商业厅阿副厅长。我被分配在办公室当秘书，协助阿副队长分管生产。我是农村出身，对农业生产略知一二。
这项工作，主要和县、团生产办公室和公社原领导班子以及各大队工作组打交道。经常与公社书记、社长等一起安排生产，到大队、小队、田间转悠。春种：要适时抡墒，包谷方形窝播，棉花宽窄两行；夏管：浇水除草，施肥撒药；秋收：抡收快打，晒干扬净；冬藏：我们走了，也就不管了。
其间，八月三伏，克孜河突发洪水，冲垮卡赞古鲁(胃口之意)—公社干渠总闸口。整个公社断水，十分危急。队领导亲临前线督战，社队干部与民工奋力抢险。我在办公室，一面了解情况，向上报告，要求支援，听从安排；又向下布置要多少根木桩，多少车树枝，多少人员，要按时完成任务，不得延误。后到闸口，见洪水滔滔，声如雷鸣。人们忙于打桩，扎捆，拉石、运土，日夜不停。经过六、七天的熬战，终于堵住了洪水，修复了闸口。
社教将近结束时，为了做些好事，留些“政绩"，专门成立了个规划队。队长是—位水利厅技术员，他在前，我在幕后，我们对全社各大小队都做了规划。又在干渠闸口修了十多盘水磨，还修了个小水电站。我主要通过领导请喀什地区有关部门支援水泥、钢材、拉运沙石，向下抽调劳力，摊派物资等。这些实事受到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冬天来临，进行第三期社教，这次是在巴楚县。我被分配到巴楚社教团，阿瓦提公社工作队。队长为党校校长许智礼，我升任办公室主任。
1966年11月下旬，我们到了巴楚县最南边的阿瓦提 (繁荣之意)。初来乍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安营扎寨，打点开张。正当有点头绪，正常开展工作之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那就是令人难忘的“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伽师开始，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和“八.八”决定，各地都开了誓师大会，群众也在“破四旧，立四新”。虽有点乱，但还有治。我到巴楚以后，形势突变，秩序大乱，我们穷于对付。不久，后院起火，工作队自己闹了起来。要杀回老家去，罢工闹革命!一天，一群人冲击队部，要给队领导和我戴高帽子游街，说是执行了反动路线。我坚持不戴!争辩说，我没有执行反动路线，都是接规定办事，没有独创! 人家不听，闹腾一通了事。此后，乱了大套，实在搞不下去了，团部决定撤退。我又在混乱中安排收兵回营。之后，一路风尘到了喀什。见到处都是标语口号，什么“打倒”、“罢官”、“老子要把地牢坐穿!”这天，恰是除夕。1966年12月31日，下午日落时，我到站回家。

七．动乱岁月 忧而未歇

对文化大革命精神，我很不理解，对喀什“运动”情况，我也不知晓。此时，喀什派系林立，胡乱“打倒”。我无所适从，只能等待观望，看风使舵。不几天，喀什专署曾参加社教的几十人贴出大字报，要求看群众大字报《汇编》，我想了解情况也签了名。不久，社会上两大派的“职联”砸了“捍联”，喀什专署也冒出了个“革命造反团”并砸了“斗私批修团”。这个“造反团"正是以参加过社教的人员为主组成。此团成立时未与我通气，也未邀我参加，说是忘了。我认为该团不要我，而另一团又被砸。无奈之中，我随流就近参加财政局的“红星战斗队”。“红星”属于喀什专署“八八野战军；“八八”属于社会上的“工代会”。原来新疆两大派以“打王”（打倒王恩贸）、“打武”划线。因绝大多数干部看不惯“打、砸、抢"的“造反派”，又不愿参与时下的“捍卫派”，于是另起炉灶，名曰“工人代表会”，旗号“打王”。因而喀什是两大派三大组织。这样，我被卷入了政治漩涡。
1967年元月的一天清早，突听“造反派”夺权了。由于喀什专署是“造反"与“八八”联合夺权的。又因“八八”人最多，我与另一人被推为财政局的“服务员”。不久，喀什两个“打王”派打起了内战。同时“打武”派又恢复了元气。两派三方混战，好不热闹。先是口诛笔伐，互相攻奸；继而拳打脚踢，棍棒加身；后则枪炮轰鸣，火烧连营。这还了得!我实看不惯，情绪低落，慢慢当了“逍遥派”。
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不然，没有饭吃。在政府机构瘫痪，无法行使职能的混乱时刻，南疆军区成立了“生产办公室”，下设“财贸组”，有一、两人负责财税工作。由于军队干部不了解情况，不知业务，财税工作又不能中断，开展工作还要靠原有人马，我这个有名无实的“服务员”成了“宝贝"。我和其他同志在乱中相机行事，税收磨盘始终没有停止转动。税照收，表照报，文照发，只是程度弱化了。
文革中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武斗，交通中断，没有税票而无法收税。实在无法，伽师等县税务局自行用土法印制了许多税票。以后，“生办”就派军车运票，但票只能运到军区所在地的疏勒县城，我们又得推上拉拉车去十多公里之外的疏勒拉票。一次，我请一位同志帮助拉票，此人不但不去，还骂我“算老几!”
要搞工作就要和人打交通。这时人们派性强烈，感情用事。但我与各地干部并无隔阂，能够沟通。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来办事，我热诚以待，从不为难。无处吃住，我就安排在机关食堂吃饭，在办公室睡觉，还要保证人身安全。有次，外面有“造反派"多人拿着刀矛，气势汹汹，来抓张局长要钱，我即联系专署其同一观点组织的头头，做工作而挡了回去，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事件。
1971年夏，喀什地区在英吉沙东风农场办了“五七”干校，喀什专署干部被一窝端去学习。名曰“学习”，实与“劳教”无异。我于8月进校领教。军宣队给我戴了一顶乌纱帽，任命我为养猪班班长。养猪班人有六、七位，猪有四、五十头。养猪是个卖力脏活，整天给猪弄料煮食。运土垫圈，不言而喻。烦恼的是有一头大公猪常在夜间跳出来，闯到其它圈里胡闹，闹得众猪四处逃散。我们在熟睡中猛醒爬起，收拾局面，使人昼夜不宁。
不久，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形势有所变化，干校学员逐渐有所安排。1972年10月，我被调回财政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军代表吴旭光任命我为税务组组长。
此时，局势仍相当严峻，社会还相当混乱。各地税务部门有的单设，有的合并，名堂各异；内部机构也很不健全。税务干部有的“学习”，有的交待“问题”，有的不务正业，被抽调搞其它工作，可说是半瘫痪。财政局领导班子两结合，前后局(组)长有七、八人之多。众龙治水，无所适从；税务组只有几个人穷于应付。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政治挂帅，大搞斗、批、改，还要“备战备荒"。
在税收工作上，同样“斗、批、改”。把一些规章制度说成是“繁琐哲学"，把一些办法措施说成“管、卡、压”，要把税收搞成工人同志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贫下中农参加管理的简单税制。因而一再简化税种，简化征管办法，甚而“税收包干”，“税收无用”，取消税收。
先是实行“综合税”。把企业交纳的工商统一税及附加，房地产税，使用牌照税，“四税合一”为一种税。由于“综合税”企业之间税率不一，负担不一，有失公平，因而试行行业税。就是一个行业一种税一个税率。1972年在喀什市进行试点，并开会交流经验。然行业税也有弊端：试行范围不全，行业不易划分，负担失平。又于1973年试行“工商税”。这次改革涉及面广，规模也大。即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房地产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盐税合并为“工商税”。税目、税率，亦大大减少。喀什地区曾开了“改革"会议，并顺利推行。
其时，还搞“备战、备荒”。在贯彻“以10％的精力组织收入，以90%的精力促进生产”的口号下，大批税务干部被抽调下乡农村社队或企业单位，长期搞农业生产和其它工作。“备战”，我们一部分人搞业务，一部分人深挖洞。有时白天忙了工作，晚上还要加班挖地道，不亦忙乎!尤其是以后开展了“路线教育”，反对“翻案风”，又是一场大乱。
1976年伊始，喀什下了一场罕见大雪，积雪掩埋了鸡窝。天遂人意，银装素裹。敬爱的周总理仙游，伟大领袖毛主席鹤归。人们悲痛，怀念，惆怅，徘徊。焦虑不安，霹雳一声，除妖去恶，迎来了春天。
这年11月，财政局内部进行机构调整，税务组改为税务科，我被任命为科长。

八．由乱及治 匹夫有责

动乱十年，为时不短。须重整山河，任重道远。幸有“理论”指导，方能扬帆向前!
几十年来“左"的一套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因而是非不清，真理不明。我们都是盲从紧跟，随波逐流。甚至上当受骗，卷入其中。拨乱之后，税务干部和税收工作也有大量是非功过，在认识上需要澄清，在实践中更需要匡正。如要不要征税? 征什么税? 怎样征税等等。多年来，税务机构一再撤并，甚而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疏勒县曾把县党委的财贸部，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商业，粮食，外贸，银行等部门，党政不分地综合成立了一个“财贸工作部”。 税务所与银行营业所、公社财政所等合并，建立了个“贫下中农财金管理小组”。基层税务机构在撤并中，名称多变，如叫税务局、收入局、财政局、财贸办、财税办；内部有的叫科，有的叫股，有的叫组等等。到了1971年除莎车县税务局外，其余十一个县 (市) 都各有名堂。
税收干部也一再精简。剩下几个人，还被抽调搞其他正作。叶城县为了建成“大寨县"，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支农。一蹲就是三年。出现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局面。
为此，我多次向军代表吴旭觉等领导呐喊呼吁。1974年在自治区“迅速键全税务机构，充实税务人员的通知”后，在地、县领导支持下，迅速在巴楚、疏附、伽师、叶城、泽普、英吉沙六县恢复成立了税务局。其他各县（市）在以后也逐次成立了税务局。在基层也恢复设立了税务所。
有次我与吴旭光等人一起到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县检查工作。待工毕返回时，盖孜河突发洪水，冲毁了公路，交通中断。我们住在盖孜兵站等待。因公路一时不能修复，我们也不能久等，就将汽车寄放兵站，过河后再另乘车回喀什。那时一边洪水滔滔，一边山峦高耸，还要绕道攀行，非常危险，我们请人搀扶背送才得以渡过此关。
如前所述，其时税务干部东走西散，所剩无几，业务骨干更是凤毛麟角。我通过领导先争取干部编制，因为有编制才能有人。而那时定编是以实有人员为基础。1976年曾对编外的税务助征员进行整顿，除少数条件较好转为税收干部外，其余均予辞退。对此，我有想法、认为助征员对税收工作劳苦功高，绝大多数是好的。因此建议：只要本人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无贪污等违法行为，即使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也应先予转正，以后再逐步培训调整。因此，喀什地区税务助征员转正较多，最多时一次转正134人。税务干部由文革前的400余人增加到1979年的600余人。
在干部配备上，我也敲边鼓，做工作。将调出税务局的业务骨干如杨嘉才、任金龙同志要了回来。将几位老同志、老骨干做了适当安排。但也有遗憾。如麦盖提董芳同志，系中央税校毕业，1951年进疆后先在新疆省税局工作，后下放到喀什专区局，又到麦盖提县税务局当副局长。业务熟悉，工作踏实，是位好同志。他因文革中受冲击(军代表时搞的)，过于伤心，我虽然找他多次，他始终不愿回(财政)局，我只有惋惜。
由于编制增加。新招(调) 干部增多，加之几年来的混乱，干部业务生疏，不能适应要求。除对每次新招干部进行岗前培训外，1979年起，在喀什财校开办训练班，对股、所长一级干部200余名，分期分批进行了培训。又在喀什市和疏勒县对其他干部进行短期培训。我除负责具体筹划安排之外，还担任汉族班的业务讲课任务。为此，还编印了相应的《讲议》和材料。
在税收业务工作方面，除继续贯彻执行《工商税条例》外，还开征了一些新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建筑税，烧油特别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等。所有这些，在新疆自治区统一安排下，我们都能结合喀什情况积极执行。
在整顿机构，增添人员的同时，建立健全各项税收征管制度，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也是个重点任务。其时，对国营和集体企业继续实行“三自”纳税办法，并重点推行税务专管员责任制度。对专管员实行“定职责范围、定管户数量、定查管指标、定政策宣传、定收入任务”的“五定"责任制。对城镇固定业户实行“专人管理，建账建制，业户申报，税局核定，查实征收”或实行“定期定额”的纳税办法。对巴扎（集市）税收则设“专业市场，划行归市，集中交易，专人负责，定点征税”。对农村等分散税收则实行“专人负责，划片定点，任务包干，巡回检查，定期征税"。并建有代登代管、护税协税组织。对于这些办法措施各地大同小异，各有千秋。
另外，针对几年来税收制度不严，社会秩序混乱，征管措施松弛，偷漏欠税比较严重的情况，多次开展了纳税大检查。1972年，根据上级通知，喀什地区做了具体安排，对城镇国营，集体企业，农村社、队办企业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深入的纳税检查，据不安全统计，收回漏欠税等200余万元。我在喀什地区具体安排的同时，曾到各地协助工作。

九．与时俱进 增添光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新的时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复兴，神州大地更新。税收工作也与国振兴，与时俱进。
为了加强和做好税收工作，1984年中央决定税务机构单独设立，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又进行了一次大的税制改革。从而使税务机构日臻完善，税收工作日益兴旺。
1984年8月，财税机构分设。喀什地区税务处正式成立。自治区任命王宗石同志为党组副书记，副处长并主持工作。买买提艾力，阿不都吾甫尔同志为党组成员、副处长。1985年任命我为副处长。1986年，王宗石调赴克拉玛依后，自治区任命我为喀什地区税务处党组书记，买买提艾力同志为处长。我与买处长共挑重担，互相配合，为喀什地区的税收事业尽了绵薄之力，做了少许贡献。
同样，要做好税收工作，完成肩负重任，必须齐心协力，持之以恒，继续建立健全税务机构，配好领导班子，充实税务人员，提高人员素质，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1984年以后，喀什地区各县 (市) 机构很快财税分设，单独成立了税务局，但还需要继续健全和增强税务机构。其中，关于建立泽普石油税务分局上，有点不顺。
1978年，在叶城柯克牙发现了大油田。八十年代以后，在泽普奎依巴格建立石油化工基地。国家投巨资，陆续建设炼油、化肥、液化气、发电等大型工程，地方也相应办一些企业为基地服务。基地日趋繁荣，税收也连续增加。开始，只有几个人在此收税，后来设立了税务所。我以为，从长远计议，必须在基地单独设立机构，专职对“石油”征税。其想法一是石油基地必定日益扩大，石油工业必定日趋发展，石油税收必定大量增加，小小税务所不能承担此大任；二是石油企业是中央企业，腰大气粗，把个税务小所不放在眼里。当地税务小所干部也有自卑感。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单设机构。然而，好事多磨，新疆自治区业务部门认为当时收税不多，未获允准。而泽普当局也有疑虑。以为喀什地区要上收基地税收，减少当地财政收入，不大积极支持。后经喀什行署领导鼎力支持，才于1986年挂了“泽普奎依巴格石油税务分局"的牌子，后到1990年才被追认“正名"。
有了机构还要有地盘。因为机构是我们直接操作办的，所以我找了喀什行署常务副专员兼泽普基地副总指挥刘士林。拿着他的尚方宝剑亲笔信到泽普。恰巧地委张书记也在此，我即向其汇报，又向县委领导做了通报。后和胡盼道局长一起会见泽普基地副总指挥加拉丁。他大力支持，马上给泽普奎依巴格石油税务分局免费划供了地盘。并由基建处负责规划设计，还积极供电、供水、供暖，一切顺利。从1988年起，泽普奎依巴格石油税务分局税收就与泽普县局平分秋色。以后逐年增加，到1994年，泽普分局收税约为泽普县局收入的三倍。而泽普分局税收地区并未上收到喀什地区，而是变成了泽普县的金娃娃。事实说明，这个措施是不错的，各方都是满意的。
在充实税务人员，提高税务干部素质方面，我也想了一些办法，采取了些措施。喀什地区税务处成立以后，数次增加了编制，充实了人员，至1993年总编制为1179人，实有1114人。在新疆除乌鲁木齐市外，我们喀什算比较多了。这一时期，我们对干部重点进行专业教育正规培训。好在喀什有所财贸学校，其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财税干部出身，在他们的支持下，从1980年起在财校开办税务班，每年或两年分别民、汉招生。至90年代初，共培养中专生200余名。又在新疆自治区统一安排下，选送干部到大连、南昌、兰州、乌鲁木齐市等大专院校学习深造。同时，在喀什行署领导支持下，1987年我们与喀什地区财政处、审计处联合委托西安培华女子大学开办经济管理班，送去学员26名。又与财政处在喀什电大办财税班，培训干部21名。新疆自治区还在喀什财校办了民族大专班，我们近水楼台送去干部7名，从而喀什地区税务干部中有大专学历的约占60％。
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这是一次范围较广，规模较大的税制改革。将原工商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盐税、营业税四个税种。修订所得税和调节税；新开征和恢复资源税等多个税种。新疆自治区调我与石河子陈英，阿勒泰贾振声同志到乌鲁木齐，与区税局业务处领导一起商议研讨在新疆自治区的实施方案，重点商议起草了几个地方税的纳税办法和具体措施。1984年8月，新疆自治区召开税改会议，喀什行署副专员李登杰率地、县（市）财税部门55人出席会议。
这次税制改革，我们除按有关规定和新疆区税局统一部署，迅速执行外，主要根据喀什“少、边、穷，”地区的特点做了些调研，提出具体方案适时执行。如：为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特需，同二轻处对当地少数民族特需产品具体划分核定，予以减税或免税。喀什巴扎（集市）历史悠久，集市规模较大，对一些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手工业产品和为群众生活服务行业从轻征税。喀什又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为支援农业、富裕农民，对乡镇企业和农村专业户，实行从宽从简征税。从而有利于改变喀什的面貌。
喀什水土光热资源丰富，适宜棉花生产。从八十年代开始，棉花生产逐年扩大，产量大增，农民现金收入主要靠棉花。然而喀什棉麻公司收棉场地狭小，加之设备不足，需要增设或更新。为此，经喀什行署领导和有关部门研讨，从1987年起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支持。如对企业实现利润，固定基数并征所得税外，其增长部分按70％部分征税，30％部分用于还贷。并适当提高简易建筑费比例等，使喀什棉麻系统棉花收购站和加工厂普遍扩大、增加和更新。后又增加脱绒等新项目，适应了棉花扩大产销需要，增加了企业收入，也增加了税收。至1993年喀什棉花产量增加到330万担，占新疆自治区的四分之一。集体企业所得税占喀什地区当年工商税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棉麻公司所交的税收又占了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还与有关部门配合、支持，兴办或扩大了喀什纺织厂，地区水泥厂、毛纺厂；喀什市塑料薄膜厂、棉织厂；疏勒水泥厂、昆仑酒厂、番茄酱厂；莎车纺织厂、泽普水泥厂、叶城燃气发电厂等一些厂矿和项目。这些企业大多数生产正常，效益较好。只有极少部分企业经营不佳或倒闭了。但总的来看，成效不错，为喀什的振兴添了点色彩。
在实行“四个垂直”管理以后，税务机构有了加强，工作条件也有改善。但仍感不足，尤其是经费短缺，对修建办公室，职工宿舍等困难较大。我们除了请上级支持外，还向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求援。记得当时各地财政部门每年都给税务部门一定的经费支持。不同的是我们经喀什行署领导同意，在全喀什地区搞财政包干。即将每年按增长数额以5％提取补助，改为定死基数，几年不变，凡增长部分都按5％提取。这样提取数额较多，且逐年增加，每年都有数百万元。从而，大大改善了喀什地区税务机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然而，在办好事中也遇麻烦。如：喀什地区税务处与司法处相邻。1987年我们盖宿舍楼，当打好地基浇灌水泥后，该处有人以为占了他们地盘(实无此事)，派人用土填堵了基坑。我得悉后，即找杨占喜副专员汇报，杨专员与我马上乘车到工地，看到此情非常气愤，当即叫来司法处领导责斥：“你们司法处是懂法执法部门，这种行为太不像话!”之后我们两处相安无事，友好相处。还有一次，也是盖另一宿舍楼时，因施工单位偷工减料，质量低劣。我知道后找了经理，就把几个责任人处理了。后来那几人的老婆到我办公室吵闹，说是砸了其饭碗。有个人还把小孩放到我办公桌要走，临走时还威胁说，若是她小孩发生什么意外，要找我算账。小孩尿湿了我的报纸和文件。后由公安局来人把他们轰走了事。
我自幼喜爱学习。爱读、爱看、爱问和爱模仿。却因家境贫寒，无力进校，只上了个初中，还未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深感知识不足，能力不强。因而如饥似渴，从未间断学习，甚至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学。然而大体也有个选择和侧重。在统一安排的政治业务学习之外，文革前，我侧重学了点文化基础知识；文革中，因形势需要偏重政治学习；文革后，又因工作担子加重，形势所迫，则侧重专业知识学习。由于感到还有兴趣，从1981年起试写一些税务专业文章，发表一些税务专题议论。曾写了《试论税收的性质、特征和作用》、《搞一个什么样的税制》、《试论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收政策》、《农村税收现状及其改革》等十多篇拙文，在《财政研究》、《税务研究》、《新疆财会》、《新疆税务》、《论文汇编》等刊物上发表。1984年底与新疆区税务局阿西木副局长、赵光祖、杨福田同志及石河子陈英同志去北京出席全国税务学会成立大会。1985年出席自治区税务学会成立大会并担任理事；同年，喀什地区税务会成立，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后又任会长。还担任喀什地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财政学会”、“审计学会”等学会的闲职。还在喀什财校税务班、喀什电大财税班、粮食财会班、商监财会班等担任讲课或辅导老师。有次，在喀什市的大街上，忽一人叫我“老师"并问候，我很窘愧，已记不起那学生的名字了。为了教学讲课，我曾编写了《工商税讲义》、《财政学讲义》、《税收知识问答》等讲义或辅导材料。我还从1990年夏起组织人员编写《喀什地区税务志》，我任编委会主任，审稿，撰写并修改了约三分之一的稿件。到1992年底，已完成并打印出《初审稿》，后由喀什地区国税局、地税局组织人员修订定稿并梓印发行。
偶然机缘使我学习税收，命运诀择使我从事税收，时代要求使我献身税收。而今，我于1994年春就己离岗退位。然而，税收渊缘难忘，税收情怀笃深。税收与我伴终生!



梁奇同志生平介绍
（新疆喀什地区国税局追悼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喀什地区税务系统退休老干部梁奇同志。梁奇同志是一位为革命工作和税收事业默默奉献一生的好领导，是一位一心向善和始终正直的好同志，是一位倍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老人。
梁奇同志于2011年6月3日20时02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8岁。
梁奇同志生于1933年2月，陕西省三原县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195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梁奇同志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在西北税务学校学习，1951年8月至1954年5月先后任塔城专区税务局科员、塔城专卖公司秘书、塔城专区税务局地方税股副股长；1954年5月任自治区税务局税政二科科员；1957年8月至1985年8月历任喀什地区税务局、喀什专署财税科科员、喀什地区税务处税政科科长；1985年9月至1987年1月任喀什地区税务处副处长，1987年2月至1994年1月任喀什地区税务处党组书记；1994年1月退休。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深切缅怀和追悼这位倍受尊重的老领导，梁奇老人生前的点点滴滴折射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高尚人格。梁奇老人工作的年代，正是新疆各方条件最艰苦、最需要人才的年代，他凭着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义无反顾地踏上这片贫瘠的热土，把身心完全溶入进革命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求做事、不求回报，积极投身于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作为税收工作的开拓者，在他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们用那一代人的朴实，那一代人的勤劳，那一代人的忠诚铸就了税收工作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牢固基石。我们要更加缅怀和学习梁奇老人的这种精神，缅怀和学习梁奇老人及他们那一辈人扎根边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高尚品质。
梁奇老人毕生工作期间，始终追求党的事业，时刻牢记党的宗旨，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昂的革命斗志。在事关全局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深受当地各族群众的爱戴，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奋工作，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光荣退休后，他离岗不离责，坚持读书看报，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并积极建言献策，时刻关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事业的进步。他为人忠厚、胸怀坦荡；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他对子女从严管教，严格要求；子女个个遵纪守法。好学上进。
梁奇老人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稳疆兴疆、富民固边，艰苦奋斗，用青春热血和毕生精力塑造了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凡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为群众做过好事的人，社会不会忘记，人们也不会忘记。梁奇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和群众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也使儿女子孙失去了一位好父亲、好爷爷，我们深感悲痛。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和工作，再创佳绩，梁奇同志将永铭刻在我们心中
梁奇老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