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五项考古成果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内蒙古政策君

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等5项考古的重要成果。

此次通报的5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国家礼仪与祭祀制度、手工业技术、都城建筑营造的生动体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成就。同时，无论是北方新型史前文化的发现，还是边疆地区祭祀制度、手工业技术发展等，考古成果再次让人们看到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北方万年文化史的最新实证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距今10400年至6400年左右。

四台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可以区分为年代不同的5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二组遗存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


▲四台遗址出土的锯齿刃刮削器。
考古学家在第一组遗存中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6座半地穴房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认为：“这是四台遗址最大的亮点，它们是证据最充分的、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房子。这就是定居的开始。”第二组遗存中也有4座半地穴房址。这些成组的房址，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村落定居的实证，表现了人们从旧石器时代那种流动性栖居，向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转变。


▲四台遗址出土的筒形罐残片。
遗址还出土了压印纹陶器、细石器等遗存，再结合半地穴房址等，文化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细石器工业继承自泥河湾盆地1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表示，这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被命名为“四台文化”。“这是我们北方万年文化史的最新实证。”他说。

第五组遗存出土了一只大口尖圜底罐。赵战护介绍，在目前国内的报道中仅此一件，它在纹饰和器型上展现了四台遗址与更远的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四台遗址在不同时期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见证。
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
探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
古城村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


▲古城村遗址出土的两周时期陶器。
古城村遗址面积约4.2万平方米，现存的贝丘堆积最厚处达6.5米，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蛳壳与灰土层交替堆叠形成。这些贝类，主要是来自滇池的螺蛳。

经碳十四测定，古城村遗址年代为距今3600至2500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至两周时期。商代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发现保存完整的椭圆形环壕聚落，由中心台地、外围环壕和护坡组成，中心台地面积约27000平方米，环壕和护坡周长约600米，这种聚落格局一直延续至两周时期。商代晚段发现一批土坑墓和瓮棺葬。两周时期的遗存以房址、螺壳堆、灰烬、活动面等居住类遗迹为主，房址多为方形半地穴式。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遗存4000余件。


▲古城村遗址出土的商代瓮棺葬具。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然朝介绍，古城村遗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区内发现的一处完整商周时期环壕聚落，文化特征鲜明，是探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此外，相关发掘成果也为建立云南滇中地区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

螺蛳与滇池区域生活的人们关系密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贝丘遗址在云南地区是一种文化现象，南诏起源神话传说就有和螺蛳相关的故事，滇池早期建成传说也是如此。”古城村遗址厚达数米的螺壳堆积，以及大量独具贝丘遗址特色的遗迹遗物的发现，再现了湖滨古代先民泛舟滇池、捞螺捕鱼的文化景观，也为全面探讨滇文化出现之前，滇池地区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族群构成、古滇池环境变迁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或为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是一处秦代大型建筑遗址。


▲四角坪遗址中心高台与附属建筑发掘全景。
四角坪遗址坐落于礼县县城东北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顶被削平，形成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山顶平台，勘探发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

四角坪遗址建筑群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各方向对应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网布局一致。中部夯土台基边长约为27.8米，土台中心有一边长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间，土台四边各连接两处踏道，有柱洞紧靠台缘，四周环绕散水。

中心夯土台四面中部分别对应四组附属建筑，现存相对的两个近方形夯土台，土台边缘环绕柱洞和柱础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围。中心夯土台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台基，同样由散水包围，台基边缘环绕柱洞及柱础石，台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础石。附属建筑以夯土墙相连，并分隔出多个院落将中心土台围合。出土遗物主要以建筑用材为主，包括云纹瓦当、绳纹瓦件、回纹地砖、空心砖、陶水管等。


▲四角坪遗址出土遗物。
“俯瞰遗址，如同一个编织精美的中国结。”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表示，如此规模、规制的建筑群在国内同时期考古发现中是相当罕见的，推测为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是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标志之一。

文献记载，秦始皇在东巡之前，曾在统一全国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今平凉、庆阳地区）与陇西郡（今天水、陇南、定西地区），礼县作为秦人的祖庭之地亦在巡视范围。该遗址建筑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初步推测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特殊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很可能就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礼仪制度及建筑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
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外围的山坡上还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柴平平介绍，苏峪口瓷窑遗址是全国瓷窑址作坊遗迹保存最好的窑厂之一。在窑厂周围发现了作为原料的石英矿、瓷土矿，作为燃料的煤矿，还有作为水源的冲沟，揭示了完整的窑业布局。此外，苏峪口瓷窑遗址还揭露了完整的窑厂遗迹，有石英加工区、成型区（瓷土堆放与拉坯成型区）、施釉区、存储区（原料存储、晾坯、仓储）、烧成区和废品堆弃区。


▲苏峪口瓷窑遗址出土的透光白瓷。
窑具以直筒型瓷质匣钵为主。烧制时均用匣钵正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瓷器产品主要为精细白瓷，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另有花口瓶、执壶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细腻，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指出：“过去总说宋代人喜欢青瓷，考古证明，宋朝统治阶层、士大夫可能更喜欢白瓷。西夏统治者也喜欢白瓷，西夏‘官窑’生产白瓷，说明西夏虽和宋朝在激烈交战，但文化上还是受到宋朝影响。”

此次在苏峪口瓷窑遗址还出土了“官”字款匣钵。专家综合推断，此处遗址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苏峪口瓷窑遗址出土的瓜棱罐与匣钵。
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是考古人员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秦大树认为，可能是苏峪口瓷窑派人去景德镇学习，甚至可能是景德镇窑工来此生产，反映出两宋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互鉴融通的史实。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首次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是辽代五京之一。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


▲辽上京遗址发掘后全景（东-西）。
辽代是由契丹民族创建的多民族王朝，辽上京是辽代五京中营建最早、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此次发掘的是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一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门大街西侧的一处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该院落中央的主殿。考古发掘证实该建筑在辽金两代经历过三次大规模营建，三次营建过程中建筑的轴线位置、朝向和院落规模沿用未变。该建筑在辽代始建时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辽代的改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后均出月台。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规模略有缩小，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出土遗物主要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泥塑和铜钱等。


▲辽上京遗址出土的瓦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所在院落为南向，“这是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号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过了目前发掘所见的辽代宫城内宫殿建筑，推断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岩石认为，辽代契丹人在宫殿等建筑固守自己“坐西朝东”的传统，另外，也吸纳、尊重中原传统，像南部的孔庙、国子监这些建筑，没有改变它们“坐北朝南”的特质，这也是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