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建安风骨（古典诗词漫话）》有感

福建政策君

当我手捧一本李宗为先生的《建安风骨（古典诗词漫话）》，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千年前的汉魏之际。那时的邺城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人，他们承袭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他们的文章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形成了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兴起、蓬勃、湮灭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建安风骨”的慷慨悲凉根植于汉末的连年战乱、瘟疫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价值观重塑。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实则是将自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学神学化、经学化。在这种相对禁锢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下，人的个性发展受到压抑，再加之统治阶级类倡优而蓄养文人，故汉代的大赋虽铺张排比，极尽渲染之能事，但不免沦为辞藻堆砌、内容空洞。黄巾起义以来，豪强蜂起，逐鹿中原。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那套“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和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逐渐破碎解体，人的个性发展比拟春秋战国纷争之时。文人群体的关注目光也从“做圣人”、“成君子”转移到对现实的审视和自己内心的审视。


建安诗人以高超的审美刻画了国家的动乱、百姓的苦难。在他们的笔下有对贼臣篡权，国运式微的强烈担忧：“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有对无休止的徭役给百姓带来深重苦难的揭露：“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有战乱频仍而远走他乡的羁旅之苦：“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有被掠番邦的惨痛经历：“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年，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当死亡、痛苦、灾难接踵而至的时候，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忧虑成为了建安诗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他们的笔下常有人生苦短的生存之叹。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昔年疫疾，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一举必千里，乘飔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常恐沈黄垆，下与鼋鳖同。”

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整个人类的历史相比就是“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困境可以选择沉沦以求个体生命的苟延残喘，但对于建安诗人来说，他们精神深处的那份崇高感不允许他们沉沦。他们在现实的困境中将对家国命运的思考负载在自己肩上，以寻求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为目标，追求那超越个体有限生命的价值，达到不朽与永恒。
建安风骨的慷慨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悲凉则是自我价值的内视。建安诗人不是于忧患中消沉，而是于忧患中奋发，用重死的方式激活了重生的欲望。因此才有曹操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驾言登五岳，然后小丘陵。”；应玚的“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王粲的“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


漫漫千年间，从建安时代吹来的风早已平息！然而，建安风骨，仍被我们所向往。现今，有的人高喊着躺平，于是乎真的躺平了，有的人仍不失对理想的追寻，为着自己心中真正想要去做的那件事默默积蓄力量。


千年前的建安诗人，他们刻画现实的苦难、悲痛，但不沉沦于苦难和悲痛，而是追求精神上的超越，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以“吞吐宇宙之机，包藏天地之志”实现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千年后的我们，虽也不乏困境窘境，但风起云兮，安居盛世而不自胜，务要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树己之心树人，锻造风骨，继续吹鸣在千古的长河中。

（作者：漳平税务 林国栋，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