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板升：明代民族交融的见证

内蒙古政策君

明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以后，在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互动新高潮中，塞上形成了许多板升。何为板升？有学者考证，蒙古语“板升”实源于汉语“百姓”一词。一般认为，板升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北迁汉族为主体，在塞上形成的定居聚落。它既是近代人口大迁徙“走西口”的前奏，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缩影。

▲美岱召是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俺答汗所建，是蒙古土默特部从草原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产过渡所建的第一座寺庙。包头市政府供图
板升的形成与发展
嘉靖三十年（1551年），白莲教起事，不少人北投蒙古部。白莲教首领丘富作为俺答汗麾下的谋士，建议把开垦田地摆在首要位置，以农耕为务，广积粟米、积蓄力量。在丘富等人的建议下，俺答汗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修筑城池和宫殿，开垦良田数千顷，并在周边集中安置来自中原的人口，逐渐形成了板升。

塞上以游牧为主业，少有城郭和定居之所，经济生活单一，需要从中原地区获得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量到来的中原人口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为扭转塞上被动的经济局面创造了契机。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前期垦田试验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汗用两犋牛开垦了田地五六顷，播撒谷、黍、秫、糜子等农作物，还动手建造了一口窑，参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新鲜的劳动方式让他十分愉悦，发出了不再征战、归休田野的感慨，他还派使者前往大同等地，请求明朝派遣木工、画工、铁匠等手工艺者帮助他在丰州建造城池。次年，俺答汗大会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等蒙古王公，畅谈发展农业新政策，以及入贡明廷请求赐予耕具、种子的主张。

俺答汗经营板升、发展农业，经济发展很快进入了良性循环，边地流民、百姓纷纷北迁塞上，板升规模也越来越大。嘉靖后期，丰州川良田多达万顷，村落有几百个之多。据明万历年间兵书《登坛必究》描述，自丰州沿着黄河河套一路向西，分布着大量隶属于麦力艮台吉与大成台吉的板升。可见，蒙古右翼诸部仿效丰州川发展板升经济，板升在河套以北地区普遍存在。

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结束了明廷与蒙古诸部近二百年的战争状态，史称“隆庆和议”，边塞经济由此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实录》和《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初年，板升移民可能已达十万之众。他们所耕种的粮食，成为蒙古部落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创历史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明朝总督方逢时在《塞上谣》中描绘了塞上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净如濯。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馌朝复暮，荜门鸡犬皆相依。”明末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言：“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由此可见，当时塞上是各民族安居的乐土。

文化习俗的融通
板升的出现，加快了塞上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塞上社会生活面貌大为改观。

游牧民族旧俗简单，饮食以木盆盛食，服饰则以动物毛皮制品为主。明后期，大量中原人口到来，在无形中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例如，在饮食上，蒙古族百姓普遍使用木碗、木杓等餐具，贵族则使用更为精美的银制餐具。服饰上最喜锦衣，丝织品成为着装风尚。明人穆文熙有诗言，“少小胡姫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珰”，便是蒙古族女性模仿中原地区女性装束的真实写照。《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总论中亦记载，北地衣食居室悉如汉制，可知明后期民族交融之深入。

为提升文化水平，俺答汗曾在大帐外悬挂告示，招揽中原孝廉诸生到塞外来。有文献记载，北地识字之人多来自中原地区。在他们的影响下，草原上精通文字书写的人越来越多，“榜什”（意为“有学识之人”）颇为殷众，草原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迅速提升。

医药文化也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内容。板升中有许多中医人才，如周元素以医术闻名，赵全曾入应州城采购药材，为俺答汗治病。他们将中医药知识和药材带进草原，行医开药，提升了当地健康水平。

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中原人口同样受到蒙古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板升有不少汉族居民给子女取蒙古名或蒙汉合璧的名字。史料记载，赵龙育有六子，依次取名为火泥计、窝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宁安兔。

总而言之，板升是塞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是民族团结的见证，在促进边疆繁荣、民族团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