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文化巨擘——苏东坡诗意人生背后的哲学密码

福建政策君

人生在世，简单说来，需要处理三种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庶几可以对应这三种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儒家就没有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无论是从思想的侧重点，抑或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儒家主要致力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 由此也形成了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架构——礼教。在传统的文人、士人、知识人群体中，能够通一种，则足以成为大儒、名僧或世外高人；而能打通儒释道者，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苏东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今人欲了解苏东坡，除了阅读他的诗文集之外，读传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选项。在诸多传记中，最经典莫过于林语堂所撰的《苏东坡传》。这不仅仅因为林语堂文笔优美，才子写才子，自然是心心相印、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林语堂能够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入到苏东坡的内心世界，以“同情之理解”深入挖掘苏东坡所思所想所为背后的哲学密码，呈现出了一个既才华横溢又思想超拔的复杂而又多面的苏东坡。对传主苏东坡，林语堂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评价：“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

兼济天下的儒者风范
苏东坡，以诗文名世，但他首先是传统科举社会下典型的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历史实践中，尤其是在科举社会中，这一思想演变为“学而优则仕”的成才路径。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的人生目标就是当官。而是说，儒者，需要以当官为手段，借助政治力量，来实现济世救民的天下大同理想。
苏东坡就是如此。虽然从科举走向仕途，但他并没有以“当官”作为最终目的，而是将“做事”视为人生鹄的。传统的儒家，将儒家之“道”追溯到圣王， 由此形成道统。但苏东坡认为，道仅仅追溯到“道统”是不够的，道要建立在真正的理性上，才有说服力，才能称得上“道理”。这实际上是遵循了“从道不从君”的原儒思想。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支撑，虽然“学而优则仕”，但他并不因“仕”而放弃“学”。在政治实践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儒学之初衷，每每从人民立场出发，敢于对一些政策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建议，为此得罪了不少权贵，特别是与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政策相悖，导致屡次被贬。在颠沛流离的官场生涯中，他总是秉承仁爱为本、为民利民的儒家信条，兴水利、建医院、平米价、济灾民，着力于民生工程，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苏东坡深受孟子影响， 以孟子的“浩然正气”涵养至刚至阳之气，于是少了些明哲保身的市侩习气，多了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道德勇气。在万马齐喑的腐败政坛，这样的道德勇气无疑是要付出代价的。“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无论仕与不仕，苏东坡始终未忘其身、其君，秉承了仁宗时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元则忧其君”的庆历新政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来南宋诗人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爱民情怀，这种精神一直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成为了中华民族不灭的魂。

超脱世俗的佛心禅性
“入世读孔孟， 出世读佛老。”屡遭贬谪，特别是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以佛教思想聊以自慰，并与僧人过从甚密。
实际上，在去黄州之前，苏东坡虽对佛学有兴趣，但并没有认真研究，毕竟他是属于儒家文化圈中的人。被贬黄州后， 由于人生上的经历和感触，他才开始精研佛学，彼时他四十多岁，正是儒家所谓“不惑之年”。
元丰七年（1084）， 苏东坡离开黄州游览庐山，写了不少关于庐山的诗，其中一首《题西林壁》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广为流传。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出于此。大多数人认为这句诗阐述了部分无法代替整体的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哲理。但如果深挖的话，这句诗的背后有着苏东坡与佛学禅宗的深厚因缘。苏东坡游庐山，除了纵情山水的文人雅趣之外，一个极重要的理由是访禅，拜会临济宗黄龙派的东林常总禅师。
以此来反观诗句，可知诗中的“不识”，有着深厚的佛学中唯识论元素。在唯识论看来， “境依识起，唯识无境。”也就是说，一些外在现象都是心识，心外无物。这或可算是明代大哲王阳明心学的一个隐秘源头。从佛学的角度看，如果把“庐山真面目”比作世界之真相的话，那么“不识”意味着无法看清真相，而这一切皆是因为身处在这滚滚红尘世界之中。这显然不是苏东坡游庐山拜会禅师后的最终结论。实际上，在游庐山夜宿东林后，苏东坡还留下了一偈，其中有“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广长舌”和“清净身”都是典型的佛教用语。当把山色视为清净之身后，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或者说，苏东坡已经看破“庐山（世界）”的红尘了。
面对政坛的凶险和命运的多舛，看破红尘得到解脱，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但这种解脱，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而是以高的人性来看待低的人性，通过向内转达到精神解脱的效果。苏东坡的豁达心境由此而来。

天人合一的道家人生
“道”是儒家和道家共用的最高哲学概念。其形象化的表达是天，所谓天道。天的概念和道的概念经常可以互换。按照解字法，天可以拆成“一”和“大”。“一”是统一性，“大”是多样性。
北宋有所谓党争，苏东坡所在的元祐党和王安石的王党的政治分歧，其哲学源头正在于对“天”的认识论分歧上。在“一”和“大”中，王安石更看重“一”， “一”是“同一性” ，整齐划一；而苏轼更看重“大” ，“大”是包容的、多元的， “一”是多元一体的整体性，而非同一性，为多元化留下空间。
观念影响行为。王安石和苏轼不同的天道观，反映到他们的交友和用人策略，是完全的背道而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苏东坡以三观取友、仁爱交心，与之交往的大多是鸿儒高僧名道等德高望重之辈或隐士高人，其中有司马光、欧阳修、秦观、黄庭坚等；同时也能深入群众，与朴实的贩夫走卒、底层的渔樵耕读打成一片。而王安石强求一致，只重执行力不重品行，培养提拔了一大批奸诈小人，如吕惠卿、张惇等，后来王党一派中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奸臣蔡京。养蛊为患，反遭其噬，王安石终被一手培养的吕惠卿所陷害。
可以说，在天道观上， 由于独断，王安石从儒家逐步地倾向了法家；而更加兼容并蓄的苏东坡，则亲近道家哲学。“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东坡的“道”，既靠认识，更靠实践和体验。而体验这一维，赋予了其“道”以审美意义。这也是他的诗文能够冠盖天下的哲学美学基础。
苏东坡喜欢以自然中的景物和动物来自况， 比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飞鸿是心灵自由的象征。其中的轻灵之感， 比之现代诗人徐志摩的“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更加自然和富有诗意。
最能体现苏东坡道家思想的是，在他临终之际，维琳方丈过来帮他超度，告诉他要向往来生，意思是以佛教轮回观来超度生死。但苏东坡对之不置可否，他说：“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以一种道家自然无为的态度来看待生死， 以超脱的态度来超脱轮回。佛教的超脱，终究是有所执着，执着于往生不死。而苏东坡所信奉的道家，无所谓生死，一如庄子《齐物论》中的“齐生死”。正是能够齐生死，所以，他能够平等看待人与自然之物、外在之物，寓情于物又不执着于物。得意时，纵情山水，美景美酒美食，概不拒绝；穷困潦倒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在苏东坡看来，道家的长生不老，更多是指精神的不朽，身体的长寿。执迷于身体不朽，妄图永远不死的，只是痴心妄想。
苏东坡尝言：“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儒佛之间，以心相交；儒道之间，以道相接。苏东坡以其仁爱之行、淡然之心、 自然之道整合儒释道，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苏东坡的天才诚然不可复制，但他学习吸收中华文化中儒释道的精髓，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人生体验和社会实践，这样的做人态度和处事方法，却是可以复制的。今天的我们，对待事业，应当有儒家的日益精进、一心为民之情；对待功名利禄，应当有佛家的淡然淡定、超凡脱俗之心；对待世界、 自然和人生，应当有道家的虚怀若谷、清静无为之意。
读懂苏东坡，更重要的是读懂自己。
作者：莆田税务 林伟
（刊登于《海峡税务》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