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热点：2021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李威03

2021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第898期）

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研究课题组
  摘要：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2021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本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多轮论证与研讨，最终遴选出九个研究热点，并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回顾五年来年度热点梳理工作，可以发现，我们遴选的研究热点既体现了阶段性特征，又具有延续性的特点，比较全面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的印迹。2021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九个研究热点分别是：（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2）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3）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4）统筹发展与安全；（5）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管理；（6）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7）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8）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应对；（9）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之策。
关键字：经济学 管理学 研究热点

一、引言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过去一年，我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土壤，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也迈向了新阶段，并取得重要进展。为更加清晰地展示2021年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取得的优秀成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进行了年度研究热点分析。
在遴选研究热点过程中秉持学术性、社会性、全面性、平衡性、综合性、包容性和关注度原则，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献为基础，经过本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多轮论证与研讨，最终形成2021年经济学与管理学九个学术研究热点：(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2）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3）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4）统筹发展与安全；（5）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管理；（6）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7）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8）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应对；（9）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之策。
综合2016-2020年的热点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印迹。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连续五年入选研究热点，也正是历时五年的记录才能够全面反映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的研究背景、主要内容和研究进展，对于理论经济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再如2016-2020年间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同样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选题历经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全面脱贫，变化的是具体的学术语言，文字含义，不变的是中国学术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基础的基本规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了阶段性，例如全面“营改增”税制改革、“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探讨、区域协调发展等等。这些在记录中产生的线和点勾勒出了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坚持梳理年度学术研究热点的意义也得以彰显。
二、2021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和理论创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带领全体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经济学各学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经济建设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深入研讨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主题。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的相关论文有11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65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历程，相关研究主要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经济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方面展开。
1.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经验总结。学界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实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通过梳理史实，学界对党领导经济的治理规律、经济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土地制度等）、宏观经济政策、反贫困方略，以及对外贸易、金融、财政、税收等重要问题和研究领域做了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具体包括：（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其中，全面领导是核心要义，政治领导是根本，思想领导是关键，组织领导是保障。[①]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有：适应现实变化开展经济工作，坚持社会主义的领导经济工作方向，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领导经济工作原则，树立开放的态度处理对外经济关系。[②]（2）坚持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有研究提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国共产党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目标追求；[③]围绕“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命题，确立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④]（3）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制定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⑤][⑥]（4）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与对外开放。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把改革作为强国、富民的重要力量源泉，是党的百年征程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一大因素；[⑦]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逐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⑧]
2.基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实践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实践历程中，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是学界对党的百年经济思想史做出了整体性研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思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三农”战略、反贫困理论等做了梳理提炼，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立体影像。明确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思想渊源及其理论创新价值；总结了经济发展分析的六个维度，即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理念、现代化、二元结构、经济发展调节机制、发展格局等，提出将这六个方面的经济发展思想学理化、系统化，就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干。[⑨][⑩]二是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研究，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在此基础上，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制定开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战略和政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论，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1]三是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土地制度和脱贫攻坚研究领域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党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认识和实践路线图，即单一公有制—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单一公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12][13]分配制度变革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导向、以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互相推动为演变逻辑的渐进式、探索式改革进程[14]；马克思主义土地公有制和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理论是百年土地变迁中不变的理论源泉和核心规律；[15][16]基于党领导人民战胜贫困的历程，提出融合“理论、理念、制度和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减贫体系。[17]
对建党百年来的经济实践经验和经济理论的研究，秉承“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总结。[18]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阶段、新理念与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仍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依然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实践，是在实践经验上总结的理论创新。
热点二：共同富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十四五”时期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明确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以“共同富裕”为主题的文章有444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8篇。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方面：
1.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开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产业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国完善了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激励系统和保障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的伟大任务，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整体富裕发达社会的现代化新征程。[20]
2.新时代对共同富裕的基本共识。共同富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具有全时空性、全方位性、全民性和全过程性。[21]共同富裕是社会整体进入富裕社会、是全体人民都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的全面富裕、是消除了两极分化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22]
3.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概括起来主要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3]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2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25]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及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6]实现收入分配格局从“葫芦型”逐步转变为“橄榄型”；[27]加大社会保障调节力度和精准性，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人群差距，增强社会保障待遇和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的调节作用；[28]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29]继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30]加快乡村振兴，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促进城乡共同富裕；[31]在人口充分流动中推动各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32]等等。
4.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能为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33]
5.共同富裕的指标测度。有学者构建了包含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的二维指标体系框架来测度共同富裕；[34]还有学者构造共同富裕量化函数，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分别反映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维度表达的共同富裕内涵。[35]
在新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性过程。未来一段时间需要把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上，处理好“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如何做大“蛋糕”并切好“蛋糕”上下足功夫。
热点三：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环境，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对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关文献约260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70余篇。丰硕的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和本质要求，为今后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本质要求。对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分析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角，一是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资本循环理论，阐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循环的是什么”和循环得以运行的基础逻辑是什么。具体地，学者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资本循环理论，说明循环的本质是以价值运行为核心的资本循环；结合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阐述了资本循环得以进行的核心在于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之间的相互配合。[36]二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再生理论中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同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37][38]还有学者运用“阶段—模式—动力”三维理论，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围绕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39]相应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是实现高质量工业化战略。[40]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学者们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主动应对新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41]由于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由外循环发挥重要作用转向内循环为主是必然选择。[42]因此，应清晰地认识到，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内外循环互为条件、彼此依托、不可割裂，并将发展重心放在构筑起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上。[43]
2.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切实疏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和难点，基于现有研究结论具体实践路径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分工理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消费具有基础性作用，分配和流通环节对消费需求具有支撑和市场实现作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4]、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45]对于释放需要潜力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国内产业链。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本上有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6]，着力点在于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47]重塑产业链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产业链现代化过程。[48]三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水平。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今后我国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49]
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体系。为疏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和难点，学者们从产业发展、对外开放、财税等方面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产业政策层面，建议将政策的选择性与功能性相结合；针对“卡脖子”技术提供创新支撑体系；创造公平竞争产业发展环境。[50]对外开放层面，建议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推进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建设。[51]财税政策层面，要求财税改革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进间接税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有利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提升居民消费水平。[52]此外，还有学者建议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53]
展望未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仍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一是扩大内需，释放国内经济和消费潜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国内市场供给质量。二是提升国际外部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升级，完善国内法规和治理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打破联通内外循环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内国际规则制度的衔接，促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
热点四：统筹发展和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充分论述了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表态：我们中国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依然会很大、很严峻。要实现已经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付出持续的艰辛努力。2016年4月14日，我国设立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2020年“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把“统筹发展与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经济安全这一重大问题正逐步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以“发展与安全”“经济安全”（包括经济主权安全、金融安全、产业与技术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为主题的文章有568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32篇。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之一。发展和安全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统筹抓好这两件大事，既要求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求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做到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54]。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55]聚焦于经济安全观，有学者总结入世20年来的经验，认为我国在理外部世界与自身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历经适应、调整和确立期，2020年后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安全观基本形成，我国应对化解外部风险的方式，更为鲜明地呈现出以立足国内力量源泉、积极主动的特征。[56]
2.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从已有研究来看，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体系集中于金融指标，相应的对策建议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落脚点。一是指标测度体系。从系统性风险视角识别中国宏观经济韧性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学者基于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对经济韧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宏观经济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稳步提升；进出口系统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57]针对经济主体流动性不足这一金融风险，有学者通过构建部门的流动性资产负债表，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评估，这为防范、化解重大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参考工具[58]。二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来在应对宏观经济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经济系统性韧性研究，学者提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统筹考虑安全与发展，也要因地制宜，从系统结构视角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升宏观经济总体的抗风险韧性。[59]还有学者认为，市场主体安全是最具基础意义的安全，财政安全是最具底线意义的安全，要先统筹好市场主体发展和安全以及财政发展和安全。[60]
3.总体安全观下的具体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经济建设上，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在这些特定研究领域学术研究均有明显进展。粮食安全方面，学者结合新发展格局阐释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认为要推动国内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补短板、强产业，以增强应对外部风险和冲击的韧性与定力。[61]能源安全方面，有学者基于能源的可得性、经济性、清洁性和可持续性构建中国能源安全指标体系，认为应将能源可获得性作为预防能源风险的重要内容，把稳价格和降成本作为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途径[62]。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有学者认为其关键任务在于实现制度优势与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效能之间的有效转化，稳步实现从“管制”到“共治”的阶段性跨越[63]。以集成电路产业链安全为例，新时期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关键在于扎实产业链基础。因此，要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加快人才、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培育，瞄准前沿技术实现换道超车，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64]金融安全方面，“十四五”期间仍需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金融安全水平,从不良资产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出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金融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海外金融资产安全维护等方面着力,建立完善金融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65]
目前关于经济安全中的经济主权安全、金融安全、产业与技术安全和能源安全这四个方面研究相对较少，粮食安全研究较为丰富。为了更好地契合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未来研究应更多着眼于前四个安全领域，构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安全评估模型，挖掘深层次的安全风险影响因素，提出可实际应用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热点五：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管理。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2021年1月5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为主题在京召开，提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实施重大科技任务”“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开展科技体制改革总结评估，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2021年，中国学术界成功破题，通过分析中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在追求重大突破中的历史经验，打破了人们对举国体制的刻板印象，突显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逻辑；通过对全球经济体系与国际竞争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指出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探索方向；对若干战略性产业和关键部门的实证分析，则为本土理论创新打下了基础。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相关研究文献约2223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0余篇。围绕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科技创新管理这一重大问题，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方面：
1.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机制。在国家提出“新型举国体制”以来，一些学者将举国体制与旧有的计划体制相等同，仅仅揣测“新型”的含义，这一思路得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纠偏和辨明[66]，证明举国体制是一种任务体制，无关计划或市场，其特征是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当前重大社会经济任务，这里的“新型”是由新的实践所定义。历史上举国体制的成功范例包括“两弹一星”项目等，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对我国科技创新历史经验的坚持和发展，是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和发展主动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
2.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机制与实施方法。关于探讨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将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优势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目前已有研究结论主要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打造体现中国优势的政产学研的新型贯通体系、夯实国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主导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构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一体化的新型激励体制等[67][68]。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3.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国际经验借鉴。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背景下，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实践，探讨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科技创新事业进行战略性、全局性谋划[69][70]。包括对美国、日本、欧洲等具有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其科技创新体制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战时生产局和曼哈顿计划，以及至今还在活跃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都是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
4.结合获得重大科技突破项目开展案例研究。学术界对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下的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领域，包括航天事业、高铁产业、北斗组网等抱有极高的热情，以体制优势推动领域发展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且丰富。[71]
展望未来，学界将从两个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一是夯实中观层面的研究，立足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经验，深入挖掘举国体制的具体机制，辨析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互相协作互相促进的关系；二是深耕现场，通过深入的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及时总结和归纳在新领域、新实践中的机制创新。在学习、参与和推动关键突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理解社会经济重大变化的理论框架来。
热点六：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绿色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要坚定不移推进，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2021年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元年。中央政府围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此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研究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发展历史阶段，积极从理论解析、政策解析、实证研究、中外比较分析等多角度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相关研究文献3730篇，学术论文1500篇，“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108篇。研究主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界通过梳理我国生态经济发展脉络，围绕当前“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重大命题，系统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72]，认为当前阶段提出的“双碳”概念、目标以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求[73][74]。碳达峰碳中和是绿色转型的抓手、测度和推力，绿色转型为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技术选项和实现路径[75]。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体现，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指导来展开的，是思想在实践层面的生动映射。
2.围绕“双碳”目标，探索具体实现路径。从碳核算、减碳措施、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碳经济等角度[76]，开展有关节能减排、产能治理、能源革命、油气资源开发与利用、清洁能源发展、电力市场发展、储能与氢能发展、垃圾焚烧治理、生物能源和地热能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学者试图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积极开展中国中长期碳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的研究，分析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77]。从产业部门发展来看，能源工业、制造业、农牧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森林湿地海洋的保护与利用，都需要考虑“双碳”目标[78]。
3.碳排放市场参与者组织行为。围绕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学者们积极围绕碳汇、碳配额、碳金融等问题，展开对市场参与者组织行为的研究[79]。学者们围绕产业和企业如何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方面内容开展理论研究。有些学者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角度研究企业与产业的行为[80]，也有些学者研究碳交易政策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4.“双碳”进程的中外比较。比较分析各国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的实践探索、目标定位、政策工具，论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作为[81][82]。
展望未来，2030年欲达成碳达峰目标距离当前已不算久远，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学界还需加大从产业层面开展包括碳核算、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与“双碳”目标息息相关的问题研究，同时也需要更加系统和细致地加强对国外碳达峰碳中和进程的对比分析，总结并归纳出适合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与绿色转型的可行路径。
热点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表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中指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名义增长9.7%，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加速腾飞，有效地支撑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83]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利用新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要求脚踏实地、因企制宜，避免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与数字经济相关文献约8500篇；“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37篇。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延续性较强，2021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创新高，侧重点也逐步由概念和框架转向了理论阐释和机制分析，其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受到关注。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论阐释。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人类生产方式，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更多地体现了自主型、分布型和多元型。[84]伴随“数字劳动”悄然兴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关于数字劳动的性质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已有研究认为回归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劳动只是人类劳动形式的新变更，数字资本也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它依旧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85]结合数字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形式，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协调好数字劳资关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86]
2.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制。宏观层面，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相关研究从多维度给出理论阐释。一是将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总结为四个途径：改变价值创造方式、提高价值创造效率、拓展价值创造载体和增强价值获取能力；[87]二是认为数字化本身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形式，数字化带来的高素质劳动力扩张、数字资本深化成为创新驱动的源泉；[88]三是关注了人口红利下降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引致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效应；[89]四是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主要是降低了交易成本，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促使居民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转变。[90]
中观层面，在数字经济统计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的分类是统计部门对其进行直接测算的基础，2021年6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这标志着我国数字经济统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种分类方法借鉴了OECD分类框架，体现了产业分类方法的创新，同时还兼顾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对接。[91]当然，学界还有不同的产业划分建议，有学者以数字经济广义定义为基础，将其生产活动归纳为核心活动和应用活动两部分，结合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体系，将数字经济核心活动识别为数字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贸易业、数字技术服务业和数字驱动产业4个大类、19个中类，将数字经济应用活动识别为电子商务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数字金融产业、数字政府产业和其他数字产业5个大类、24个中类。[92]还有学者尝试编制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围绕产品—产业—特征活动三重维度设计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整体框架，并阐明其核心指标含义。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是数字经济卫生账户的核心表式，具有统计协调和分析工具的双重作用，能够准确监测数字产业发展规模及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即使从国际上来看，这也属于是前瞻性的探索。[93]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还有学者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测算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提高数字经济总水平和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94]
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是探索性地回应了数字赋能对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价值来源的影响，认为制造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连接、管控和解释三种机制体现数字化的价值。[95]二是针对企业管理数字化带来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创新性的探讨。主要结论是企业管理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率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与企业规模有关，并且企业数字化投入和效率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在经历过“阵痛期”后，企业数字化管理的优势显著提升。[96]三是通过案例分析阐明企业作为数字平台参与者对绩效的影响，认为数字平台有助于缓解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技术约束，有助于实现效率提升。[97]此外，微观层面还重点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98]和股票流动性[99]的影响，认为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外部交易成本、有利于强化市场的正面预期。
3.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规则重构。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税收规则都面临重大挑战，学者们就如何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实现国际和国内制度联动展开热烈讨论。在国际贸易规则层面，因为全球数据价值链正成为全球化收益增加的新维度，限于数据要素自由流动与数字鸿沟的矛盾，在构建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规则框架中，应特别注重处理好创新和限制垄断之间的平衡问题。[100]在税收规则层面，推进数字税立法已成为国内税收立法和加强国际税法协调的基本选择。数字税立法需要明晰数字经济领域的税收管辖权、应税行为和税收利益分配规则，而这对于国际税收协调同样非常重要。[101]
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是正在进行时，未来仍有许多重要议题有待深入研究。一是数字技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原因及其结果应得到进一步论证；二是伴随数字经济相关指标的完善和数据可得性，关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影响机制和路径分析将更加丰富；三是以更加丰富的案例研究，全面阐释企业数字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四是针对构建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规则及国际税收协调制度提出可行性方案；五是强化数字资本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
热点八：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与中国应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秩序遭遇全方位挑战，全球正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制度之争”。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多边主义，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在全球经贸规则格局步入新时代之际，如何加快适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塑并把握规则主动权，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题中应有之要义。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2021年“国际经贸规则重构”“RCEP”“CPTPP”等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400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约30篇，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典型特征。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具有两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在WTO框架下提高原有经贸规则的标准，如进一步降低关税、提升市场准入水平等。二是提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和议题。近年来，受到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体系规则谈判、争端解决机制等的失灵影响，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为代表的高水平国际经贸协定，引领着新一轮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102]现有研究重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一，对WTO的改革内容进行了归纳，包括权威性、有效性、相关性和包容性等。[103]总体来看，WTO框架作为多边体系典范的代表，其规则制定之谈判机制、规则执行之政策审议机制和规则适用之争端解决机制等运行机制的失灵、失常，导致WTO面临着巨大危机。其二，对RCEP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讨论，普遍认为RCEP相较于WTO而言是更高开放水平的包容性区域经贸治理框架，其制度框架达到了更高的开放水平、涉及议题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104]其三，对CPTPP的标准和具体条款进行了讨论，包括国有企业立法条款、数字贸易规则等。在WTO陷入改革困局的情况下，CPTPP因其高标准而倍受世人瞩目，客观上成为当今国际经贸规则改革和发展的风向标。[105]其四，对WTO、RCEP和CPTPP等主要国际经贸规则进行了比较分析[106]，并重点对服务贸易条款、跨境数据流动条款、原产地规则、技术援助条款等进行了对比研究。[107]
2.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冲击。学界主要基于RCEP、CPTPP等国际经贸协议和数字贸易等具体议题，对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所带来的冲击进行研究。一是RCEP对经济活动、各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RCEP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业品、农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关税承诺，以及一些开放性措施承诺。此外，RCEP也涵盖原产地规则、海关手续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人员流动、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内容。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了RCEP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首先，RCEP有利于降低关税水平和经贸成本，进而促进出口贸易、出口竞争优势、新型跨境物流和各国经济增长；其次，RCEP是亚太区域内经贸规则的“整合器”，将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和分工，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进而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108]；最后，RCEP还将影响中日韩、中美、中欧等经贸关系，并进而影响亚太和全球经贸格局。[109]RCEP背后不仅蕴含成员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更牵涉美国、欧盟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政经利益。此外，现有文献还讨论了RCEP带来的关税减让、产业竞争、规则及标准对接、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等方面的挑战。二是中国加入CPTPP的成本收益和影响。当前，中国业已签订加入RCEP，但与CPTPP标准相比尚有差距。现有文献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加入CPTPP可能存在的挑战、影响、成本—收益、地缘政治收益。[110][111][112]三是新议题带来的冲击，如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出口、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政府获取数据等方面的影响。[113]
3.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下的中国应对方案。目前，中国在全球经贸体制治理过程中主要遇到竞争中立、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关税保护、电子商务便利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深刻体现在WTO的重大改革上[114]，而RCEP、CPTPP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及其新议题，更是对中国经贸等活动造成了巨大冲击。就这一问题的中国应对方案，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中国如何充分利用和积极应对RCEP规则，以充分推动农产品出口、产业链提升，并借助于RCEP加入CPTP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完善中国对外自贸区网络，以及强化RCEP与“一带一路”的对接等。[115]二是就中国如何加入CPTPP，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向，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数字治理能力、劳工权益保障等。三是具体新议题下的中国的应对方案。现有研究主要从国际服务贸易和服务开放新规则、国企条款规则、跨境数据流动条款、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重[116][117]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对策分析。
展望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收益与风险兼具。中国应通过不同规则差异化选择、国际制度安排选择及自主制度型开放，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适应的国际地位。
热点九：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及应对之策。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为有效防控疫情，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地方政府部门也密集出台了诸多应对政策，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2021年全年主要目标较好完成。按照《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2022年要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等相关文献约1100篇，“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32篇。该主题的研究是2020年学术研究热点的延续，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使用客观数据分析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影响机制及应对之策。具体地，研究主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评估疫情经济影响的具体程度上，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种方法。有学者采用CGE模型和相关预测结果拟合了无疫情情况下我国经济总体状况，将2017年投入产出表更新至2020年，然后估算了疫情的冲击效应，结果显示相较于基准水平，2020年需求侧间接效应可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3%，而供给侧间接效应可使GDP下降6.4%-12.8%。[118]相较于疫情对资本的影响，对劳动力的影响更为直接。疫情冲击下的劳动力市场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短缺和劳动需求下降同时存在。基于2020年3月至9月的个体追踪数据，有研究发现疫情冲击下的就业趋势呈现“V”型特征，即尽管劳动力市场一度受到猛烈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的有力开展，劳动力市场趋稳，就业趋势整体向好。[119]从疫情冲击的结果来看，在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疫情对GDP增速和就业的冲击是全面性的，但对第一产业产生的冲击较小，对第二和第三产业冲击较大；[120]服务业中，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等受损较大，应引起关注；[121]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因得不到充分的政策支持，受损更加严重。
2.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政策选择。短期来看，扩张性的总量政策是有效的，特别是在应对经济下行、稳就业上具有明显的缓释效果。例如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干预情况下GDP下降幅度小于无干预情况。[122]但是扩张性的政策虽然有助于经济恢复，却并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因此，长期来看，政策实施应从疫情防控向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转换。应统筹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量与结构、内需与外需等关系，并更多采用“直达性”政策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和劳动者。[123]具体地，在就业方面，应通过转移支付和就业帮扶制定针对失业群体的帮扶政策，减少贫困的发生；[124]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失业保险基础的可持续性压力较大，有学者建议适时提高失业保险费率、继续扩大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夯实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灵活调整失业保险金最长领取月数；[125]还有学者建议可借鉴美国以政府担保无抵押贷款为核心的“薪资保护计划”和德国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短时工作福利”做法，建立工资分担支付机制，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社会风险共担。[126]财政政策方面，拓宽应急资金来源渠道、完善应急财政运作体系、规范支出管理体制、加大动态监督力度、定向投入应急资金。[127]货币政策方面，加大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力度，向受损严重的中小企业定向释放流动性或定向降低利率，促进中小企业的复苏与发展。[128]同时应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疫情风险较高的国家（地区）对外输出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强，欧美国家是全球股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在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中，应高度关注与中国贸易依存度较高、资金流动较为频繁的市场，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129]
3.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基本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应看到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制度优越性为我国经济恢复及发展赢得重要时间。[130]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成为实体经济层面的重要议题。[131]经济发展除受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影响外，也受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非疫情因素扰动。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应积极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其中，数字经济是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生的业态，而且很多传统的业态也在加速转型到互联网上，由接触经济转为非接触经济，减轻了疫情的整体冲击。[132]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尚处在突发疫情等严重冲击后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形势又出现很多新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难度依然很大。短期内仍需要以应急机制、救助机制缓解经济困难。长期来看，在协调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条件下，应探索更加精准的应对之策，包括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如何实现“稳就业”和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等。这些问题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却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难点、痛点和堵点，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应对疫情之举，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总结与展望
总结2021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一是根植于中国实践，讲中国故事。建党百年来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共同富裕等问题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是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必要之举。二是综合性、多学科的融合。九个研究热点不是相割裂的，正如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两个热点既有共通点，同时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均需要解决特定的具体问题，最终是打通全链条，实现学科学术研究的联动发展。三是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以迈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为起点，这些议题既是结合国内外形势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学界未来较长时期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些宏大的议题不仅需要被具化为特定问题逐步解决，还会因经济社会运行变化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需要理论不断深化完善，以丰富的研究探索总结变与不变的规律，深刻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从而推动新发展。四是2021年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更多涌现的是新问题，例如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新型举国体制、碳中和碳达峰等。结合学术研究规律，对于这些新问题的研究仍将经历现象阐释—问题总结—理论升华的过程，直至沉淀出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代表性成果。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增加了难度，传统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仍是学界面临的重要挑战。但另一方面，时代变迁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实践土壤，这就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选题，通过理论回应新问题带来的挑战，正是不断推动学术研究创新的动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将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也应看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相信在学界共同努力之下，将会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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