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章：百年大党与大国财政——历史实践的启示！

李威03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 罗志恒
执业编号：S0300520110001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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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一百年来，财政推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快速向前发展，财政的角色从保障战争和部队供给升级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依托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财政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积贫积弱的财政逐步发展到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财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财政实践丰富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贯穿始终，从根据地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减税降费和支出结构转型，践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财思想。党的百年财政历史实践经历了哪些阶段？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哪些财政思想？百年历史实践对当前和未来有哪些启示？总体上，党的领导为财政建设指明方向、是根本政治保障，财政工作为党的事业提供基础。本文对此做详细阐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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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的百年财政建设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1、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保障革命战争和部队供给。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迫于形势，主要从共产国际获得经济援助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经历国民革命失败和一系列城市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逐渐走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相对独立领导并探索财政实践。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财政实践是围绕着两条基本斗争路线展开的，一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革命，二是支持武装斗争。1937-1945年抗战阶段，财政实践很多是对上一阶段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有差异，比如打土豪筹款改为没收日伪财产。1941年开始，财政陷入空前困境。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财政思想已经较为成熟，但随着战争规模发生变化，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以小规模游击战为主，解放战争以大规模兵团作战为主，一方面要求更大规模的物资供给，另一方面军队无法像之前那样开展大生产运动，更加依靠人民群众支持。

2、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财政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形成工业化体系，尤其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该阶段总体上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必须建设强大的重工业，但并不符合我国当时的比较优势，资金异常匮乏，最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实现资金积累。为更加顺利地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宏观上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制度等配套制度，微观上建立了国企，财政活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企经济活动。伴随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性被抑制，又探索了放权、收权等改革，但总体上仍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统收统支财政。

3、1978至今，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工作又可以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细分为三个阶段。即1）1978-1993年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包干制，2）1994-2012年财政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3）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阶段，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财政工作在党的百年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始终支持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财政从经济基础上升到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财政的角色逐步从战争年代保障供给、作为调节恢复经济手段，转化为建国初对敌经济战役方式、积累并资金并推动工业化建设，再到经济改革抓手和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的范畴从经济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领域，甚至成了改革的推动者。

二是财政政策宣传着党的政策和形象，并有效处理军民、政府与个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地财政“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中央苏区一苏大《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宣布: “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一切横征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则”，不仅改变了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生产关系，而且切身地让农民感受到负担下降，感受到党的政策是为着人民的，有利于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大众参与革命，促进军民一家亲。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顺应了主要矛盾的变化，缓解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体现出党中央顾全大局。

三是财政实践，尤其是早期实践，为党后来执政时期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起到了探索和奠基作用，提供了制度和人才基础。1）根据地发展的公有经济基础直接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组织和制度为党执政后提供了制度基础。3）为党执政后的财政经济管理培养了人才，为建国初通过市场等手段平抑物资飞涨、治理通货膨胀和统一财经打下了基础。

三、党在推动财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党的领导是财政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建党初期党相对缺乏对财政的独立领导，较多地依赖共产国际，但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靠在几个中心城市起义难以取得革命成功。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系统性地领导财政经济建设，党对财政建设的领导有效地支持了党的军队建设，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才成燎原之势。

二是党的领导确保财政工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确保财政工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财政收入取之有度且通过发展经济做大增量获得收入，财政支出上压减一般支出，尽全力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革命年代有精兵简政，新时代有大力压减一般支出落实“六保”“三保”。中国数千年的封建财政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财政，都是建立在对人民、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基础之上的，是竭泽而渔的财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绝不让人民负担过重，为保障人民利益，华北财经会议提出了人民的财税负担为生产量的15%-20%，不超过20%，同时开展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财政。

三是党在财政工作中总结出的财政思想，推动着新的财政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是主要代表。毛泽东指出，财政工作的目标是保障战争费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财政工作基本方针是发展国民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财政支出要节省，“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财政思想更加成熟，进一步指明了财政建设的长期方向。建国后，《论十大关系》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改革开放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成为财政建设新的思想指引。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此后的分税制改革、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十八大以来的财政工作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做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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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百年大党的财政实践
（一）1921-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
（二）1949-1978：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财政
（三）1978-1993：“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调动地方积极性
（四）1994-至今：分税制时代的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制度

二、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历史启示
（一）财政在支持党的事业中的作用
（二）党在推动财政发展中的作用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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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大党的财政实践（发展史）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一百年来，财政推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快速向前发展，财政的角色从保障战争和部队供给升级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依托共产国际援助、建立根据地财政发展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积贫积弱的财政逐步发展到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财政。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财政实践丰富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理念贯穿始终，从根据地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减税降费和支出结构转型，践行“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财思想。

党的财政建设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保障革命战争；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统收统支”的财政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形成工业化体系；1978至今，改革开放后的财政工作又可以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细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93年的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包干制，1994-2012年财政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13年以来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阶段，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1921-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党的财政工作变化很大，可以按照不同的革命时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第三阶段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迫于形势，主要从共产国际获得经济援助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经历国民革命失败和一系列城市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逐渐走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相对独立领导并探索财政实践。

（1）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对财政工作的早期探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6-7月，中共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经过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1931年11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成为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时期的财政实践是围绕着两条基本斗争路线展开的，一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革命，二是支持武装斗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了早期的系统的财政思想。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思想，集中体现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财政的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费用；收入来源包括三部分，一是向封建剥削者的没收和征发，二是税收，三是发展公营经济；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依靠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
（2）1937-1945：全国抗战阶段的财政，更加成熟
抗战时期，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斗争路线转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矛盾和路线发生了变化，财政工作的策略随之转变。
抗战阶段的财政实践，很多是对上一阶段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有差异，比如打土豪筹款改为没收日伪财产。
以1941年为界，抗战时期的财政实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37-1940年，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外援，包括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1938-1940年，外援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1.2%、85.5%、70.5% 。这一阶段财政收入的另外两个特点，一是罚没款的来源改变，从原来阶级矛盾主导下的打土豪筹款改为没收日伪财产，缓和阶级矛盾，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由于有外援收入，在财税方面采取“休养民力”的总方针，减租减息，“救国公粮”是主要税收来源，用于行政人员粮食供给，但1938年仅有5万担，1939年为9万担，其余由各机关团体自行开荒生产。财政支出的重点是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供给，厉行节俭。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从1939年冬开始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于1940年秋停发八路军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了外援收入，加上边区发生灾荒，因此1941年开始，财政陷入空前困境。为应对财政困难，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大生产运动一方面是边区政府、军队和机关团体通过开荒生产，实现自给自足，并发展公营经济，1944年公营经济上缴收入占陕甘宁边区财政的比重为36.2%，1945年为14.35%；另一方面是支持农民发展生产，通过减租减息、鼓励开荒、表彰劳动英雄等政策，帮助边区农民改善生活。
精兵简政则是从支出端解决财政困难。从1938-1941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从1.6万增加到7.3万，公粮负担加重。1941年12月，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1943年8月，中央要求延安的中央和军委所属机构从2.4万人减至五六千人，陕甘宁边区1944年节约的财政资金相当于边区部队和机关团体一年的服装费。
抗战时期的财政思想相比土地革命时期更加成熟，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区统筹；军民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第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概括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是土地革命时期延续而来的财政思想，在1941年财政困难之后，进一步发展为“大生产运动”的实践。第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很多块，人力、物力分散，但抗战物资供应又需要加强统筹，“统一领导，分区统筹”既调动了积极性，又克服了各自为政的现象。第三，军民兼顾，既要保障军队供给，又不能损伤老百姓利益。第四，“生产和节约并重”，这一时期既通过“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财政供给，同时又通过精兵简政等措施精简支出。
（3）1946-1949：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要求财政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财政思想已经较为成熟，但随着战争规模发生变化，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以小规模游击战为主，解放战争以大规模兵团作战为主，一方面要求更大规模的物资供给，另一方面军队无法像之前那样开展大生产运动，更加依靠人民群众支持。
面对革命形势的变化，1947年4月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集中体现了解放战争期间的财政思想。
财政收入方面，一是继续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方针；二是扩大公粮税收覆盖面，降低税率，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出击部队的粮食供给一部分来自战争缴获和就地筹措，一方面由新解放区人民承担一部分，另一方面没收蒋政府和汉奸恶霸的资产。值得注意的是，为保障人民利益，华北财经会议提出了具体的控制比例：人民的财税负担为生产量的15%-20%，不超过20%。
财政支出方面，继续实行精兵简政，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85%以上，行政经费不超过15%，后方节衣缩食支持前线。
财政管理方面，这一时期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新老解放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后，按累进税率征收的救国公粮改为按常年产量比例税率征收的农业税，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累进税制的财税政策，为土改做准备。二是统一财经工作，随着解放区连成一片，加上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客观形势，原来的“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原则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财政统一管理迫在眉睫。1947年的华北财经会议后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解放区的财经政策，之后又成立中央财经部，财政统一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1949-1978：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财政
1949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财政工作是以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财政为主，服从和服务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这一阶段可细分为三个时期：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时期；1953-1956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时期；1957-1976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探索曲折。该阶段总体上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必须建设强大的重工业，但并不符合我国当时的比较优势，资金异常匮乏，最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实现资金积累。为更加顺利地为重工业积累资金，宏观上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制度等配套制度，微观上建立了国企，财政活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企经济活动。伴随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性被抑制，又探索了放权、收权等改革，但总体上仍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统收统支财政。




（1）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一方面国民经济遭受长期以来的战争破坏，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1950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保障军费支出成为财政重点。因此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面临双重目标，一是恢复国民经济，二是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一方面国家财政出手，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防止类似国民政府末期的恶劣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鼓励发展生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府组织加工订货，对农业，组织收购农产品，同时推动土地改革。
支持抗美援朝方面，主要是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削减支出。增加收入方面，一是适当上调农业税，1951年7月，农业税收较预算增加10%；二是对酒和卷烟实行专卖；三是开征契税，增加进出口税和货物税；四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的财政收入比1950年增加1倍以上。削减支出方面，继续实行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和低薪制，减少除军费外的其他支出。
统一的新中国必然要求统一的财政。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和现金都进行统一管理，财政统一工作加速推进。
（2）1953-1956：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1953年，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同时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支持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一五计划”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成为这一时期财政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筹集资金。在财政支出方面，直接为“一五计划”的全民所有制基础设施投资筹措资金531.18亿元，财政出资占比90.3%。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来自工业部门的财政收入占比也从1953年的39.8%上升至1957年的49.2%。
二是支持三大改造。在农业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修改农业税、财政出资设立贫农合作基金支持贫农缴纳入社股金等方式。手工业改造方面，财政减免营业税，同时提供低息贷款。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通过私股定息的方式，创造性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国家财政每年付出约1.7亿元，按年息5%赎买资产阶级生产资料。
（3）1957-1976 曲折探索，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
1956年，中共八大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了正确判断，但未能坚持下来。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掀起了大办工业、大办农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要求充分给予地方、企业和公社以主动权。1958年，按照《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开始了旨在放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财政改革。
下放财权财力，调动地方积极性。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方面，从原来的“以支定收，一年一变”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采取分类分成的方法，地方财政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企业分成收入、调剂分成收入三类，调动了地方积极性，增强了地方统筹财政收支的能力。1959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进一步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并一直沿用到1980年。
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增强企业积极性。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规定》，国企实行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改革税制，下放税收管理权限，简化税制。一是将中央的部分税收管理权限下放，属于地方固定收入的部分税种交由地方管理，各地有权减免或加税。二是统一了工商税和农业税，试行“工商统一税”取代原来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和印花税4大税种，农业税则由分地区的比例税制取代累进税制。
1961年开始，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围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此前过度下放的财权财力开始回收。第一，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方面，财权集中到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而市、县和人民公社的部分财权被收回。第二，降低企业利润留成，将全国留成比例从31.2%降低到6.9%。第三，加强财政纪律，发布银行“六条”强化对银行资金的管理。
（三）1978-1993：“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调动地方积极性
1978-1993 年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经验，这一时期财政也以放权让利的包干制为主，但具体形式在不断变化。贯穿这一阶段的主线是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企业活力，包干制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上，又体现在国企财务和管理层面。
在激发企业活力方面，国企利改税和实行承包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实践。1983年6月，开始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税利并存。1984年10月，继续推进“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发展到“以税代利”。1987年后，在国企推行承包制改革，这是进一步放权让利的探索，也是包干制在国企财务管理层面的体现。


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具体形式在适应经济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约3-4年进行一次小调整，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1978-1980年，延续1959年以来确定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还是一种“统收统支”的财政安排，财权集中在中央，每年中央核定地方收支。地方缺乏自主权，对改革形成一定阻碍。
1980-1984，“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财政收入采取分类分成的方法确定，将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调剂分成的收入三部分；财政支出按隶属关系划分，部分特殊开支由中央专项拨款。“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将原来“统收统支”的大锅饭改为“分灶吃饭”，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一省一灶（除民族地区、大包干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外），地方积极性提高，也有助于各地更好的统筹地方财力，用于经济建设。
1985-1987年，“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3-1984年，我国实行了以两步“利改税”为代表的税制改革，国企由上缴利润变为缴纳税款。“利改税”后，原来按照国企隶属关系和上缴利润划分财政收入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显然不再可行。加上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基于上述背景，1985年，国务院决定，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设置，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1988年以后，多种包干制并存。“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按税种划分收入，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鞭打快牛”问题，抑制地方积极性。对此，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在各地实行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办法、“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四）1994-至今，分税制时代的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制度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成为财政改革新的目标，实践探索包括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开始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从经济维度上升为国家治理高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新的目标。从公共财政到现代财政，财政从解决市场与政府边界的经济问题，发展到更广泛的国家治理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是进一步理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扭转原来包干制时代中央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同时，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企利润分配制度。
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公共财政思想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财政在市场失灵之处进行补位，退出大部分竞争性领域。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2003 年 10 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初步建立；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财政的定位和作用给出新的表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改革的目标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发展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二、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历史启示
（一）财政在支持党的事业中的作用
1、财政始终支持党在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财政从经济基础上升到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
财政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发生变化，均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财政的角色逐步从战争年代保障供给、作为调节恢复经济手段，转化为建国初对敌经济战役方式、积累并资金并推动工业化建设，再到经济改革抓手和国家治理的基础，财政的范畴从经济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领域，甚至成了改革的推动者。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党的财政目的是保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费用，财政收入来源也体现出新民主主义特色，没收敌人资产、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经济保障财政收入以及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业税和公营经济。这一时期财政的总体目标是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不同时期由于革命的主要矛盾和路线不同，财政也随之变化。比如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战时期，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原来没收地主土豪资产的财政政策随之改变；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原来的小规模作战变为大兵团作战，财政管理体制也从各根据地“分散经营”变为加强统一领导。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统收统支的财政能够迅速地筹集资金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工业体系。中共八大指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78年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财政变革成为经济变革的先声，同时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
2、财政政策宣传着党的政策和形象，有效处理军民、政府与个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财政政策作为党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体现，体现着党的政策和形象，财政政策执行的好坏直接关乎党的形象。根据地财政“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中央苏区一苏大《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宣布: “ 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一切横征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则”，不仅改变了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生产关系，而且切身地让农民感受到负担下降，感受到党的政策是为着人民的，有利于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大众参与革命，促进军民一家亲。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顺应了主要矛盾的变化，缓解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体现出党中央顾全大局。改革开放以后放权让利，极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市场主体成为了明确的利益主体，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松管制，减少对经济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推动公平竞争。疫情期间，继续推动大规模减税降费，保住了市场主体，保住了就业，保住了民生。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财政在支持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将有力地促进供给端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升级以及需求端扩大。
3、财政实践尤其是早期实践为党执政时期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起到了探索和奠基作用，提供了制度和人才基础
一是早期财政实践注重发展公营经济和集体大生产获得财政收入，根据地发展的公有经济基础直接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为建国初提供了经验。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组织和制度为党执政后提供了制度基础。1931年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财政部，并设各省县区财政部，加强统一管理；颁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税收体系、预决算制度，国库、会计和审计制度初步确立。以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为基础，建国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三是为党执政后的财政经济管理培养了人才，为建国初通过市场等手段平抑物资飞涨、治理通货膨胀和统一财经打下了基础。

（二）党在推动财政发展中的作用

1、党的领导是财政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

建党初期党相对缺乏对财政的独立领导，较多地依赖共产国际，但中国国情不同于苏联，靠在几个中心城市起义难以取得革命成功。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开创了革命根据地，系统性地领导财政经济建设，党对财政建设的领导有效地支持了党的军队建设，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才成燎原之势。

2、党的领导确保财政工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领导确保财政工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财政收入取之有度且通过发展经济做大增量获得收入，财政支出上压减一般支出，尽全力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革命年代有精兵简政，新时代有大力压减一般支出落实“六保”“三保”。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财政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财政，都是建立在对人民、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基础之上的，是竭泽而渔的财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也绝不让人民负担过重，为保障人民利益，华北财经会议提出了人民的财税负担为生产量的15%-20%，不超过20%，同时开展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财政。建国后，财政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最终是服务于提高国家应对内外部严峻形势的能力，同时注意调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改革开放后，包干制的推行和逐步放松对国企的限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分税制统一了市场，促进公平竞争，政府与市场各归其位，进一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公共财政建设提高了居民福利。近年来，构建现代财税制度，落实税收法定，税收、非税、债务更加规范。减税降费增强了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加了利润、改善了现金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获得感明显提高；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从基建支出转向公共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方向的财政支出，民生社保支出占比提高。

3、党在财政实践中总结出的财政思想，推动着新的财政实践

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形成系统性的财政思想，进一步推动财政实践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财政思想是主要代表。土地革命时期，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所作的报告是对该时期财政实践的系统性总结。毛泽东指出，财政工作的目标是保障战争费用，“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财政工作基本方针是发展国民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财政支出要节省，“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财政思想更加成熟，进一步指明了财政建设的长期方向。比如1939和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后的土地革命、保障战争经费、恢复国民经济等财经工作，都是围绕这“三大经济纲领”展开。

改革开放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成为财政建设新的思想指引。早在改革开放前，邓小平就积累了丰富的财政实践，建国后曾担任财政部长主持财政工作，并在1954年提出著名的“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财政工作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思想，比如1979年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专门讲到财政体制的问题，为处理好央地财政关系、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提出了辩证看法。其后，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为财政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此后的分税制改革、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指引。

2000年1月，江泽民指出“财政，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提出“我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还不完善，市场本身又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善于正确运用包括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在内的财政手段，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监督管理上的重要职能作用，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时期财政的职能作用。2010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提高财政管理绩效”，“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十八大以来的财政工作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财政的定位从经济范畴发展到国家治理范畴的现代财政制度，“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上述表述为新时期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进一步阐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实现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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