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我国政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及趋势

李威03

我国政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及趋势
（第137期）
2021年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在防范风险方面，重点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要科学安排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和预算支出，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确定、偿债能力评估等机制。为更好地实施和落实该工作，本文简要研究2015—2020年间全国政府债务限额及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其变动情况。
一、2015—2020年全国政府债务限额及新增债务限额
（一）2015—2020年全国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其增速
全国债务限额由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组成，三者均属于累计值。总体来看，2015—2020年债务限额、一般债务限额、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债务限额（16.01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债务限额（28.81万亿），增长0.8倍，2015年一般债务限额（9.93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一般债务限额（14.29万亿），增长0.44倍，2015年专项债务限额（6.08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专项债务限额（14.52万亿），增长1.39倍，其中，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的增长幅度最大（见图1）。
2015—2019年间，总体来看，专项债务限额始终小于一般债务限额，但国家逐步提升专项债务限额，直到2020年专项债务限额超过一般债务限额的规模（见图1）。2015—2020年间，2016年一般债务限额增长率>债务限额增长率>专项债务限额增长率，除2016年外，其他年份均呈现“专项债务限额增长率>债务限额增长率>一般债务限额增长率”的特征（见图1）。其中，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的增长率呈逐年增长趋势，但一般债务限额增长率呈略微下降趋势（见图1）。

图1：2015—2020年债务限额、一般债务限额、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增长率
2015年一般债务限额所占债务限额比重（62.02%）是一般债务限额所占债务限额比重（37.98%）的1.63倍，但我国从2016年开始，即十三五期间逐步提升专项债务限额的比重，逐步降低一般债务限额的比重，2020年两部分趋于5:5，但2020年专项债务限额所占比重（50.40%）略高于一般债务限额（49.60%）（见图2）。

图2：2015—2020年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占债务限额的比重（%）
（二）2015年—2020年全国新增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其增长率
全国新增债务限额由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组成，三者均属于本年新增值。总体来看，2015—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新增一般债务限额、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年新增债务限额（0.6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4.7万亿），增长6.88倍，2015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0.5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1.0万亿），增长0.96倍，2015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0.1万亿）逐年增长为2020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万亿），增长36.50倍，其中，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的增长幅度最大（见图3）。
2015—2017年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小于新增一般债务限额，于2017年两者趋于一致，但国家逐步提升新增专项债务限额，2018年开始新增专项债务限额超过新增一般债务限额的规模，且两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20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甚至是新增一般债务限额的3.8倍（见图3）。2016—2020年间均呈现“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增长率>新增债务限额增长率>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增长率”的特征（见图1）。但 2016—2020年间三者增长率的变化幅度却各有不同，新增债务限额的增长率从2016年（96.7%）逐年下降至2018年（33.7%），而后略上升为2019年的41.3%、2020年的53.6%；新增一般债务限额的增长率从2016年（56%）逐年下降至2018年（几乎接近于0%），而后略上升至2019年的12.1%，后又下降为2020年的5.4%；新增债务限额的增长率从2016年（96.7%）逐年下降至2018年（33.7%），而后上升为2019年的41.3%、2020年的53.6%（见图3）。

图3：2015—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新增一般债务限额、新增专项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增长率
2015—2020年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015—2017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始终高于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但两者间差距越来越小，2017年占比趋于接近，即二者趋于5:5；2018—2019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始终高于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且两者间差距越来越大。（见图4）。

图4：2015—2020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占新增债务限额的比重（%）
二、2015—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及增速
（一）2015—2020年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规模比较
总体来看，图5、图6、图7中的数据折线图趋势始终保持“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的特征，即2015—2020年间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各地增长幅度不同。
2015—2020年间，东部地区的省份中，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始终位于前三位，海南省始终位于最后一位；辽宁省比较特殊，近六年来地方债务限额增长幅度极小，导致其排位靠后。值得关注的是，在天津市、大连市、宁波市、青岛市、厦门市、深圳市等这几个重点城市中，唯有天津市超过海南省的地方债务限额，跨入“省级”数据行列（见图5）。

图5：东部地区省份及重点城市的地方债务限额规模
2015—2020年间，中部地区的省份中，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始终位于前三位，山西省始终位于最后一位；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各省间的差距明显减小且部分城市较均衡，但中部地区的首位（湖南省）的地方债务限额的规模小于东部地区第五位（河北省）的规模（见图6）。

图6：中部地区省份的地方债务限额规模
2015—2020年间，西部地区的省份中，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始终位于前三位，西藏始终位于最后一位；相较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各省间的差距明显增大且城市之间极不均衡，西部地区的首位（四川省）的地方债务限额的规模小于东部地区第三位（山东省）的规模，大于中部地区第一位（湖南省）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市地方债务限额规模较大，仅次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地方债务限额，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见图7）。

图7：西部地区省份及重点城市的地方债务限额规模
2015—2020年间，从图表数据趋势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平均地方债务限额始终位于最低位置，低于全国平均地方债务限额；东部、中部地区的平均地方债务限额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地方债务限额，但2015—2017年东部大于中部地区的平均地方债务限额，且差距越来越小，2018—2020年中部大于东部地区的平均地方债务限额，且差距逐渐变大（见图8）。

图8：全国及东中西部各区域的平均地方债务限额的比较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增速比较
2020年各省份及重点城市间的地方债务限额的差距幅度很大，江苏省（19千亿）是宁夏（2千亿）的9.5倍，是西藏（0.5千亿）的38倍；东部地方省份普遍比中部、西部地区省份的地方债务限额的规模大，但不排除特殊的个别省份，比如四川是西部地方省份，但位于全国第四位。各省份及重要城市中，接近或超过10千亿的有14个，其中较低的是北京和上海；低于10千亿但大于5千亿的的有12个，较低的是吉林省和山西省；低于5千亿的有10个，较高的是甘肃省和海南省（见图9）。
2020年各省或重点地区的地方债务限额的增速变化幅度总体差距较大，增速均为正数，且均大于8%，其中最大为深圳（68.8%）,最小为辽宁（8.3%），接近于8.3倍。相较于全国地方债务限额增速（19.6%），共有18个省份或重点城市的地方债务限额的增速高于全国地方债务限额增速，其中明显高于的省份或城市有江苏、广东、山东、河北、湖南、河南、湖北、福建、江西、重庆、天津、山西、甘肃、青岛、厦门、深圳、西藏等；共有18个省份或重点城市的地方债务限额的增速低于全国地方债务限额增速，其中明显低于的省份或城市有江苏、浙江、云南、北京、上海、陕西、辽宁、新疆、海南、青海、大连、宁波、宁夏等（见图9）。

图9:2020年各地区地方债务限额及其增速

作者：郭欣欣，山西长治人，兰州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税务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实践，现税务师已通过4科，注册会计师通过2科；在2020年第三届全国本科院校税收风险管控案例大赛中获二等奖，在2020年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校级银奖。
指导教师：李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