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成效与展望 (重磅!)

李威03

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成效与展望
（第十九期）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体现国家对西部地区的重点支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自200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出台了包括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改善投资环境、实行税收优惠、实行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优惠、扩大对外对内开放、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推进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因此，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际上自2001年开始正式实施，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和民族地区发展因素，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具体区域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
二十年来，我国共制定实施了三轮西部大开发政策。从二十年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重要战略决策开始，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十八大报告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直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5月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第三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推进。从“积极”到“深入”到“优先”，再到“新格局”，彰显了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性和坚定性。
回顾二十年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财政收支三大视角，回顾2000-202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成效，这既有助于总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成功经验，更有助于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一、二十年间经济规模稳步增长，但省际发展还需均衡
（一）GDP总量逐年增长，占比有提升，增速差异大

从西部地区12省份GDP总量变化来看，在2000-2020年的二十年间，GDP总量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73万亿元增长2020年的21.33万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19.60万亿元，增长了11.34倍，年均增长率达13.39%。同期中东部地区19省份GDP从2000年的8.14万亿元增长2020年的79.91万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71.77万亿元，增长了8.81倍，年均增长率达12.10%。同期全国GDP从2000年的10.0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1.60万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91.57万亿元，增长了9.13倍，年均增长率达12.28%。西部地区二十年间GDP的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和中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2省份GDP合计占全国GDP的比重来测算，由于2019年之前我国统计部门采用分级核算制度等原因，全国31个省份GDP合计与全国GDP的数据会有差异，如2013差异达3.13万亿元；2019年我国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制度改革，差异逐渐缩小，2019年GDP核实数差异仅为0.12亿元，2020年初步统计数差异也仅为0.36亿元），2000年占比为17.23%，2020年达到20.99%，上升了3.76个百分点，二十年间的平均占比为19.47%。同期中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81.19%下降到了2020年的78.65%，下降了2.54个百分点，二十年间的平均占比为83.86%。对比而言，西部地区2000年的GDP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1.04%，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西部地区2020年的GDP也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6.72%，尽管差距有所缩小，但平均而言，西部地区GDP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3.22%，还不到1/4；西部和中东部地区的GDP规模差距依然较大。同时还发现，西部地区GDP占比总体上出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在第一个十年中，占比增长较快，共增长了2.52个百分点；在第二个十年，占比有所波动，在2011年占比首次超过20%，达到20.54%，随后最高增长到2014年的21.46%，接着几年有所波动，近三年有所回升，第二个十年占比仅增长了0.45个百分点（见图一）。

图一：2000-2020年西部地区GDP及占全国的比重
西部地区GDP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的GDP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GDP增长最快的是贵州，增长了16.31倍，平均增速达到15.32%，其次为西藏、陕西、宁夏和四川，均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速；增长最慢的是甘肃，GDP平均增长率仅为11.34%，增长倍数仅有7.56倍，是西部地区唯一一个增长未超过9倍的省份（见图二）。

图二：西部各省份GDP及平均增速
从二十年间各省份GDP总量的排位来看，在西部地区12省份中，2000年排位前三的分别是四川、广西和云南，GDP均超过2000亿元，四川接近4000亿元；其次为陕西、重庆和内蒙古，均超过1500亿元；新疆、甘肃和贵州超过1000亿元，贵州和甘肃较为接近，贵州仅落后甘肃23亿元；排位后三的分别是宁夏、青海和西藏，均不足300亿元。2020年，排位第一的是四川，为48599亿元，远远超过其他省份；陕西和重庆紧随其后，GDP均超过25000亿元；其次为云南和广西，均超过20000亿元；贵州、内蒙古和新疆超过13000亿元；排位后四的分别是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均不足10000亿元。对比来看，2000-2020年的二十年间，四川一直稳居第一；贵州上升了3位，超越甘肃、新疆和内蒙古，排第六位；陕西和重庆分别上升了2位，排第二和第三位；而云南、内蒙古、新疆和甘肃分别下降了1位，广西则下降了3位，排第五位；宁夏、青海和西藏的排位没有发生变化（见表一）。
表一：西部地区各省份GDP总量排位变化表

（二）人均GDP逐年提高，增速差异大，排位变化大
从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人均GDP的变化来看（由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暂未公布，按照2019年年末人口数计算得到各地区人均GDP的数据），2000-2020年各省份的人均GDP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人均5067元增长到2020年的55603元，二十年间增长了50536元，增长了9.97倍，年均增长率达12.72%。同期中东部地区19省份的人均GDP从2000年的10701元增长到2020年的80754元，二十年间增长了70053元，增长了6.55倍，年均增长率达10.63%。同期全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7942元增长到2020年的72371元，二十年间增长了64429元，增长了8.11倍，年均增长率达11.68%。西部地区二十年间人均GDP的增长规模虽不及中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平均水平。
同全国人均GDP相比，200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的63.81%，到2014年达到了最高值82.25%，随后有所回落，2020年，相当于全国的76.83%，上升了13.02个百分点，二十年间平均占比为73.60%。同期，中东部地区人均GDP从2000年相当于全国的1.34倍下降到了2020年的1.12倍，下降了0.22倍，二十年间平均为1.28倍，这一升一降的变化，反映出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见图三）。对比而言，200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中部地区的47.36%，经过二十年的发展，202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也仅为东中部地区的68.85%，差距缩小了21.49%；平均而言，二十年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仅为东中部地区的58.19%，还不足60%，西部和中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依然较大。

图三：2000-2020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及占全国的比重
分省份来看，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也存在较大差距。二十年间，人均GDP增长最快的省份是贵州和重庆，平均增长率均在14%以上，贵州更是达到了15.50%；增长最慢的省份是甘肃和新疆，甘肃增长率为11.13%，新疆增长率为10.54%，不及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增长倍数来看，贵州达到了16.83倍，而甘肃和新疆仅为7.25和6.42倍，均不及贵州的一半（见图四）。

图四：西部各省份与全国人均GDP及增速
从人均GDP的排位来看，西部地区排位出现较大变化。2000年，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新疆，为7372元，随后是内蒙古、宁夏和青海，均在5000元以上，陕西和四川也接近5000元；最低的是甘肃和贵州，甘肃为4129元，贵州仅为2759元。2020年，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是重庆，为80027元，也是西部地区唯一超过全国人均GDP的省份，随后是内蒙古和陕西，均在67000元以上；其次是四川、新疆和宁夏，均超过54000元；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和广西，均超过44000元；最低的是甘肃，仅为34059元。对比来看，在2000-2020年间，只有内蒙古和云南分别保持在第二和第八位，其他省份的位次均发生了变化；重庆上升2位，位居第一位；陕西、四川和西藏均上升3位，位居第三、第四和第七位，贵州也上升了2位，位居第十位；而新疆下降了5位，从第一位排到了第六位，青海下降了4位，从第五位排到了第九位，广西下降2位，从第九位排到了第十一位；宁夏和甘肃各下降1位，宁夏由第四位降到第五位，甘肃则由第十一位降到第十二位，居于西部地区最后一位，也是全国最后一位；甘肃2020年的人均GDP与广西的差距接近10000元，发展和超越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见表二）。
表二：西部地区各省份人均GDP排位变化表

二、二十年间社会发展趋势向好，但发展水平仍需提高
本文分别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率和教育发展水平三个指标来反映西部地区二十年来社会发展的变化趋势（由于2020年相关数据暂未公布，本部分研究仅分析到2019年）。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但差距依然较大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在2000-2019年间，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波动，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收窄态势。从2000年的3.56倍，提高到2004年的4.10倍，随后有所下降，2010年降至4倍以下，为3.89倍，2014年进一步降低到3倍以内，为2.97倍，随后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为2.82倍，为历年来的最小差距。同期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76倍，提高到2009年的3.47倍，随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直降低到2019年的2.64倍（见图五）。二十年来，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出西部地区内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相对较大。

图五：2000-2019年西部地区及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呈缩小趋势，但平均来看，仅有四川和内蒙古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藏和云南的居民收入差距最高，平均都超过了4倍，甘肃和贵州也接近4倍。就2019年而言，最高的是甘肃、贵州和云南，都超过了3倍，分别为3.36、3.20和3.04倍；最低的是四川、重庆和广西，分别为2.46、2.51和2.54倍，也仅有这三个省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但相比2000年，地区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见图六）。

图六：2000和2019年西部各省份及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城镇化率水平逐年提升，但增速有待加快
从城镇化率水平来看，在2000-2019年间，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稳步提高。从2000年的29.43%，提高到2019年的53.31%，提高了23.8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水平从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9年的60.60%，提高了24.3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2个百分点。200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9个百分点，到2019年，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29个百分点（见图七）。二十年来，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图七：2000-2019年西部地区及全国城镇化率
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各地区城镇化率均呈现提高趋势，但也仅有重庆和内蒙古的城镇化率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就2019年而言，重庆和内蒙古最高，分别为66.81%和63.35%，宁夏和陕西接近60%，青海、四川、新疆和广西在50%以上，贵州、云南和甘肃接近50%，最低的是西藏，仅为31.62%，但相比2000年，各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均有较为显著的提升（见图八）。

图八：2000和2019年西部各省份及全国城镇化率
（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投入持续加大
地区教育水平可以从地区人口的文盲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地区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比重三个指标来进行反映。
1.人口文盲率逐年下降。以人口文盲率（按照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以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数占比来衡量）为指标进行观察发现，在2000-2019年间，西部地区人口的文盲率历年间有所波动（部分年份受抽样样本影响，如2005年、201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2010年为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但总体上呈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16.38%，下降到2019年的8.71%，下降了7.67个百分点。同期全国人口的文盲率从2000年的9.08%，下降到2019年的4.59%，下降了4.49个百分点（见图九）。二十年来，西部地区人口的文盲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出提升西部地区还需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

图九：2000-2019年西部地区及全国文盲率
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各地区人口的文盲率也呈现下降趋势，就2000年而言，人口文盲率最高的是西藏和青海，都超过了25%；最低的是广西、新疆和重庆，分别为5.30%、7.72%和8.90%，也仅有这三个省份低于全国9.08%的平均水平。到2019年，各地区人口的文盲率均有较为显著的下降，只有西藏的文盲率依然较高；而广西、重庆、新疆、陕西和内蒙古等五个省份则低于全国4.59%的平均水平（见图十）。

图十：2000和2019年西部各省份及全国文盲率
2.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以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按照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6岁及以上人口，未上过学按0年计算，小学文化程度按6年，初中文化程度按9年，高中文化程度按1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得到）为指标进行观察发现，在2000-2019年间，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年提高。从2000年的6.15年，提高到2019年的8.77年，提高了2.62年。而同期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7.11年，提高到2019年的9.33年，提高了2.22年。219年，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全国水平0.56年，但比2000年的0.96年有所下降，差距在不断的缩小（见图十一）。

图十一：2000-2019年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
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呈上升趋势，就2000年而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的是西藏，仅为3.02年；最高的内蒙古和陕西，分别为7.26和7.19年，也仅有这两个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9年，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较为显著的提高，内蒙古、陕西、重庆和新疆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除西藏外，其他省份均超过8年，只有西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低，仅为5.89年（见图十二）。

图十二：2000和2019年西部各省份及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
3.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强度优势显著。以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占比（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地区GDP比重）为指标进行观察，我国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将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比在2000年末达到4%的目标，但当时未能实现；200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逐步使财政教育经费占比达到4%，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比，到2012年达到4%。就2000-2019年全国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2000年仅为2.56%，2007年超过3%，直到2012年终于实现了4%的目标，此后近八年间一直保持在4%以上。
就2000-2019年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此期间，财政教育经费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中部地区水平。从2000年的3.82%，2001年开始超过4%，2008年超过5%，2011年超过6%，2017年更是达到最高点6.96%，随后有所回落，2019年为5.88%，年均占比达到了5.47%。而同期东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经费占比在2000年为2.82%，随后上升到2018年的最高点3.81%，但在2019年又回落到3.38%，二十年间均未超过4%（见图十三）。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财政资金较为困难的条件下，二十年来对教育的投入非常重视，财政教育经费占比和投入强度远远高于东中部地区，这既是在此期间西部地区人口文盲率降低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内在原因，也是西部地区通过增强教育投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图十三：2000-2019年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重
三、二十年间财政收支规模扩大，但自给能力还需提升
（一）财政收入规模逐年增长，占比有提升，省际差距大
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来看，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收入总量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12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9665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18538亿元，增长了16.45倍，年均增长率达15.37%。同期中东部地区19个省份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5279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80503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75224亿元，增长了14.2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9%。同期全国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39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82895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169500亿元，增长了12.65倍，年均增长率达13.96%（见图十四）。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收入的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中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历年间有所波动，2000年占比为8.42%，紧接着回落后又逐年攀升，2014年达到最高点11.31%，随后又逐年回落，到2019年为10.27%，2020年回升至10.75%，二十年间上升了2.34个百分点，平均占比为9.39%；同期中东部地区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趋势，从2000年的39.41%上升到了2020年的44.02%，上升了4.61个百分点，二十年间的平均占比为40.49%。对比而言，西部地区2000年的财政收入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1.35%，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西部地区2020年的财政收入也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4.43%，尽管差距有所缩小，但平均而言，西部地区财政收入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3.09%，还不到1/4，西部和中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规模差距依然显著，和地区GDP规模的差距较为一致。

图十四：2000-2020年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及占全国的比重
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增速均存在较大差距。就财政收入规模而言，2000年，财政收入规模最高的是四川，为233.86亿元；云南、广西和陕西均超过100亿元；内蒙古、重庆、贵州、新疆和甘肃均超过60亿元；宁夏、青海和西藏的规模较小，宁夏为20.82亿元，青海为16.58亿元，西藏仅为5.38亿元。2020年，财政收入规模最高的依然是四川，为4258.00亿元；陕西、云南、重庆和内蒙古均超过2000亿元；贵州、广西和新疆均超过1500亿元；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的规模较小，均不足1000亿元，甘肃为874.50亿元，宁夏为419.40亿元，青海为298.00亿元，西藏仅为220.98亿元。二十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收入的排位较为稳定，四川依然是一枝独秀，一直排第一位；有5个省份的排位也发生了变化，陕西上升2位，由第四上升到第二位；重庆上升2位，由第六上升到第四位；贵州上升1位，由第七上升到第六位；广西下降4位，由第三降低到第七位；云南下降1位，由第二下降到第三位；其他省份的排位均未发生变化（见表三）。
表三：西部地区各省份财政收入排位变化表

就二十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财政收入增速而言，增长最快的是西藏，增长了40.07倍，平均增速达到20.41%；其次为重庆，平均增速为17.23%；内蒙古、贵州、宁夏、新疆和陕西增速超过16%；四川和青海增速超过15%，而甘肃、广西和云南增速较低，均不足15%，广西增速仅为13.07%，也仅增长了10.58倍，广西和云南的增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十五）。

图十五：西部各省份财政收入及平均增速
（二）财政负担率先升后降，地区差异相对较小
从西部地区财政负担水平（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来看，2010-2020年间总体呈现上升后下降的态势。从2000年的6.44%，到2011年超过10%，达到10.72%，一直提高到2015年的12.20%，随后下降到2020年的9.77%，二十年间提高了3.33个百分点，平均负担率为9.24%。同期东中部地区的财政负担水平从2000年的6.48%，一直提高到2015年的11.39%，随后下降到2020年的10.07%，二十年间提高了3.59个百分点，平均负担率为9.17%（见图十六）。总体来看，西部地区和东中部地区的财政负担水平较为接近，变化趋势也较为一致。二十年来，只有在2010-2017年期间，西部地区财政负担水平略高于东中部地区，其余年份均是东中部地区的财政负担水平略高于西部地区，二十年间的平均差距仅为0.07%，差距最大的2012年，为1.01%，其余年份均在1%以内。

图十六：2000-2020年地区财政负担率
分省份来看，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负担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除云南下降了0.35%以外，其他省份均有所上升。2000年，财政负担水平最高的是云南，达到8.99%，贵州也达到8.28%，最低的是重庆和西藏，分别仅为4.87%和4.57%，西部地区的平均财政负担率为6.44%。2020年，财政负担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西藏和新疆，分别为11.82%、11.61%和11.38%，西藏也成为二十年来财政负担水平上升幅度最大的省份；其他省份均在10%以下，最低的广西为7.75%，平均财政负担率为9.77%。二十年来，西部地区12省份的平均财政负担率最高的是贵州和云南，分别为11.12%和10.66%；最低的是青海和广西，分别为8.27%和7.99%（见图十七）。

图十七：西部各省份财政负担率
（三）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增长，占比有提升，排位变化大
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规模来看，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支出总量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2601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1382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58781亿元，增长了22.60倍，年均增长率达17.12%。同期中东部地区19个省份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7853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48514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140661亿元，增长了17.91倍，年均增长率达15.83%。同期全国财政支出从2000年的15887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45588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229702亿元，增长了14.46倍，年均增长率达14.67%（见图十八）。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中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历年间有所波动，2000年占比为16.37%，紧接着回落后又逐年攀升，2012年达到最高点25.62%，随后又逐年回落，到2020年为24.99%，接近1/4，二十年间上升了8.62个百分点，平均占比为22.13%；同期中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从2000年的49.43%上升到了2020年的60.47%，上升了11.04个百分点，二十年间的平均占比为57.24%。对比而言，西部地区2000年的财政支出为东中部地区的33.12%，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西部地区2019年的财政支出也仅为东中部地区的41.13%，尽管差距有所缩小，但平均而言，二十年西部地区财政支出仅为东中部地区的38.66%，还不到40%，西部和中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图十八：2000-2020年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及占全国的比重
分西部地区省份来看，二十年间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均存在较大差距。就财政支出规模而言，2000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的是四川和云南，均超过400亿元，四川为452.00亿元；陕西、广西、内蒙古和贵州均超过200亿元；新疆、甘肃和重庆均超过180亿元；青海、宁夏和西藏规模较小，均不足70亿元，西藏仅为59.97亿元。2020年，财政支出规模分化较大，最高的是四川，超过1万亿元，达到11200.70亿元；云南接近7000亿元，广西超过6000亿元；陕西、贵州、新疆和内蒙古超过5000亿元；重庆和甘肃超过4000亿元；西藏超过2000亿元；青海和宁夏规模较小，均不足2000亿元，宁夏仅为1483.00亿元。
二十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支出的排位变化较大，仅有2个省份排名未发生变化，四川和云南排名依然位居前两位，但差距有所拉大；其他10个省份的排名均发生变化，西藏上升2位，排第十位；广西、贵州、新疆和重庆分别上升1位；内蒙古下降2位，排第七位；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各下降1位（见表四）。
表四：西部地区各省份财政支出排位变化表

就西部地区各省份的财政支出增速而言，增长最快的是西藏，增长了35.82倍，增速达到19.76%；其次为新疆、贵州和青海，平均增速均超过18%；重庆、四川、宁夏和广西均超过17%；甘肃、陕西、和内蒙古的增速在16%以上；云南增速最低，仅为15.16%，增长了15.84倍（见图十九）。

图十九：西部各省份财政支出及平均增速
（四）财政收支差额逐年增大，财政自给率水平不高
财政收支差额和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地区财政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从地区财政收支差额来看，利用西部地区12个省份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数据来分析，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收支差额逐年增长，从2000年的1474亿元增长到220年的41717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40243亿元，增长了27.31倍，年均增长率达18.19%（见图二十）。同期中东部地区19个省份的财政收支差额从2000年的25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68011亿元，二十年间增长了65437亿元，增长了25.42倍，年均增长率达17.79%。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2000-2020年间财政收支差额的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略高于同期中东部地区的水平。
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从地区财政自给率来看，利用西部地区12个省份财政自给率数据来分析，在2000-2020年间，财政自给率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最高点43.34%下降到2002年的35.88%，随后又上升到2007年的41.48%，再次下降到2009年的34.45%，又上升至2014年的40.92%，之后又降至2020年的32.04%，二十年间下降了11.30%，平均财政自给率为37.92%。同期中东部地区19个省份的财政自给率也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从2000年的67.22%上升到2007年的68.40%，随后下降至2020年的54.21%，二十年间下降了13.01%，平均财政自给率为63.19%。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在2000-2020年间财政自给率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最大差距是2001年的28.95%，最小差距是2015年的21.91%，平均差距为25.27%，这反映出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的压力更大。

图二十：西部地区财政收支差额及财政自给率
分西部地区省份来看，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财政收支差额和财政自给率也存在较大差距。从各省份财政收支差额来看，2000年，财政收支差额最大的是云南和四川，分别达233.36亿元和218.14亿元，陕西和内蒙古超过150亿元，甘肃、贵州、新疆、广西和重庆超过100亿元；最小的是西藏、青海和宁夏，均不足60亿元，最低的宁夏为40.02亿元。2020年，财政收支差额最大的是四川，接近7000亿元，达到6942.70亿元，其次是云南和广西，均超过4000亿元；贵州、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均超过3000亿元；重庆超过2000亿元；西藏、青海和宁夏，均不到2000亿元，最低的宁夏为1063.60亿元（见图二十一）。二十年间，财政收支差额增长最快的是广西，增长了38.83倍；增长最慢的是云南，增长了19.81倍。

图二十一：西部各省份财政收支差额及财政自给率
从西部地区各省份财政自给率来看，2000年，财政自给率最高的是广西和四川，均超过50%，分别为56.89%和51.74%；重庆、云南、陕西、贵州和新疆均超过40%；内蒙古、宁夏和甘肃，均超过30%；最低的是青海和西藏，青海为24.29%，西藏不足10%，仅为8.97%，各省份平均为38.60%。2020年，财政自给率最高的是重庆，为42.81%；其次是内蒙古和陕西，分别为38.94%和38.04%；贵州和云南超过30%，新疆、宁夏和广西也接近30%；而甘肃仅为21.05%，青海仅为15.41%，西藏最低，仅仅为10.01%，各省份平均为29.23%。2000-2020年，平均财政自给率最高的是重庆，为52.20%，其他省份均在50%以下；甘肃为26.20%，青海和西藏不足20%，西藏仅为8.24%。二十年间，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呈下降趋势，仅西藏和内蒙古有所提升，分别提高了1.04%和0.51%；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广西，降低了28.99%；四川、云南、新疆、甘肃和贵州的降幅均超过10%；其他省份的降幅较低，均不到10%。
四、简要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分别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财政收支三大视角，回顾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年的发展成效。
二十年来，西部地区经济规模稳步增长，但省际发展还需均衡。
第一，GDP总量逐年增长，占比有提升。二十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份GDP总量逐年增长，从2000的1.7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1.33万亿元，增长了11.34倍，年均增长率达13.39%，平均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和中东部地区水平。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从2000的17.23%提高到2020年的20.99%，上升了3.76个百分点；但到2020年，西部地区GDP也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6.72%，二者的GDP规模差距依然较大。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GDP增长最快的是贵州，年均增速达15.32%，其次为西藏、陕西、宁夏和四川，均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增速；增长最慢的是甘肃，年均增速仅为11.34%，也是唯一一个增长未超过10倍的省份。二十年间，四川一直稳居第一，2020年GDP总量达到48599亿元，位居全国第六位，远超其他西部省份；陕西和重庆紧随其后；排位后四的分别是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GDP规模均不足10000亿元；二十年间，贵州超越甘肃、新疆和内蒙古，排位上升至第六位，陕西和重庆也分别上升至第二和第三位；广西下降至第五位，云南、内蒙古、新疆和甘肃分别下降了1位，宁夏、青海和西藏排后三位。
第二，人均GDP逐年提高，排位变化大。二十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份人均GDP也呈逐年增长趋势，从2000的5067元增长到2020年的55603元，增长了9.97倍，年均增长率达12.72%，平均增长倍数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和中东部地区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到2020年，西部地区GDP仅为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的76.83%与68.85%，各地区间人均GDP的差距依然较大。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人均GDP增长最快的是贵州和重庆；增长最慢的是甘肃和新疆，增速不及西部地区和全国的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GDP最高的是新疆和内蒙古，最低的是甘肃和贵州；2020年人均GDP最高的是重庆，也是西部地区唯一超过全国人均GDP的省份，随后是内蒙古和陕西，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贵州、广西和甘肃排后三位，最低的是甘肃，也是全国最后一位，发展和超越面临着较大压力。综合分析，二十年间，经济发展表现较好的省份是贵州、陕西和重庆，而广西、新疆和甘肃则需要加快发展。
二十年来，西部地区社会进步趋势向好，但发展水平仍需提高。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但依然较大。二十年间，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收窄态势。从2000年的3.56倍逐渐下降到2019年的2.82倍，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反映出西部地区内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大。二十年间，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逐年缩小趋势，但2019年仅有四川、重庆和广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甘肃、贵州和云南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第二，城镇化率水平逐年提升，但增速有待加快。二十年间，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水平稳步提高。从2000年的29.43%，提高到2019年的53.31%，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29个百分点，增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十年来也仅有重庆和内蒙古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贵州、云南、甘肃和西藏的城镇化率水平较低。
第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投入持续加大。二十年间，一是人口文盲率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16.38%下降到2019年的8.71%，下降了7.67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十年来，各省份人口的文盲率也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只有西藏的文盲率依然较高；广西、重庆、新疆、陕西和内蒙古等5个省份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人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从2000年的6.15年提高到2019年的8.77年，提高了2.62年，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缩小。2019年，内蒙古、陕西、重庆和新疆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只有西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依然较低。三是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强度优势显著。值得欣喜的是，二十年间，西部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占地区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01年开始一直高于4%，年均占比更是达到了5.47%，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这既是西部地区人口文盲率降低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内在原因，也是西部地区通过增强教育投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十年来，西部地区财政收支逐年扩大，但自给能力还需提升。
第一，财政收入规模逐年增长，但地区差距依然较大。二十年间，西部地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00年的1127亿元增长到220年的19665亿元，增长了16.45倍，年均增长率达15.37%，平均增长倍数和增长率既高于同期全国和中东部地区的水平，也高于同期西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8.42%上升到2020年的10.75%，上升了2.34个百分点。对比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占比为9.39%，同期中东部地区平均占比为40.49%，西部地区仅为东中部地区的23.09%，还不到1/4，财政收入差距依然显著。分省份来看，二十年来四川一直稳居第一，2020年财政收入规模达4258亿元，位居全国第七位，远超其他西部省份；陕西和云南紧随其后；排位后四的分别是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均不足1000亿元，这和GDP的排位较为一致。二十年间，财政收入增速最快的是西藏和重庆，年均增速分别为20.41%和17.23%；甘肃、广西和云南增速较低，均不足15%，广西和云南的增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财政负担率先升后降，地区差异相对较小。二十年间，西部地区财政负担率总体呈上升后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6.44%，上升到2015年的12.20%，随后下降到2020年的9.77%，二十年间平均负担率为9.24%，略高于同期东中部地区的财政负担率9.17%，平均差距仅为0.07%，历年间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分省份来看，二十年间，除云南略有下降外，其他省份均有所上升；西部地区12省份平均财政负担率最高的是贵州和云南，分别为11.12%和10.66%；最低的是青海和广西，分别为8.27%和7.99%。
第三，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增长，但地区差距依然较大。二十年间，西部地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2000年的2601亿元增长到220年的61382亿元，增长了22.60倍，年均增长率达17.12%，平均增长倍数和增长率既高于同期全国和中东部地区的水平，也高于同期西部地区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有所上升，从2000年的16.37%上升到2020年的24.99%，接近1/4，二十年间上升了8.62个百分点。对比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占比为22.13%，同期中东部地区平均占比为57.24%，西部地区仅为东中部地区的38.66%，还不到40%，财政支出差距依然显著。分省份来看，二十年来四川一直位居第一，2020年财政支出总量达11201亿元，位居全国第四位，远超其他西部省份；云南和广西紧随其后；排位后三的分别是西藏、青海和宁夏，均不足2500亿元。二十年间，财政支出增速最快的是西藏，年均增速为19.76%，云南增速最低，为15.16%。
第四，财政收支差额逐年增大，财政自给率水平不高。财政收支差额和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地区财政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一是财政收支差额逐年增大。从2000年的14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1717亿元，二十年增长了27.31倍，年均增长率达18.19%，高于同期中东部地区的水平。分省份来看，2020年，财政收支差额最大的是四川，达到6942.70亿元，四川也成为获得中央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其次是云南和广西；西藏、青海和宁夏的差额较小，均不到2000亿元。二是财政自给率降幅较大。从2000年的43.34%下降到2020年的32.04%，二十年下降了11.30%。对比来看，西部地区平均为37.92%，同期中东部地区平均占比为63.19%，西部地区仅为东中部地区的60.01%，财政自给率差距依然显著，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的压力更大。分省份来看，平均财政自给率最高的是重庆，为52.20%，其他省份均在50%以下，甘肃为26.20%，青海和西藏不足20%，西藏仅为8.24%。二十年间，西部地区仅有西藏和内蒙古有所提升，其他省份财政自给率均在下降，广西下降幅度最大。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率的降低，反映出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和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同时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还将不断增加。
按照国家规划安排，西部大开发总体可按五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1年到2010年的奠定基础阶段，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第二个阶段是从2011年到2030年的加速发展阶段，重点是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第三个阶段是从2031年到2050年的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重点要求是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关键时期，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过程中，西部地区各省份要以《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为遵循，制定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地区实施办法，探索高质量发展的西部路径，打造西部地区增长极、完善与拓展西部开发轴线，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现代化、制度与治理现代化，继续缩小与东中部的发展差距；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加大沿边地区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要加大美丽西部建设，保护建设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为全球和全国提供生态产品；要通过形成西部开发新格局为中国保障国境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民族共同体安全提供有力支撑。西部地区各省份要结合省情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
注：本文2019年之前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网站，2020年的数据来自于各省级政府部门网站。

感谢胡珊和王怡婷同学对本文认真细致的校对。

【西部大开发系列】往期文章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20年：比较与展望（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