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灯塔——《中国工人》杂志

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创办的报刊难以计数，但由党中央决定创办，由党的最高领袖亲自撰写发刊词的却屈指可数，《中国工人》便是其中之一。它在1924-1941年间三次出刊又三次停刊，1940年2月第三次在延安出刊时，毛泽东为它撰写了发刊词，其中提出的办刊宗旨、编辑要求，不仅成为办好《中国工人》的指南，而且至今仍然是新闻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毛泽东选集》（四卷）只收录了毛泽东撰写的两篇发刊词，一篇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另一篇即为《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1924年创刊号

从《中国工人》的历史
看它与党的历程血肉相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个决议开宗明义：“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因此，8月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山东设立分部，通过创办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和工人读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并且在各地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等。

  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走向联合、团结的开端，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大多数工人团体所承认，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各地军阀查封工会，镇压工人，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同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号召恢复工会，领导工人进行政治斗争。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促成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成为中国革命复兴和高涨的新起点。《中国工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共中央决定创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由此可见，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兴起的历史产物。

  《中国工人》创刊后共出版五期。此后由于“五卅”运动发生，“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集稿发生困难”，1925年6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停刊。

  《中国工人》再次出刊是三年多以后的1928年。这期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共第一次合作和以消灭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破裂、夭折，中国工人运动也再次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落的起伏。1928年7月，中共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决议案，提出了新的工运策略，要求“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为了指导斗争的需要，《中国工人》复刊了。


1928年《中国工人》创刊号卷头语

  复刊后的《中国工人》是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出版的，复刊号封面就明确标示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字样。刊物的内容较此前也有了变化，理论文章减少，工会文件（全总的报告、宣言、通告）和工运事件分析、评论等题材增加，并且新设栏目，报道各地工人生活、工运动态，以及有关国内外时事，文字也变得通俗、活泼了。

  《中国工人》复刊正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或农村。《中国工人》宣传革命，宣传工人运动，当然在严格查禁之列，不得不做些伪装。这一时期杂志总共出版八期，其中半数封面都没有《中国工人》的刊名，第五、第六期封面用“漫画集”，第七期用“红拂夜奔”（言情小说），第八期用“爱的丛书”作为掩护。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坚持到1929年3月再度停刊。虽然出版时间短暂，但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鲜明的战斗性。


  1928年，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中国工人》以伪装封面出刊 。

  《中国工人》第三次出刊是在1940年2月，距1929年停刊又过去了11年。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五次围剿苏区、红军长征、“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鉴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为加强对全国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工人运动的领导，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恢复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作为中职委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再次创刊。


1940年《中国工人》创刊号

  新的《中国工人》称创刊而非复刊，意味着它有全新的办刊宗旨与思路。作为在中共中央所在根据地的延安出版、面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开发行的刊物，这时的《中国工人》与此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秘密发行时不可同日而语，边区工人运动与大革命时期以罢工为主的斗争形式也截然不同了，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延安时期的《中国工人》与此前比较，最大的变化是语言更加通俗、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直接地面向职工群众，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的工人和工会。

  为了扩大《中国工人》的发行和影响，边区各工厂工会积极响应中职委号召，纷纷组织通讯网、读者会，并且发动职工群众募集资金，帮助编辑部解决困难，编辑部在每期杂志上都要刊登捐助名单，以表谢忱。这一方面体现了职工群众对自己刊物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边区面临的经济困境。1940年《中国工人》第五期发表编者的话：“近来因为印刷的困难和纸张的缺乏，各种刊物的篇幅均将紧缩。本刊也不得不在这紧缩的原则下，将文章的篇数与字数加以减少”，进入1941年，《中国工人》编辑部又宣布，从第十二期起，“由于印刷和纸张困难，改为双月刊。”事实上，出版第十三期后就停刊了。比较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工人》与1924年和1928年在上海、武汉出版的《中国工人》，前者无论用纸还是印刷质量，都明显粗劣许多，直观地反映了边区的物质匮乏。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要求加强新闻宣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统一宣传口径。加之根据地物质条件相当困难，党中央决定整顿各种报刊，集中力量办好一两份权威性报刊（如解放日报）。延安版《中国工人》虽然停刊了，但中国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并且日益成熟、壮大，逐步从边区扩大到越来越多的解放区，最终融合国统区工会，实现全国工会的团结与统一，直至走进新中国。

  从以上《中国工人》创刊、停刊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过的历程是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运动的舆论宣传工作就始终在其领导下发展、进行。中国共产党为了坚守这块舆论阵地，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从撰稿人看中国共产党
对工人运动的重视与领导
  1924年版《中国工人》每期要目所列作者中，有中夏、士炎、德龙、述之、重远、伟民、能至、秋白、巨缘、一农、伯简、硕夫、守常、辟世以及罗章龙、刘少奇、张特立……这些作者中，除刘少奇、瞿秋白的名字人们耳熟能详，其他人如不详加考察，很可能被忽略，而他们却都是当时中共或工运领袖人物，如“守常”即李大钊，“巨缘”即瞿秋白、“张特立”即张国焘。其他撰稿人与当时的中国工人运动，也都有着密切关系和重要影响。

  中夏、重远，即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29年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士炎，即赵世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1924年回国，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斗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成为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德龙，即项英。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最早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之一，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委员长。

  罗章龙，1920年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曾任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组织领导过多次工人大罢工，是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伟民，即林伟民，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发起和负责人之一。和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海员工人罢工，是早期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

  能至，即李立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刘少奇等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等职，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辟世，即任弼时，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的重要成员，1950年在北京病逝。

  一农，即罗亦农，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是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回国后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足千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为994人）。这么多中共高层领导都为《中国工人》撰稿，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宣传和发动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视与指导，也完全契合建党初期的工作方针与工作重点。

  《中国工人》停刊三年，1928年复刊时，此前的主要撰稿人大多不复再现——李大钊、赵世炎、罗亦农先后牺牲，林伟民病逝，邓中夏、瞿秋白赴苏，刘少奇到北方从事秘密斗争，李立三忙于主持中央工作。新的撰稿人中，大部分使用化名，由于年代久远，今天已很难考证其真实身份。不过，时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罗章龙却更加活跃了，他用“沧海”的化名写了更多的文章。这一时期《中国工人》总共出版八期，除第六、第八期外，“沧海”署名的文字平均每期占了四分之一篇幅。此外，还有三个重要作者，即复刊《卷头语》作者罗登贤和林育南、苏兆征。


  《中国工人》第一位主编罗章龙，承担了大量撰稿工作。

  罗登贤，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1925年协助苏兆征发动省港大罢工，1927年又协助张太雷等策划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年仅28岁。

  林育南，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工人运动，参加领导了“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是其堂兄林育英（张浩）、堂弟林育蓉（林彪）入党、革命的引路人。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曾与罗章龙共同主持编辑《中国工人》。1931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3岁，是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苏兆征，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和著名领袖。18岁起做海员，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0年同林伟民等筹建海员工会，1922年参加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为中国工运领导者，“五卅”惨案发生后，领导省港大罢工，和邓中夏等发动25万工人参加罢工，组织了10万香港工人回广州，严密封锁香港，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此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常务委员。因积劳成疾，1929年2月病逝，时年44岁。

  1940年《中国工人》在延安创刊，除毛泽东撰写发刊词外，为之题词和撰文祝贺的还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时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吴玉章、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王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洛甫（即张闻天）以及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等，这样的祝贺“阵容”，足见中共中央高层对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重视。此后，还有许多中央领导在《中国工人》发表文章（如第六期“‘七七’纪念特辑”就集中发表了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任弼时、邓发的纪念文章）。



  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一篇是为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另一篇是纪念抗战三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九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第三篇是《相持阶段中的十大任务》。朱德在《中国工人》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稿，前两篇谈抗日战争的局势，特别是军事斗争，第三篇《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则是专门为《中国工人》所写的。

  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领导者，邓发、张浩为办好《中国工人》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心血和努力。

  张浩原名林育英，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主任（政委），后因伤病调回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延安版《中国工人》刊登的“职工运动丛书”广告中，《马列主义与职工运动》《工人运动参考材料》《职工运动教程》都是张浩编著的。1942年初，林育英因病逝世，时年45岁，中共中央领导人轮流为他守灵，万余人参加公祭，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抬棺安葬。据史料载，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为逝者执绋抬棺。而林育南、林育英两兄弟作为领袖人物先后为中国工人运动献身，在中共党史上也是无出其右的。

  邓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仅主持《中国工人》的出版，而且写了许多文章。延安出版的13期《中国工人》，7期有邓发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评轻视工人运动的倾向时说：“中国共产党开始是从职工运动成家立业的，中共与职工运动是心血相关的，现在我们的同志如不关心职工运动，简直是忘了本……”1945年4月，邓发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在从重庆乘飞机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工人》三起三落，总共出版26期，竟然有这么多党和工人运动领袖为之撰稿，足见党对工人运动的重视与支持。（张刃）

毛泽东为《中国工人》撰写的发刊词
  1940年《中国工人》在延安创刊时，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发刊词，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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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毛泽东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来源：中国工人杂志社
编校：马晨琦、张秋晨
编审：陈文娟、曹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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