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那颗最闪亮的星——记党领导下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劳动周刊》

全国总工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

  同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893弄，也被后人喻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阶级，扩大宣传和联络，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问世，它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对各地工人运动的进行，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指导作用，在工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当时的工人们亲切地称为“一盏指路明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图据网络

《劳动周刊》如何诞生？
  19世纪中叶，上海工商业发展迅速，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工人总数已达51万多人，其中产业工人达18万余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背后，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人阶级维权意识逐渐觉醒。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发挥主力军作用，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由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工人们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未来社会的前景以及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不大了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劳动周刊》的出版发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劳动周刊》的发刊词，点明了该周刊的性质与作用：“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不同于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哪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劳动周刊》如何办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铭牌

  《劳动周刊》编辑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路口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是一份四开四版铅印的小型报纸，每周六发行，创刊之初免费赠阅，从第7期起收费订阅。它的作用是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

  编辑人员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担任，张特立(张国焘)为编辑主任，包惠僧、李震瀛、李启汉、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等任编辑。该刊出版后，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设有发行网络，发行量最多时达5000份。其中，李启汉担任日常工作较多，他以其出色的工作，得到大家的高度信赖。

  《劳动周刊》开设有评论、通讯、社会调查、工会消息、劳动通讯、小说、诗歌、短评、随感录、世界要闻等栏目。这些栏目里的文章，大都只有几十字到几百字，十分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力求符合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实际需要。

  《劳动周刊》的页边常用大字登载着一些醒目的斗争口号，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等等，以激发劳动者的自觉意识。

  《劳动周刊》对工人来稿十分重视，不少工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出了自己所要说的话。因此，《劳动周刊》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

  《劳动周刊》创刊初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尚在起步阶段，工人们往往还未意识到长期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周刊着重揭发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真相，如“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穿；我们种的谷，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煮饭吃。我们做的房子，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居住”等等。


劳动周刊

  为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周刊又经常配合发表不少反映劳工痛苦生产、生活的文章，包括了对工人工资、每天劳动时间、劳动条件以及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各方面进行着不同场景的描述，并冠之以口语化的标题，如《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到哪里诉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等。

  除此之外，指导工人通过斗争改善劳动条件也是周刊发文的着力点。如第十六期《劳动周刊》代表工人载文向资本家提出确保工人劳动条件的具体建议。

  报道工会组织与活动“工会消息”栏目几乎每期都有，虽此栏没有具体作者，但也算是周刊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为编辑部及时搜集了当时上海最新工会组织筹建与活动的情况。譬如1921年11月12日出版的《劳动周刊》（第13号）报道了《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筹备大会》：“上礼拜日，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第一次筹备大会，到会的有各报馆、各印刷所、各书局，约二十余家，共七八十人。结果是举出临时筹备主任一人，文牍二人，书记一人，会计庶务一人，其余各人皆为筹备员，共同协力进行筹备事务。预定十一年元月开成立大会。”

  对上海各工人团体当中的“第一个好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第12期和第13期进行了连续报道：《上海机器工会的奋兴》与《上海机器工会锐意进行》。周刊对机器工会兴办的“英文义务夜学”给予了宣传：“每夜教课两小时，学生不收学费，每名每月出小洋七角，贴补一些零用。无论入了会或没有入会的各厂机器工人，均是一律待遇，可以去读。课程分三组教授，甲组是尺牍读本、应用会话英文、算术问答练习，乙组是文法读本、会话尺牍工具、英名词工厂会话，丙组是初级英文法”。在第13期中缝处，又补充了《上海机器工会会员均鉴》与《上海机器工会英文义务夜校章程》，简要说明英文夜校的目的在于小则“养成工人能够同外国人会话，既够晓得机器上各种物件的英文名词”，大则“养成工人能够看英文原本的工作法和种种书籍，能够以英文在社会上生活”。足以见机器工会的实际性效用。《电器工人会群众的势力》一篇指出电器工界联合会确实能够为入会群众办一些实事。


旧上海产业工人

  上海的慎昌洋行是一家拥有一百四十名工人、十多名徒弟的电器行。他们的“头脑”张君素来热心于“团结观念”，在行中对弟兄们常常宣传入会的好处，劝他们入电器工界联合会。在大家全体入会后，他们想要求礼拜日停工，于是大家签名，由联合会出面，与慎昌洋行的大班交涉，最终要求被获准。

  当时上海出现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工会，假借工会名义，挂着工会招牌，却不行工会之实。周刊对这种“招牌工会”进行揭露，用具体事例说明该工会在劳资斗争激烈的时候，从中捣鬼，为老板说好话，袒护资方利益。“招牌工会”行事的目的在于“叫工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总管（即厂长）。”

  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下李启汉，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的主要工作人员，他十分重视《劳动周刊》的出版工作，他平日工作虽然很忙，但仍抽出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来办好刊物。

  一位老工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这样回忆道：“在1922年，李启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们工人就跑到他那儿去诉苦，找他帮我们出主意。他告诉我们，要组织产业工会，不要组织职业工会。当时他主编《劳动周刊》，内容是资本家怎样无理地压迫工人，哪里发生了罢工，哪里工人在斗争等消息。工人们也常到他家，印刷工厂的工人和书店的店员常来帮助他印刷和发行《劳动周刊》。”


李启汉

  李启汉为周刊撰写的文章通俗易懂，针对工人群众当中存在着较严重的行会帮派的现象，在第14期撰写了一篇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指出：“这种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互不相容，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益的，而对工友自己则是万分有害的。”文章以通俗而又精辟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两帮之间互争生意，不是打架、伤人害命，就是被资本家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定选择能使他多得利益的一帮。这样一来，不是工人自己受了大害吗？”他认为工会的组织形式最好是：“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结合。”

  上海印刷工会自1920年12月成立后，因为工会流于形式，没有扎根于工人中，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成立后不久，就无声无息了。李启汉针对这一现象，于1922年1月7日在第21期《劳动周刊》上发表了《喂！不要自杀呵！》的短评，指出：“上海为工业的中心，尤其为印刷工业的中心，报馆书局，百数十所，其余的印刷所也是以百数计，印刷工人较别地为多，怎么年来无声无息？”上海印刷工人当中，为什么没能顺利开展罢工斗争呢？文章接着分析其原因在于：“皆因没有团体”，广州、长沙印刷工友之所以能胜利，“无非团体的力量。”他号召全体印刷工友一齐起来努力。

《劳动周刊》是如何被停办的？
  工人运动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挂牌成立之初，租界当局就开始盯上了这个名字既冷僻又陌生的机构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场景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为了支持与帮助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刚刚继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会长的李启汉在党中央指导下，迅速发动上海工人成立了“香港海员后援会”。李启汉还亲赴香港，向罢工的海员表示慰问与支持。这件事又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1月末，李启汉从香港返沪，即被租界当局视作“危险人物”而拘捕。

  李启汉被拘捕以后，租界当局并没有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后经党的多方营救，他被放了出来。

  李启汉走出拘留所，几乎马不停蹄赶到浦东，帮助浦东日华纱厂纺织工人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

  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大盛会，李启汉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作了演讲。这次大会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等十项决议案，并公开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

  李启汉从广州回来，更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据董锄平回忆：5月末，有人来到编辑部要买50本《劳动周刊》，同时东翻翻，西翻翻，表示对以往出版的各期《劳动周刊》均有兴趣，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当时他和张国焘、李启汉都在机关的二楼，李启汉下去交涉，发现情况不妙，便大声与来人争吵，故意引起两人的注意。张、董两人翻墙而逃，李启汉却被随后拥入的巡捕带走。

  《劳动周刊》出版至1922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为借口，勒令停刊。1922年6月3日出第41期，6日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6月9日，租界法庭以“发起要挟增加工资、唆使邮差罢工。屡屡扰乱租界秩序”等罪名，判处李启汉有期徒刑3个月。

  7月19日，租界当局以破坏治安罪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总主任，罗章龙任北京分部主任。

  10月24日，李启汉出狱，但帝国主义者一心想置李启汉于死地，将李启汉驱逐出租界，直接将他移送给当时统治华界的北洋军阀护军使何丰林，并将他关进了枫林桥龙华大牢。

  李启汉整整坐了两年多的大牢，在邓中夏、李立三等多方营救下，才于1924年10月末放了出来。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等为副委员长，李启汉任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4月中旬，李启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9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出版了41期的《劳动周刊》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被人们敬仰！（唐宇）
来源：四川工人日报
编校：马晨琦、张秋晨
编审：陈文娟、曹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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