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苑雅语 | 川味税收系列（一）茶税往事

四川政策君

茶，是源于我国的重要饮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四川，自古就是全国主要的产茶区，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都十分悠久。有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巴国就将茶叶作为贡品送给周武王（就是讨伐商纣王的那个武王）。

▲1908年拍摄的四川背茶叶的苦力
到西汉甘露年间，雅安名山人在蒙山（今蒙顶山）首创人工种茶，为日后茶叶的大规模普及打下了基础。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茶叶是个稀罕物，只有权贵阶级才消费得起。而到了宋代，茶已发展成为全国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记录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城市风貌的著作《梦粱录》写道：“盖人家每日不可阙（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在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过程中，其喝法也有了大的变化，最早是采用“乱炖法”，即把茶饼和陈皮、姜葱蒜等一共熬煮。到了唐代，在茶圣陆羽的倡导下变为只加盐，而进入明代后就连盐也取消，直接将茶叶煮沸后就可饮用（不过现在的酥油茶仍要加盐，可能也是承袭了历史做法）。

▲1911年，美国人路得·那爱德拍摄的茶道上的背茶人
茶叶贸易虽从汉代开始逐渐兴起，但在唐代之前都未征税。时间来到唐玄宗执政后期，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给后来的统治者只留下空虚的国库和藩镇割据的烂摊子。面对钱少、事多、各地闹分家的复杂局面，公元780年，继位刚一年的唐德宗采用了侍郎赵赞的建议，在“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充常平本钱”。具体来说就是打着筹集社会救济金的招牌，在产茶州县的山场和商运要道，设官抽税，税率为10%（公元821年唐穆宗在位时增加到15%）。这种最初形态的茶税，实质是商品通过税，类似于清代末期征收的厘金。茶税的出现，不仅为处于风雨飘渺中的大唐帝国充实了财库，更为帝国的寿命又续上了些许时间。据资料统计，茶税开征后每年收入约40万贯（铜钱），而到了50多年后的唐宣宗时，已增长到约80万贯，虽然和每年600万贯的盐税收入相比，还属轻量级，但也名列唐朝税收排行榜前三（还有一个是铁税）。唐代后期，朝廷设立“盐铁使”一职，专门负责盐、铁、茶的专卖和征税事宜。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盐铁使裴休针对各地茶税管理混乱的问题，制定了税茶十二法，进一步明确茶税统一由中央派出机构直接征收（由此可见，税收垂管古已有之），地方政府不得私自收税，并严禁民间私自卖茶、毁茶，还对部分地区的茶税减半征收，此举既保护了茶业贸易，又促进了茶税的稳定增长，是古代税收官员一次成功的工作探索。而这个阶段的四川茶税，除了跟着中央的大政方针走外，还因茶马互市的兴起开拓了新的增长空间。这里介绍下相关的历史背景，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茶叶作为嫁妆随文成公主一同进藏，也让饮茶的习惯在藏地逐渐生根发展，最后达到了“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嗜茶程度，这皆因茶叶具有解除油腻、帮助消化、补充维生素等功能,对以肉和奶为主食的藏族同胞而言，是极好的膳食补充剂，宋代有人评价道“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后生”。但藏区素来不产或说是不大规模产茶，所需茶叶全从内地购入，而内地正好也需要藏区所产马匹。唐玄宗时期，具有双赢性质的“茶马互市”和为运输茶叶而开辟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虽然初期交易规模并不大，但为茶叶在此后由普通商品变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埋下了伏笔。唐朝末期，藩镇割据愈发严重，中央权力势微，逐渐失去了对茶叶等税权的控制，而各地自立名目、自行收税，民间负担日益加重，比如雅安名山茶场在晚唐时需缴纳专卖税、商税、土产税和杂税(如牙税、打角钱、息钱、头子等)共4种，其中仅商税一项包括住税6文、买茶翻税6文、过场务税平均5文，共达17文。这也暴露了封建税收的弊病，税每加重一分，老百姓就愈疼一分，根本原因就在于所取之税钱，并未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公共事业，而是用在了维持战争开销等其他地方，最终结果就是仗越打，税越多，百姓越苦，江山越破碎。

▲1911年美国人路得·那爱德拍摄的康藏道上负重人
进入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以后，四川茶叶产量有了更大发展，年产约3千万斤，比安徽、浙江、福建等地茶叶产量总和还多，稳居全国第一。但是四川的茶税政策却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比如福建实行茶叶专卖，时称“榷(què)禁”，就是政府从茶农处低价买来茶叶，再高价卖给茶商然后发给茶引(批准贩售茶叶的凭证)后，才允许其对外运销茶叶。这也可视作是政府寓税于价，向商人收取茶叶专卖税。而四川未实行专卖制度，任由民间自由买卖，政府只征收茶农的农业税和茶商的商业税，其结果就是实行茶叶专卖的地区每年收入达二、三百万贯之多，而四川仅三十万贯左右，与产量形成鲜明反差。从现代角度看，这种截然不同的税收政策，实质在四川形成了一个税收洼地，在减轻茶农茶商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然而，四川繁荣的茶叶市场和对茶马贸易的重要影响，终还是引起了宋代朝廷的注意，宋朝的第六个皇帝宋神宗，就是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那位，于公元1076年颁布了《茶马法》，对四川的茶马贸易和茶税征管进行了改革，最大的变化就是将四川的茶叶买卖收归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前面提到的“榷禁”制度，不过这次是2.0升级版：先在成都设立了名为“茶场司”的机构，专门承办买茶事务，后又将“茶马司”和负责买马的“买马司”合并成“茶马司”，同时负责买茶、买茶和换马。当时，凡四川境内的茶叶，都必须交由官方购买，但也可由茶商在官办茶场买茶。若只在省内销售，则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30%后卖给茶商；若运往省外销售，就按茶价多收取10%的引税。此法一出，不仅促进了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还换回了西北地区的大批战马，据统计，当时每年四川运往甘肃临洮的茶叶达五、六百万斤，茶税收入由三十万贯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南宋增加到二百万贯），买回战马约两万匹，形成了“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的繁荣景象。然而，就在专卖政策实行不久，因买茶官员对茶农的盘剥过于苛刻，比如在收购茶叶时经常缺斤少两、压低价格、克扣茶款等，加上税负颇高，茶农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例子比比皆是，彭州因此爆发了一场茶农集体反抗收茶官员的事件，一时震惊朝野，受到触动的宋神宗遂将茶税由三分降到二分，以减税的形式还利于民，这才逐渐平息了民愤。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为完善“榷禁”制度，宰相蔡京推出了《政和茶法》，规定政府不再直接负责茶叶售卖，改为以茶引来控制茶叶贸易，所有茶农必须注册登记，而商人贩茶时，必须向政府领取茶引，茶引上写明茶叶的购处、数量、销处、销期、应纳税收、沿途的纳税情况等。此外，根据茶商销售的地区，茶引又分为短引和长引：在附近销售发给短引，每25斤茶纳税20贯，运往京师或边疆地区销售，则发给长引，每120斤茶纳税100贯。通过此举，茶农和茶商在受到严格管理的同时，还被赋予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进一步调动了其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据《宋史·食货志》载：“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贯，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余斤”。

▲璧山县民国三十六年茶捐收据
元朝，沿用了宋时的茶叶专卖制度，继续按“茶引”纳税，最开始设“茶盐转运司”，负责管理茶税和盐税。四川的茶盐转运司设于元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后又设立 “西蕃茶提举司”，专门负责征收茶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废除长引，并把短引的税率增加近3倍。此后，茶引的税率和收入与年剧增：据统计，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的茶税收入为24000锭白银，到天历二年（公元1330年）就猛增至288212锭，增长十倍以上。税收飞速增长的背后，是税率的肆意提高，也是元政府对茶农的无情剥削。而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因统治者来自草原并不缺马匹，故不再如唐宋两朝般严格管理，任凭民间自由买卖，这也是当时取消长引的缘故。总的说来，元代的茶税历史乏善可陈，用四个字总结就是：吃干抹净。以小见大，只知一味压榨的税收政策暴露了当时统治者的短视无知和腐化无能，这也注定了元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
明朝伊始，因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故轻徭薄赋，茶税负担较过去大为减轻。据史书记载，“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不过到了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税率就增长到“每十株官取一”，也就是从三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茶叶完税后统一由政府购买，对买茶的商人还是依茶引征税，依旧是熟悉的宋代操作模式，不过其中“官收、官运、官卖”的专卖政策只针对茶马互市，在内地并未施行。和前几朝设专门机构征收茶税不同，明代的茶税是由综合部门兼管，比如在中央是由户部，在地方是由都转运司掌管，各地还设有批验所，负责茶、盐引票的发售检查，而四川曾一度设立了茶盐都转运司和纳溪、白渡两盐马司、顺龙盐马司等部门，后来均裁撤，这也可以看出明代全国的茶叶中心已不在四川，而四川的主要产区分布在泸州、成都等地。不过由于茶马贸易再次复苏，身负买马重任的川茶依旧占有重要地位。为管理茶马事务，明朝中央政府在四川雅安和天全还设有茶马司，而当时全国仅四川和陕西两省设有此机构。据统计，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四川开出三万四千道边引，其中三万由雅安开具，四千由松潘各地开具，这也证明了此时的茶叶销售地已由西北转移到西南。而除了主营换马，川茶在明代的用处还越发多元化，比如可换盐、换粮，有资料就记载了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将成都茶叶运到甘肃张掖，每百斤可以领盐8斤。
时间最后走到了清代，与元朝相似，清朝统治者也来自草原，善于养马，开始并不太看重茶马贸易。但到了清顺治至康熙中期，边疆地区一直战事不断，国内叛乱也时有发生，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兵买马，同时为保障军费开支，也需要加强茶税征收。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茶马贸易正式恢复，配套的茶引制度也得以重新启用。不过，为了谋求茶马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清政府做了不少改革，除保留了明代的管理机构外，还增设了巡视茶马御史，管理措施也更加严格，比如规定商民卖茶先向政府纳钱请引，缴多少钱，请多少引，不能超过规定数量；茶和茶引要同时携带以备检查，如不相符就要拿办治罪；茶卖出后，要把茶引向政府缴销，伪造茶引者处一律问斩，家产充公。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中央政府将康藏地区各土司辖地纳入直接管辖范围，施行“改土归流”，即将土司制改为流官制。而茶叶，作为最佳的安抚物资被用来分化拉拢各土司势力，辅助军事平叛。因此，每当与叛乱土司的战事一平，清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恢复并扩大边茶供应，以此加强对各部族的控制。同时，为加强对藏区的茶叶供应，清政府对四川茶叶贸易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变“茶引制”为“引岸制”，即将川茶按销售地点分为“腹引、边引、土引”三种专岸：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藏区），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种：经甘孜康定销往康藏、卫藏地区者，谓之南路边引；经阿坝松潘销往川北草原、甘青藏区者，谓之西路边引；邛崃等地所产茶主要销往四川省内各土司，谓之邛州边引。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四川产茶的州县、土司地增加至31处，当时行销边、腹、土引共85344张，一张可引茶100斤，每斤纳茶银四丝九忽零。雍正八年后，四川巡抚宪徳以课率“实属太轻”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每斤按一厘二毫五丝征课银。”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边疆局势趋于缓和，对战马的需求也随之下降，加上茶叶产量的增加，失去存在理由的茶叶专卖制度再次被废。到了乾隆年间，没有了政府主导的茶马交易慢慢走向萎缩，直至最后完全消失。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四川总督丁宝桢，在雅安各县改革茶政，废除杂税，采取定案商办法，茶商认额请“引”，派员驻康定，按“引”征税，每引征银一两，其它杂税一概废除。可惜事与愿违，丁宝桢的政令下达不久，各地的杂税又重现于世，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在此后的清光绪年间，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屡次战败，为筹集赔款一再提高茶税，竭尽压榨：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和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筹集中日甲午战争军费和庚子赔款，清政府先后在原基础上加收茶税三成，每100斤细茶上税1.6两，粗茶上税1.2两，按当时名山金尖茶在康定售价每担3.4两计算，税率达到了惊人的35%。对行将就木的清政府而言，茶税不过是最后关头的一根救命稻草，说有用却也无用。原本具有政治经济双重积极作用的茶税，在清朝的最后那几年，因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横征暴敛的老路。这也印证了前文提到的封建税收弊病，在偏失了正确的职能作用后，税收自然也就成了架在百姓身上的刮骨钢刀。

▲四川省财政厅征收茶税印花4分
  纵观四川茶税在古代的发展历史，就是一段与政治军事和茶马贸易密不可分的历史，它不仅直接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治税理念和管理手段，更充分揭示了税收与经济、民生的内在联系和影响规律，对今天的税收工作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雅安税务 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