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从要素配置角度看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史变迁 | 钟甫宁

李威03

从要素配置角度看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历史变迁

作者：钟甫宁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国际食品与农业经济研究中心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6期

在资源禀赋既定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资源禀赋、政治经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而言，生产的季节性、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强度也是资源禀赋的一部分，对经营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回顾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并以此为据讨论今后进一步演变的方向。

一、 农业的特点和小农的脆弱性
农业生产体现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交织，其最明显的特征是生产的季节性和地域上广泛而分散的空间分布。生产的季节性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季节性，表现为劳动时间在全年分布极不平衡，劳动力在农忙季节供不应求，在农闲季节则供过于求。很自然地，几乎所有农民都会主动或被迫利用农闲时间设法从事副业和手工业、商业活动，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更通过交换以获得维持生计必须的收入。

农业劳动者的分工和兼业实质上就是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不一致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时空配置问题，即通过农户、村庄和更大范围的多层次分工和交换以实现劳动力的周年充分利用。小农通过家庭内部的分工尽量充分使用劳动力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分工可以表现为“男耕女织”，也可以表现为不同季节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小农的家庭规模太小，家庭内部分工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因而依赖交换：村庄内农户间的交换、村庄之间的集市，乃至更远市场、更大地理范围的交换。

农户对交换高度依赖，因而对外部冲击极其敏感。在外部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经济似乎可以稳定地延续下去；但是，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天灾人祸意外的冲击），例如被工业化和贸易扩张夺去市场（首先是手工产品接着是农产品），脆弱的小农经济不堪一击。失去手工产品市场意味着农民部分失业，而减少收入可能导致农民破产并失去土地。前者意味着劳动力无法在时间上充分配置，后者意味着劳动力失去了主要的配置途径。

二、 土地改革：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
对农民破产等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土地分配，即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形式。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是，直到彻底败退台湾地区，国民党政府既不愿也无力实施这一公开宣布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彻底实施这一纲领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土地改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作用在于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直接改善资源配置。由于地租通常是总产出的50%，免除地租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使农业生产的边际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这必然鼓励农民积极增加生产投入并努力提高投入产出率。

因为小农无力拥有并保持大牲畜大农具（经济上也不合理），同时原来属于地主的大牲畜大农具无法均分，因而土改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要恢复并进而改善资源配置，就需要探索新的经营制度。

三、 集体化的过程：资源配置方式的探索
实施土地改革以后不久，中国农业就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除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配合国家工业化、消灭私有制、走共同富裕道路等政治和社会目标外，集体化特别是其具体形式的演变，也反映了资源组合和配置的内在需要。

前面说过，土改打破了土地和大牲畜等要素原有的结合方式，而小农自己拥有所有这些要素在经济上并不合理，所以需要探索新的结合途径。互助组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需要，也是重建生产要素连接的需要：10多户小农都有土地，但只有少数农户拥有耕畜或大型农具（包括犁和小车等生产和运输工具），在互助组内部既可以进行劳动力的简单合作，也可以用劳动力交换耕畜和大型农具的服务。

互助组解决了土地与耕畜和大型农具相结合的问题，但也引发了新问题，即交换的比例和作业的先后。特别是作业顺序，在农时紧迫时对产量有直接的影响，因而矛盾更加突出。拥有耕畜或大型农具的“大农户”通常拥有更大话语权，这不仅会导致组内农户之间的冲突，而且有悖于共产党帮助贫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主张。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用初级合作社（下文简称“初级社”）取代互助组。

初级社通过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入股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个统一的生产单元内共同使用，净收入按照股份和劳动投入的数量进行分配。初级社消除了不同农户土地的作业顺序问题，把劳动和耕畜或大型农具的交换比例转化为内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问题。与此同时，要素组合的改善，特别是简单协作产生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凸显了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劳动分工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必须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才能为更多的过剩农业劳动力开辟其他利用方式。因此，初级社大约只持续了一年半就被规模更大的高级合作社（下文简称“高级社”）所取代。

高级社不仅取消了入股的资本，净收入统一按劳动数量分配，而且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经营范围：除了开办小学和诊所以外，还组织经营小手工业和商业，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参与非农生产经营活动。规模的扩大必然产生监督困难的问题。与此同时，局限于封闭的较小地域，较小的市场规模并不能充分吸收过剩劳动力，更无法解决季节性过剩劳动力的使用问题。因此，进一步扩大规模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人民公社集工农商学兵多功能于一身，并且具有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功能。从经济功能看，人民公社是扩大版的高级社，规模扩大了数倍、十几倍，可以进行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劳动分工。但是，由于劳动力的利用仍然局限在本公社范围内，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监督困难的问题则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加剧。1962年以后，经过整顿的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监督困难问题大大改善：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改革改变了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和集体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消除了监督困难的问题，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便利了家庭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劳动力的转移。不过，农户规模过小问题始终存在，恢复家庭经营必然导致一系列新问题。与土地改革时的情况一样，土地可以平分，农业机械和耕畜却无法平分，集体积累的其他资产也无法平分，集体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更无法公平分享。因此，不仅小规模土地经营与现代农业机械、农业科技服务之间的联系有待重建，小规模家庭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有待重建，当地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配置也有待重新调整。农村精英可能希望各显神通，而弱势群体、能力不足者则希望得到某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这恐怕是多种形式“双层经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家庭联产承包制与多种形式的“双层经营”并非不能兼容，而是可以共存并协同提高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即不同形式的“双层经营”有可能协调和优化农户内部和农户之间的资源配置。进入新世纪后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外包服务类似于生产领域的“共享经济”，小农户的生产不再局限于自身拥有的资源，不仅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技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规模经济面临的土地规模约束。“体制外”的外包服务可以弥补当地资源的不足特别是季节性不足，减少拥有季节性使用资源的固定成本；而“体制内”的协调组织机制可以帮助外包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实现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

四、 新阶段农业生产要素配置面临的挑战
小农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最大问题是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季节性过剩。除非农村劳动力数量已经大大减少，需要寻求季节性就业的劳动力总数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很难在人口密度小和经济活动强度低的广阔地域优化劳动力的季节性时空配置。

农村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细碎化。土地细碎化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因为继承分割、被迫部分出售土地、不同时期断续添置土地等原因，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细碎化是必然现象，而通过农户之间的调整降低细碎化程度则十分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钟甫宁、王兴稳，2010）。

与人地比例、土地细碎化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户经营的规模经济。但是，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并不必然决定生产上能否实现规模经济。如果把生产根据自然和技术属性分解成若干阶段或环节，每个生产者仅仅从事最适合自己经营规模的那一阶段或环节的生产，那么，无论是整体还是任意特定阶段或环节都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Stigler（1951）早就提出了分阶段或环节建立生产函数、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分工与交换的理论框架，近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的迅速发展更为这一理论框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

农业生产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大田作物生产的季节性，田间作业可以明显地区分为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环节。由于各环节作业性质不同，采用的机械和技术不同，各种设备、机械或技术的最佳规模也不同，完全有可能通过外包服务的形式交由不同的生产者提供服务，从而在农户经营规模或土地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实现环节或阶段田间作业的规模经济。

各生产阶段或环节的田间作业通常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完成。但是，不同阶段或环节田间作业的适宜时间段长短不一，作业的效率也高低悬殊，这种情况形成的劳动力利用瓶颈，极大地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劳动力瓶颈可以看作是农业劳动季节性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其约束程度不但是造成劳动力间歇性闲置的重要原因，也是妨碍劳动力空间流动的重要原因。

五、 简单的总结和讨论
在资源禀赋既定的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看不见的手”应当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看得见的手”则可以在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时期的决策领域发挥协调作用，共同促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资源配置方式受资源禀赋的约束，资源利用效率则受现有技术及其可获性的约束。经营制度应当充分反映资源禀赋的实际状况及其变化，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配置资源或协调资源配置，能够及时、有效采用最新的适用技术，包括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上协调新技术的采用。

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是总体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农业和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部门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和表现形式，也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城镇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优化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提供必要条件。
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需求瓶颈不仅严重制约农业劳动力配置和利用的效率，而且迫使部分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农业和农村，很难在当地找到适宜的部分时间工作。因此，突破劳动力需求瓶颈、平衡全年劳动力需求是解决农业和农村资源配置问题的关键之一。集中关注劳动力瓶颈阶段的作业所使用的机械和技术并提高其效率有助于缓解这一最突出的问题，针对性地研发生物技术和栽培技术，以及培育新品种、调整生产结构和品种布局，则有利于在大范围、长时期内缩小不同时间段对劳动力的需求差距。

组织和经营制度的创新同样重要。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者不可能充分实现农业生产不同阶段和环节的规模经济，也不可能实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最大效率。未来的农业生产组织应当具有充分的弹性，能够像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一样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分工协作，“看得见的手”应当帮助生产者实现这种具有弹性的协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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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20版），在农业经济类51种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影响力指数和影响因子均名列第一，《中国农村观察》影响因子名列第二。在489种经济学学术期刊中，《中国农村经济》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三，《中国农村观察》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七。《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双双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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