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 杨瑞龙

李威03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密切相关，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经济学的主要构成要件包括：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合理吸收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有用知识，创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树立中国意识，以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坚持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基本经济制度不同，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只有清晰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才能使中国经济学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第一，如何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第二，如何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体系；第三，如何揭示在非同质性微观基础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第四，如何在中国经济学逻辑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基本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 微观分析基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统天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东欧经济学开始在我国广泛流行。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确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广大经济学者越来越感到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找到答案，更无法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解决方案，于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简称中国经济学）就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什么主要特征？为什么必须要为中国经济学构建微观分析基础？如何重构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本文将就以上问题给出我本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仁。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构成要件
中国经济学不同于国别经济学，它是一门具有其特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范式和自身逻辑的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样一门学问的产生，显然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紧密相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我们希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历经了四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国家财富还是家庭财富均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但在理论上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经济学界一般流行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尽管在方法论与理论逻辑上存在根本性冲突，但是它们在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的时候都陷入了困境。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人假设下形成了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遵循集体主义价值观，它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证明随着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必将消亡。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稀缺性假设下形成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遵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它证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时结论是相似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只能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资本主义只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显然，改革实践远远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即现有的理论难以很好地回答我们在实践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为此，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自成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而理论则是人们基于一定的研究范式，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对人们未来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是实践呼唤理论的结果。2009年，我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当时在制定学院的学科建设规划时，我提出了以中国经济学为内核进行学科建设，出版系列教材。我为此系列教材撰写了题为《迎接中国经济学时代的到来》的总序，在序中我写道：“所谓中国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在充分吸收现有经济学分析体系中有价值的思想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拓宽现有理论的某些假设条件，进而使这种经过修正和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甚至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三个重要的构成要件。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下简称《新境界》）中所指出的，“经济理论有很多种，但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人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市场经济，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秉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的扉页上写着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发现他所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占这个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劳动者一无所有，而占少数的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了无产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宗旨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剥夺剥夺者，创造一个无产者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当前我们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显然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建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在新时代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倡导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生产力观点，另一个是实践的观点，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唯物史观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境界》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意义，并非是说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找到答案，更不是要回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中国意识。中国经济学是以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为研究对象的，这一伟大实践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实现现代化。我们通过对实践的归纳分析，得到一些重要的理论发现，据此提炼出特有的研究范畴。随着研究范畴的逐渐积累，便可梳理其逻辑关系，并形成相关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逐步发展成熟，形成理论体系。

中国的改革模式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这样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中国改革不是推翻原有的政治框架搞市场化，而是在既有的政治框架里推进渐进式的市场化变迁，也就是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2）增量改革。我们不是像苏联那样推倒重来的，而是在现有制度规则的边际上逐步引入市场元素，逐渐增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实行价格双轨制、产权制度的边际改革等。（3）先试点后推广。在一个等级框架中纵向下放改革优先权，取得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把中央顶层的改革设计和发挥地方政府及微观主体的自主改革积极性结合在一起。我们据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条改革道路，形成了系统性的改革经验。总结提炼这样一种特有的改革经验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就有可能形成相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或者问题意识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摈弃了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坚持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逻辑与方法，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我们的改革实践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尝试前无古人，所遇到的很多难题显然很难从现有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教材）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的理论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要一味以现有的理论否定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或经验，而是要用在实践中发现的规律性认识来修正或改造已有的理论，进而凝练出新的研究范畴与新的理论结论，形成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我把这样的研究方法叫作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坚持直面现实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已有的理论与实践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不是让现实适应理论。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并不是指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推导，而是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最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种理论。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应该通过理论创新迎接中国经济学新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我们党都根据自身的国情及实践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这其中包括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方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发展理念等。这些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境界》一文中指出，“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专家没有讲过的，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当下我们更要有一种紧迫感，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研究目标，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要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一方面我们要足够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研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要避免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要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生命力。

2.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直是开放的，如果没有古典经济学的贡献，《资本论》是很难写成的。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也要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分析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最成熟的理论当然是西方经济学，所以西方经济学当中描述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一般规律的原理与观点等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一个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熟悉西方经济学，一个专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同时，我们还要从中华文明的宝库中汲取精华，丰富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3.要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直面现实不是不要理论，而是要用从现实中发现的新问题去验证和发展理论。任何理论都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晶，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时间、条件等元素的改变，已有的理论就可能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下降，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能够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去发展和创新理论。因此，我们倡导经济学者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投身到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直面现实的研究中发现真问题，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4.要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我们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要重视实证分析；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既要重视演绎分析，也要重视归纳分析；既要重视历史分析，也要重视逻辑分析。学术界好像有一种声音，认为实证分析、计量分析是西方经济的专属品。其实不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鼓励专门从事中国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品质，使其研究结论是可重复的、可证伪的、可推广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能够被更多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扩大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非常有价值的。

5.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经济学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每当谈及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时候，有些人希望在短期内就能够构建出一个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媲美的成熟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太得当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下还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探索，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不小的距离。既然研究对象具有不稳定性，对尚在进行中的改革实践及发展进程认识还在不断加深，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希望构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不断稳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才能逐渐成熟。这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也是历经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成熟，西方主流经济学才逐渐成形。如果没有早期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学派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产生亚当·斯密的鸿篇巨制《国富论》，进而诞生现代经济学；如果没有我们在经济学说史中称之为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探索，马歇尔就不可能在综合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原理》，进而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成型。我相信中国经济学的形成也将会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有历史使命感的经济学者，必须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去努力挖掘和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逻辑，凝练出新的范畴。随着直面现实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我们逐渐把这些范畴结构化、理论化，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微观分析基础
西方经济学中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分，前者属于个体分析，后者属于总体分析。微观经济学流行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宏观经济学流行的是凯恩斯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显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行为很难解释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不均衡条件下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也就是说，微观均衡分析框架是难以成为凯恩斯宏观非均衡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的。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一直在努力重新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构建一个新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即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目前，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显然也需要一个相应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中国经济学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相关理论体系的创造需要重构其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只有清晰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才能使中国经济学具备坚实的微观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规定性：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二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回答在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为什么必须而且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还要能回答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经济学实际上不仅是要研究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它可以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中国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回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如何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计划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不仅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政府，企业的决策权也由政府控制，企业行为完全从属于政府，因此，事实上没有独立的企业行为，市场机制也不发挥作用，从而缺失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微观经济分析的缺失显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没有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将难以解释我国市场化进程及相应的微观主体行为。

因此，若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需研究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在这样的微观主体下市场机制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显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短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西方经济学在理性人、稀缺性假设下研究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它要回答资源配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市场是完美的，那么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按照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的逻辑，市场机制若要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须满足以下几个主要条件。

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对价格的波动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从而通过价格涨落自动实现供求平衡。市场主体具备敏感边际行为的前提是硬预算约束，而硬预算约束是一种产权约束，也就是私有产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

2.决策分散化。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任何人都不能左右市场主体做出独立的判断。每一个市场主体将在硬的预算约束下，根据它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关系对市场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

3.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主体能够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即法无禁止即可为，在法治前提下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强制规定市场主体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即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反垄断与排斥政府随意干预的。

4.价格协调微观决策。市场上有千千万万的买者和卖者，当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能够决定他们优劣胜败的唯有自由价格体系，即市场价格既不能由政府控制，否则是所谓的官定价格，也不能由卖者或者买者控制，否则是所谓的垄断价格，官定价格和垄断价格都会损害市场效率。西方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信息是透明的，那么通过价格机制能够自动出清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市场配置资源的事实，但一成不变地照搬来解释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则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我国在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把西方的微观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那么私有产权就是大前提，这显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相符合。重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的理论难点如下：一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重塑市场主体，特别是如何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条件下，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二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完善市场机制与市场体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如何在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分配体制；四是如何在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以上难点问题是我们在创建中国经济学时必须要直面和回答的。为了回答这些难题，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有用成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问题，西方经济学中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市场主体行为等的一般知识仍然可以被我们借鉴。但由于制度背景不同，显然不能直接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目前在相关教材的编写中出现的倾向性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例如，有的教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完全排斥的做法，导致教材的编写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的教材几乎全盘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把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关的内容虚化；还有一种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教材编写中存在比较明显的“两张皮”现象，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板块式结合。该教材在讨论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采用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当教材阐述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时，又几乎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导致教材编写中“两张皮”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缺少一个微观分析基础。我们认为制度不同，资源配置的方式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很难直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因此，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就必须要重构微观分析基础。

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微观分析基础，以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市场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时必须考虑以下事实：第一，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第三，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第四，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第五，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后来居上。这些约束条件是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做出微观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外部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也是中国微观经济学区别于传统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关键要件。中国特色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要揭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要讲清楚在公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主导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揭示中国特色市场化进程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三、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
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一）如何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兼容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们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经济人假设下形成一套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而回答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等问题，在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将形成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它遵循的是“小河流水大河满”的逻辑。而私有化显然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选项。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则基于社会人假设形成一套整体主义的阶级利益分析方法，并据此推导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它遵循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国有经济是没有边界的，这就很难回答市场机制为什么还会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既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又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1.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性质和功能。国有企业要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即政企分开和所有权的可转让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布局在理论上是存在最优解的，即布局过宽可能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布局过窄可能不利于坚持公有制。国有资本既要有“进”，也要有“退”。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投入，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三是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加大对新型基础性设施的投入。国有资本可以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中退出，清退不具备优势的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

2.分类改革。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即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又要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而分类改革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谓分类改革就是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以及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改革战略。所处行业分为竞争与非竞争性行业，所提供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可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即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处于自然垄断行业，那么可选择国有国控模式，即可以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资本要占主体；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处于竞争性的领域，那么可以根据“竞争中性”原则推进市场化改造，即对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而对于中小型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可完全推向市场。

3.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除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独资企业外，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家不再百分之百控股，属于混合经济。其中，很多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后，在上交所、深交所或海外上市了。今后改革的重点是要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所谓“分层”，就是集团总部与子公司实施不同类型的混改。总体上，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保持国有独资，具备条件的可以引入其他国有资产实现股权多元化。混改的重点是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出资的企业和商业一类子企业的混改。所谓“分类”，就是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混改形式。自然垄断行业国企混改的重点在其子公司，同时要保持国有资本控制地位。公益类企业可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竞争性国企宜改则改，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者参股。

4.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随着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监管模式进行改革，以期既能够推进政企分开，又能够有效地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同时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一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怎么样让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通过这样一种转变可以在所有权主体方面更好地适应市场要求，同时更好地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5.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既可以通过产权变革，还可以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我们认为不能纯粹按照股东至上的逻辑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框架，而应该更多地从股东至上主义走向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逻辑。现代企业不仅仅应该为股东利益服务，还必须要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这个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之外，还包括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等主体。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再造的总体原则是：通过加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来体现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质；通过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有机结合的方式来重构具体的治理机制。

（二）如何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体系？
如何在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按劳分配，是在社会所有制及不存在商品货币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宏观角度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从微观角度看，国有企业普遍引入其他产权主体，即采取了混合所有制形式。与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相匹配，我们采用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逻辑下，按劳分配是一种个人消费品的实物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则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在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讲清楚按劳分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实现机制又是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整个价值实现过程存在个别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差别，存在个人劳动与企业联合劳动的差异，因此，按劳分配要受到劳动所表现的社会价值、价值实现和市场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兼顾公平与效率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所有制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条件，即使是同为公有制企业，也由于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所使用的技术不同，生产条件也不相同。因此，生产条件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和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直接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例如，要素禀赋占有和财富积累模式的差异、劳动弱势与资本强势的博弈格局、行政性垄断收入与分配不公、城乡阻隔要素流动与农民工收入增长受阻等。由此可见，生产条件分配的失衡，造成了国民收入在不同部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失衡，引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趋于下降。因此，要解决微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构建收入公平分配的微观基础，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生产条件分配不公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必须要通过不断地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的占比，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三）如何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给出坚实的微观解释？
所谓市场化改革道路是指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如何完成这样的转变，“华盛顿共识”开出的“药方”是产权私有化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全面开放。这样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改革路径不仅在拉美的实践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并且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我国选择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其特点是：（1）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2）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3）先试点、后推广。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只有理解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转型过程，才能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理解“中国模式”。然而，西方微观经济学教材缺失了体制转型的关键内容，从而无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做出准确、完整、客观的理论解释。

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进程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给出微观解释：（1）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伴随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推行，拥有相当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分享剩余索取权，这促使作为行政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成为追求本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2）官员激励。具有以上特征的地方政府有着通过自发制度创新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意愿，从而成为沟通微观主体制度创新需求与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的桥梁。（3）实施集体行动。解开制度变迁中“诺斯悖论”的可能性主要不是依赖于单个行为人的自由选择，而在于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实施这一行动的主体就是地方政府。（4）政企合作。地方政府效率导向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这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大于冲突，正是这种“政企合谋”使得地方政府有可能突破由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的进入壁垒。（5）制度创新的扩散。制度创新的“中间扩散”有可能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和制度创新功能呈现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倒U”型变化态势。因此，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有可能通过渐进的方式成功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四）如何揭示在非同质性微观基础条件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
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具有同质性，即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微观主体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价格具有充分弹性，市场竞争非常充分，资源自由流动，市场机制能自动出清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我国正处于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之中，它的微观基础具有明显的不同质性：（1）区域发展不平衡。全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性，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也不同，因此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2）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是一个存在明显“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现代城市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同时并存。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一个农村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3）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国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贫富差异是比较大的。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接下来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继续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4）结构的不平衡。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下，只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其产业的形成则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而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不完善，再加上政府的干预，市场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会出现失衡现象，导致资源的错配。因此，通过结构改革来实现结构的再平衡是中国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当微观基础不同质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就会呈现为复杂的过程。以产业结构失衡为例。大量的历史经验证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演进过程并非纯粹是一个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而是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通过政府对相关产业的倾斜性支持，特别是对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倾斜性支持，来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着五大约束：一是人口数量巨大，且人口密度较高；二是人均收入起点较低；三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四是对传统社会和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五是巨大的城乡差别。这五大约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顶层设计，通过政治稳定和有为政府来有序推进改革开放，其中，产业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产业政策也从计划导向的设计思路向市场导向的思路转变。市场导向的产业政策不仅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还为中国逐步积累起丰厚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需求。但产业政策的设计和运用效果依赖层级政府行为，当层级政府多目标权衡时，产业政策就会偏离助推产业发展的目的，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扭曲与产业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要规范层级政府的竞争行为，寻求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而具体的产业竞争和演化则交给市场竞争去解决，实现从供给侧竞争为主向需求侧竞争为主转变。

（五）如何在中国经济学逻辑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政府的职责是充当“守夜人”，主要负责征税、司法、国防以及一些公共职能，而不应参与经济活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市场失败的原因是产权模糊，政府干预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而且还会导致政府失败，最优选择是通过产权的再界定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一理论显然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以及东亚经济的崛起。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必须将政府和市场关系、政企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的课题来加以研究。中国增长模式与改革经验既不同于西方微观经济学强调的政府不干预理念，又有别于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强调的政府干预理念，实际上是追求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双赢。一方面要看到市场可能会失灵，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政府也会失灵，因此，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互补关系。无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是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成功经验。

我们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中国的成功经验来看，我国政府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1）政府在制度层面上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党领导下的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2）中央政府在改革层面的作用。这主要通过改革的“顶层设计”来实现，其决定着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如何改、何时改等关键问题。（3）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无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政府在中观层面的作用。产业政策仍将在我国的产业演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5）政府在微观层面的作用。在市场失灵的场合，适度的行政干预还是必要的。

在中国，政商关系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它的权力边界，必然会影响其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刻程度，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地方政府还会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因此，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商关系。要理解政商关系，就需要了解我国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地方政府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代理人，而且还具有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从而与企业之间构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商关系。政企合谋既可能会导致腐败等问题，也可能会降低制度变迁中的交易费用，推动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并非要完全抛弃政商关系，而是要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其关键是两个字：一个是“亲”；另一个是“清”。优化营商环境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规范政府行为，在转型经济中对传统政商关系进行革故鼎新，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