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 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研究课题组

李威03

本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组织完成。课题负责人：李军林、胡家勇；统稿人：刘然；写作人员（按撰写顺序）包括：徐明、刘然、万晓琼、张妮、周学英、许晖；参与讨论修改的人员包括：杨新铭、李仁贵、武鹏、陈建青、刘新波、何伟、刘洪愧、谭易等。

摘要：在收集、整理和分析2020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在多学科专家的支持下，课题组展开多轮论证与研讨，遴选出八个2020年研究热点，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未来展望等四个方面阐述其研究进展。这项年度热点梳理工作已经进行了五年。2020年度八大研究热点分别是：（1）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挑战；（2）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3）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研究；（4）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新动能；（5）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6）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应对；（7）数字金融的发展与风险监管；（8）全球变局下的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关键词：人大复印资料 经济学 管理学 研究热点

一、引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冲击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令处于低迷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20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坚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全年经济实现了正增长，经济总量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2020年，经济学界与管理学界立足中国经济实践，在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聚焦重点、深化研究，形成了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沿用以往的评选程序和评价标准，梳理了2020年度的学术研究状况，确定了经济学与管理学八个学术研究热点，具体包括：（1）新冠肺炎疫情对给全球经济的影响及挑战；（2）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3）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研究；（4）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新动能；（5）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6）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应对；（7）数字金融的发展与风险监管；（8）全球变局下的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课题组的遴选工作坚持七项原则。（1）学术性。从学术前瞻性、引领性、创新性，以及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考察研究的学术价值，这是热点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2）社会性。考察研究的社会功能，关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3）全面性。在《复印报刊资料》经管期刊矩阵年度转载的基础上，结合知网平台的收录数据，力求对年度研究状况做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4）平衡性。平衡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各学科的热点集中度，做到不只是以关注度或文献量等单一指标进行评价，覆盖尽可能多的学科。（5）综合性。关注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强调对重大问题的整合性认识。（6）包容性。选取概括性较强的研究主题，尽量规避过于微观具体或宏观空洞的领域，在中间层面进行筛选。（7）关注度。结合热点提出的时间节点和历年热点选题的重复性，对围绕热点展开的研究和发文数量进行定量考察。


下文将主要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未来展望等四个方面逐一阐述2020年度八大学术热点。

二、2020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挑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强烈的负面冲击,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秩序、国际经济关系,给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治理带来多重压力和考验，使原已处于低迷状态的世界经济陷入了深度衰退。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主题的学术论文130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82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演变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而言是一场典型的外部冲击。这一冲击分为两波，第一波主要冲击了中国经济，全球大流行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形成了第二波冲击。学界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对疫情的传导途径、作用机制等做出了多层次分析。有研究指出疫情的传导途径是：公共卫生事件→公共管理的应急→经济活动的停摆→经济增长出现下降的拐点→反危机应急。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宏观层面，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周期，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二是在世界经济的微观层面，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遭遇大规模的交易中断，但客观上激发了对新科技的需求，蕴含着科技创新的机遇；三是在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层面，全球化分裂过程中，疫情破坏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将加速萎缩或蜕变。关于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态势，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国民经济各行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微观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等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对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的研判；疫情对中国对外贸易、国内就业的冲击；疫情冲击下的地方财政形势；疫情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等。此外，关于疫情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经济冲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欧洲等区域和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

2.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策和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发出了“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倡议，并提出了四点建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随后欧美疫情的失控，见证了G20作为主要的国际反危机协调机制的失效。全球疫情迟迟未见好转，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有研究指出，现有的国际反危机协调机制面临多重挑战，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协调机制的创新方面进行合作。更多的研究则探讨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避免短期冲击的长期化,政策力度要适度且要与体制、机制改革相配套，建立应对疫情的长效机制需要推进以提高地方治理能力为目标的财税改革，要重视疫情对国际分工和产业链布局的影响,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疫情下我国的内外部经贸环境更加严峻，稳就业是当务之急，而稳外贸、稳外资是稳就业的关键支撑力；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差异，很难实现无差别复工，政府推出的财政与金融支持政策需要借助新的产业和政府平台才能有效连接政府、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还需要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让中国经济恢复到原有的增长轨道等。

3.总结中国抗疫经验，展望中国经济发展新格局。疫情在中国得到了初步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战胜。有研究总结了现有经济系统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的框架体系：建立疫情灾害的应对机制、体系；建立灾后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相关高科技的推广应用。学界应用“后疫情时期”概念，强调疫情暴发加速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大变局，疫情带来的经济格局和政策格局变化、疫情在经济活动和政策考量中的烙印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存在。有研究分析了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探讨了如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中国要坚决维护嵌入全球价值链形式的经济全球化，但是需要由过去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向利用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是疫情后加速数字经济前行的“路与车”。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其影响尚未完全展现。疫情中的世界和中国将受到怎样的冲击？作何应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将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

热点二：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融合多个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这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关注和热议。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到2020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的文章有270多篇，以“中国经济学”为主题的文章有35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39篇。2020年，相关研究进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具体所指有很多争议，代表性的解释有“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在中国”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学”可以被大致界定为：研究者主要为中国人士、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经济、研究方法是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有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研究目的是解释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研究成果最终要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的共识逐步加强，“并在新时代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落脚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组织召开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以“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与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和“支撑‘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中国独创性理论”为主题，明确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经济学”的共识下整体推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的探索方向，提出“中国经济学的本质在于，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020年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相对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对新时代特征和理论体系的不同理解，学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种构建路径，代表性的有：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为主线，以财富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构建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包括对外经济）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中国的国家理论为总纲，从国家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目标与措施的对应关系中，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所有制为逻辑起点，在对二元化所有制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构建理论体系。第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新概括，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分析、构建中国经济制度学术体系、思想史等视角，分析新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意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和认识。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研究，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地位。学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国家理论，其代表性进展有：提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包含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两个部分，内生性维度涉及参照系、市场失灵、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外生性维度涉及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等制度因素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影响；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领域，梳理中外经济治理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体系做出系统阐释。

3.经济学多学科研究进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济学多个分支学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做出了贡献，代表性研究有：结合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创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理论，构建中国独有的世界经济学的完整学科体系；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突出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和宏观经济调控研究两大命题，打造彰显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学；构建“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深入推进“三农”领域的学术研究；梳理近代以来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探讨金融学本土化的时代命题；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视角，考察中西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关联。

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融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大命题，过程中或有不可避免的论争和无法弥合的分歧。但是，其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接续了已有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传统，有蓬勃的生命力、强大的聚合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热点三：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由此拉开了学界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潮。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到2020年有关高质量发展的学术论文有50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约60篇，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描述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有的学者将之定义为：特定时期内，为满足我国国情需要提出来的新发展理念，通过高效供给，满足人民高质量需求，强调协调公平、绿色发展以及高程度的对外开放，使经济运行健康有序。有的学者提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机制在于要素质量升级和创新，但需要社会高质量和制度高质量作为前提。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其内涵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

2.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有的学者认为，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来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仅包括供给侧、需求侧动力，还包括体制环境层面的体制改革。供给侧动力包括通过创新驱动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通过结构调整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需求侧动力包括通过发展消费经济扩大消费需求供给、改变过度依赖投资的局面，调整投资方向，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展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再造开放型经济的新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推进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有的学者则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归纳为：优化要素构成配置结构，形成人力资本提升为主的要素升级新动能；优化科技创新结构，形成以原创性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新动能；优化产业体系结构，形成以技术改造与价值链提升为主导的产业创新新动能；优化需求结构，形成人民向往的消费升级新动能。有的学者认为，后疫情时期的中国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导向上应该积极推进创新驱动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以及以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战略。

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大多数学者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项指标，以及进一步加上稳定发展或综合质效组成六项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治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多维度协调发展的结果，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脱离不了国家治理体系、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支撑作用，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交互与耦合，因此，构建了包括国家治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还有的学者建立了包含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行业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在内的三级宏微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测度体系。

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能变革；同时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展望未来，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将得到重点关注，有关高质量发展的评判标准、新动能的培育、效率变革的实现，以及如何构建现代化动力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供给体系和现代化制度体系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都将成为持续研究的话题。

热点四：数字经济与经济发展新动能
自“十三五”时期部署“国家大数据战略”开始，我国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政策不断深化落地。2019年底至2020年，国家层面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出台更加密集。关于以数字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将持续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已形成全民共识。

2020年，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在过去数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的概念界定得更加清晰和完善，使其内涵、特征以及体系构成在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学界围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等解构数字经济的方向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到2020年数字经济（本部分将对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新经济、新基建、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农业等关键热词的交叉研究并入数字经济研究。）相关的论文3000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300余篇。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对数字经济本质和运行规律的理论性探索。近年来，数字经济的概念与体系构成越来越完善，目前被普遍定义为以数字化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源配置模式和市场交易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经济学需要不断充实和扩展理论体系以应对和解释不断涌现的新经济现象，学界对此已经形成了共识。学者们坚持以问题导向寻求理论创新，围绕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数字经济运行规律与发展道路、数字劳动等难题，从经济学理论范式出发开展的理论探讨，近两年来明显增多。

2.围绕数字经济助推经济发展变革并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开展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数字经济在助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方面展现出重要作用。学界对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居民消费增长、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的重要积极作用达成了共识。学界进一步对数字经济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培育经济新动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展开了研究，并提出：在宏观上数字经济通过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民经济合理化、均衡化发展，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中观上通过创新、协同和融合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优化升级；在微观上帮助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变革企业组织和治理模式，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3.对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与创新发展变革中的作用机理的研究。数据价值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它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交易、数据流转和数据保护等要素。2020年，学界开始对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与发展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进入经济体系，不断驱动企业运营、资金流转融通、产业链协同、贸易流通等各层面的创新与转型。目前学界对数据的作用机理和要素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管理、贸易流通、货币金融等领域。在企业管理领域，围绕“数据+算法”驱动的数字化过程给公司治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等带来的一系列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的可重新编程性和数据同质化特性改变了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方方面面，学界的相关案例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在贸易流通领域，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与商品流通消费，数字贸易的概念、特征和规则，数字化对进出口产品和产业的影响，数字多边贸易合作机制构建等是热点所在。在货币金融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货币等是热门话题，学者们尤其关注数字金融作用于乡村振兴、消除贫困、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居家养老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以及数字货币的法定身份、机制设计与运行、监管制度和模式等重大问题。

4.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开展的理论、实证与对策性研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现主体。数字产业化主要关注信息通信产业，它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性产业。2020年，学界对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等关注度尤高。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是融合发展的主体，相关热点论题主要是对三次产业各自数字化发展的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农业发展以及数字化对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影响、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和平台经济发展等。此外，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升级改造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重构等内容也获得了重点研究。

5.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这是一个新兴、前沿且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跨越传统的经济学、管理学、信息资源管理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基于数字经济特性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数据确权、保护与流动规则的建立与实践；数据经济的财税治理规则；算法治理与全球共识；数字平台的竞争治理与反垄断监管；基于数字平台社会责任的网络生态治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各国博弈与协同治理共识；等等。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理念、主体、目标、场域、内容和工具上，远未适应新兴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转型挑战，2020年，学界开始关注并探索对该领域的研究。其中，数字平台的竞争治理与反垄断监管是2020年极具热度的话题，这一方面出于国内数字经济健康良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全球数字市场反垄断监管的大势所趋。

6.数字经济领域的统计与核算研究。一是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革新。如新的技术颠覆了原有企业财务会计核算中的会计基本假设以及资产定义、收入确认、平台资产处理方式和财务分析等，也改变了财务管理与决策的方法与过程。二是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方法与工具的革新。大数据彻底改变了传统统计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与处理等环节的工作方法，为此要逐渐建立适应大数据环境的统计体系。三是数字经济规模与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测算。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界定了数字经济核算范围，构建了核算框架，完善了统计核算体系，是当前国内外统计机构与研究者面临的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我国正面临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国家政策层面正在大力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加快提升数字产业支撑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开放合作与抢抓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话语权，国内学者也在此领域展现出了极高的研究热情。展望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性研究、数字经济治理研究、数字经济统计核算研究等重大学术问题将成为持续研究的方向。

热点五：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来。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键节点，2020年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围绕脱贫攻坚、相对贫困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后小康社会时期乡村振兴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检索到2020年关于脱贫攻坚、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学术论文230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56篇。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脱贫攻坚的成就。从实践发展看，到2020年11月23日，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从发展理论看，脱贫攻坚最伟大的理论成果是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扶贫的系列重要论述；从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脱贫攻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看，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从全球减贫的中国贡献看，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相对贫困治理。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在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型研究的起始阶段，学界没有就相对贫困标准达成共识。有学者指出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相关指标，而且没必要在相对贫困标准上与OECD国家接轨。有学者指出在现阶段要想提出一个完善的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还为时尚早，而提出相对贫困标准体系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思路而不在于标准自身，并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解决相对贫困的总目标。有学者指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把握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把握贫困的动态变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识别机制；二是把握贫困的多维表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三是把握贫困的深层原因，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动力机制。

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相关研究指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难题包括：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人群的数量更大、差异也更大,任务目标在区域间有更大的不平衡，二者之间也存在治理体系转换的问题、贫困地区脱贫前后经济发展政策的不平衡、社会政策实施中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与需求的现实困难；在应对策略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机制化为目标、以补短板为重点，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乡村振兴的网络化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二者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路径衔接，具体体现为微观政策的转移接续。

4.后小康社会的乡村振兴。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要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依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引领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通过要素市场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城乡顺畅配置与流动。有学者认为后小康社会促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路径为：第一，分阶段、分地区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二，做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第三，加快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夯实乡村振兴之基；第四，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不断增进农民福祉；第五，推进智慧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第六，推进善治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第七，深化改革，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和活力。有学者认为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强化粮食安全保证政策；创新乡村产业用地政策；完善乡村人才振兴政策；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完善现代乡村产业政策；完善农民利益联结政策；完善乡村生态宜居政策；完善城乡公共服务政策；建立健全安全乡村政策。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如何解决相对贫困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构建、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展望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发展、农村改革、城乡融合发展等问题，将成为重要的关注点。

热点六：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应对
如何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过程中突破“低端锁定”困局，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其延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价值链作为国际生产体系的重要运行模式，更曾因疫情而一度“断链”。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问题在2020年获得了诸多关注。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查得2020年有关全球价值链的学术文章有800篇左右，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05篇。围绕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趋势，学界的研究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进展。

1.全球价值链的理论解读。学界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廓清、理论基础的新阐释、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创新等方面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者多使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从不同侧面描述国际生产体系的发展变化，这三个概念相互联系但是未被清晰界定。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全球产业链、产品内分工等概念，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场合下的具体表述。第二，学界从要素流动视角重新解读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论证了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产品内分工模式，其基础是各国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优势：价值链分工是在产品各阶段上按照要素分工，而在产品的整体生产上进行要素合作，形成的是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者是拥有高级要素的国家及其企业，一国的要素结构而非要素的充裕性或其价格优势决定了其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第三，改进测算方法，基于Leontief逆矩阵构建了一个统一测算框架，对累积关税成本率进行结构分解。

2.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外部冲击，而全球价值链是疫情冲击世界经济的重要渠道或者环节。疫情造成的主要国家之间的隔离措施，使得全球价值链出现中断，全球生产体系运转不畅，加剧了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国内化趋向。有研究提出，疫情叠加经济衰退冲击到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暴露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治理外生冲击的外部性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世界各国会改变对经济全球化的评判标准，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更多民生安全的考量。由此可能产生经济全球化的逆转，全球价值链“可能因此被碎片化的、以国别为基础的价值链所替代”。

3.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济问题。全球价值链作为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主要模式，是全球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学界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或者应用全球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了国际经济层面的问题。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失衡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领域，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全球失衡的微观机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困境和发展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合作路径、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等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对区域价值链领域的研究也在推进，代表性成果包括对地区全球产业链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的学理分析、对RCEP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的探索、区域价值链视角下的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研究等。

4.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模式。学界研究比较集中于中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制度、科技等因素对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互动效应等问题领域。代表性研究包括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的路径、进口中间品对我国制造业研发创新的影响、营商环境对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智能生产技术的使用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对中国地区—产业维度经济增长的影响等。

全球价值链处于持续的调整过程中。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之一，受益于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如何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保持地位进而取得优势，是当前和未来的重要经济实践问题，其将在学界引发持续的关注。

热点七：数字金融的发展与风险监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推动“创新监管方式”。近年来，我国金融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数字金融的迅速兴起。数字金融是科技与金融深度耦合的产物，也是当前全球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但是数字金融在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数字金融风险监管的意义十分重要，监管的方向和力度会影响金融业发展的整体走向。从已有研究来看，最早集中于数字金融概念界定、理论阐述和政策分析，近年来在数字金融价值和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且深入探讨了数字金融可能存在的风险与监管问题。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查得2020年关于“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主题的学术文章有3630篇左右。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32篇，探讨的主题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数字金融的价值与影响。一是数字金融促进了消费增长。有学者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评估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缩短了购物时间，从而促进了居民消费。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虽然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却没有显著影响。二是数字金融有利于企业创新。理论上，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驱动企业去杠杆、提升财务稳定性，有助于赋能企业创新活动，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发挥数字金融创新驱动的重要条件。三是数字金融放大了货币政策效果。以第三方在线支付规模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放大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传导机制是对利率渠道的放大效应要强于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应。四是数字金融虽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地区间仍存在明显差距。有学者编制了2011—2018年我国内地省、市、县三个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从2011年到2018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表现出很强的地区收敛性；虽然中西部地区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上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大幅缩小，但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上则尚有一定的追赶空间。

2.数字金融的风险与监管。数字金融不仅包括数字货币，还有数字支付、互联网保险与基金、网络借贷等。相对而言，数字支付风险、互联网保险和基金风险防控及监管路径较为清晰，数字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数字货币和网络借贷。

数字货币的风险与监管。数字货币是数字金融的重要内容，可以分为非法定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最典型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和脸书发布的天秤币，都是非法定的数字货币。非法定数字货币的规模和种类均呈现快速增长，但由于市场深度有限，存在投机炒作现象、价格大幅波动；且如果数字货币由私人部门创设，缺乏国家信用，可能导致很高的市场风险；与世界主要货币挂钩的天秤币可能会对货币体系造成重大挑战。从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层面的应对措施来看，当前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反洗钱金融行动组都结合自身职责定位，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监管建议。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倒逼各国（地区）研发法定数字货币，虽然法定数字货币克服了币值不稳、信用不足等弊端，但同时也给货币制度和监管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可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物价稳定；二是货币流动速度加快也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三是增加货币乘数的不确定性，压缩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针对法定数字货币可能存在的风险，有学者建议应从四个方面进行监管：一是通过“监管沙盒”模式进行模拟测试，减少金融风险；二是要求各监管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以“共治”模式保障金融稳定；三是提高金融穿透监管能力，把握数字货币资金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精准识别金融风险；四是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保障资本国际流动下货币金融体系安全。

网络借贷的风险与监管。一项以网络借贷市场搜集的718家正常平台和12家问题平台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重点关注了典型网络借贷风险传染事件发生前后市场交易量的变化，研究发现：相比正常平台，问题平台交易量的波动幅度更大；风险开始扩散后，平台规模对交易量的变化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台规模越大，成交量下降幅度越大；人均投资金额越高，对交易量的正向作用越大，平台受危机影响程度越小。根据网络借贷的风险特点，有学者建议建立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机制，包括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数字金融相关技术和业务模式仍不成熟，未来如何实现金融与科技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平衡，将成为中国数字金融行业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艰巨挑战。随着数字金融的普遍应用和相关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数字金融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对现行金融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创新监管方式防范数字金融风险等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热点八：全球变局下的科技创新发展研究
近年来全球大事件风起云涌，地区冲突不断升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世界经济重心、世界政治格局、全球化进程、科技与产业、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都面临前所未有大变革。2020年全球更是在疫情笼罩下，各种不确定因素愈加频繁涌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世界当前发展大势、历史演进趋势、时代变化态势和中国自身优势做出的综合战略研判。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先机，科技创新是主导的关键变量。当前，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正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0年，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对科技创新的论题一直保持高度的研究热情。学者们围绕创新基本理论、我国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创新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的科技创新优势和劣势、我国创新体系构建与创新环境、创新政策的制定实施与作用效果、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分工、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推进企业创新与平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等主题开展的学术探讨非常丰富。

基于中国知网的数据，查得2020年科技创新主题的文献17580篇左右，学术论文4340篇左右，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50余篇。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创新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创新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从学科来说，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创新理论研究一直是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热门话题。虽然国内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专门对应创新研究的独立学科，但是创新理论研究却开展得如火如荼。国内经济学在创新研究领域还未有突破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创新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创新领域数学统计分析、理论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相对而言，管理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如2020年破坏性创新理论、突破性创新理论等研究主题颇受学界关注。

2.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战略转型历程，以及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角度，论述我国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部署的必要性与科学性的研究均十分丰富。二是我国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和战略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引领科技体制及相关体制深刻变革，一直是科技管理领域探讨的重大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科技举国体制问题更是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如何以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工程建设为依托，强化人才、资金、物资等创新要素的一体化配置，如何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合理化利用科技资源和打造跨学科跨领域、政产学研用协同的高效科技攻关体系等问题是领域内持续的热点。三是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研究。科技创新政策服务于科技创新战略目标。学界对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促进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方向，主要关注了行政审批政策、金融政策、公平竞争保障政策、专利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话题。

3.对产业创新的实证性研究。相关研究所关注的产业对象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受新一代技术影响改造的传统产业，如传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农业等；国家实现技术突破的重点产业，如高铁产业。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单个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产业关联和技术传导、产业协同创新、产业链位置和创新网络位置等。此类研究对当前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均有着十分积极的指向性意义。

4.企业创新管理和平台创新研究。企业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是驱动创新的核心角色。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平台企业承担着重要的创新主导作用。鉴于平台实践的重要性和平台问题的新颖性,创新平台的竞争策略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技术创新和战略管理学科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一般企业创新的研究，研究视角可综合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通过产品创新、供应链创新、研发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等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二是国家不断推进培育创新型企业，在政策环境、产学研结合机制、制度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和基础环境建设等方面不断支持鼓励企业开展创新，其中，对鼓励创新的政策有效性、制度完善性等方面的探讨尤其丰富且深入。

5.重大项目创新管理研究。重大工程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工程项目创新或企业创新,它是以需求为导向、聚焦于“目标”的技术创新活动。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备构建与有效运转对于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和创新主体的价值共创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如港珠澳大桥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工程的创新管理研究成为前沿议题。

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已经提到举国体制的层面，未来五年至十年，科技创新将向战略目标加速层层推进。国内学者们在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学术成果的实用性和社会性较强，对科技实践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展望未来，围绕科技创新推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打造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进一步推进政产学研用创新体系等话题将会持续火热，同时也期待创新基础理论研究在我国有所突破。

三、总结与展望
联合课题组就年度“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的研讨发布已经进行到第五年。五年来，秉承着记录学术轨迹、聚焦研究热点的宗旨，以《复印报刊资料》的选文工作为基础，综合考虑研究进展的学术性、与经济实践的结合程度、文献量等，选出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科年度关注度最高的一批研究热点。这些热点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术研究在学术分工细化的趋势中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共同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一些特点：（1）即时响应大政方针，把握时代脉搏；（2）紧密联系经济实践，聚焦关键问题；（3）持续挖掘研究潜力，探索学术机理。

展望2021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仍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变革之中，国际经济合作呈现区域化、集团化特征，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国内化发展，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劲逆流。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积极应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推动者，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可以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生产体系维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世界经济的动荡变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研究素材。通过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经济学界持续回应着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深入发展。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3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