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

李威03

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思想就是力量。

建党百年之际，求是杂志社调研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一步追寻领悟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在全党确立指导地位的非凡历程，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感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和创新创造，感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启示人们进一步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在革命形势日益向好发展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也十分敏锐地认识到革命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严重危害，他尖锐地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同志深刻思考着思想路线的重大问题，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我们“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掌握思想教育”，“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成为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任务，目的是要正确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时 局

当革命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党的政治路线、革命的策略和领导方式也必须顺应大势相应作出改变。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1935年，正是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很有必要对新的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的窑洞里，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入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他深入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深刻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他还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右倾错误的教训，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之后，又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开始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清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高度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阐述，为全党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先后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最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阶段。

8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当年那段曲折演进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个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和应对，才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这一时期的讲话、谈话、报告、电报等，以不断变动的客观事实为根据，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与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掌握时与势的雄才大略，同时也表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中，毛泽东同志一步步认识把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一步步将这些规律性认识升华到思想理论层面。

两 论

初到延安，毛泽东同志住在城西北凤凰山麓的李家窑。

一铺土炕、一张石凳、一盏油灯……就在这孔简陋的窑洞里，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地读书思考，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写就了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这两部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7、8月间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提纲。虽然只是其中的两节，但篇幅占整个讲授提纲的一半还多，内容丰富生动，以中国革命实际为案例，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学说，在毛泽东思想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后来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深刻地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回忆道：“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简洁的话语，透彻道出了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的深远考虑。从当时情况看，虽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逐步清算和纠正了之前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但这些方面的错误是以其深层的错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只要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在党内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存在，不论是“左”的或右的错误，一有机会都还有可能重犯。

“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因此，如果不清除错误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根源，就不能统一党内的思想，就很难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中国革命也就很难继续前进。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必须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予以系统的思想路线总结，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

《实践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文章突出强调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人的认识对于实践的关系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则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全面论述了对立统一基本规律，深刻阐释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深刻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两论”既是对中国革命艰苦卓绝伟大实践的哲学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的哲学总结，从认识论、方法论高度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中国共产党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由于有了正确思想方法作为认识武器，我们党深刻剖析了党内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为党员干部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论水平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哲学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陈云同志曾这样总结说，毛泽东同志“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他还多次讲起当年毛泽东同志三次要他学哲学的故事：在延安时，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通过学习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自己才认识到“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

斗 争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并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

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但是，王明的错误意见对与会者产生了影响，一些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此后约半年时间里，他都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同志，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到了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这样讲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城东五公里外桥儿沟的一座教堂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重要会议，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与1937年十二月会议迥然不同，六中全会的召开有一个很好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一重要指示，为坚持党的抗战路线，纠正王明的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图为会址延安桥儿沟天主堂。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抗战以来他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同志在发言中感慨地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是他从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来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得到进一步确立。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全党进一步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成 熟
1940年1月9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现场气氛热烈非凡。“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认真聆听着毛泽东同志的长篇演讲，“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演讲的结尾，他用浓厚的湖南乡音豪迈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一个多月后，这篇演讲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上刊载，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中国未来不需要社会主义，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等论调一度甚嚣尘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人，也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即使是在党内，认识也不尽一致，有的甚至主张直接搞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事关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毛泽东同志作出的响亮回答。
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悉，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为提出新民主主义作了重要理论准备。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是在毛泽东同志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篇文章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之前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围绕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等问题，构建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把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弄清楚了，使大家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
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邓拓读完《新民主主义论》书稿后，激动万分地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远在大西南的闻一多后来谈起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感受时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新民主主义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问题，以前无古人的理论创造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伟大进程中得到全面展开而一步步成熟。
整 风
科学的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它已发展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还在于全党对它的认识达到了统一。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过程中，整风运动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面向全党、历时3年的整风运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这次整风的重要主题。
开展整风，与当时我们党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密切相关。

一方面，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由于战事影响，中央还没有来得及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和认真清理，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已成为拥有80多万党员的大党，其中90%以上是新党员，许多人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次事变带来的惨重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主观主义错误的根源，就是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

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对其作出经典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在参加听讲的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但另外许多同志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他后来回忆说：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这使他进一步意识到“犯思想病最顽固的”就是高级干部，决定先“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他强调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

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在党的各级干部中普遍开展。全党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历史证明，这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成效，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方法提升到新的境界，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延安整风，实现了“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的效果。对延安整风，邓小平同志后来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

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决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机构和人事调整。经过遵义会议，再经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经过整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七大通过的党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决 议

1945年4月20日，延安杨家岭，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一年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个倾注了毛泽东同志巨大心血、凝聚了全党智慧的伟大历史文献诞生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决议的形成，经过了长时间准备和反复修改。

回顾历史决议的准备工作，便不得不提到几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1940年，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即开始着手编辑。为什么要着手编辑“党书”？当时，在党的领导层中，虽然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制止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但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的认识始终没有统一。这一阶段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究竟是不是路线错误，还需要有历史文件的辅助，来启示和教育人们。

《六大以来》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500多篇历史文献，于1941年12月正式出版。从1942年初开始，毛泽东同志又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并于同年10月印行。

“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在铁的史实面前，全党看清了过去的错误路线是怎样实际发生的，原来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同志开始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杨尚昆回忆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



随着《六大以来》等的先后出版和对党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逐步认清了党的历史的是非对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将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同志撰写的，基础是1941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反复修改，将题目最终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期间多次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决议”草案，充分吸收了大家意见、集中了全党智慧。也正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的思想进一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鲜明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了。

确 立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登上主席台，全场掌声雷动。雄壮的《国际歌》响起，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其间相隔近17年。由于战争关系、交通分割、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思想认识不统一等原因，七大曾多次筹备又一再延期。对此，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同志专门予以说明。他说，在延期当中，有两方面相当伟大的收获。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余万，军队近百万，根据地人口近1亿，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党内“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将使七大的决议更能贯彻执行。总之，“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有今天开得这样好”。

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言简意赅，振奋人心。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此为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根本标志。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成熟，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规律的思想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刘少奇同志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七大之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很快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追随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一路走来，调研组深刻感受到：

走过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矢志不渝去认识、把握和运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客观规律，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武装全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在新时代的有机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是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体现了这一思想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心愿。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只有这一思想而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能够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进道路上，在这一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成功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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