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税史】县长的助征员岁月

四川政策君

“税”月荏苒，沧海桑田。在让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中，税收是一部所有国人的时光胶卷——它带来改变也记录改变，促进发展也见证发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做到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税史相贯通，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巴中税务”特推出“口述税史”栏目，记录税收的发展变化，你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惊喜，都与“我”有关，与税有关。

县长的助征员岁月
【胡继昌，男，汉族， 1947年6月出生，四川平昌人，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四川省财贸干部管理学院和北京经济干部管理学院。曾担任平昌县税务局助征员、税政股长、秘书股长、县财委副主任、县体改委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等职。】
1962年下半年，我15岁多点儿，初中毕业，因父母过世早导致家境贫寒，条件不允许我继续求学，不得不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我最开始是在邮电局去工作，当时因年龄小身体弱，只能从事较为简单的架设有线通讯的“放电线”工作。1963年上半年，税务局的王富轩等两位同志找到我家，他们告诉我税务局正在招收税收助征员，听说我读书成绩较好，问我是否愿意去工作。我因为当时年纪小、社会经验不足，所以特意去征求了我初中班主任老师的意见。班主任老师建议我到税务局去，就这样我进入了税务局工作。当时局里要求年轻人下基层锻炼，我就被分配到离县城最远的镇龙税务所。我记得当时家里连一床好的被盖都没有，就在税务局借了一床被盖，然后带上局里给我的工作介绍信、一个帆布包、一双胶鞋、一把雨伞，当时不通公路没有车船，只能靠走路。我便走澌滩到通江的刘坪（现在的铁佛）、过喜神再到镇龙。平昌到镇龙有200里路，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去镇龙，路线也不熟悉，只能边走边问，就这样走了两天才到了镇龙。稍作歇息过后，领导便安排我第二天去赶麻石。我走了40多里路赶到麻石（现在的望京），当时住在一个木架房子，生活就搭在公社食堂，一个月要交几块钱的生活费。
当时主要是逢“场”收税，镇龙逢1、4、7当场，界牌逢2、5、8当场，麻石（现在的望京）逢3、6、9赶场。当时税务所总共才5个人，要管理三个大的乡镇，所以基本都是“连轴转”，在镇龙、界牌、麻石（现在的望京）之间循环往复。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来回都要走几十里路，通常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带上帆布包、雨伞，还要带上一根竹竿打蛇撵狗，以此壮胆。不管天晴下雨、刮风落雪，都是按时到“场”收税。那时税源也比较单一，主要有集市交易税、屠宰税、烟叶税等等，对裁缝铺子制衣服、理发、餐饮、农民卖烟、木材交易等都要收税。国家当时实行的是生猪“卖一留一、购留各半”的政策。农民到食品站交猪后，凭发票供销社给农民奖励化肥25斤或粮食25斤，我记得60年代的屠宰税是每头猪6.76元，70年代降到4元一头。冷场天我们还要下农村去寻找税源和培植税源，要联系各大队的书记、生产队长、会计等相关人员带路，卖树的要交原木树，杀羊子的也要交屠宰税。通常会为了收几毛钱的税，会走上几十里的山路。中午饿了，就吃点自带的干饼子，渴了就到老乡家找碗水喝。一个月只能收到几十元、一百两百元的税款。我要到公社信用社存款然后开支票到营业所，再划到县财政。我还记得当时还收了一张旧五元（第一版人民币是苏联印制的那种），信用社不收，最后从我工资里面扣了的，我当时的月工资是18元，我心痛了很久。当时的政策是严禁私宰乱杀，杀猪必须是专业的屠工，我们收税的几乎都跟他们在一路，当时屠工也少，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忙打下手，时间久了，对杀猪的流程就比较熟悉，后来我们也就学会了杀猪。
我们那时基本没有娱乐生活，稍微空闲一下就是看书学习，读毛主席语录，当时书籍资料也是比较稀缺的，杂志书报基本看不到。只能早睡早起，随时都要做好准备去赶路去收税。在生活上是一个星期只能吃两次肉，一双胶鞋都要穿两年，补了又补疤上重疤都舍不得扔。
我们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仍然充满了工作热情，一心想把工作搞好，我们每年都能按时完成任务，也多次受到表彰，确实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我们当时的组织观念很强，很热爱自己的单位，纪律性相当强，随时随地都怕拖了后腿。我还记得当时县局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召开前的一天才带信到农村通知了我，我早上三点钟便出发，整整两百多里的山路，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赶到县城，硬是走了一天的时间准时参加了会议，这件事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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