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不倦探索全民健康保障之路——访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马进

上海政策君

       原本主修数学的马进，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踏入了新兴的卫生经济学研究领域。近30年来，作为一名学者，他围绕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坚持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开展了大量理论分析和实地研究，为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贡献了智慧。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他结合自身专业，围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促进“全民健康”，积极参政议政。

　　在致公党上海市委的办公室内，马进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涉足卫生经济学

　　1984年，从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马进，被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此开启了他与公共卫生事业的不解之缘。

　　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带来的阵痛，开始波及各行各业。在健康保障领域，农村基于集体经济的合作医疗受到包产到户的冲击，90%以上的合作医疗解体，缺医少药现象严重。城市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受国有企业转型、企业关停并转的影响，城市健康保障的覆盖率仅有30%左右。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0%左右，这严重偏离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的属性。如何重新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健康保障制度，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门经济学科——卫生经济学在中国悄然兴起。这门学科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卫生部门的经济问题。讲得再通俗点，就是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水平过程中，应如何解决筹资的问题。

　　中国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1978年后，卫生部门分析了卫生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弊病和造成卫生资源严重浪费的原因，探讨卫生工作中的一系列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着手改革管理体制，采取了加强经济管理的措施，从而推动了卫生经济学研究的开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卫生部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建立了“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以下简称“研究网络”），旨在培养一批卫生经济专家。当时，马进正在大学里主讲数学，他被卫生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深深吸引了。正当风华正茂的马进，主动申请加入“研究网络”，成为中国第一批卫生经济学学者。

　　“卫生经济学与医学、卫生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各类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课堂上，学习了卫生政策分析、医疗保障理论、可持续性筹资等各种理论知识。”马进说。在长期而系统的培训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刻苦攻读，获得国际卫生政策奖学金，并赴菲律宾大学经济学院专修卫生经济学硕士课程。1999年，他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造学习，这些都为他的研究打下深厚的理论基础。

　　深入调研农村医保

　　在进行卫生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马进还多次深入山区乡村，开展了大量实地调研。

　　当时，为解决我国农村医疗保障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网络”组织专家学者兵分几路，深入上百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作为其中的“积极分子”，马进不畏艰难，多次深入贵州黔南地区、安徽皖南山区、云南偏远山区，到贫困农户家中调研。“当时，我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健康状况、看病开销。”他回忆说。

　　调研所见所闻，令马进十分震撼。由于医疗保障的缺失，不少农民干脆选择不去医院、不去就诊，这无疑将进一步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当时，马进下定决心，要运用自己在培训期间学到的专业知识，探索出一条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新途径。

　　调研是艰苦的、危险的。由于当时山路条件较差，马进他们曾经遭遇了两次车祸。一次是在贵州山区，由于车速过快，马进他们乘坐的越野吉普车猛然打滑，车头撞向了山体；一次是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半路上，同样由于车速过快，造成车辆侧翻，挡风玻璃全部粉碎，当时马进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要全部交代了”。所幸，由于他上车后系了安全带，所以没有受重伤，只是浑身疼痛。

　　耗时8年时间，其间几次侥幸脱离险情，马进获得了近万户居民的健康信息，通过科学分析，形成了研究成果，即如何解决中国贫困农村的卫生筹资问题。当时，马进通过调研发现，受访对象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中，有60%的钱需要自掏腰包，这种现象，无疑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属性是背道而驰的。在当时医疗保险尚未覆盖到农民、政府财政吃紧的前提下，应如何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马进通过数据分析，提出了增加烟草税的建议，这样可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为农民建立医疗保险。这不仅能解决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筹资问题，还能推动控烟，可谓一举两得。马进的前瞻性思考，为解决农村健康保障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之后，我国在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新农合”制度（针对农村群众设立的互助医疗形式）。这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就基于马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参与谋划“新医改”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许多专业人士对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筹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马进也是其中之一。他提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卫生筹资，必将有碍于公平可及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有碍于居民健康的改善。他为此撰写了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卫生政策学术刊物《Health Affairs》上，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之后，马进被聘为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组成员，参与了2009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前期调研、修改完善和政策解读工作。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其中，“新农合”的实施，是此次“新医改”中的一大成果。2009年，全国“新农合”参保人数达到8.33亿，这意味着90%以上的中国农民看病可以报销。到2009年底，能够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中国公民超过12亿。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民覆盖，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这一目标。能够参与这项宏伟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感到很自豪！”马进说。

　　2013年，马进受聘世界银行中方专家，参与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提炼了我国整合型医疗与价值医疗实践模式，充实了“健康中国”理念的实践内涵。此后，马进作为国家特聘“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专家，为推动我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个人看病自付60%，到政府财政、医保、个人分别承担三分之一——伴随着卫生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作为卫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马进还将继续砥砺前行，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立足专业参政议政

　　2003年加入中国致公党，2008年被推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2018年担任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舞台上，马进坚持说“行话”，结合自己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专业特长建言献策。

　　这些年来，围绕完善医疗服务、推动全民健康等议题，马进撰写了大量建言。其中，他十分关注控烟问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控烟问题。

　　为了掌握本市青少年吸烟状况，在2011年6月至10月，马进和同事们随机抽取了上海市29所学校，对1.3万名在校就读的全日制中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分别为11.1%和2.5%，高中生和初中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12.8%和7.6%，现在吸烟率分别为2.2%和1.1%。除了年龄、性别对吸烟行为有显著影响之外，父母吸烟、朋友吸烟、学校内部控烟环境差、家庭中有兄弟姐妹同住、学校控烟教育缺乏和烟草使用认同度得分高，都可能是尝试吸烟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

　　在2012年1月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马进递交了“关于在我市开展青少年控烟工作的若干建议”提案，一口气提出5条建议：在本市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进一步提高烟草税赋，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室内控烟政策，严格执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有关烟草包装规定，加强青少年控烟宣传教育等。

　　当时，这件提案被多家媒体报道，引起各方关注，得到提案承办单位——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采纳。根据提案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公共场所的控烟力度。

　　提案得到“解决采纳”，但马进并未停下。对于控烟问题，他一如既往高度关注。2016年，在观看一场话剧演出时，马进发现，台上演员各种“吞云吐雾”。一开始，他还以为这是舞台制造出来的吸烟效果，一闻到气味，他才知道，演员吸的都是“真烟”。

　　“台下观众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演员这么表演，肯定会误导青少年的，会让他们认为吸烟是件值得夸耀的事。”马进说。当天看完演出之后，他马上撰写了一封信件，寄给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在信中，他建议减少话剧演出的吸烟剧情和场景。

　　7月14日，这封信件被转送至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8月11日，马进收到了信件的答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公共文化场所，在《上海市控烟条例》中属于法定禁烟场所。在上级单位的指导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制定了整改措施，在今后的创作演出中，将更加严格地遵守控烟法规，杜绝一切在艺术创作呈现中出现吸烟场景，坚定不移地遵守控烟条例的贯彻落实。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疫情防控受到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的高度关注。在5月的全国两会上，马进提交了一件提案，建议从5个方面入手，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其中包括：倡导“清洁、均衡、多种、充足”的健康饮食原则，在全社会倡导实行分餐制，鼓励形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高国民健康素养，培养形成应对疫情的健康心态等。

　　在他看来，要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引导人们摒弃诸多卫生陋习，要避免让“卫生上的不拘小节”影响到“人体的大健康”。反过来，养成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免疫力，还可以提高全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效果和效率。

　　从致公党卢湾区委主委到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从上海市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虽然身份、职务不断发生变化，但马进为公共卫生事业献智出力的那份热忱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