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税史话·三国篇』野稻自生呈祥瑞 嘉禾沃野无饥岁

浙江政策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吴黄龙三年（公元231年），由拳县野稻自生，孙权视之为祥瑞，遂改地名“由拳”为“禾兴”，并于次年改元“嘉禾”，此为嘉兴“禾城”得名之始。后避太子孙和讳，改称“嘉兴”。今嘉兴城北杉青闸旁、落帆亭后，即是当年野稻自生的“嘉禾墩”。孙吴政权经略东南，陆逊在海宁率兵屯垦，嘉兴成了吴国的粮仓重镇。至西晋，嘉兴得到进一步开发，“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魏晋南北朝时，包括嘉兴在内吴地按户征收绢绵为户调，并将按亩征收的田租，合称租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章节引言配图
底图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时期全图


野稻自生呈祥瑞 嘉禾沃野无饥岁

禾兴路，是一条纵贯嘉兴城区中心的主干道。其名源自三国孙吴时嘉兴古县名。
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年），由拳县嘉禾墩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视之为祥瑞，遂改由拳县为禾兴县。次年，改年号为“嘉禾”。赤乌五年（242年），避太子孙和讳，改称“嘉兴”。此即嘉兴地名和“禾城”别称的由来。这几次地名和年号的改易，充分反映了孙吴“务农重谷”的立国方针，以及当时的嘉兴在吴国的地位。今嘉兴城北落帆亭后，相传便是当年野稻自生的“嘉禾墩”。

孙权视嘉兴的野稻为祥瑞，改由拳县为禾兴县，
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嘉禾”
孙吴国土虽广，但遍布山林沼泽，富庶之地并不算多。为克服自然条件对国家财力的制约，孙吴政权禁止地方官吏在农时征调徭役，以劝课农桑。同时实行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以军屯保民屯。据《三国志·陆逊传》载，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孙权命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率屯田部曲二千余人屯田，并领县事。相传今海宁市路仲秋水庵为陆逊屯田营址。陆逊深知人民疾苦，在连年干旱之际，“开仓谷以振贷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利”。
但与曹魏财政收入多来自屯田不同，孙吴财政仍主要依靠编户齐民的正常输税，因此更为重视州郡编户齐民的整顿和充实。孙权与陆逊这对君臣，始终很重视减轻百姓的税负。

陆逊，字伯言
《晋书·食货志》记载，陆逊本人除在海盐上谷扩大耕种，还上疏奏请孙权，令诸将各自增广田地，发展生产。孙权十分赞赏陆逊的建议，答复说：“很好。现在我和我的儿子们都要受田耕种。我一部车八头牛，配套四副犁。虽然比不上古之贤人，也想与大家分担一些劳苦。”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上书：“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太元元年(251年) ，陆逊陈时宜，认为应“施德缓刑，宽赋息调”。孙权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
由于孙吴政权广开农桑，并对食盐实行专卖，在海盐设司盐校尉管理盐务，因此国家收入颇丰，经数十年努力，长江中下游区域基本做到了“米有蓄积，财货有余”，吴国也成了“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之国。

嘉兴别称“禾城”，此为嘉兴市区的城雕——禾兴
然而，迫于军事优先的压力，孙权时期也经常征发较重的赋调和徭役。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疏，“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肩”，孙权的答复是，“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强调兵役不能稍缓。不过就在同一年，当战事稍歇，他便下令：“今北虏缩窠，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至孙休为吴主时，仍旧实行“广开田业，轻其赋税”的政策，鼓励农垦，减轻租税；同时“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均衡了不同土地的税负。实现了“官私所得，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的良好局面。待孙皓继位后，残酷剥削压榨人民。典农校尉华覈[hé]上疏说：“各处下调，不计民力，辄与近期”，即官府随意下达征税命令，不顾百姓负担能力，限在短期内缴清；“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即地方官为避免个人受罚，昼夜催促，农民被迫撇下农事，输送税粮；“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即如有欠税，就没收财产，百姓因此穷困饥寒。

嘉兴市区“嘉禾墩”，相传是“野稻自生”之处
孙吴政权公元222年建国，公元280年亡于西晋，在三国之中，国祚最长，其兴衰与财政税收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根据孙策临终定下的“保守江东”战略，孙吴对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充实财政；对外行联蜀抗魏之策，较少出击。三国之中，只有孙吴政权长期坚持“宽租赋”的财政政策。经过数十年的经略，嘉兴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江南粮仓重镇，至西晋时，已有“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之称。

（本文节选自中国税务出版社《禾税史话》2020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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