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税史话·先秦篇』春秋时嘉兴税收演进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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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嘉兴税收演进拾遗
春秋战国，群雄逐鹿，军资靡费。仅凭助、彻的什一税入，已不足供国用之需。据《左传》记载，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征税，是为“初税亩”，后楚、郑、晋、秦等国也先后施行了土地、赋税改革，实物地租开始取代劳役地租，“税，租也，从禾从兑”，为实物税之义，故此时为华夏税之肇始。
其时，嘉兴属越国北陲。欲知此地是否如中原诸国般履亩而税，似不应拘泥于有无如鲁“初税亩”、晋“作爰田”等概念名号，而应访查越地农民是否摆脱人身奴役，能否自由从事生产，方能理解税制在从贡助彻向田租口赋力役演进过程中的南北异同。

嘉兴地处吴越边境，相传城区西南郊国界桥是两国界桥，
附近南北草荡，是古战场（摄影：何文彪）
从嘉兴马家浜文化及同时期的相关文化遗存可知，越地稻作文明绵延不绝。春秋时，经不懈努力，越国政治、经济、军事空前繁荣。除渔盐、冶炼、陶瓷、造船航海、葛麻蚕丝纺织等业外，稻作农业更是发展迅猛，其生产规模、数量和技术，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中原诸国，如鲁国在实行“初税亩”前，贵族隐瞒采邑私田亩数，大量新垦田地不向国家纳税，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国殷富，并不存在类似问题。数百年来，历代越侯、越王组织民众筑海塘、拓田亩，耕地面积逾180万亩，“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越绝书》记载，嘉兴境内檇李（今嘉兴西南）、御儿（今桐乡崇福）、射襄（今嘉兴王江泾）等越国古城，均设有粮仓，部分粮仓“周一里八步”，规模颇大。

今桐乡市石门镇磊石弄口“古吴越疆界”碑，碑前即京杭大运河。
春秋时，吴越争霸，越王垒石为门，为两国之限，
石门之名由此而来。（摄影：邹丽）
西周时，井田制在中国北方已很成熟。在春秋时期，“初税亩”按实际田亩产量十分之一纳税的方式，让劳动者切实体会到了个人努力后的收益，极大地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敲响了奴隶制彻底崩溃的丧钟。然而，越地先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海侵不断，田地屡拓屡毁，“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本就未建立起完善的“井田制”体系。

春秋时，越国虽未有如“初税亩”的田赋改革记载，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越国农民卖米的案例：
夫粜[tiào]，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
意思是谷物卖价太低会损害农民，太高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制在不高不低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这充分说明，越国农民已有了自己的私有经济，从人身奴役下解放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的记述，这里说到周天子赐给越王的，是祭祀时供神的肉，却省略了越王上贡的物品。据《周礼》称，类似越国这样富有山林薮泽的国家，贡品包括木材、海产、鸟兽和织品等。

历史进程，总是螺旋式地上升，在礼崩乐坏的新旧之交，各国君主在保留原有的贡赋体系的同时，也会部分征收实物税，越国也不例外。《越绝书》称“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说明山泽税已构成越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山泽产品的税率无统一规定，载于史籍者，场圃二十税一（5% ) ，漆林二十税五( 25%) 。
综上所述，嘉兴在越国治下，不仅据周律依王畿之地所行税制，执行传统贡、赋制度的同时，还根据异于中原的气候、作物特点，以及本地的经济、政治形势，在潜移默化间，相对独立地完成了税收制度的历史性演进。就如同华夏文明由北方黄河文明和南方长江文明共同交织而成一样，中原井田崩溃后跃升的生产效率，越地稻作繁盛后丰盈的仓廪府库，一南一北的文明，在税制改革的岔路口，走上不同的道路，有着不同的轨迹，但随着交流的深入，最终又殊途同归，构成了先秦税制的完整框架。

（本文节选自中国税务出版社《禾税史话》2020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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