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投资——兼谈完善现代增值税制度

李威03

刘金科 邓明欢 肖翊阳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一、引 言
新一轮减税降费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以降成本为主要目标，重点为减降间接性税费而非直接性税费（高培勇，2018）。增值税是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为增值税减税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现行税法，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部分，即留抵税额，可以结转至下期抵扣。实践发现，我国许多企业因行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等特点，大量并长期存在增值税留抵税额。事实上，在增值税留抵税额尚未完全抵扣的时期内，留抵税额将占用企业可支配资金，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投资与发展。特别是对于面临重大风险和长期不确定性的创新创业企业而言，留抵问题非常不利于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形成。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振企业有效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呢？这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层关注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鉴于各国税制差异或政策实施背景不同，关于税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并没有达成共识。既有文献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讨论非常多，关于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效应，主要聚焦增值税转型或营改增（聂辉华 等，2009；许伟 等，2016；范子英 等，2017），且大多仅考察了减税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对企业投资结构关注非常少。而且既有文献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研究比较少，多为定性或案例研究，尚未发现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文献。基于此，本文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可以为学术界和决策层关心的减税效果提供有力的微观证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设计
（一）制度背景
现实生产经营中，我国许多企业因行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等特点，大量并长期存在增值税留抵问题。以制造业为例，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时需支付增值税进项税，相当于在投资之初就预缴16%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如果投资失败，相比于不实行增值税留抵制度国家的企业，我国企业需多付近20%的增值税成本（刘怡 等，2018）。因此，留抵问题对企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基于此，我国自 2011年开始在特定行业试点推行留抵退税政策，2016年对纳税人从事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研制项目等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但上述留抵退税政策适用的企业都非常少，影响范围有限。2018年6月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2018年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电网企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额予以退还。
按现行税法，在退还纳税人留抵税额后，如果纳税人再次产生了销项税额，已退还的留抵税额不再是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企业应缴增值税将增加，依据当期缴纳的增值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会相应增加。为确保企业切实享受到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减税优惠，2018年6月的留抵退税政策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中扣除退还的增值税税额。这意味着，享受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将切实得到一笔增值税退税资金，并且不会对企业的成本、利润与企业所得税的缴纳产生影响。理论上，相比于其他税收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税率变化类税收政策会直接降低企业税费支出的总额，但增值税税率变化的减税效果能否充分实现取决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内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庞凤喜 等，2019）。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并不影响企业税费负担的总额，它只是通过影响留抵税额的时间分布来影响企业的投资收益。因此，经济意义上，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可能较为有限。另一方面，留抵退税政策只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并不会影响企业的会计利润。这是其与增值税转型、营改增、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一项重要区别。
（二）数据说明
根据《通知》，试点行业中存在增值税留抵问题且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B级的一般纳税人才能享受该政策。本文选取2016年第三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我国沪深两市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了没有增值税留抵问题、纳税信用等级不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非正常上市公司以及关键财务变量缺失的公司，并对除企业年龄之外的所有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分布两端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从样本看，我国上市公司增值税留抵问题非常普遍，88.1%的企业存在增值税留抵问题，制造业是留抵税额积累的主要领域（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拟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投资活动；（2）获得退税的企业投资是否出现了投资金融化；（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哪些企业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了获得可信的因果推断，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研究，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j、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时间，μt为季度固定效应，γi为企业固定效应，εi,j,t为回归残差项，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被解释变量Yi,j,t表示试点行业j中的企业i在t期的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FIX）是指企业用来购进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支付的现金（付文林 等，2014）；金融资产投资（FK）包括货币资金、持有至到期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股息和应收股利（张成思 等，2018）。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对两类投资进行了标准化。
解释变量包括：1.政策时间虚拟变量（Post）。2018年第三季度之前，Post=0；2018 年第三季度之后（含第三季度），Post=1。2.政策行业虚拟变量（Refund）。企业属于留抵退税政策的行业范围时，Refund=1；反之，Refund=0。Postt×Refundj是模型最重要的关注变量，其系数估计是双重差分估计量，考查的是留抵退税政策对试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模型引入了季度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投资的季节性效应和企业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此外，模型控制了一些其他有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Xi,t），包括：（1）资产负债率（Lev）。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资产负债低的企业更有希望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增加资本要素投入。既有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积极影响。（2）净资产收益率（Roe）。净资产收益率是企业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衡量企业综合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实践中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往往是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内在依据（付文林 等，2014）。（3）企业规模（Size）。规模较大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相对优势（聂辉华 等，2009），有必要控制企业规模，用季末总资产的对数来表示。（4）现金持有量（Cash）。使用总资产标准化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来衡量，以控制内源性资金对投资的影响。（5）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营业收入反映企业的生产加速能力，体现企业生产扩大和主营业务的增值特征。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越高，反映产品市场需求越旺盛，这会激励企业增加生产能力（付文林 等，2014）。最后，还控制了企业的年龄（Age），因为企业年龄可能会与其行为模式有关。表2报告了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略）


四、进一步讨论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企业增值税留抵程度不同、留抵成因不同、产权性质不同，面临不同的竞争力水平与不同的金融摩擦水平、所处不同行业或地区，企业的投资行为会有所差异。本文根据企业增值税留抵程度、留抵成因、产权性质、行业竞争程度、金融摩擦水平、区域特征等，进一步考察留抵退税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
（一）留抵程度
本文采用企业2017年“期末增值税留抵税额÷企业资产”作为衡量企业留抵程度的指标。根据企业留抵程度的中位数将企业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留抵程度较高的一组，低于中位数的企业为留抵程度较低的一组。基于主回归模型（1），考察留抵程度不同的企业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反应。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企业，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后仅留抵程度较高的试点企业显著了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结果见表6第（1）和第（2）列。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均不显著，限于篇幅没有报告。这意味着，留抵程度高的企业的投资对留抵退税政策更为敏感，并且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

（二）留抵成因
实践中制造业和服务业产生增值税留抵的原因不同。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重资产规模相对更大，生产周期长，而且近些年我国制造业利润率普遍偏低，导致进项税额难以消化，企业易产生留抵。服务业留抵主要源于增值税税率的倒挂，即进项税率较高而销项税率较低。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子样本中考察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第（3）至（6）列。结果显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均未显著增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显著增加，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不显著。这意味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不同留抵成因的企业影响不同，短期内服务业的企业投资对减税政策更为敏感，制造业的企业投资总体并无显著变化。
（三）企业产权性质
本文令Soe为企业产权性质指标，即企业为国企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了试点行业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而试点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投资并没有显著变化，结果见表7第（1）和第（2）列。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上述结果并不一定是企业国有属性导致的，而很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投资资金相对有保障，且投资活动受政府干预较多，不会因为留抵退税政策而剧烈变化。

（四）行业竞争程度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行业竞争程度。计算方法为：其中Xi是该企业的销售收入，而∑Xi表示整个行业企业的销售收入总和。行业的竞争能力越强，HHI的数值越小。本文将HHI高于全行业中位数的行业划分为竞争性程度较低的一组，反之为竞争性程度较高的一组。回归结果见表7第（3）和第（4）列。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更低的试点企业投资对政策更为敏感。这可能是因为竞争性更强的行业由于投资机会短暂，企业等待的期权价值可能无法弥补推迟投资损失的成本，因而企业投资决策受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比较小。
（五）金融摩擦水平
本文借鉴谭小芬 等（2017）的研究，采用企业负债率衡量金融摩擦水平，以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表示。企业负债率充分反映了一个企业的债务情况、过去的流动性累积以及企业的净财富。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条件下，企业负债率反映了融资方的信用质量，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获得银行新增贷款的难度也越大。既有研究也证明了企业的外部融资溢价水平与杠杆率正相关。因此，企业负债率越高，受到的外部融资约束越大。回归结果见表7第（5）和第（6）列。研究发现，留抵退税对金融摩擦水平高的试点企业投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说明留抵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六）区域特征
我国区域发展长期存在不平衡问题，各个地区在生产、税收收入、税收征管等方面存在差异。刘怡 等（2018）发现，东部地区留抵规模巨大，占全国总体留抵的60%。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进行考察。回归结果见表7第（7）（8）（9）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试点企业对留抵退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而留抵退税政策对中西部地区试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新一轮增值税减税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与重点。可行的政策指向有赖于对已有政策的有效评估。本文以2018年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冲击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且，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讨论。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刺激了企业的投资活动，这一效果主要体现于固定资产投资，未发现企业投资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该政策有效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并且企业进一步采取了外部融资等方式满足投资的资金需求。该政策对留抵程度高、金融摩擦水平高的企业投资促进效应尤为明显，这说明留抵退税政策较好地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服务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投资活动对试点政策的激励反应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有效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发挥了税收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提振了企业预期和投资信心。因此，2019年4月1日，我国实行扩大至全行业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新一轮增值税减税政策深入推进的正确制度选择。当然，由于数据等局限性，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更加谨慎地推广本文结论。本文主要关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与投资结构的影响，而近年来增值税经历了一系列密集的重大改革，如增值税税率的调整简并、进项抵扣制度的调整等，这些税制的变动将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仍有待深入讨论。
基于前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发挥增值税减税提振企业预期和投资需求的积极作用。新一轮增值税减税作为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期战略，有别于过去传统的为配合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需要出台的临时性、短期（定期）性、专项性政策措施，是一种长期的甚至永久性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这种制度性减税性质不仅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也有助于稳定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郭庆旺，2019）。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应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做好制度性减税降费，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
第二，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由于对留抵退税额度有一定的比例限制，没有实现全部退税，政策刺激力度较为有限。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全面推开的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享受留抵退税的资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财政承受能力和制度不断完善的角度看，现行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很多企业因无法满足留抵退税的条件而不能享受减税优惠将影响减税政策红利的释放。从长远看，建议在防范财政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门槛，提高退税比例，扩大退税范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注重降低退税的遵从成本。根据《Paying Taxes 2019》，衡量税收营商环境，报税后流程指标占比为四分之一。其中有一项内容与增值税留抵退税密切相关，即各经济体是否允许纳税人申请增值税留抵退税以及取得退税所需时间。这意味着增值税留抵税额不但应该退税，而且应该及时退税。增值税留抵退税涉及生产、销售、服务等多方面，退税流程比较复杂。建议进一步简化企业申报留抵退税流程，提高税务机关审核效率，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同时，应注重提高退税效率，可推行“互联网 +”与增值税留抵退税相结合，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节约退税时间，提高增值税留抵退税税收管理水平，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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