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离别时刻 爱才自知深浅

福建政策君

这本剧本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个唤醒者试图唤醒失意者记忆的故事。本书为杜拉斯获得1961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剧作。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十六年后，一个曾经受过法西斯集中营酷刑折磨而丧失记忆男子，被在巴黎塞纳河边经营着一家咖啡馆的黛蕾丝坚定的认为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丈夫阿拜尔·朗格洛瓦。在惶恐、惊喜、悲痛之中，她不断地让女招待和他谈话、故意在街道上和他碰面、去他栖身的破棚屋、邀亲戚们在他面前谈论往事，甚至将他请到家里来进晚餐、共舞，仍然无法唤醒流浪汉的深层记忆，他到底是不是阿拜尔·朗格洛瓦，直到全剧终结，杜拉斯也没有明确指出，从头到尾，一直保持着叙述的暧昧距离。

跳出本书，我们还想谈谈对杜拉斯的误读。杜拉斯成为通俗作家离不开一部部作品的推波助澜。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龚古尔奖失之交臂；1961年，《长别离》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64年，《劳儿之劫》出版，拉康撰文“向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1974年，《印度之歌》获戛纳电影节艺术和实验电影奖；1984年，《情人》荣膺龚古尔奖；1992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同名电影海报贴得满大街满世界都是，梁家辉和珍·玛琪演绎的情爱在欲望都市泛滥成灾，杜拉斯终于成了一个“通俗作家”……
当“情人”“爱”乃至“欲望”成为书写杜拉斯的主题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美丽的误读复杂化了玛格丽的作品了。那么从作家的作品中可否窥见作家的一切性格，或者说作者在作品中所向我们展示的性格就一定是作家本身所存在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吗？同为法国作家的普鲁斯特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在《驳圣伯夫》中，他无比清醒地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产物……”往往，读者搞不懂什么是作者自我、什么是日常自我，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同时，习惯上用日常生活视角去研判一个作家的自我，并试图从中挖掘作家的性格特性，乃至创作秘密。正因此审视角度的错误，所以读者才在日常生活层面对作者产生无尽的苛责或纵容。
诚然，我们大可不用对这种误读产生什么愧疚或者抱歉的心理，因为，实际上，这种误读必不可少。若失去了误读，作品本身的丰富性也不会被源源不断地发现。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中也说过“一代代读者重新创造文学作品，在其中找到若新的意义，使其历久弥新。书本的白纸黑字因此便如同乐谱，本身并非音乐，但当音乐家演奏——或者如大家所说的‘诠释’——它时，便成为音乐。阅读文本就像同时演奏并聆听音乐，读者自己变成了诠释者。”

如果你认真通读杜拉斯的所有作品了解她的生平经历，你才会发现她本身的丰富性。她并不是简单的通俗作家，事实上，杜拉斯不仅在写作上有追求，在政治上也有追求，作为法国知识界介入政治社会生活的积极分子，杜拉斯参加过抵抗运动、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游过行、卖过报、发过革命传单；作为文艺多面手，她既是作家，也是戏剧家、导演和专栏记者。这就不难理解她不仅写出了《情人》也创作出《长离别》《广岛之恋》这样具有一定反法西斯思想的作品。只是她巧妙地将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观念潜移默化为撕裂为无法相爱、永世别离的爱情剧本。这一方面这加强了剧本的感染力，便于女性作家展现细腻而暧昧的书写优势，另一方面也从两性的角度抒发出战争的残酷性，即唤醒者不断唤醒过去的事实来表现，也通过失失忆者安然不动的反应来呈现，一正一反的耦合效果，令读者更加珍惜眼下得来不易的和平生活。
回到现实，回到当下这个和平年代，我们又会思考，杜拉斯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写作意图，集体记忆有时会被时间侵蚀，我们永远需要也必须永远存在一个历史记忆的唤醒者，帮助我们一遍遍唤醒不能忘却的苦难历史，也需要帮助我们抚慰无法忘记的记住伤痛。这点上，无论是德国总统曾经的惊天一跪，还是我国南京建造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及法定公祭日，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它同样也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幸存者的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
作者：福州税务第一税务分局 黄滟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