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伟汪豫：中国税制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李威03 · 2020-7-23 13: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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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田志伟汪豫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逐渐拉大。根据198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我国基尼系数急速上升，2000年突破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之后仍持续升高，甚至一度逼近0.5。过大的基尼系数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对社会公平和稳定产生一定的隐患，乃至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对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其中，在税收方面，一般认为我国税制没能很好地起到调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如岳希明、张斌和徐静（2014）使用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和资金流量表测算了不同家庭的税负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税制整体是累退的，虽然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是累进的，但是不足以抵消间接税的累退性。刘成龙和王周飞（2014）基于间接税税收负担全部由消费者负担的假设，根据2001年到2012年城镇居民的相关数据，以个人所得税代表直接税，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代表间接税，对中国税制的整体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税制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方面一直发挥着逆向调节作用，但调节效应呈逐渐减弱趋势。周克清和毛锐（2014）经过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物劳务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较高、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征收模式且占税收总收入比重较低的税制结构，难以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直接税研究方面，岳希明和徐静（2012）使用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并在此数据基础上对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进行估算，从而更准确地评价了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调节作用非常微弱，平均有效税率过低是调节作用受限的主要原因。田志伟、胡怡建和朱王林（2014）对个人所得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具体测算，研究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虽然在调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平均税率相对较低，调节作用有限。
  在间接税研究方面，刘怡和聂海峰（2004）利用城市住户调查资料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三项主要间接税税负情况，结果表明中国间接税税制是累退的，但不显著。岳希明、张斌和徐静（2014）研究表明在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过高的背景下，中国税制整体上很有可能是累退的。
  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我国税制整体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二、研究方案与数据基础
（一）间接税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法测算我国增值税、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投入产出法是测算间接税收入再分配效应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如聂海峰和刘怡（2010）利用投入产出法模拟间接税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转情况，从而估算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资源税等间接税在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负担分配情况。倪红福、龚六堂和王茜萌（2016）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营改增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分析；胡怡建和田志伟（2016）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与CGE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测算了营改增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之所以可用投入产出法测算间接税收入分配效应，是因为间接税税负较易转嫁，对一个商品征税不仅对本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还会对其他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间接税收入分配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含税量继而影响居民实际收入来实现的。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不同，受间接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从而间接税可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产生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借鉴聂海峰和刘怡（2010）的做法，构建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本文主要以国家统计局《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进行测算。在计算各部门实际税率时需要用到各部门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数据，这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2018》。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税务年鉴2018》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行业划分不完全一致，本文主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将《中国税务年鉴2018》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进行了匹配。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状况和消费支出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消费结构数据主要依据《2012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推算得出。
  （二）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是对居民个人收入直接征税的一个税种。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8》没有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城镇居民分项收入数据，因此，本文根据CHIP2013（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中的数据，测算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结构，并据此推算2017年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实际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金额。
  在研究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时，本文按照田志伟等（2015）的做法，将企业所得税看作是对资本要素征收的一种税：
  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全国企业所得税总额÷全国资本要素收入
  其中，企业所得税数据可由《中国税务年鉴2018》得出，资本要素收入根据《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出（资本要素收入=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
  本文在测算居民家庭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时，将居民家庭收入中的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视为资本要素收入。家庭收入结构的数据测算方法与个人所得税相同，即根据CHIP2013的数据，测算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结构，从而应用该结构数据计算2017年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资本要素收入及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金额。
  （三）收入分配效应衡量指标
  在收入分配效的度量方面，本文主要以基尼系数和MT指数来衡量四大税种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根据洛伦兹曲线而产生。MT指数是衡量税收收入再分配效应的重要指数，若MT为正值，则该税种使得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改善，若MT为负值，则该税种使得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
  MT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三、研究结论
（一）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计算并展示中国增值税和消费税两大间接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如表1所示）。总的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居民的税负水平逐渐下降。P值为-0.017500，表明间接税呈现一定的累退性。MT指数为-0.000878，表明间接税整体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起到逆向调节作用，使得基尼系数上升了0.29%，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就增值税而言，总体平均税率为3.81%，平均税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降低。其中低收入户的平均税率水平尤其重，高达4.19%；高收入户平均税率低于总体平均税率。平均税率最高的低收入户与平均税率最低的高收入户税率之比为1.15，说明增值税具有累退性。MT指数为-0.000804，使得基尼系数上升了0.26%，对居民收入起到较大的逆向调节作用。
就消费税而言，总体平均税率为0.97%，平均税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降低。其中低收入户的平均税率水平偏重，高于总体平均税率，为1.01%。平均税率最高的低收入户与平均税率最低的高收入户税率之比为1.06，说明消费税存在一定的累退性。MT指数为-0.000085，使得基尼系数上升了0.03%，对居民收入起到了微弱的逆向调节作用。
  从上述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增值税与消费税最高平均税率户与最低平均税率户的税率之比都不高，说明间接税的税率设计其实累退性不大。但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十分显著，主要是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太高引起的。相较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影响特定居民收入水平的直接税而言，间接税通过在各个消费部门之间流转税负的方式影响所有居民群体，使低收入群体由于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较高、必需品需求弹性小等原因税负水平更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被设计用来对非必需消费品征税以改善收入分配的消费税，也没有起到正向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样呈现累退性。主要是因为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烟草等高税率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越低，使得低收入户的消费税税负水平高于高收入户的税负水平。
  （二）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计算并展示中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两大直接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如表2所示）。总的来说，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平均税率呈U型变化趋势，即随收入水平的提升，平均税率先下降再升高。MT指数为0.003570，说明直接税整体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1.13%，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
  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总体平均税率为0.92%，平均税率随收入水平的提升逐渐升高，高收入户的平均税率尤其大，达到1.89%。MT指数为0.003390，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1.07%，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其用P值衡量的税收累进性指数为0.363450，说明个人所得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性。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总体平均税率为1.36%，平均税率呈U型变化趋势，即随收入水平的提升先下降再升高，中等偏下户平均税率最低。MT指数为0.000230，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0.08%，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微弱的正向调节作用。用P值衡量的税收累进性指数为0.017040，最高平均税率与最低平均税率的税率之比为1.08，具有累进性。总的来说，企业所得税收入分配效应比较有限。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效应较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规模很小——不管是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来看，还是从其占GDP的比重来看，都几乎低于所有的OECD成员国。如果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得其规模进一步降低，无疑会使其收入再分配效应减弱。如唐小飞等（2013）分析中国2011年提高费用扣除标准、降低最低档税率等改革措施的收入分配效应，认为这次改革使得个人所得税收入减少，并且低收入人群减税少、高收入人群减税多，使得此次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更不理想。阳芳等（2015）测度部分省份2006年到2011年之间三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表明这三次改革均使得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也证实了三次改革均对收入分配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三）四大税种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从四大税种总体来看（如表3所示），平均税率的变化呈U型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平均税率先下降再上升。其中，中等偏下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平均税率最低，说明我国税制对中等收入人群比较有利。平均税率最高的高收入户与平均税率最低的中等偏下户之间税率之比为1.24。
  P值代表的累进性指数为0.035489，说明我国税制整体是累进的，MT指数（再分配效应）为0.002696，税制整体对城镇居民收入再分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为正向调节作用，间接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均为逆向调节作用。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显示，中国税收制度整体是累进的，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分税种来看，直接税基本都呈现显著的累进性，间接税则呈现累退性。直接税中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性明显，但由于其规模较小，对整体税制的累进性影响力有限；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呈微弱的累进性，主要通过影响资本要素收入从而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累退性不明显，但由于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很高，是四大税种整体累退性的主要来源。间接税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含税量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其中消费税由于涉及行业较少，因此影响力微弱。四大税种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税收制度整体表现为累进的，但强度不大，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正向调节的作用比较有限。
  从居民收入水平分组来看，平均税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呈U型变化——低收入户、中等偏上户和高收入户的税负水平较高，中等偏下户和中等收入户的税负水平较低，说明四大税种使得低收入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虽然中国税制整体上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也应该考虑低收入居民的利益，改善其收入分配状况。
  对间接税而言，从短期来看，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统一按照最低档税率（6%）进行征税。从长期来看，考虑到贫困人口的实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较高，而富裕人口的服务消费占总消费比重较高，建议在增值税简并税率的过程中，不仅需整体降低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而且可适当降低13%一档的增值税税率，适当提高6%一档的增值税税率，从而减轻增值税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作用。
  对直接税而言，考虑到收入分配差距更多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分配差距，而非以个人为单位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可以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调整为家庭与个人相结合，对个人与家庭设置不同的免征额与税率表，从而使个人所得税更加充分考虑家庭特点，减轻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另外，建议进一步改变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工薪税特征，应逐步将投资收益、股息收益等资本利得收益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的范围，增强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功能。

END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本文刊载于《国际税收》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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