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梁红星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几内亚打税务官司，在科纳克里遇到罢工的骚乱

几内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西濒大西洋，北靠几内亚比绍，东接科特迪瓦，离它较远的几内亚湾东南角，还有一个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曾为法国殖民地，1958年宣布独立，官方语言仍是法语，是伊斯兰教国家。几内亚国小人少，资源贫乏，极度贫穷，严重地依赖外国的援助，对中国更是倚重。但几内亚被中国人广为人知更多的是西非2014年的那场埃博拉病毒。几内亚的第二任总统，兰萨纳·孔戴(Lansana Conté)由军变上位，连任总统24年（1934年-2008年），在其晚年，病重得都不能在公众露面，但他仍不肯放权，官僚腐败，民怨已深，时常发生动乱。
2006年9月底，我正在刚果金出差，又被告知：几内亚出大事了，被税局告到了法庭，办公室已被查封。我要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前赶到几内亚，去法院应诉。我马上带上刚果金的当地法务经理一起启程。因为他曾在中国留过学，学的就是法律专业，刚果金官方语言也是法语。刚果金与几内亚没有直达飞机，为赶时间，我们坐小游艇，渡过刚果河，先到了刚果布，乘机飞到马里，然后从马里转机到科特迪瓦，最后从科特迪瓦飞到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

  出了科纳克里的机场，几内亚华为办事处的财务负责人张浩已经在出口等我们了，我们坐上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在尘土飞扬道路上，直奔当地的法院。在一个破旧楼里的法庭里，法院及税务局的人都穿着制服，正襟危坐。我和法务经理两天来不间断的旅途奔波，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我还穿着短袖上衣和短裤，汗渍斑斑。法务经理更是奇葩，还是穿着一双拖拉凉鞋，我俩一副疲惫不堪的狼狈囧相。几内亚虽然落后，但是还是延续了法国的法律体系，形式做派。当地税局官员举着一本厚厚的合同影印本，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堆话。随后法务经理给我做了翻译。我马上理解到，他们说华为总部与几内亚运营商签的是总包合同（包括离岸设备销售和在岸服务），因此，华为中国总部构成当地一个居民纳税人（PE），要对合同总额征税。那位官员夸张的伸出两个手掌对着我们，正反翻动，重复了两次，我注意到他的手背和手心，颜色不同，一黑一白。我随后明白，他是告知我们要交40万美金的税款，还不算罚款和滞纳金！这简直就是颠倒黑白，狮子大开口！我俩随即做了仓促的应答。在辗转飞往几内亚的路上，我就给法务经理定下了两个“坚持”原则：一是坚持积极配合法院的要求，找各种理由反驳。二是坚持不轻易认输，争取时间找证据。好在这次法庭的庭审，仅仅是开头的形式过场，很快宣布休庭，告知要等下个星期再审。

  等我们赶回当地办事处，我才体会到情况的严重性。几内亚华为办事处是租当地一个公寓楼。一至二层的是办公室，三层至四层的是员工宿舍和生活区。科纳克里的税务警察已经将办事处的入口用木板钉死，并贴上了封条。员工已经不能正常上班，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因此他们只能从楼后面窗户翻进去，晚上进楼回去睡觉。我们马上赶到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和经商处求救。随即，经商处的刘参赞就带我和办事处代表去几内亚的外交部交涉。刘参赞非常强势，义正言辞地说道；“华为的税案正在审理，非洲总部也派专人来解决，但是首先要保障中国员工的生活安全，您们要立刻打开大门！我们不想让此事升级为两国的外交事件！”迫于中国的大使馆的强硬压力，第二天，几内亚税务警察就给我们解封，开了门。我们立刻体验到；祖国强，外交官的话就有力量。我们中国人虽远在异国，也有保障！

鉴于几内亚的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我们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律师事务所帮助打官司。我们马上去找当地的“四大”。当地的“四大”了解到我们当地办事处已被封过门，官司也已经打到法院，再加上华为当时刚刚进入几内亚市场，也不知名，他们都不愿意接手这个案件。时间紧迫，迫于无奈，我们只好立刻聘请当地员工推荐的一家小的律师事务所。请他们给我们帮忙准备举证文件，积极准备应对下面的庭审。为了尽快推进解决税案，华为西非地区部的财务总监武明宇也从尼日利亚飞到了几内亚，与我一起现场指导工作。在与所聘律师讨论商量后，我和武总等人一致认为；目前的税务官司，过去没有相似案例，若纯粹在法庭争辩，将会陷入旷日持久，耗时费力的结局。最好的办法是；力争几内亚财政部的帮助，让他们尽快给我们华为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这样，基层税务局征税就彻底没有了依据，法院就可撤诉，也为当地代表处今后有一个“免死牌”的根本保障。

我们立刻再次求助中国大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当地很有影响力的华商，该华商与几内亚总统及相应高官有着很深的私人关系。由此，我学会了一句法语表述，形容铁哥们的关系：“在同一个盘子里吃肉”。随即，这个华商就给我们约好了去见几内亚财政部副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第二天上午，沿着科纳克里的海岸线，我们驱车去几内亚财政部。天下着雨，一路泥泞。海边礁石嶙峋，风大浪高，我们毫无观赏海边的心情。不一会，我们就到了一个很旧政府办公楼。我和代表处的代表，还有翻译见到了几内亚的最高税务长官。在简单的介绍后，我直奔主题。从专业上强调了三点：一是，虽然华为总部与几内亚业主签订的是总包合同（包括中国设备销售和当地服务），但是我们当地华为公司，只做服务，不做任何的设备的转销售。中国总部也只将设备销售给几内亚唯一业主（国有运营商）。华为几内亚当地公司与中国华为总部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各交各的税，各不相干。二是，我们的总包合同是包税合同（即业主将承担相关税款），若是就合同核定征税，我们将要求加价，将再向业主索赔，羊毛出在羊身上！三是，我们这种总包合同模式，在西非，甚至在整个非洲都是这样，这是国际税收的通行做法，别的国家都没有向华为总部核定征税，为什么只有几内亚要征税？当地代表接着我的话，又马上补充了俩点：我们华为当地公司刚进入几内亚，现在正在给业主的做设备的更新和网络的建设。您们现在基层税局先是无故封门，再是威胁补税，这样下去，会严重影响延缓服务的进度，甚至总部会考虑撤出几内亚市场！另外，我们正在考虑给几内亚一所大学捐赠一批电信设备和物资，如果这样对待华为，我们将考虑终止捐赠。我与代表对视了一下，真是心有灵犀，神助攻！该局长是个聪明人，显然见过世面，明白大局。他很清楚；几内亚现在是一贫如洗，全靠国外援助维系，中国是大头。业主也是国有企业，哪有缴税的预算？几内亚旧的电讯系统，动不动就是断网，手机没信号，几经瘫痪，全国都在抱怨。西方的服务商，嫌活苦钱少，早就撤出了几内亚，现在只能依赖着华为当地公司来救急。另外，所说的大学电信设备捐赠项目，那是总统的面子项目，早都在媒体做过大肆宣传，若是华为不捐了，如何给社会解释？如何给总统交代？他更清楚，现在国家财政亏空，四处找钱，下面基层税局就是编着花样，在敲诈新来的华为当地公司罢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税法依据！他没有想到我们会据理力争，还给他现实的强大压力。于是国家税务局长马上明确表态；我们的事情几内亚税务总局会尽快研究办理。但他也强调，我们当地华为公司的服务不能停，还要加速完成。他特别强调；我们的捐助，要信守承诺，尽快到位。随即，他指着参会的一个较年轻的女官员说。“具体事宜，您们就找她办吧”。趁热打铁，随后几天，我们天天都来找那个女税官，我们强烈要求财政部尽快给下发一个正式的免税函。可是那位女士总是说；“要批文不容易，要开会，要搞定很多她的上司”。她最后伸出五个指头，意思需要给她5万美金。她还补充道：“我的儿子现在法国留学，急需这笔费，您们要帮我”。我也用刚学会的法国式幽默回答她：“你想让我们给你捕捉一头大象，我们做不到，因为那是违法的。但我们可以给你送两只山羊，我们是朋友了，可以帮忙”。正好一个星期后，是当地穆斯林隆重的宰牲节。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两只山羊，去到这位女官员家里庆贺过节。这位官员满心欢喜，接待了我们。

  几内亚的税务总局随即给下面的基层税局打了招呼，当地法院也就没有再传唤我们去法院庭审。基层税务局倍感憋屈，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不知他们从哪里搞到了我们与房东的租房合同。要求我们补交房产的印花税，（类似中国的租房要交纳的房产税，一般都租户承担，房东向当地税局交纳）。原来房东为了少缴税，搞了一个阴阳合同，与我们当地公司的合同金额大，给税务局申报缴税合同金额小。基层税局终于抓到的这个把柄，要求我们不但要补税，还有交纳大额的罚款和滞纳金。我和武总马上意识到，若不让基层税局收到一点税，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当地公司将无法持续以后的正常工作！

在我们代表处的一层大会议室里，基层税局来了七个人与我们开会谈判，其中还带两个持枪的税务警察。我们参加会议的有武总，张浩，还有法语翻译和我。当地税局还是以往的强势派头，勒令我们马上补税，还有滞纳金和罚款，不然就会再次封门，法庭见！我也不示弱，让翻译一字一句的翻译：“只交税款，没有罚款和滞纳金”！随后，税局官员还是车轱辘话，不断地威胁我们。我再次强调；“合同金额小了，是房东的错。你们应该去找房东要税，我们愿意缴税，已经是最大的让步！” 最后，这帮税务官员，开始胡搅蛮缠，耍狠了，那俩个税务警察在特意将带的枪托在地上掂了掂！我一急，也耍了一把狠，用我刚学会的法语表达：“我和您们的顶头上司，上周刚在一个盘子里吃过肉，不怕您们！”。随即，我愤怒地把那份租房合同甩在桌子上，又说了一句中文“我们走，不谈了！”我要求所有在场的中方人员随我全部离场，把这帮税务官员直接晾在了会议室。可能几内亚当地税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种更强的阵势，一时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阵，他们派了一个人来找我们的翻译说；“他们同意了”。等税务官员们走后，武总他们都跑过来，给我一一来了一个熊抱，武总兴奋地说；“姜还是老的辣呀，老梁，实在是高！”

  刚解决完基层税局的上门催税，我们随后又遇到了几内亚的大罢工骚乱。街道上时时有零星的枪声，军方在围堵抓捕，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得知，军方已经实行宵禁，机场停飞，政府停业，商店关门，接着就是停电，停水，汽油断供，天天如此。好在我们办事处的人不多，我们还储备有一些食品，水和日用品，足够再挺一段时间。我们公寓楼有一个发电机，为了省油，每天晚上只能供应一小时，我们连吃晚饭，带办自己的事，都集中在这个时间。当时，不知谁有一套不完整的电视连续剧光盘《给我一支烟》，讲的是一个美丽叶子小姐（张歆艺饰）的曲折爱情故事。我们一帮大老爷们，每晚准时聚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剧，每天一集，叶子小姐成了我们唯一的乐趣和期盼。“给我一支烟”也成了我们晚上聚餐时，见面的问候语。我们谁带有烟，就相互发一支烟。饭不好，但香烟缭绕，评说叶子，也是自得其乐。等一集放完，也就不发电了，我们各自悻悻回到房间，早早休息。

  有一天夜晚，天气闷热，实在无聊。武总，张浩和我无法入睡，我们一起爬到了楼顶。此时，明月高照，我们在楼顶准备纳凉，闲聊。我们公寓远处有座清真寺，此时里传来了嘹亮的宣礼声。我们公寓旁边是个警察局，此时也传来阵阵拷打犯人的惨叫声。一边是天堂的呼唤，一边是牢狱的哭喊。我们倍加感慨；国家乱，百姓苦。愿真主保佑，长夜尽快过去。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科纳克里终于又恢复了平静。好事多磨，又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终于拿到了几内亚财政部下发的正式免税函。
2012年，我已经离开了华为，回到了北京与家人团聚。有天晚上，正好《北京爱情故事》开始热播，我一眼就认出了女演员林夏就是当年的那个叶子。我拨通了远在深圳的武总电话。
武明宇有些瞌睡地说：“老梁，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
“我想你了”
“您想叶子小姐了吧”？
“你说对了”！
我告知老武，《北京爱情故事》里有个演叶子小姐的
“念念不忘，老梁，还是性情中人呀”！
“哪能忘呀？我们在几内亚那些苦闷的夜晚，全凭叶子小姐相伴了”
我们马上聊起了在几内亚的那些日日夜夜，老武睡意全无，一直唠唠叙叙，转眼就到了子时。
“老梁，到深圳华为总部来吧。我也想你了”！
“最近有些忙，我争取吧”！
老武还是最后叮咛一句：“你一定要来，见我时记得：给我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