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梁红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 与国际税收结缘，与祖国开放同行

李威03

发达国家的税制特点及遵从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多个发达国家。欧洲有：英国、爱尔兰、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奥地利、瑞士、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列支敦士登、西班牙、马耳他、葡萄牙、捷克、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美洲有：美国、加拿大。大洋洲有：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从整体上来看，发达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代表，大多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的税制特点是税收法规比较规范和复杂，实际操作比较专业和困难。具体来说，欧美国家的税制相对复杂，需专业人员细分应对。这些国家的主体税种是所得税（包括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流转税（增值税）和关税，其中相关限制条件和具体计算非常复杂和繁琐，一般需要专业人员长期操作，才能真正熟练掌握。
欧美国家间的税收协定和税收多边合作条约较多、也较规范。各国也比较遵从税收协定和多边合作约定且严格执行，可谓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如欧盟成员国都适用统一的欧盟关税法令、统一的所得税法令以及增值税法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则都遵从北美贸易区相关关税的协定。同时，欧美国家的税收征管比较严格，不拘形式，更重视实质，特别是坚守税企双方的互信和信用。一如，欧美国家没有税务机关统一监制的发票，企业可以自行开具带有个性特点的商业发票，但该商业发票必须完整体现出税务机关要求的所有信息：如包括税务登记号、银行账号、营业地址和联系方法等。再如，在欧盟很多国家，若企业提交给当地税务机关的事先税收裁定（Advance Tax Ruling）或转让定价报告（TP Country File），税务机关就会信任企业将自觉遵从承诺，遵守和兑现相关数据和指标。若是随后情况有较大变化，企业必须及时告知当地税局，提交充分的证明和解释（如解释客观条件的突变、商业的合理性）并与税务当局协商应对调整措施。否则，就会被税务机关取消相关税收优惠或被做纳税调整补税。三如，欧美国家的税务机关一般不会经常对企业开展税务检查或稽查。税务机关一般会信任纳税人的日常税务遵从（如企业自行申报和缴税），很少有税务机关不信任纳税人的真实财税资料，进而实行核定征税。但是，一旦企业被税务机关检查（如例行检查）查出问题，将会被追溯检查，企业就要被补税、且要被重罚和课以滞纳金。因此，企业平时就必须及时、完整地保存财税遵从资料，随时准备被税务机关检查。另外，发达国家的征税方式也比较先进和现代化，企业可以直接网上申报，网上缴纳税款，查询相关税务信息（如最新的税法规定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欧美国家的税务机关很少有相关税收事项的前置审批程序，更多的是强调纳税人信息公开披露，要求企业自行、自觉地报备和留存相关税务资料。企业通常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把税法要求的申报资料和备案信息及时、充分且完整地在网上提交给税务机关。而税务机关并不会马上给予肯定和具体的答复，只会确认收到的相关材料。企业可以自动享受税法规定的处理结果或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除非将来税务机关发现企业提交的信息和资料不完整或者有错误，才会通知企业进行补充说明或者更正。若是纳税人想得到自己税务遵从的事先确定性，有的欧美国家也允许纳税人主动申请被税务机关检查，让税务机关给与税收检查的结果和结论。如在荷兰，税务机关就推出了纳税人自愿性“横向检查”(Horizontal Monitoring)方案。该方案的最大优势在于纳税人的税务问题可以尽可能地事先明确，从而减少了事后的税务检查，从而减轻了税务与海关署的稽查负担。
如果企业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税务纠纷，一般采取诉讼方式，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必须先向税务机关进行前置的行政复议。也就是说，若企业对税务机关的最终税务决定、处罚不服，通常要求直接到法院起诉。法院一般以判断法为准，但这个程序相当复杂且旷日持久。企业一般都是依靠税务专业中介机构的帮助，欧美国家的税务中介比较发达，专业服务更加细化，如财，税，法专注一行，有专职诉讼的税务律师，专门做转让定价报告的税务专家等。这些专业人士能从不同专业角度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四大”还专门设有针对中国“走出去”企业服务的中国税团队（China Desk），他们在中文沟通、企业文化背景了解及涉及中国税关联上有很多比较优势和便利条件。当然这些中介的专业服务费用也是非常昂贵，按小时计价，专项细分付费。企业一般都要充分重视这些中介的专业意见和作用，当然也要准备好充足顾问预算，“一分钱，一分货”是中介的价值所在和普遍行规，企业且不可在发达国家，对财税中介抱有“少花钱，多办事”的想法。

此外，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税权分制，即除了联邦（中央）这一级以外，地方各级政府，包括州和郡县在税务立法和征管上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权限，很多地方的税收优惠也是各不相同。企业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财税机关）直接沟通、谈判和协商获得特殊的税收优惠。例如，外国企业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当地政府（财税机关）以事先税务裁定（Advanced Tax Ruling））方式，商定相关的税收优惠待遇；如企业需要提交未来3-5年的商业计划、所处行业和业务发展评价和预测、未来3-5年的经营业绩（收入额，业务量，利润）、未来3-5年的雇员计划、未来3-5年的支出（花费）计划等其他资料。当地政府会根据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评估，随后给与特定的阶梯税收优惠政策。该事先税务裁定对政府（财税机关）和企业双方都有约束力，企业一旦不能兑现承诺的指标，将会被政府（财税机关）取消相关的税务优惠待遇，也会对企业的信誉受到影响。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跨国税收合作，联合反避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之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指引，规定和具体措施。如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释义、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中都强调了反避税，互换税收情报，防止税收协定滥用的约定，在OECD《转让定价指南》中加强了纳税调整的具体措施，还有OECD《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落实，CRS 的相关银行信息的互换等，这些都为打击激进的税收筹划，防止跨国避税起到的积极地作用。
注：《中国税务报》曾经在 2018年6月15日刊发了梁红星的文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务环境不一样，应对措施有区别”。梁红星根据此文章发达国家的相关部分，再做补充和修订，形成此文。

李威03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在美国底特律和代顿的并购

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与五大湖的伊利湖相连，风景宜人。1896年，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造出了福特T型车，随着福特厂的“流水线”，福特汽车驶进了美国的千家万户，使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随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的总部所在地都集中在底特律，由此，这座城市成了美国历史上辉煌的汽车城。

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底特律也遭到重创。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倒闭，世界500强的美国的德尔福，虽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线束系统制造厂商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国务院及北京市建设绿色北京的总要求，首钢集团公司决定将钢铁主业整体搬出北京市。另外，为响应北京市政府要求，继续为北京市做贡献，2009年3月，首钢集团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国资公司合资建立了北京京西重工有限公司（简称：京西重工），组建管理团队，就收购美国德尔福全球悬架及制动业务开展洽谈工作。

2009年7月，在时任京西重工财务副总裁张燕复女士带领下，京西重工总部组成一个并购小组，派驻美国底特律，具体与美方德尔福谈判，沟通推进并购事宜。2009年10月，我被京西重工聘任为全球税务总监，随即飞往底特律，与那里的北京总部并购小组汇合。我与负责财务的沈国成先生一起合作，具体负责其相关并购的税务事宜。

那时的底特律，寒风凛冽，一片凋敝。满大街都是失业的黑人员工，他们闲坐在街边，晒着太阳。还有很多被涂鸦的好房子，插着廉价代售的牌子。即便是这样，这些美国人依然不肯轻易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正视和认可我们这个新来的中国买家。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德尔福底特律总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会议室里，时任北京首钢总会计师兼京西重工董事长的方建一做了一场精彩的讲演。他说道：“德尔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级企业，我们非常尊敬它。德尔福曾拥有过光荣的历史和骄人的业绩，但这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国的企业成为它新的主人，你们必须要配合和支持我们进行改造和变革，只有这样，德尔福才能生存下去，才能重现辉煌！否则，德尔福面临的将是再一次的转让，您们甚至会遭受破产和失业，我们相信谁都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随后，在2009年11月2日，京西重工在底特律与美国德尔福成功签署了近1亿美元的收购协议。

在美国底特律现场，我要应对并购中极其复杂的相关税务事宜，这是未曾有过的挑战。美国相关并购税法尤其复杂、专业和细致。当时京西重工选择的是整体资产收购，享受免税待遇，其中一个重要承诺条件就是在并购当地不作裁员。并购事宜涉及到很多国家的相关事宜，如波兰、英国、印度、墨西哥和中国的制造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研发中心，还有相关资产转让、研发费用支付及知识产权分配和归属事项。相关法律、财税文件堆积如山，千头万绪，亟待进一步与美方谈判和协商解决。当时京西重工聘请了世界知名的法律和财税中介来指导和协助并购，当然费用也很高。当时的税务顾问是德勤，由北京德勤税务部的郝进军（Julia），还有当时驻底特律德勤办公室的肖天晶（Lillian）负责直接与京西重工并购团队沟通和对接。因我曾在北京德勤税务部与她俩工作过，彼此都比较熟悉，再有我对德勤内部的运作也比较了解，因此，我们与德勤的合作，特别是在底特律与肖天晶的合作，显得格外亲切、默契和高效。当时财务及资产评估的顾问是安永，由北京安永审计部的朱亚明（Alex）带队负责直接对接京西重工并购小组。朱亚明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他非常专业，我与他在美国朝夕相处，就并购事项时时沟通，他不仅是京西重工的专业顾问，后来也成了我很好的私人朋友。

随后，我们并购小组又从底特律南下，转赴俄亥俄州的代顿（Dayton），那里是德尔福的总部所在地。波黑战争后的代顿和平协定就在代顿签署，它也是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的故乡。这个城市不大，人口稀少，非常安静。

在代顿那些漫长、寒冷和寂寞的日日夜夜里，我和京西重工的并购团队一起，一遍一遍地认真审阅和仔细研究相关并购合同和财税资料，其中主要是将众多补充协议、附件、会议补遗等资料与并购主合同（Master Agreement）对比，协调解决差异问题。还要将并购总价款分解到相关并购国家，细化到每个相关国家的大类资产中。由于各个国家的相关税制不同、税基不同，需要判断相关税收影响并估算税负，特别是要协商和确认相关税负的承担问题。我们还需研究和比较并购相关各国的历史财务数据，如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甚至还要追加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等，各个事项、数据都非常琐碎和耗时，也急需专业判断和支持。我们并购小组与合作的美国律师团队及德勤、安永团队时时沟通，件件落实。我们与美方德尔福代顿总部团队也天天一起上班、开会、有讨论，有争吵，也有抗争。

那时我们每天晚上回到公寓酒店，还要加班讨论，甚至要到深夜。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要准时去德尔福总部上班，天很冷，路更远。每天都是汉堡、三明治加冷水，我们的中国胃根本承受不了。可能是太累了，又吃不好，再加上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每天中午午歇时，我很多次靠着办公室的沙发就睡着了。日复一日，美方团队也被我们的努力和真诚所感动。在后来的午歇时间，美方专门派人开车去代顿城中一家中餐馆，给我们买外卖。美方员工还打趣地逗我说：“红星（Redstar）,醒醒，米饭和热菜来了！”

天道酬勤，半年过后，我们在美国完成了并购交接和工作过渡，税务工作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自己也积累了难得的全球并购经验。德尔福总部的财务总监Karen女士曾对我有过这样的评价：“梁先生非常职业，能给予我们所需的专业指导，他懂得我们的文化，善于沟通，我们乐于与他及中方团队合作。”这是她对我的肯定，更是美方对我们中方并购团队最好赞誉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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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巴基斯坦推进纳税事宜

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西北与阿富汗交界，西邻伊朗。巴基斯坦的东北部与中国的新疆相邻，中间横隔了一座高山天堑—喀喇昆仑山。1857年曾经的莫卧儿帝国（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1947年6月英国颁布了《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巴分治，同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巴基斯坦与印度因宗教问题，发生过民族仇杀，克什米尔从此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有领土争议的地区，战事也就不曾间断。中国与印度也有边界争议，但中国始终是巴基斯坦全方位的战略好伙伴。

喀什市，位于中国的最西北部边陲，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我就在这个城市出生和长大，远眺就能看到那个遥不可及的高山-喀喇昆仑山。逢年过节，父母就会给我分一些干果，如椰枣、桃干、杏干等，那甘甜的味道总是让人回味和期盼。父母常说，这些干果是从高山的那边—巴基斯坦进口来的。后来，我在中学学了历史，又知道喀什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就曾历经千辛万苦，取道喀什，越过葱岭（喀喇昆仑山）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天竺（古文明-印度国）），随后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传法中国。我从小就有一个新奇的渴望，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跨越那座高山，看看高山那边的世界。

2017年7月的一天，我作为时任中国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税务专家与时任中国葛洲坝海外投资公司财务部主任饶福一起，乘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乌鲁木齐市转机，终于飞越喀喇昆仑山，抵达了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承建了多个大项目，其中SK水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62亿美元，也是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的最大项目。由于海外工程国别市场开发和管理的特点，葛洲坝集团实行了“N+1”的管理模式。简单地说，由葛洲坝国际做市场开发和管理的主导，由某个集团成员公司负责项目施工，其他关联公司参建配合完成整个签约项目。同时，为了更好地推进SK项目实施和运营，中国葛洲坝海外投资公司以购买股份的方式获得SK项目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开启了以投资拉动海外项目建设、运营的模式。


在巴基斯坦联邦地区申报纳税可实行联合报税（Consolidated tax filing），也就是说，无论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有多少个项目，或者有多少个关联企业，都可以申请注册登记一个纳税号，统一核算，汇总申报缴税。其好处是：各个项目或企业之间可以进行盈亏互补，减少整体税负，节约现金流。但其挑战是：各个项目或者各个企业的财务核算必须准确、规范，且要实现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一旦联合纳税申报中有一个项目或一个企业出现差错，将会牵连所有联合报税的项目或企业，其结果将是或被全面税务稽查罚款，或被税务机关冻结账户、强行划款，取消联合报税的资格。

由于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SK项目的参建单位（企业）很多，各个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管理和进行绩效考核，国别市场管理主体与财税责任主体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分解与明确各参建单位的权责，最终才能按照巴基斯坦的税法规定，进行联合报税。我此次巴基斯坦之行，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调研和促成联合报税事宜。我与饶福主任在伊斯兰堡面见了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公司驻巴基斯坦事业部财务总监凡延红和SK项目财务经理王明。我们了解到，由于中国葛洲坝集团在巴基斯坦的绝大多数项目（包括SK水电站）都是由葛洲坝三公司牵头承建，我们决定；由葛洲坝三公司来主导所有巴基斯坦项目的财税工作，即由葛洲坝三公司统一管理巴基斯坦所有项目的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包括聘请审计中介、编制预算、制定报表、安排现场审计和最终汇总纳税申报等事项，而葛洲坝国际在当地的分公司和其他参加单位将给与全力配合和支持。

说时容易，做时难。后来我们了解到：在巴基斯坦的各个项目因其原单位（企业）的核算体系和方法各不相同，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随后专门规范和统一了各个项目部的财会管理，包括要求各个项目使用统一的核算软件和设置统一的外账会计科目，还专门聘请了当地的会计事务所进行账务核算指导并做相关的辅导培训。由于很多项目位于巴基斯坦的偏远地区，离首都路途遥远，施工条件非常的恶劣，还有当地不稳定的安全因素。因此，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人员需要时常从各个施工现场带着相关财会原始资料返回首都伊斯兰堡，然后进行整理和汇总。对审计中的很多需要落实的事项，还需要与当地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人员很好地沟通。特别是每当财年结束时，当地会计事务所业务也最繁忙，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同事就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与相关合伙人讨论沟通，而这种状况往往要持续三四个月。尽管困难重重，辛苦万分，葛洲坝三公司事业部的财务部还是以大局为重，勇于承担，最终还是建立和完善了巴基斯坦所有项目的统一财务核算和联合报税。

在一个周末的闲暇时间，我们在当地财务的引导下，去了伊斯兰堡当地的一个大巴扎（集市）逛了逛。在那里，我终于又见到了我从小回味和盼望的那些干果：椰枣、桃干、杏干、腰果等，各色各样，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我这才明白，巴基斯坦当地真的是盛产这些干果，也是重要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呀！我当即买下了不少各色干果，准备带回北京，让我的女儿也见识和品尝一下。在伊斯兰堡的那些天，好几天晚上葛洲坝三公司财务人员带我们去伊斯兰堡当地有特色的餐馆吃饭。大串的烤肉，脆软的烤馕，喷香的抓饭，还有浓浓的红茶，满满的一桌。我一边大块朵颐，一边滋滋称赞，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喀什一样，那是久违的家乡味道。就是在平时，当我们外出办事，沿街行走的时候，也会时常有人与我们迎面主动打招呼，很多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也有当地百姓时不时地希望与我们合影。这使我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中国人的友好，体验了巴铁兄弟般的友情。

随后，我与饶福主任，还有SK项目公司的总会计师王小明一起又驱车南下，到了伊斯兰堡东南部的拉合尔市（Lahore）。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富裕的旁遮普省的省会。在拉合尔，我们拜见了SK项目公司的当地股东，他们是当地一个名门望族的父子俩。该父子给我们介绍了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特别分析了销售税的征管现况。我们了解到：巴基斯坦承继了原英国联邦政治和财税体制，各邦（省）相对独立，有很大的自治权。销售税是由地方各省（邦）府制定并征收。销售税对商品的正常税率为17%，对服务在开伯尔省（KPK）的正常税率是15%。因销售税是巴基斯坦各个省（邦）的主要税收收入来源，近些年来因经济困难，各省（邦）财政欠收，一旦征税，再想申请退税就非常困难。在拉合尔法院，还有一个销售税的纠纷案仍在审理中，常年不能结案。由于当时SK项目在商务谈判时，报价中并没有含销售税，而SK项目所涉及的销售税金额巨大，一旦被征税，中国葛洲坝海投公司将需再追加投资。因成本增加，还会进一步影响电价的合理确定，更是会直接影响到SK项目承建的盈亏。我们当即讨论商定：要以SK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一批优先重点大型项目，其利国利民为由，直接向项目所在地的开伯省（KPK）政府申请，同时向国家联邦税局（FBR）求助，力争获取税收最优减免待遇，确保SK项目税负最轻，电价合理。紧接着，我们就拜访了当地财税服务中介和当地的KPMG，与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准备相关专业的申请资料。随后，中国葛洲坝集团总部相关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并给与了及时指示，中国大使馆和经商处也给与了最大的支持和积极推动。功夫不负有心人，SK项目最终按照我们的预期和策略，在2018年8月31日，获得巴基斯坦相关政府的税收优惠批复：SK项目的建筑服务销售税从原先正常适用的15%税率，优惠减至1%。

拉合尔市也曾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历经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拉合尔皇宫古堡仍然完好的屹立在那里。与古堡一同保留下来的记忆里，还有那个世代相传的凄美故事，“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沙·贾汗为了他的爱妃，不惜大兴土木，修建寝宫，还有后来的泰姬陵，帝国最终衰落。当然，拉合尔也同样刻下了英国殖民的深深印记，英式建筑，随处可见。拉合尔，有着“巴基斯坦灵魂”之称，它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辉煌，富裕和稳定。

就在我们到访拉合尔的前不久，那里就曾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除造成多人伤亡外，还导致了附近停放车辆和周边建筑很大程度的受损。据报道，这些年来，类似的爆炸和恐怖袭击事件在拉合尔时有发生。我们葛洲坝海投公司在拉合尔所租的公寓，以及华为和其他中资企业所租的公寓都集中在一个空军军管大院内。那时，我们在拉合尔出门办事，坐的都是军用吉普车，还带着持枪的保安随车出行，这样才觉得有安全保障。拉合尔的很多地段，都设有路障并戒严，警察和军人对来往车辆和行人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让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丝不安。夕阳西下，一群群的鸽子在空中飞翔，我们只能待在公司所租的院子里闲聊，不敢像在首都伊斯兰堡那样外出吃饭、闲逛。拉合尔，过去的和平和当下的骚乱，让人深思，感慨万千。

我就要离开巴基斯坦了，还真有点不舍。我知道：中巴两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中巴经济走廊”的远景规划，将要修建由中国新疆喀什市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及光缆覆盖的“四位一体”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将打破我国进口原油对马六甲海峡的严重依赖，确保我国进口原油的安全，其在“一带一路”中战略意义重大！我已经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看到了高山的那边，但仍盼望着中巴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换新颜，火车早日通到我家乡！到那时，我就可以从喀什乘火车越过高山，一路欣赏巴基斯坦的沿途风景，直达瓜达尔港。走出沙漠，拥抱海洋！

李威03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去阿根廷促进联营体的税收合作

梁红星

我刚上中学世界地理课的时候，就曾听老师形象地比喻道：“假如我们站在北半球和东半球亚洲最东部的中国，一直沿着地球往下直径打个洞，在地球对应的另一端出来，你就会发现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世界。” 当然，地球是无法打个直洞穿透的，但是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了与中国地理正相反的地球另一端，南半球和西半球南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

2015月5月15日，我作为中国葛洲坝国际的税务专家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相关领导一行从北京半夜出发，先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然后转机飞往巴西的圣保罗，再从圣保罗转机飞往阿根廷。由东到西，从北向南，环地球一周。5月16日，又是晚上，我们终于抵达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据说是当年西班牙海员长途航行，终于安全到岸，感慨地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称为；“终于可以吸上一口新鲜空气了”。我们那时的感觉也是如此。阿根廷正如当年我世界地理老师所说一样，正好与中国相反，昼夜时差颠倒，春秋季节轮换，我们进入了一个在地理上与中国正相反的国家。

阿根廷，国土广阔、矿产丰富，农牧业发达，有着“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之称。阿根廷早在19世纪初，其国民收入就已经超过欧洲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南半球，它是数一数二的强国。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阿根廷国内军事政变频发，不同势力争权夺利，执政者为了迎合民粹，打压外国资本，私有化国产，保留高福利、高关税政策。阿根廷经济开始倒退，靠卖资源而勉强度日。1989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再爆新高，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从此一蹶不振。

2014年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政府相关部委签约，准备在圣克鲁斯河承建孔拉水电站，该项目是中阿最大合作项目，合同金额约50亿美元。它也是阿根廷迄今为止最大的能源项目，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提升阿根廷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阿根廷政府也希望借助该大型水电站，振兴国家的经济！

该项目采用的是中阿联营体管理模式，即中国葛洲坝集团与阿根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就孔拉项目成立了联营体。该联营体不是独立法人，类似中外合作企业，联营体各方主要依据合作协议，进行财务核算和税款缴纳。进口环节的关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社保等费由联营体统一缴纳，但企业所得税不同，是由合作各方依据协议，就分配的收入（利润）各自分别计算和缴纳。阿根廷的税法规定比较健全和规范，税务执法环境也比较严格。联营体直接沿用了当地阿方集团总部内部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成熟的电算系统，阿方有较为庞大的财税专业团队，对税务遵从的观念也比较强。与阿方相比，采用的中外联营体管理模式却是葛洲坝国际工程史上的首例，我方外派财务人员少，经验不足。中阿双方初期的合作仍在相互适应和磨合。联营体一般的重大事项都必须通过双方领导组成的联委会一致同意，才能执行，因此联委会经常开会，很多事项亟待解决。

我与葛洲坝集团相关领导到阿根廷的时候就正值联营体双方合作的初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与阿根廷项目财务负责人汇合。一连几天，我们一起拜访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几个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在与这些著名国际中介面谈后，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阿根廷的当地税制，这对我们要聘用的服务中介有了一个直观的现场判断。

在工作之余，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品尝了阿根廷著名的牛肉和红酒。阿根廷人的晚餐在十点钟后才开始，牛肉鲜美，红酒爽口，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都是最佳的搭配。据介绍说，阿根廷的牛肉得益于一望无垠的潘帕斯草原，阿根廷牧民一直坚持纯放养，牛饲料也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和激素，这使得阿根廷牛肉拥有全球顶尖的质量。与欧洲的葡萄酒相比，阿根廷的葡萄酒味道柔和，香气洁净，口感更好。我们一边品尝牛肉和红酒，一边饶有兴致地探讨可否从阿根廷当地采购一部分牛肉和红酒，然后出口到中国的可能性，我们甚至还设想葛洲坝集团内部职工是否也可享受到阿根廷这等好产品的福利。从克服阿根廷外汇短缺，对冲通货膨胀的角度想，这或许也是一种好的途径，我们可以借此途径，利用好项目赚得的部分当地货币-比索。当然，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具有阿根廷特色的探戈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些大街小巷，我们时常就会看到成对青年男女，伴随着鲜明、强烈的节奏，相拥同进同退，若即若离，时而双腿缠扰，时而放手倾侧。看似优美和浪漫，却有一丝无奈和忧伤。舞伴往往自己陶醉其中，忘了旁观行人的欣赏。这也许就是阿根廷人真实生活的写照吧，由此我马上联想到：我们葛洲坝与阿方合作的联营体，何尝不像行走中的双人探戈呢？

中国葛洲坝集团与联营体签订了在中国采购的合同要约，在该采购经济活动中，中国葛洲坝集团与联营体为关联企业，根据阿根廷税法规定，阿根廷海关有权要求联营体提供在中国采购货物的出口报关资料。一般来说，在中国采购订单的价格及在中国合理加价与在阿根廷的进口报关价格直接相关。为了专门响应和支持阿根廷项目，便于中国的采购和管理，葛洲坝集团还在北京专门成立了物资保障部门。整个采购价值链涉及到中国的出口退税以及在阿根廷的报关进口缴税，这直接涉及到中阿双方的直接利益和相关的税务遵从，以此要协调中阿双方的合作非常不易，也至关重要。

联营体合作阿方也外派了他们的高级商务经理Claudio Costantino及其他财税人员常驻北京，他们与我们驻北京保障部的财税人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阿方：“我们需要知道中国采购每个商家的采购订单，就像是我们一起买单吃饭，总得让我们知道吃的是什么吧？”
中方：“我们可以给您们提供菜单，但是您们没有必要进入我们的后厨，去看原料搭配和炒菜厨艺吧？”
阿方：“我们需要看到驻京保障部每个中方员工的工资单和完税凭证？”
中方：“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也是个人隐私，抱歉不能提供！”
类似这样的争论很多，双方坚持不下，甚至不得不将问题上升到联营体的联委会讨论，但是，即使到了联委会层面，也时常会陷入僵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如何建立互信，求同存异，共建共赢是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Claudio先生，他曾在阿根廷安永税务部工作过多年，也是一位税务专家。他在北京期间，经常到我办公室与我沟通，向我求助。
Claudio说：“梁先生，您方不愿提供中国供应商供货清单和驻京人员工资表，怎么办？”
我说：“Claudio，您能说服您方不再坚持吗？我想这是双方都很难改变的现实，我们可否从专业的角度，想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双方都容易接受？”
随后我俩从专业的角度，商量提议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驻京办及相关管理费做一个审计报告，同时对阿根廷报关货物做一份转让定价的专门报告，这样既可以打消中方的顾虑和保护具体商业机密，同时也可以兼顾阿方的担心和当地税收遵从。我俩也充分发挥了各自财税专家的特殊角色，推动了双方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最终我俩的专业建议得到了双方决策层及联营体联委会的认可和批准。随后，我们与中国安永及阿根廷安永一起合作顺利完成了相关的审计及转让定价报告。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了一个星期，又飞往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 Cordoba)，我们联营体阿方总部就在该市。科尔多瓦是座历史名城，始建于1573年，初为骡马驿站。19世纪后，该城市随着当地修筑铁路和普里梅罗河上建立大型水电站而得以迅速发展。科尔多瓦保留了很多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如圣马丁广场、总督府、教堂等，城市人少、平静又传统。在科尔多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远离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喧嚣和诱惑，好像时间都已经停止，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仍像从前那样简单、有序。这也使我们体会到，阿方为什么做事循规蹈矩，甚至死板和固执。

在科尔多瓦，Claudio先生带我们拜访了联营体阿方总部，与阿方财税领导商谈，气氛友好且沟通有效。我猜想Claudio先生一定是在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与我方外派财务人员也在现场沟通、探讨了相关亟待解决的财税问题，希望能推进联营体的财税工作。在一个周末，Claudio先生还专门请我们一行到他市郊的别墅家里做客。我们一行与他家庭成员一起进餐，喝咖啡，聊天。Claudio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还让我们欣赏了他妻子的绘画作品，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感情和友谊。半年后， Claudio先生的上司到访北京，我与我妻子也邀请他俩到了北京一家巴依老爷旗舰店，品尝了一顿具有新疆特色的晚餐。他们吃得非常地满意，我们聊得也非常地开心。这也算是一种人情往来和答谢吧。我和Claudio先生各为其主，既要坚持各自国家企业的立场和利益，也不妨我们相互尊重，敬佩对方的职业精神，尊重客观要求的专业判断。天长日久，我们彼此欣赏对方的个人魅力，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还保持着相互联系。

因阿根廷项目工期很长，将持续很多年。阿根廷政府以国家主权担保融资，将以当地本币-比索支付部分工程款项。而阿根廷外汇储备有限，国内连年通货膨胀，比索贬值，各项当地成本飞涨。阿根廷主权债务在2005年和2010年两次违约重组。如果阿根廷经济在这些年持续恶化，其政府是否会再次面临极端情形，融资失败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阿根廷1816年7月9日独立，为纪念独立日，阿根廷的首都专门命名了一条主干道为“七月九号大道”。该大道据称是全世界最宽的大道，共有双向18车道。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该大道边上，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大楼也在附近。在卫生部大楼上面有用铁丝制成的贝隆夫人（Evita Peron）巨大肖像，我们从酒店就可以远眺到那个肖像。艾薇塔，一个底层舞女帮助贝隆将军成功当政，本身就是一个传奇。随后，她积极帮助女性获得选举权、保障劳工利益和资助医院与孤儿，深受阿根廷民众爱戴，现在艾薇塔在阿根廷民众中已变成了一种精神符号。我们真心的希望阿根廷政府也能像曾经的艾薇塔那样，心系民众，关切社会，重振经济，不负众望。在我就要乘机离开阿根廷的那刻，耳边又回响起了那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就是那部著名的音乐剧《贝隆夫人》（Evita）的主题曲。演员麦当娜唱到：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我从未离你而去
…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我爱你们，亦希望得到回报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国际税收小知识

阿根廷税制简介

梁红星整理编写

1. 增值税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阿根廷增值税一般税率为21%。另外还存在27%税率及10.5%税率的情况，如租赁和电力、典型服务征收27％的增值税。增值税发票需要通过阿根廷税务局网站进行认证。

2. 金融交易税

该税是针对金融交易的税收。应税活动不仅是每个支票账户的借款和贷款，还有大量的金融交易（汇款、汇票、支票存款储蓄账户等）。每个支票账户的借款的适用税率是0.60％，而每个支票账户的贷款的适用税率是0.60％。因此，整个交易共按1.2％的税率征税。

3. 营业税

根据一年中累积的收入总额进行征收。适用的税率决定于不同的生产活动类型、不同的管辖权（商业活动发生的地区）。

4. 印花税

印花税是一种省级税务，通过协议中经济价值的指定费率决定。税率取决于协议签署的地点，或其产生经济效益的地点。

5. 市政税

该税种的基数是一个财政年度内的所得营业总额。在这个基数上乘以一个税率将得出应该承担的税费。该税种对建筑业征收的税率在0.5% - 1%之间。

6. 个人所得税

生活在阿根廷的阿根廷人被视为是税收居民。外国人在某一纳税年度在阿根廷逗留超过 12个月或从移民局获得永久居民签证将被视为阿根廷的税收居民。税收居民将以全球收入作为纳税税基，可以使用国外已税抵扣。在阿根廷临时工作并且在阿根廷停留不超过 6个月的外国人被视为外国受益人，以 24.5% 的税率课税。

7. 企业所得税

企业经营业务按照累进所得税率纳税，税率由9%（适用于年所得不超过3300美元的部分）至35%不等（35%的最高税率适用于超过40000美元的净所得部分），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5%。需注意的是：资本利得无须缴纳特别的税，但需计入企业应税所得，适用于35%的企业所得税率。

8. 最低替代税

最低替代税是企业所得税的一种补充税种，可以用来冲抵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最低替代税的税基为企业的资产总值，资产根据相关企业所得税的计价规定来计算总值。最低替代税率为1%，并且需预付税款。

9. 预扣税

如果借款人为阿根廷居民金融实体，贷款与融资进口资本货物有关，或者外国债权人为金融或银行机构并在不属于阿根廷低税国“黑名单”的管辖地注册，或者在与阿根廷签订了有关交换税务信息的税收协定的管辖地注册，那么利息所适用于15.05%的预提税率；其它情况下，预提税率为35%。

阿根廷居民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税前扣除，并需缴纳预提税；税率取决于服务的性质以及对技术转让进行管辖的本国法律。税率为21%、28%和31.5%，大多数情况下适用于28%的税率。

中国与阿根廷尚未签订双边税收协定，但是中国与阿根廷签有交换税务信息的税收协定。

在外企做中国税与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有什么区别？

作者：梁红星

从我自身在外企中国区做税务总监到我在中资在外国区域做税务总监及后来做全球高级税务总监的经历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其工作职责、区域范围、技能要求、团队管理都不相同。相对来说，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挑战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多，当然成长的机遇也更难得。

在外资企业做中国税。一般来说，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税法规定的细节及其在中国各地的具体执行情况，中国区的税务总监一般是向外资企业的总部（或区域总部）的税务专业部门汇报，其面对的一般是中国各地的税务机关和与之合作的中国税务中介。他的职责更多是将中国区的税务工作做好。其工作包括日常的税务遵从及一些中国税收筹划事项，有时也配合总部做一些外企全球性的工作（如全球并购计划的配合）。

中国区的税务团队需要对中国税精通，但是对总部所在地的税制和相关国际税也要有一定的了解。中国税的日常遵从工作比较琐碎和细致，外企总部一般要求比较严格，其内部有一套完整的内控、上报好数据采集系统。中国区的税务筹划项目，一般也是以中国税为导向的，凭中国区的税务技能和经验，借助外部税务顾问的帮助，一般能按计划推进、落实。中国区的税务总监需要向总部税务部按时、准确、完整地汇报和解释，在这种严格、规范的内部流程和工作惯例下，其在之中发挥和改变的余地不大，另外，外企总部的领导和国际税务团队与中国区的领导和其税务团队，一般分工明确，专业化非常强，也相对稳定。相对来说，相互间的沟通、交流是比较顺畅的，一般中国税团队有机会每年去（区域）总部汇报或培训的机会。

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要关注的是外国区域税，甚至是全球税。中国境外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务政策变化及企业在当地的税务事项，中国总部都必须及时了解和积极应对。中国总部要求境外各地的财税人员向中国总部汇报和解释包括当地的基本税制情况、新的税法变化和影响、日常税务申报、缴纳情况，当地税务稽查和应对结果等情况，其面对的对象一般是境外各地的财税负责人，有时也直接与境外当地的税务中介沟通。遇到重大税务事项（如金额较大的税务稽查、重大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变化等），中国总部还需到境外现场了解情况，协调和组织相关资源，指导解决困难问题。中国总部还需要及时总结境外各国的案例（经验和教训），及时给境外各地的财税人员必要和及时的培训，同时监督、检查和询问相关税务事宜的跟进和落实情况。

中资企业税务总部面临的挑战是：所有中国总部（集团层面）的全球税务管理办法、相关制度、流程和相应的指导规定，都必须自己从无到有，从粗到细搭建和完善，当然有一些是可以借鉴外企总部经验或得到外部税务顾问的帮助，但根本上还是要根据本企业和行业的特点自己创建和完善。中国总部国际税团队不仅需要懂得中国的本国税，还要求尽力多地、尽量细地了解境外各国各地的税制情况。而且中资企业总部的国际税团队及境外财税人员也是一个不断组建、更新的过程，国际税务人员相对来说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在处理不断新生的、挑战的税务问题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整个国际税团队人员更新快，流动大，尤其是外派到境外项目所在国的财税人员更是这样。

中国总部在管理境外当地的（或外籍）税务专业人员时，挑战更大，与他们之间的语言沟通、企业文化、管理的方式都有挑战。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长时间地磨合和适应。中国总部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与境外各地的财税人员沟通，很多情况下中国总部必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才不至于将税务问题拖延以致造成不良后果。

（注:本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四大老友会”（Exbigfourers）第52期老友访谈录：葛洲坝国际税务专家-梁红星：我“走出去”的这些年）

李威03

梁红星：从我自身在外企中国区做税务总监到我在中资在外国区域做税务总监及后来做全球高级税务总监的经历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角色，其工作职责，区域范围，技能要求，团队管理都不相同。相对来说，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挑战性更大，不确定性更多，当然成长的机遇也更难得。

在外资企业做中国税

         在外资企业做中国税，一般来说，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税法规定的细节及其在中国各地的具体执行情况，中国区的税务总监一般是向外资企业的总部（或区域总部）的税务专业部门汇报，其面对的一般是中国各地的税务机关和与之合作的中国税务中介。他的职责更多是将中国区的税务工作做好。其工作包括日常的税务遵从及一些中国税收筹划事项，有时也配合总部做一些外企全球性的工作（如全球并购计划的配合）。中国区的税务团队需要对中国税精通，但是对总部所在地的税制和相关国际税也要有一定的了解。

       中国税的日常遵从工作比较琐碎和细致，外企总部一般要求比较严格，其内部有一套完整的内控、上报好数据采集系统。中国区的税务筹划项目，一般也是以中国税为导向的，凭中国区的税务技能和经验，借助外部税务顾问的帮助，一般能按计划推进，落实。中国区的税务总监需要向总部税务部按时，准确，完整的汇报和解释，在这种严格、规范的内部流程和工作惯例下，其在之中发挥和改变的余地不大，另外，外企总部的领导和国际税务团队与中国区的领导和其税务团队，一般分工明确，专业化非常强，也相对稳定。相对来说，相互间的沟通，交流是比较顺畅的，一般中国税团队有机会每年去（区域）总部汇报或培训的机会。

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

       在中资企业做国际税要关注的是外国区域税，甚至是全球税，中国境外相关国家（地区）的税务政策变化及企业在当地的税务事项，中国总部都必须及时了解和积极应对。中国总部要求境外各地的财税人员向中国总部汇报和解释包括当地的基本税制情况，新的税法变化和影响，日常税务申报，缴纳情况，当地税务稽查和应对结果等情况，其面对的对象一般是境外各地的财税负责人，有时也直接与境外当地的税务中介沟通。遇到重大税务事项（如金额较大的税务稽查，重大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变化等），中国总部还需到境外现场了解情况，协调和组织相关资源，指导解决困难问题。中国总部还需要及时总结境外各国的案例（经验和教训），及时给境外外各地的财税人员必要和及时培训，同时监督、检查和询问相关税务事宜的跟进和落实情况。

       中资企业税务总部比较挑战是：所有中国总部（集团层面）的全球税务管理办法，相关制度，流程和相应的指导规定，都必须自己从无到有，从粗到细搭建和完善，当然有一些是可以借鉴外企总部经验或得到外部税务顾问的帮助，但根本上还是要根据本企业和行业的特点自己创建和完善。中国总部国际税团队不仅需要懂得中国的本国税，还要求尽力多的，尽量细的了解境外各国各地的税制情况。而且中资企业总部的国际税团队及境外财税人员也是一个不断组建，更新的过程，国际税务人员相对来说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在处理不断的新生的，挑战的税务问题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整个国际税团队人员更新快，流动大，尤其是外派到境外项目所在国的财税人员更是这样。中国总部在管理境外当地的（或外籍）税务专业人员时，挑战更大，与他们之间的语言沟通，企业文化，管理的方式都有挑战。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长时间的磨合和适应。中国总部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与境外各地的财税人员沟通，很多情况下中国总部必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协调解决，才不至于将税务问题拖延以致造成不良后果。

李威03

在“走出去”的央企和私企做税务经理人有什么区别？

梁红星

近十来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但是相对来说，中国“走出去”的主流企业还是大型的央企和少数比较强的民企，它们在“走出去”的国家中，各有特点和优势。笔者根据自身在“走出去”的央企和私企的多年工作经历，对在央企和私企做税务经理人特点和区别作如下比较小结，以供相关者参考。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都离不开中国对境外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支持和援助，比如说上合组织（对应的中亚五国）、中非论坛（对应的非洲重点国别）、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等。在央企的背后还有雄厚的国家政策银行信贷和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比如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亚投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还有中国各大政策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中信保的保险支持等。

中国政府的各相关部委也给予了央企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还有中国驻境外各国的大使馆、经商处也都给予了央企“走出去”各种政策法规的优惠和支持，如帮助协商、解决央企在东道国当地发生的歧视待遇和重大商业纠纷等等，中国央企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很快“走出去”并赢得境外的广大潜在市场的。

笔者切从以往的从业经历切身地体会到：央企在面对东道国（项目所在国）当地的税务困难时，甚至是税务纠纷和争议时，央企有自己得天独厚的国家资源优势，即中国国家政府的背书支持。比如说中国国家政策银行的贷款是由东道国以其国家信誉担保的，因此，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作为央企的当地负责人（包括税务经理人）是有可能直接接触到东道国对方政府的最权威部门，如总理办公室，财政部（税务总局）、能源局或者对方对应最大的国有企业（如国家电力公司，国家公路局等，拥有这个比较高规格的平台、这个特殊的通道，中国央企在遇到一些税务的困难或者要争取一些税收优惠时，他们有机会可以直接跟东道国的财政部、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去谈判协商。

另外，在各类国际重大会议上或中国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外事访问中，央企也能得到相关国家领导人及中国驻东道国的大使和参赞的签约见证和宣传推广。当然，央企也有它体制内的缺陷和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因海外项目涉及面比较广，金额比较大，决策机关（部门）和层级比较多，参与决策的相关领导人员也比较多、相关审批流程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因税务事项比较敏感，它需要多方论证，反复协调和集体决策，这些都影响了重大税务事项决策和解决的时效。有时因为决策滞后，东道国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和财税情形变化，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较大的税务风险和重大损失，这些情况时有发生，也有前车之鉴。以此，在央企的税务经理人要懂得抓大放小，既要看做事结果，更要注重行事的过程。其专业性和经验性固然重要，但是其沟通和协调能力更加重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央企的税务经理人是要与相关各个部门及不同层级的领导反复沟通和耐心解说，其需要借助其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合力推进解决税务问题和困难。其独立行使专业权限的机会少，于此匹配，其独立承担税务风险和责任的几率也比较低。

相对而言，私企一般规模较小，比较零散，其能够得到的国家全力支持的资源就会比央企少，如在国家信贷和外交对等礼遇上，私企若遇到境外东道欧的税务困难，只能靠自己或有限的外部资源来帮助解决。但是私企也有其好处；其中就有决策很快而且有效。私企在面对东道国的商务和税务的困难和风险时，私企往往愿意集中资源、主动承担一定的税务风险，尽快赢得和把握商机。税务经理人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往往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私企对税务经理人的权责定位一般来说也比较明确，对其节税方案、风险防范，突发税案的处理比较注重实效，私企对税务经理人相关授权比较充分，对其绩效的考核和奖励也比较直接和有效，反之，若税务上出了较大问题，私企对税务经理人的问责也是立竿见影的。因此，在私企做税务经理人，完全是结果导向，对于形式过程并不是特别看重，其要勇于担当，独当一面，力争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税务经理人不仅要抓住大局，也要关注细节操作，其除了有很好的税务专业判断外，还要积累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其独立执行和推进解决税务问题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把握时机，掌握尺度，最终是否能给私企控制住税务风险和带来税务收益，这将直接关系到税务经理人的存留和奖罚。

相对来说，私企的税务经理比央企的税务经理人工作压力更大，个人的成就感和危机感更强。央企的税务经理人所接触的层面和领域可能会比私企更高和更广，其个人的作用只能在组织和流程中体现，其发展会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环境。

（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四大老友会”（Exbigfourers）第52期老友访谈录：葛洲坝国际税务专家-梁红星：我“走出去”的这些年 的基础上又做了补充和修订）

李威03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梁红星海外税务经历纪实

-赴阿联酋调研保税区

梁红星

2006年1月下旬，为了解决在中东各国存货，响应客户成本较高，亟待完善集中管理的问题，华为总部供应链提议：要在中东海湾国家选择一个集中供应点。于是组建了一个调研小组，成员由供应链的时任总监高宇澄，法务部时任经理肖祥远（Adam）,还有财经管理部下属税务部，时任税收筹划总监的我组成。华为总部让我们尽快赶赴到中东考察，进行选址调研。
  
2006年2月初，我们一行仨人从深圳出发，在香港机场启程，乘坐阿联酋航班（Emirate）飞往迪拜。当时我们仨都是第一次去阿联酋，心里别提有多新奇，多激动。我们一踏上阿联酋航班，就立刻感觉到了不一样的阿联酋。阿联酋航班上服务人员身着阿拉伯特色服装，和蔼可亲，座位宽敞、舒适，供餐多样，视频众多，让人耳目一新。随后我们抵达了阿联酋的迪拜国际机场后，看到了该机场的宏大和设施的先进。迪拜的航线通往世界的四面八方，其作为亚非欧的中转枢纽名不虚传。阿联酋机场免税商品琳琅满目，物美价廉，简直就是购物天堂！这让我们初步见识了阿联酋的富裕，奢华和豪气，真是世界之最，没有之一。
  
到了迪拜，我们与配合我们工作的华为当地物流经理杨勇、当地法务经理Monqez Alrass汇合。Monqez是一位年轻、英俊、非常聪明的叙利亚人，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英语也非常标准，没有像一般的中东人或印度人那样，说起英语来像似嘴里含糖，舌头打转的发音习惯。他同时兼任我们翻译，非常胜任，让我们感到格外舒服。
  
在阿联酋，在其组成的6个酋长国里，大大小小有几十个保税区或自贸区，我们日程满满，每天外出，几乎考察和调研了所有大的保税区，其中最让我们看重的还是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Jebel Ali Free Zone)。其有三大比较优势;一是整合了海运-空运-陆运-铁运交通网络，极大地降低了货运成本。二是自贸区内联动、政企合一的运营方式，非常的规范和高效。三是拥有宽松的法律要求和优惠的税务规定及海关监管。如在该自贸区内，外资可 100%独资，不受阿联酋公司法中规定的外资 49%，内资51%条款的限制;资本和利润可随时100%汇出境外，不受任何金融和货币限制;货币可不受限制的自由兑换。海关通关手续和程序简单便捷。办理审批进出口手续、签证等可在24小时内办结。在自贸区内的特殊税收优惠最吸引外国企业，50年内可免公司所得税和流转税（增值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期满后，可申请再延长15年免税期。无个人所得税，无进出口关税和再出口关税。在自贸区内存储、贸易、加工制造均不征收任何税收。
  

令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阿联酋当地居民的政府官员主管，他们的行政管理非常的高效、廉洁、也很专业和富有远见。一般来说，阿联酋当地行政官员主管正职是本地居民，而副职是外聘的外籍专业或技术人员，如印度，斯里兰卡和其他国籍的人员，这些副职往往主持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如接待访客。阿联酋本地居民福利非常好，听说他们除了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医疗外，成年男子结婚，还可以享受到政府分配的一套别墅等优惠福利。此外，阿联酋当地公司法规定：企业成立必须要有本地居民组成，大部分企业的当地居民股东只是收取管理费或坐享分红，并不实际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因此，阿联酋当地居民官员往往是身兼数职，并不是很忙，还能享有很好的经济收益。

当我们考察杰贝阿里自贸区时，当时该园区的当地居民官员正职主管还是抽出时间，专门亲自接待了我们，足见其对我们一行的重视和对华为公司的敬重。记得那位主管身着传统阿拉伯男子服装，头戴红格缠头巾，一身白色阿拉伯长袍。他非常仔细地给我们讲解了杰贝阿里自贸区的比较优势和运行情况，还一一耐心地解答了我们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随后，他还专门派人引导我们实地参观了该园区内相关仓库和管理部门，一一介绍相关设施、管理措施和收费情况，该主管和其他相关官员为我们忙前忙后，大概整整花了一个上午。为了答谢这些官员的周到服务，临走时，我们特意想赠送他们一套礼物，那是我们准备的公司精致纪念品。没有想到是，该主管坚决拒收。他解释道:这是他们的政府的严格规定，招商引资，绝不能以任何形式接受任何企业的礼物。与此相反，该主管除了给我们赠送了很多印制精美的园区宣传资料外，还专门给我们赠送了一些阿联酋当地特色的食品礼物，希望我们接纳和喜欢。半年后，还是这位园区的当地主管，他还专门到访了深圳，拜访了我们华为相关部门的领导。他再次表明：他们杰贝阿里自贸区非常看重我们华为公司，希望华为作为中资高科技企业的代表在迪拜发挥示范作用，他还慷慨地罗列数条非常优惠的招商条件，诚恳地邀请华为考虑尽早入驻他们的园区。高宇澄，肖祥远还有我都被该主管的用心、真诚和远见而感动。我们也引导他参观了华为总部庞大的展示厅，随后，我们在公司总部的清真餐厅与其共进午餐，也算是对我们一行在他们园区曾受到热情接待的答谢。这次我们明白了他们的规矩，只赠送了他一本印制精美的华为公司宣传画册，他欣然接受，表示喜欢。这些都是后话，但却记忆深刻。
  
华为总部高度重视我们一行的调研工作，我们在阿联酋呆过两周后，时任供应链总裁的梁华（现任华为董事长），他也飞抵迪拜，现场听取我们的调研汇报并及时给我们做了指示。记得当时梁博（我们华为内部对梁华博士的习惯称呼）给我们形象地说“迪拜的供应点的定位，不仅仅是一个眼前的存货中转点，更重要的是华为未来一个大区域的物流中心，就像是一个中药房，需要有配方（配置）和抓药（发货）两个动作。”随后，他具体给高宇澄总及杨勇经理交待相关物流管理的专业考虑，如对本地采购直发，非本地采购总部发货的模式分析，要求提供详细的POC物料清单，还有齐套配送等事项。梁博对我表示出了极大的专业尊重，或许我们是本家同姓，又同是博士。他只是建议我将相关保税区的税务优惠政策再做细致的梳理和比较，尤其是对具体实际操作的困难要有充分的预估，还有就是要做好相关成本-效益的预估分析以及呆死料风险的量化评估。
  

  为了将相关调研工作做的更快、更好，我们同时拜访了在阿联酋的“四大”和很多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还拜访了一些中资企业和他们推荐的地方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与他们直面沟通，询价，最终选定了相关中介机构，要求他们尽快出具专业财税和法律分析报告。记得当时我们与某个“四大”约定中午面谈，当我们匆匆赶到一座豪华办公大楼时，时间就要快到了，突然整个大楼响起了伊斯兰教中午到点的礼拜宣礼声，Monqez要求给他五分钟，他要去大楼的祈祷室去做一个“最简化版”的礼拜。是呀，阿联酋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大概是日程安排的太紧张，一时忽视了当地一天中这个圣神的礼拜时间，于是就让他赶快去了祈祷室。因为我从小在新疆喀什长大，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般伊斯兰教礼拜的仪则非常的规范和有时间的要求：从端立、举手、诵经、鞠躬、扣首到跪坐，每个程序都不能少，至少要用半个小时。正当我担心时间不够，Monqez很快就气喘嘘嘘又赶了回来，我们准时踏进了该“四大”的办公室。随后我心里就想：大概Monqez的最简版礼拜只能是默念真主吧，不拘形式，心诚则灵。Monqez他既遵守了他的宗教信仰，也体现了守时的职业素质，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经过近一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与Monqez已经非常地熟悉了，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晚上，Monqez领我们去品尝了一顿当地特色的大餐。饭后，他还坚持让我们尝试吸一下当地的水烟（Shi-Sha），高宇澄、肖祥远、杨勇还有我，我们四个大男人都学着Monqez的样子，慵懒地靠在躺椅上，挑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有红、黄、蓝、绿、黑等不同的颜色）和偏好的味道（有苹果味、草莓味、橄榄味、薄荷味等不同的口味），我们对着长长的抽烟管，试着一吸一呼，听见“咕噜噜”的水声，伴着口中轻轻飘出的烟雾，悠哉游哉，我们体验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感觉, “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随即我们切换了话题，狡黠的问了Monqez一个私人问题:“听说，当地的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您有几个老婆？给我们说说您的快乐？” Monqez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这几个大男人的好奇想法。他告诉我们，其实所说的四个老婆，在这里是个别现象，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能娶得上四个老婆，因为四个老婆要平等对待，要花很多钱且很费精力。与这里绝大多数普通男人一样，他只有一个老婆，已经很满足了。

  

  
  在随后的一个周六，我们才真正体验到Monqez的所说，其言极是。Monqez住在离迪拜还有较远车程的沙迦（酋长国），他盛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以尽他的地主之谊。我们非常好奇，也非常乐意，都想看看他的老婆和家里的情况。那天一大早，我们买好一大堆要送给他家人的礼物，中午驱车准时到了他家。Monqez的家是在一个普通住宅楼里，他的公寓不大，但是非常地干净，整洁和温馨。我们在Monqez的客厅坐定后，随后才体验到当地待客的隆重礼遇和复杂流程。从一开始的喝红茶开始，开场是精制蘸料拼盘和鹰嘴豆泥沙拉（Hummus），随后再喝豆子汤，主要餐食是吃肉，羊肉、鸡肉、牛肉、各种烤肉，再上不同种类的主食，皮塔饼（Pita）、抓饭、阿拉伯式的三明治-沙瓦玛（shawerma），一道接着一道，各具特色。在客厅与厨房之间，只有Monqez的小女儿，大约只有三岁，她非常的可爱、活泼。她拿着我们送她的玩具，欢快地跑进跑出，一会要爸爸抱，一会又要妈妈吻，没有任何的拘束，活跃了我们用餐的气氛。我们只看到Monqez妻子的双手，不停地将新作出的饭菜递出厨房，Monqez接上，然后摆放在餐桌上。我们就这样从中午一直吃到了傍晚，当我们品尝完最后一道甜点和水果后，我们才得以告辞离开。Monqez的妻子忙了一整天饭菜，但是我们一直还是没有见到她神秘的容颜。随后，第二天，我们打趣地问道：“Monqez,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一眼你美丽的妻子？”他才突然意识到忽视了我们想法。他遗憾地说道：当地穆斯林的习惯是女人不在客厅面见客人，当然，他的妻子也是现代知识女性，他若知道我们真有此意，一定会让我们在家见到她的。他承诺我们，等下次再见吧。是的，Monqez有这样一位愿意为他付出，知书达理、持家有方的妻子，足矣！
  

  

  随着我们调研的深入和细化，我们整理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在该调研报告中，我们大胆建议：华为应该考虑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设立区域物流中心，服务中东、北非，甚至覆盖东非和东欧国家。该报告在华为深圳总部得到了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很好评价。
  
华为在随后的几年了，可能处于现实条件的考量，只在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租用了相应的保税仓库，暂时做货物相对集中存储和分派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直到2013年，我已经离开了华为，我终于看到公开新闻报道：“中国华为技术(阿联酋)有限公司9月30日宣布，作为华为全球供应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决定在阿联酋的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设立中东物流供应中心，以便更好地为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的信息通讯技术客户服务。”虽然这是相距我们当时迪拜调研的12年以后，我们当时的大胆设想最终还是得以实现，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满足，能为华为的随后发展尽我所能，发挥作用，这是我终生的自豪和美好的回忆！
  

  在2019年12月初，我作为利安达国际“一带一路”财税支持中心的副主任，又一次去迪拜，参加利安达国际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商务论坛暨庆祝利安达国际成立10周年的年会。时光如梭，旧貌换新颜。迪拜已有更多林立的世界级高楼，交通变得更加发达和便捷，营商环境也变得更加开放、现代和完善，也有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阿联酋投资、设点发展业务。
  
我在日程日常满满的开会期间，还抽空拜访了几家当地的大型中资企业，希望能够推进利安达阿联酋成员所对这些中资客户的落地财税服务。非常有缘，一天上午，我与利安达国际相关团队拜访了华为（阿联酋）公司，面见了华为在阿联酋的财务主管和相关同事。我提及了当时我们在迪拜调研区域物流中心的往事…他们告知我：华为在杰贝阿里自贸区的区域物流中心一直运行地非常顺利，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们对我这个华为财经管理部的“前辈”，在迪拜此前做过的调研工作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令我非常惊喜的是：当我问起Monqez时，他们说，Monqez他一直还在阿联酋华为工作，而且干的非常得不错。随即他们就帮我联系上了他。不巧的是Monqez当时正在外出，与客户开会，不便与我直接沟通。但是随即我就收到了他的短信。“Redstar(红星)，我的好兄弟，您是坐着阿拉丁的飞毯，穿越到迪拜来了吗？我想立即见到您”。更不巧的是，那天也是我在迪拜的最后一天，我随后下午的行程已经排满，随即要见已经约好的两个中资客户，稍晚还要与利安达国际相关领导开会，我根本没能来的及见到Monqez。

当晚，我就要飞离迪拜了，我在迪拜国际机场给Monqez发了一个短信：“Monqez,我的好兄弟，等着我。芝麻，开门，我一定会见到您的！”。
  

税制小贴士：阿联酋～税收天堂

梁红星 编

  
阿联酋没有企业所得税（只对石油，金融企业征税企业所得税），没有个人所得税，只有较低的关税（5%），阿联酋是海湾6国成员国（GCC），在GCC内同一关税同盟，货物在成员国进出没有关税。2018年开始，阿联酋开始开征增值税（5%），但实际征管还有待摸索。消费税只对香烟，碳酸饮料等产品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阿联酋税局不直接对纳税人。税务申报及相关税务申请等文书，当地税局只接受认可的税务代理中介（税局网站有列示的中介名单）。阿联酋的几个酋长国有很多的保税区 (自由贸易区)，在保税区内没税，甚至没有增值税，有简便，成熟的报关和清关。阿联酋与70多个国家签有双边税收协定，其协定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一般都享有比较优惠预提税税率，其中很多国家的优惠税率甚至是0%。阿联酋与中国也签有双边税收协定，对股息优惠税率是7%，利息是7%，特许权使用费是10%。由此，阿联酋（尤其是迪拜）成为的众多国际公司（包括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的区域管理总部，区域物流中心，还有全球投资控股公司。

李威03

巴基斯坦税收主要分为联邦税及省（邦）级税两大系统。联邦税主要包括所得税、销售税、联邦消费税、关税等，由联邦税务局FBR（Federal Board of Revenue）负责征管。省级税主要包括财产税、车辆税、印花税等，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征管，除少部分上缴联邦政府外，其余作为各省自有发展资金。
巴基斯坦税种和税政错综复杂，且每年都会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限于篇幅只简单介绍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经营活动中最常遇到的四个税种和相关中巴税收协定：
一、所得税 （Income Tax）
与中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分开立法不同，巴基斯坦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统一规定于2001年《所得税条例》和2002年《所得税规则》中。巴基斯坦的财政年度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个人或企业如果未申请按照公历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纳税，所得税申报应与财政年保持一致。所有纳税人都需要申请国家统一税号（National Taxpayer Number -NTN) ，通过税号可以在税务局的官网上进行所得税申报。

（一）个人所得税
巴基斯坦个人所得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每个纳税年度根据个人工资、财产收入、业务收入、资本收益、其他来源收入，汇总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巴基斯坦个人所得税率屡有变化，截至2019年巴基斯坦个税起征点为400000卢比，1200000卢比以下分两级定额征税，1200000卢比以上采用超额累进比例税率。如果工资收入占当年应纳税所得50%以上，分级标准和税率均有所不同。同时，根据规定，公司有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所以中国企业在当地发放员工工资时，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所得税
巴基斯坦企业所得税有两种征收类型：1、最终税制度（Final tax regime-FTR), 类似中国的核定征收，是一种一次结算、清缴的税务征收形式，无论合同损益如何，一律按照收款的一定比例缴纳；2、正常税制（Normal tax regime-NTR)，类似中国的查账征收，根据企业利润总额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税率进行计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

巴基斯坦企业所得税普遍采用源泉扣缴所得税形式，即预提所得税（withholding tax-WHT）。预提所得税是指企业从支付款项中扣缴的购买方的所得税款，按周（或按月）汇总缴纳代扣的预提所得税税款。预提所得税采用分类比例税率，根据购买方的类别及交易类型适用不同的税率。企业的每一笔收入均提前预扣部分所得税，到年终汇算清缴时，多退少补。即如果企业当年应交企业所得税额高于已缴纳的预扣所得税，则需按其差额补缴企业所得税，如果企业当年应交企业所得税低于已缴纳的预扣所得税，超出部分可用于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抵减，也可以申请退税。而实际操作中，申请退税非常困难，企业几乎很少可以成功申请到退税。在现金流层面，企业可尝试通过申请下一年度预扣税豁免证明，进而避免多交税款。

2020年7月巴基斯坦发布最新的金融法案，对所得税法做出了部分修订。此前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的分公司作为非居民企业不适用最小税制，而从2020年起开始，非居民企业在纳税年度，因为纳税调整等原因无需纳税、或纳税金额少于根据最小税制计税的最低税额的， 需根据营业额的1.25%计算缴纳当年企业所得税。

二、销售税 （Sale Tax）
巴基斯坦销售税属于流转税制中的一个主要税种，类似于中国的增值税，属于价外税，采用分类比例税率。1990年《销售税法案》及2007年《销售税规则》对巴基斯坦境内销售商品的销售税作出了规定，通常商品交易税率为17%，由联邦税务局（FBR）统一征管。此外各省（邦）均有自己独立的销售税征管规则，通过省级服务销售税法及规则的相关规定对本省范围内提供的应税服务征收销售税。目前信德省应税服务有两档税率：分别为14%和19.5%，旁遮普省和伊斯兰堡首都直辖区大部分服务的税率为16%，俾路支省税率分别为15%和19.5%。在巴基斯坦销售税纳税人，除了需要申请前述的国家税号（NTN）外，还需要申请联邦政府销售税号（Sales Tax Registration Number -STRN)及省政府销售税号。

巴基斯坦销售税也存在两种征收类型：1、最终税制。类似中国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方式，进项税金不可抵扣，也不可开具可抵扣的销售发票。2、正常税制，类似中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金可抵扣，可开具可抵扣的销售发票。由于销售税对各类服务的定义、分类非常模糊且存在交叉的情况，同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实际操作中，企业需要与上下游企业协调、合作，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征税类型和适用税率。

三、联邦消费税（Federal Excise Duties）
不同于中国仅针对部分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巴基斯坦根据2005 年《联邦消费税法案》和2005年《联邦消费税规则》的相关规定，不仅对部分货物（应税商品）征收消费税，还对在巴基斯坦境内提供的部分服务（应税服务）征收消费税。销售消费税应税商品或提供应税服务的纳税人，可使用其已有的联邦销售税号 (STRN)，于次月15日前申报并缴纳当月的消费税。根据最新修订的消费税相关规定，征收消费税应税服务主要有广告、保险、股票经纪（税率16%）、电信（税率18.5%）、特许经营服务（税率10%）等。

四、关税 （Custom Duty）
根据1950年《进出口（控制）法》、1969年《海关法》、2001年《海关细则》等的相关规定，巴基斯坦政府对进入巴基斯坦的商品征收关税。由联邦税务局（FBR）下设的海关总署（Customs）负责征管，所有进口商需在巴基斯坦海关部门申请海关清关账户（ Web Based One Customs -Weboc)才可具备进口资质。

关税的税率取决于进口到巴基斯坦的物品的具体种类，政府在每个财年的预算报告中都会对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进行调整。2020年1月1日中巴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巴两国间相互实施零关税产品的税目数比例将从此前的35%逐步增加至75%，此外，双方还将对占各自税目数比例5%的其他产品实施20%幅度的部分降税。

五、中巴双边税收协定
中巴税收协定中对与股息的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为10%。对于利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税率为10%，需要注意的是：中巴协定的三个议定书附件中，还专门列明了中国的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名单，给与列名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给与预提所得税免税优惠待遇。对于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为12.5%。值得注意的是，中巴双边税收协定还专门对技术服务费有约定，即对于提供管理、技术或咨询服务的预提所得税优惠税率为12.5%。另外，中巴税收协定还约定了定率饶让条款，即对于股息为15%，利息为10%，特许使用权为15%，技术服务费为15%。也就是说，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享受比上述约定税率更低税收税率的优惠待遇后，其在中国仍然可以享受上述约定税率的饶让抵扣。如中国某企业在巴基斯坦项目为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项目，其利息在巴基斯坦享受了免税待遇。该中资企业在中国仍可享受视同在巴基斯坦已经征收10%利息预提所得税的境外抵扣，上述定率饶让条款无疑是对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经营的一种鼓励和国家财政补贴。

（作者郭辉莉女士系四川中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目前四川中奥律师事务所直接投资并控股的 “ZOAO LAW FIRM” 已取得巴基斯坦海外律师营业执照，成为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设立的第一家直投涉外律所。）

李威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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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企卡夫食品的工作纪实    

梁红星

在2002年7月，我接到了美国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s，以下简称卡夫）的录用通知，任卡夫中国区税务和资金总监。卡夫食品是全球著名食品公司，其四大核心产品系列为咖啡、糖果、乳制品及饮料。在中国区，卡夫在北京、天津、苏州、广州等地都有制造厂，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销售分公司。我那时也想拓展我的税务专业领域，再多做一些资金管理的工作，另外对我将来职业发展来看，卡夫在中国各地工业制造的财税管理经验是一个非常增值的经历。当然卡夫也给了我一个非常诱人的工薪待遇，于是我很快接受了这份工作。其实在那个时期，欧美五百强都陆续进入中国，急需要外语好、懂专业、有实践经验的财税主管，但是市场上具备这样条件的人才并不多，虽然我自身只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还能被卡夫选中，更多的是我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对外资“引进来”的好时机！

卡夫食品的控股母公司是菲利普.莫里斯 （Philip Morris Companies Inc）集团公司，就是那个销售全球著名万宝路香烟的烟草公司。因为香烟公司的专营与暴利，母公司就会投资食品企业，于此，菲利普.莫里斯集团下的相关公司（包括卡夫）的员工待遇会比一般传统行业高出许多。但是又因香烟有害于人类健康，也由此引发了集团公司面对社会公共道德的批评和谴责。记得我入职不久，有一次与卡夫的法务主管私下聊天，他对我怀有社会公德做了如下解释：“在烟草公司旗下工作，别看您外出西装笔挺，像个绅士模样，但是还是会遭到路人唾骂。集团给您的钱为什么会比别的公司高？就是当您在外边挨了别人骂，西服落了别人的痰，让您到路边的咖啡厅，喝杯咖啡，先消消气，然后回到家边的干洗店，再把您的西服洗干净。因此，您以后就再别自持清高了，多拿了公司的钱，还质疑公司”。听过了这番话，我心里平衡了许多，此后就专心专注我自己的日常本分工作。

企业资金管理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在随后的工作中，我马上发现资金管理和税务管理虽然同属一个财务管理大类，但是其实二者差别很大，各有所专。资金管理更关注量化管理，注重的是企业的相对及时、准确的滚动预算，需要对企业各个部门及生产厂家的日常运作和变化有较好的了解和洞察，要及时和适度地安排、调度资金以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现金流不能间断，新的业务开展有后备的资金来支持。总之，公司的产供销等各方面与现金流都相关，我每周制作的现金流量表虽然费时耗神，却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记得那时，我经常加班，就是为了做好资金安排的数据落实。往往为了一个细节，需要跟销售财务小组、预算小组反复确认，不断更新。公司销售部门往往迫于公司乐观的年度规划和业绩考核的压力，常常会高估营销收入，而市场情况变差时，收入会就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市场和生产部门，往往会给自己留有余地，在费用支出的预算上藏有一些“小储备”。因此在具体平衡企业运作的预算和现金流时，就要客观地、谨慎的进行匹配。我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看查看银行的流水够不够？同时将最新的费用支出表与预算表比对，看看费用支出是否有结余？随后就是不停地做银行贷款的展期、续贷。调用各个工厂暂时的富裕现金流，挤出相关部门留存的“小储备”。日复一日，忙得我不可开交。即便是这样小心，辛苦地行事，稍有不慎，还是会出差错。

记得有一次，我们公司和一家中国的商业银行协商做一笔信用贷款，即无需公司资产抵押或集团总部做担保。该银行负责人查看了我们公司历年经营情况和财务报表后，承诺可以安排该笔信用贷款，这无疑可以大大减轻公司的贷款费用，自然也是我工作的一个业绩。但是在我们即将要正式提款时，该银行突然通知我说，他们银行上级主管单位刚进行过治理整顿，并全面清理了行内的贷款计划，我们的信用贷款重新被审核，没有被通过。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瞬间被雷倒。因为我们卡夫已经与该商业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我们根本就没有预料临时有变？还能毁约？而且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备用的补救措施。若这笔贷款不能及时到位，连我们公司总部及工厂正常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我如何承担此重大后果？于是，我马上将此紧急情况向我的上级主管CFO做了汇报，同时也向我们集团亚太区资金主管求救。卡夫食品集团总部随即迅速利用在花旗银行给我们集团的全球授信额度（Credit Line），紧急给我们做了一笔转贷，这才使我们转危为安，但是此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企业税务管理工作虽然是延续我的老本行，但是同样也是充满了挑战，但税务管理更专注定性管理，注重对税务法规定性质的理解和把握，具体依靠建立和完善公司内部相关财税管理的配套制度和流程，进而防范税务风险和严格遵从税务法规。当然，还需要与相关税务机关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与税务机关的官员直面会谈，既要不卑不亢，还要有理有节，这需要有准确的专业判断和较高的情商，才可以保证公司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记得在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新的文件，对促销的相关凭证有专门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传统食品销售业给代理商的回扣或者佣金，白条入账不行了，必须要有正规的，完税的税务局监制的发票，才能够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为此，我专门就此新税务规定给公司管理层提出了税务专业意见。因为这个新规定对卡夫在中国区销售模式，尤其是对销售的营收业绩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这就立刻引起了卡夫中国最高管理层的高度重视。我们财务部还专门请了北京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出具了专业的税务分析报告。该税务专业报告详细解析了新的税收规定精神，特别是提示了我们公司以前做法的税务风险。这份“四大”的报告对我来说是那样的及时和给力，它对我们财务部起到了一个专业支持和权威确认的作用。有了这份“四大”的报告，卡夫中国区的高层管理得以确信和警醒。我们必须得改变过去习惯了的做法，必须要合法地、规范地运作，为此还必须设立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财务审批制度和票证管理办法。但是如何去具体执行该文件，如何细化具体的财税操作办法和流程，这就需要我来与公司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和推进。随后，我曾经出差到过重庆、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很多城市。我与我们卡夫的当地销售代表一起，与全国主要的代理商进行沟通并做说服工作。甚至和当地代理商一起去拜访当地的税务局，要求他们到当地税务所代开正规的税务发票，这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这么做，好在得到了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公司新的票证管理办法和审批流程最终还是得到了推行和落实。

在卡夫，我还经历了一次税务机关对卡夫所属各公司的全面税务稽查。为了积极应对全面的税务稽查，降低影响，我们还特别聘请了北京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做专业支持，该所税务部还专门派了一名税务总监潘静来协助我。潘静女士曾在国家税务总局法规司工作多年，对税收政策非常了解，同时也有与相关各地税局沟通的丰富经验，这对我和我们公司帮助很大。我曾赴天津、苏州、广州等地出差，拜访了当地的税务稽查机关，与税务稽查人员当面沟通，举证说明实际情况，提交了所要求的资料并做了相应的解释。大部分当地税务稽查官员对于我们的举证和辩解还是愿意聆听，并给与了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尊重，我和潘静女士一起尽力推进对公司税收稽查尽快地妥善解决。


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当地财务主管一起拜访某地的税务机关，当与税务稽查人员面谈时，还是遭到了冷遇。有两个年轻的税务稽查官员，面色严肃，递给我几张他们已经稽核好的数字表格，让我们当地财务主管签字，盖章。根本就不由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解释，更不愿看我们带来的资料及补充数据。只是强势地告知我们，这就是检查的最终结果！其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就是有异议也没用，必须接受税局的决定。在那时，还没有相关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定，若有税收争议，纳税人很难维权，只有通过与税局的内部协商和沟通，期望税局充分理解，公正处理。我们非常无奈，最终还是领回税局的那份税务检查通知书，我心里有种说不出苦涩。在那个时刻，我切身反省自己：我也曾经做过多年税局基层稽查官员，是不是自己当时也是这样对待过纳税人呢？面对现实，企业要想将来少被稽查，甚至不被税务机关稽查补税，减少类似面对税局的尴尬，就只有平时做好严格的内控和自查，完善企业的制度和流程，加强相关员工培训和警示。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自身的守法、规范才是应对税局稽查的最好方法。纳税人在与税务机关处理税收争议和纠纷时，可能像我那次遭到的冷遇，甚至是不公的案件多了，相关的税务行政复议规定在2010年2月10日终于发布，纳税人有了前置行政复议和法院诉讼解决税务争议的途径，企业和税务经理人在与税务稽查机关沟通和交流就有了一个更好的公开、透明和公正的法治环境，我随后还是看到了这种积极向好的变化。

在2005年年初，我还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税务公关事件。那时中国刚入世不久，本着内外资企业平等的原则，中国政府拟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即将把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这意味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将会降低（税率从33%到25%），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将会提高（税率从15%到25%）。当时我们一批外企的税务经理人对此税改非常关注，于是就自发组织了几次规模较大沟通会，主要目的是彼此沟通相关信息，理解税法变动的细节并对未来的应对做一些相关的探讨。与会的当时税务主管都是来自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参会的公司有微软、GE、IBM、爱立信、诺基亚、雀巢、爱芬食品，还有我代表的卡夫和其他跨国企业。我们在沟通讨论会上，虽然有不同的诉求和关切，如特别关注对外资优惠待遇的延续性和宽免期，但是在总体上还是对国家的内外资所得税合并持有充分理解和愿意遵从的态度。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随后不知谁将我们内部的讨论稿或会议记录透漏给了外部的媒体，有媒体随即对我们这些外企税务经理人的讨论和沟通进行了添枝加叶，做了差异很大的过激报道。其中有一家著名财经报刊报道说：54家跨国公司联名（还具体列明了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上书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门，反对合并所得税。甚至还引用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台词说：“跨国公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此篇报道一时间被各大媒体广为转发，造成了一定社会负面影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反观来看，国家相关部门还是对欧美著名跨国公司的态度和反映非常敏感也给与了高度重视。我们卡夫食品的公关总监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随即找我谈话，我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的情况。他们告诫我，以后就此税改议题不能代表卡夫做任何的声明和解释。相同的境遇也发生在了很多其他当时参会的外企税务经理人身上，好在有惊无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事也就很快被淡化和遗忘了。

除了我工作的挑战和艰辛，卡夫也给我的孩子带来了生活的快乐。因卡夫是食品企业，所以经常要做一些广告宣传和促销活动。我也时常有机会带回家一些市场部门促销宣传用的瑞士糖、饼干，还有一些儿童小玩具。我的女儿当时正好在上幼儿园。每次我去幼儿园接她时，她都和她的小朋友们向我飞奔拥来。当我从口袋里，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五颜六色的瑞士糖时，我的女儿和她的小朋友们是那么的开心和兴奋。每次她看见电视上播放卡夫"奥利奥（OREO）巧克力夹心饼干广告时，“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她也学着电视上小朋友可爱的模样，扭一扭屁股，舔一舔饼干。然后激动地说：“爸爸的公司！”是的，卡夫是我曾经工作过三年多的公司，有我引以自豪的工作经历，也有我女儿美好的童年回忆。

作者系“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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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市税务局涉外税务分局的工作纪实

  
1989年8月，我从新疆马兰基地部队转业，被分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工作。因为我在参军之前就读于新疆大学外语系，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本科专业，随后我被分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的对外税务分局工作。从此与税结缘，开始了我的涉外税务职业生涯。

  
然而，我在大学所学和在部队的工作都与财税无关，基本财税知识和技能在我脑中是一片空白，我只有从头学习并要尽快掌握，否则难以胜任工作。我只有利用我所有可以利用的工作业余时间，坚持自学和补课。那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参加自学考试来强迫和督促自己学习。我于是开始报名参加自考会计本科考试科目并参加了辅导班。那时的会计还分不同的行业的会计：如工业会计、商业会计、建筑会计、还有专门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再加上其他如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成本会计和预算等科目，大概有20多门课程。这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要再上一个财经大学的本科！我凭着部队军人的那股拼劲和毅力，只能知难而上！几乎每个晚上、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我都在自学或上辅导课。财会专业是个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理论又非常枯燥和难懂，我仅仅看书、上课也是一时很难理解和把握。那时我就在掐着指头算日子，何时才是个头？何时才能学完和考过这么多的要求科目？
  
非常幸运，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实践机会。那时我国改革、开放不久，只有很少的外资在新疆投资，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毛）是当时新疆最大的外资企业，也曾被评为全国十大著名外资企业，我被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对外税务分局派往天毛做驻厂税收专管员。那时税务机关还没有做到现在的税收征、管、查相分离，税收专管员是集征、管、查为一身。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如饥似渴地虚心向天毛财务部的老会计学习和讨教，由此，我的财会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也在天毛得以较全面的锻炼和提升。

记得那时候，我在学会计教科书时，对复式记账，借贷平衡感到特别抽象，不好理解。当时还没有彩印的教科书，对于红字冲销分录，用黑色方框标识区别，感觉像是对逝者的署名。但是等到了天毛工作时，我才发现，所谓的复式记帐，就是在不同的两个账本上，分别就同一笔业务作对应的相同记录。这时我才体会到会计复式记账、借贷平衡的对应、精确关系。而我一直以为会计分录的红字冲账，是先前做错了分录，随后真是用红色笔迹来做相同的记录，表示冲销，根本就没有教科书上印记的黑框。记得有一次月末，我从分类账本试着汇总做月结表，结果就差两块钱，总是对不平，我化了很长的时间，还是找不到出错的地方。我恨不能自己掏出两块钱，贴进账里，不再费那劲儿。但是天毛财务部的老会计一再叮咛我说：“小梁，我们做财会的，职业要求就是要认真、细心，您不能遇事就急”。他凭经验告诉我再去对对指定的几个账本的余额，果然，我找到问题出处，终于将账对平了，那真是一种说不出的专业成就感的喜悦！随后。我还学会了如何做好业财融合，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天毛的老会计每隔一个月就带我去厂里的车间和库房，进行盘货，核验物耗，统计残次品。然后对工厂的成本、费用进行不同期间的差异比较，进而对报表进行分析。这些经历使我切身的体验到；要做好财会工作，不仅要做好本身的工作，还要对企业的业务的运作、工序和操作流程熟悉和知晓。要明白账务和业务之间的客观对应关系，要清楚企业财务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和内在规律。在天毛近一年的驻厂工作中，我从粘贴和审核原始凭证、记录分类账、再到汇总报表和进行报表分析，这种实地锻炼使我对财会基础知识有很好掌握，进一步对企业财务管理和内控又有了直切的体会，特别是对我以后再做企业的税务征管，尤其是为后续的税务稽查奠定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并切积累了实操经验。

  
天毛是港商唐翔千先生投资的，因此他们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公司。我们乌鲁木齐市对外税务分局每隔一年就要去深圳一趟，天毛香港分公司的财会人员将相关账簿和凭证从香港带入深圳，以便我们在深圳进行上年度的汇算清缴对账和查账。1992年的一个夏天，我有幸随分局领导一起去深圳出差，去查天毛香港分公司的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两位年长的财会专家，他们俩是新疆财政厅下属的新疆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那是我第一次去深圳，深圳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和渴望，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等我一下飞机，手持特别通行证出了深圳机场，就立刻感觉到了视觉上的冲击，这是与新疆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深圳到处都是人流如潮，高楼如林，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步履匆匆，都在忙着谈生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映入眼帘，很是震撼。“改革、开放”的窗口一开，不仅有新风（外来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还有同时飞进来的“苍蝇和蚊子”（黄、赌、毒）。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深圳闹市中心，天一黑，热闹的夜生活就开始了，当然也会有灯红酒绿的角落…而那时的新疆乌鲁木齐最高楼宇，也就是歌手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歌中唱到的八楼-即一栋只有8层楼的昆仑宾馆。新疆地广人稀，日子似乎过得很慢，天一黑，人们都回到了家里。这些都让新疆与深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团队人员一般晚上不让外出，若出去，也是集体一起喝茶、吃夜宵，绝不允许个人私自外出，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而且我们分局里还专门让随行的事务所穆老师与我同住一个标准间。我是此行团队中最年轻的，穆老师论年龄和资历，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都尊称他为“穆大爷”。“穆大爷”每天晚上与我形影不离，甚至盯着我入睡后，他才睡觉。后来我才知道，临行前，我们涉外税务分局局长专门嘱托了“穆大爷”，让他盯好我，绝不能让我在深圳有犯错的机会，要保证我安全随队归来。

我在深圳一边看风景，一边还是没有忘了我的本职工作。我在查账中发现，天毛香港分公司在上一年处置了一套房产，有财产收益。他们认为香港地区没有资本利得税，因此在中国内地（乌鲁木齐市）也没有做汇总申报和缴税。我随即将相关会计原始凭证，账本分录以及相关处理房产的合同和文件复印好，及时地反映给了带队领导。回到乌鲁木齐市后，我们按照中国内地相关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要求天毛按照正常税率全额进行了补税。（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才印发了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及《备忘录》，随后才有了相关香港地区境外所得抵扣的优惠税率规定）。我第一次出差到深圳，就为我们对外税务分局征收到了境外所得，这让我们局的领导和老同事对我更加器重并重点培养。
  
当时乌鲁木齐市涉及到财税专业英语的企业和个人还是比较少，有一些外国企业在乌鲁木齐市设立了代表处，首席代表往往是外派到中国常驻的外籍个人，还有当时中石化在乌鲁木齐市的分公司有一些技术支持的外籍专家，个别大学有几个外籍老师。还有一些企业或是需要向境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是支付境外贷款的利息，这些都涉及到预提所得税和双边税收协定待遇的事宜。这些外籍个人和境外支付的涉外税务事项，虽然金额不大，但事关中国的税收管辖，政策性很强。要把相关税收政策解释好，执行到位，也就需要专业英语的准确表达和顺畅沟通。那时候学习财税专业英语的资料很少，途径缺乏。我基本上是靠自学，反复研读我手头仅有的一些资料：如中英双边税收协定、中美双边税收协定、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细则的中英文对照、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中英文对照、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制度的中英文对照、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公司法的中英文对照、还有一本我国国际税元老周仁庆先生主编的《英汉常用税收词汇》，就是这本薄薄的词典，我每天都要背诵它，对照查看它，几年下来，这本词典都让我翻烂了，但却让我视为珍宝，留存至今。当时正值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颁布实施不久，在《中国税务报》上刊发有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的连载讲解。每一期刊发出来，我就马上把它复印下来，认真地研读和体会，然后就急切地等待着下一期……新疆财政厅当时恰好也对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在做宣介，我也积极参加那个辅导班。每堂课我都认真听讲，做笔记，这种自学加听课的学习对我提高很快。后来我个人体会到：就涉外税收而言，书本专业知识与实际财税工作的结合，普通英语向财税专业英语的转换，学以致用、反复研读、本身就是提高学习效率和掌握相关知识点的最好途径和办法。当时限于客观条件，虽然学习参考资料不多，但是少而精，便于我专注和强记，反而锻炼了我快速学习新的专业知识的能力，也为我今后进一步学习和提高财税相关理论知识，强化财税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我还将自己工作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一些小豆腐块儿的文章，试着向《乌鲁木齐市税务报》、《新疆税务》、《中国税务》等杂志投稿。刚开始，我投稿后，或是石沉大海，或是婉言被拒。但我并没有灰心，一直坚持再写新稿。终于，我的“疑虑笼罩着日本新税计划”、“关于合资企业对其外方应收账款的税务审计及有关反避税处理的浅析”、“从齐税官的茶杯说起”等文章陆续被《新疆税务》和《中国税务》杂志刊发，这对我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也激发起我对相关税收具体问题和实操结合的研究兴趣，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写作，对财税理论作探索思考，对实际工作作经验分享。

  

在基层对外税务分局的工作有苦也有甜。记得当时每月月初，到了纳税申报期，企业的办税人员都要到我们的涉外税务分局现场报税。那时还没有现在税务机关的网上申报和办税共享大厅。我们还都是人工接受和审核报税资料，然后手工计算税款，开具完税证明。每月初，我和另一位税务专管员同事都要接待和办理至少四五十家企业的申报纳税。每天最多能给二十多家企业完成现场开票。在我们很小的一个办公室内，企业办税人员挤得满满的，甚至都排队到了办公室外边的过道里。我和那位同事，一边不断地按着计算器，一边低头填写、开票、忙得不可开交。企业办税人员也不忍催促我，生怕我们一着急，会开错票，更耽误时间。特别是一到中午，新疆政府机关都有很长的午休时间，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在单位食堂吃午饭并在附近的宿舍午休。但是有很多企业的办税人员，在漫长的午休时间，可能也没地方好去，所以他们只能待在我们办公室的楼道里，静静地等着我们下午上班。每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都有一种对纳税人说不出的内疚和亏欠。我能做到的似乎只有更加仔细，不要出错，更加快点，不要让他们长久地等待…企业办税人员也非常能理解我们的辛苦和感谢我们的努力，每次下午下班时，我们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烟支，糖果，还有水果…，这些都是企业办税人员自发留放的。尽管我们每次都提醒他们不要带这些东西，但是每个月还是在重复着这种细微、温暖的税企人情联系。天长日久，我们和每个企业的办税人员都比较熟了，也成了私交很好的朋友。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地美好和亲切。相比来说，税务机关具有权威性的税收政策指引，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人才，仍然是年轻人比较好的锻炼和成长的平台。我非常感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对外税务分局给予了我那时学习财税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的最好机会，这也是我随后职业生涯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最佳起点。

  

1994年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东北财经大学培养第一届税务系统在职全脱产的硕士研究生班，我报名应考，命运眷顾了有心人，我很幸运地考上了该班的研究生。1994年9月初，我就要离开生我、养我近30年的新疆了。我要从乌鲁木齐到大连去读研究生，全程坐的都是绿皮火车，中途还要从北京转车，耗时将长达三天四夜，还是硬座。我带上了所有我能带的行李：大包小箱包括厚薄被褥、四季衣物、甚至还有脸盆和碗筷。虽然路途遥远且辛苦，但是我却充满了信心，渴望着前往。在火车开动的那个时刻，故乡的山慢慢隐去，故乡云渐渐飘移，我像是从此告别了曾经的我，下一站，远方有诗，将有我想终究要成为的自己！

作者系“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