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萨格登是英国实验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现任东英吉利大学经济学教授。萨格登是最早提出互惠经济理论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集中于福利经济学、决策和博弈论、社会合作机制等领域。萨格登的经济理论扎根于现实行为,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更人性化的视角。据谷歌学术统计,他是国际上研究被引用率最高的10位当代英国经济学家之一。
萨格登认为,道德不仅是外部的强制性要求,还是经由人们遵循惯例的行为而生成的。2018年,萨格登出版了《利益共同体:行为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辩护》一书,该书作为其《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的续篇,补充论证了“人类为什么会合作”这一问题,并在“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互利原则”。萨格登在该书中进一步论证和强调了市场交易是推动人类社会合作关系形成的关键,认为市场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场所,更是促进互惠互利合作的社会机制,为读者理解个体行为、市场运作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博弈论视角下的市场“惯例”与个体行为
在《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一书中,萨格登运用现代博弈论分析工具,对协调问题、产权问题、互惠问题3类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萨格登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稳定均衡的博弈中,任意一个稳定均衡定义为“惯例”,例如市场交易中的互利原则。他认为,惯例是社会现实制度建立的基础,制度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不仅是外在力量的强制。制度本质上是由人们行为的常规性“惯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而人们之所以会倾向于选择这一行为模式,是因为这样做符合自身的利益,换言之,能够从遵循制度的行为中获益。
书中写道,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一系列惯例构成的——决定货币、度量衡、交易时间和地点的协调惯例;确定资源归属的产权惯例;建立与维持合约关系的互惠惯例等。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确立正式制度,如宪法、正式合约等,并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几百年来的经济史证明,市场能够极大地扩展人们从事多种活动,人们在各种情境下展现出不一样的偏好,能够为市场提供更多交易机会,并让大多数人从中获得更加多样化的满足。因此,萨格登认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自身,即在真实的制度约束下行动的人。
构建契约主义下的有序自由
“自发秩序”是萨格登在《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中强调的另一概念,指的是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和彼此互动,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秩序通过个体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自然演化而来,并非由权威机构或外力强制实施。公众在这种自发秩序下接受了外部的政策建议和指引并最终与之协调一致,进而达成真实有效的社会契约。
在萨格登看来,国家机制的建构与法律规则的确立都可以理解为是契约主义的体现,是全体社会成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自主创设与认同的结果。萨格登认为,市场机制并非只有依赖自利动机才能运行,秩序良好的经济允许个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相互合作。书中提到一个现象:当市场被视为契约主义带来的经济自由时,一些经济学者将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公共品供给难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其中不乏将“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的争论。萨格登认为这是一种误导,契约主义并不排斥政府的规制与再分配。政府若在这些问题上袖手旁观,就会使某些人的交易机会因他人的行为而受限,或遭受非自愿的损失,这违背了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所以,政府理当对外部性有所限制,同时在不减少市场交易机会的前提下,尝试动用政策手段提高价格透明度,让人们能够更方便、准确地发现彼此互利的交易机会,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当公共品有很多受益者时,通常不能期望通过完全自愿交易来供给公共品,政府可以在涉及公共品互惠互利交易中进行协调。
萨格登的上述理论为现代政府治理提供了兼具效率与弹性的启示:政府应极力创造让制度自然生长的环境,更多从“控制”转变为“赋能”,为市场自发运行提供条件。同时,政府应善于利用道德、社会习惯、共识构建共同愿景,防止自发规则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例如,当公共品与私人品互补时,政府可以通过对私人品征税的方式来实现公共品的部分收益,当个人收入超过最低纳税门槛时,其参与交易产生的部分盈余将被征税并重新分配。税收制度在此过程中对个人互惠互利交易机会施加了某些限制,但也让更多人分享市场运行创造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