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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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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2025-1-24 19:4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818083169.shtml

    1.大会一方面大体核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而别一方面又承认该议决案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在中央然,在地方亦然。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妨碍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之实行外,我们更要指出别一个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
    2.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同时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积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
    3.在南方反对商团奋斗的经验上,在北方的国内战争、在上海工人罢工(居然得到工人的援助,表现出阶级之真正的团结)的经验上,且屡次在南部和中部,各省之佃户和贫农之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运动上,--在这些经验上,都足证明群众奋斗程度之增高,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反对地主和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在这些事实的前面,中国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吾党欲达此目的,则有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
    4.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因为在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5.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
    6.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以为下列的二条是必要的:
    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二、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使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入本党。
    7.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8.大会指出中央对于指导地方组织之不力,所以特别在组织问题方面,认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候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
    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大会修改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为:
    “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会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9.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无论在党的支部内,工农群众内,或一般革命分子的组织内,这传布印刷品的工作都很重要。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在各地、各省传布印刷品机关之设立,无论该地有我们的组织与否,这的确是供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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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2025-1-24 19:50:22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669327502_all.shtml

   (一)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二)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之目的及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三)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及其左倾右倾之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全国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学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五)我们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之关系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下列几项新的决定:
    (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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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593541210.shtml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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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2025-1-24 19:5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495245155.shtml

    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
    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根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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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2025-1-24 19:51:56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403096548.shtml

   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
    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造,法、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议。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作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均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
    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作武装的攻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
    四、英国九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于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
    五、劳动党九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也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
    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划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划,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
    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前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
    虽然阿姆斯特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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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

  原文链接:https://fuwu.12371.cn/2012/09/18/ARTI1347956305092391.shtml

  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非但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险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爆发之可能。
  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之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
  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时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为正比例的: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重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的。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
  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
  大会并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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