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宣传月系列之二：从税收看茶叶和罂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李威03

从税收看茶叶和罂粟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第1539期）
寒假在家里学着自己冲奶茶，不过，在网站上搜索教程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对于奶茶“先放奶还是先放茶”的问题存在着争议。经过一番搜索之后才发现，在英国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争议。大致上类似于中国对于粽子的“甜咸之争”。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18、19世纪时英国的瓷器制作水平参差不齐，瓷质茶具受到高温之后很容易碎裂。生活富足的上层阶级所使用的瓷器耐高温能力较好同时他们也不在乎杯子的损坏，自然喜欢先倒上热茶；与之相对的，中下层阶级的民众虽然也追求下午茶的享受，但是同时也要爱惜茶具，所以选择先倒上牛奶。英国的小说甚至创造出了一个词“Milk in First”来指代中下阶层。管中窥豹，一杯小小的奶茶背后是英国阶层的现实写照。
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原产于我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受众。同时，茶叶也是搅动起18、19世纪东西方风云变化的一个重要线索。1848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钧的“植物猎人”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委托来中国盗取茶叶和茶种，他在中国产茶区每日采集优质的茶叶样本，并且详细记录中国制茶工艺。一年之后，一万多株茶树苗和茶叶种子由英国商船运输到了喜马拉雅山麓，打破了中国自16世纪中叶开始对于世界的茶叶垄断，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崩溃的起点。
一、以茶驭番
1.从茶税征收到茶叶专营
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对茶叶进行征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在全国形成正式的制度，将茶叶分为三等进行估价，实行传统的“什一税”，此时全国茶税收入40万贯，并形成定额。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由于幽州、成德、瀛莫的藩镇叛乱，将天下茶税的征收比例每百钱税款加征50，之后，茶税不断增加，成为了唐代后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宋代饮茶之风更胜唐人，中央政府发现有利可图，于是仿照盐铁专营制度对茶叶行业实行“榷茶制”，由政府控制茶叶的种植、收购以及销售，实行官府专卖制度。公元1111—1117年，仅东南和川陕茶税收入达到了770余万贯；全国收入最高时超过了1000万贯，占到了朝廷商业税收的半壁江山。后世的元、明、清三代同样实行实质上的专卖制度。
中央政府对于茶叶实行专卖制度除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还形成了中原王朝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以茶驭番。中原王朝周边的游牧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的特点，对于茶叶的需求同样巨大。北宋熙宁年间，在对周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缺乏良种战马，于是在边疆地区设立关卡，制定茶马法，与周边游牧民族开展茶马互市。从此开始，除了元朝盛产良马之外，明、清两代均有专门设立的“茶马司”。明洪武三十年三月（1397年），朱元璋敕严旨“尚恐边卫将士巡防不严，私茶出境尔兵部备传朕旨意，谕边守者知之”。但是同年六月，驸马欧阳伦奉旨巡查川陕茶政，竟然利欲熏心做起了走私茶叶的勾当。这一举动不仅偷逃国家巨额税款，同时也破坏了朱元璋“以茶驭番”的政治手段，于是朱元璋将驸马欧阳伦直接赐死以儆效尤。
2.清代国内茶政
清代统治者虽然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收服大部分的蒙古部落，推崇“满蒙一家”的理念。不过清朝属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对于汉族地主广泛采取了免除税收、轻徭薄赋的政策来笼络人心，但还是存在着相当一批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势力。国内的动荡使得清朝军队存在着马匹不足的情况，于是在占领了陕甘之后重新展开了与蒙古诸部的茶马互市。在甘肃设立西宁、洮州、河州、庄浪以及甘州五个茶马司，每年配发茶引27296道。并且上等马换茶120斤、中等马换茶108斤、下等马换茶84斤。清代中期，国内政局稳定，政府不再需要马匹的供应。因此，由政府垄断的茶马互市开始逐渐取消。乾隆年间，开始废除茶马互市，茶叶成为一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茶商向国家缴纳赋税。就兰州道来说，额引茶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二两七钱。兰州道征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征银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两四钱。清代后期，中央政府力量逐渐衰弱，对于西北的控制力减弱，加上西北的回民起义，甘肃茶政逐渐难以把控，虽然后经左宗棠等陕甘总督的改革，同治十二年（1875年）茶税征收达到了125250两，光绪前中期，由于受到了外埠茶叶冲击（前文提及的英国盗茶之后，打破了中国的茶垄断），政府配发的茶票数量减少，茶税也随之下降，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课税数量达到了11514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课税数量增加到了278250两。

图1 清代茶引
3.中国茶叶的外销
16世纪开始，荷兰商人开始将中国的茶叶作为商品运往欧洲销售，此后100年间，茶叶在中欧贸易中只是普通商品。但是随着茶叶开始成为欧洲王室的重要饮品之后，迅速在中欧贸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国商船根特号运送的茶叶仅占其货物总额的11%，但是到了18世纪20年代之后，这个比重迅速增长，占到了总货值的80%左右。茶叶的大规模出口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运输，从中国经过蒙古草原到达恰克图，再经过俄罗斯销往西欧各国；另一条则是从福建和广州出海，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运往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地区（见图2）。此时面对外国巨大的茶叶需求量，中国统治者油然升起了一股自大之情，认为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种植茶叶，同明代“以茶驭番”的政治手段一般，举起了茶叶大棒，实行“以茶制夷”外贸理念，清政府曾在乾隆时期三次关闭恰克图的茶叶榷场，最后逼迫俄国向清政府低头，以至于清末大臣琦善还在沾沾自喜地说：“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在这种观念下，清政府在对于外销茶的关税征收上极为敷衍，鸦片战争前对于出口茶税的征收时“出口细土茶每百斤税二钱，粗土茶每百斤税一钱”相比于丝绸的关税“每百斤一两到五两四钱不等”的课税力度来说就相当低了。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内外危机之中无法自拔，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的军费支出激增，茶叶作为重要商品，开始征收茶厘，税率约为1%，安化茶区一地岁入茶税约为三四十万两。这些在茶叶产区增加的税收都在出口时计入了茶叶的成本，光绪二十年（1894年），户部更是将茶税加征二成用于对外国的赔款之用。
中国茶叶出口征收的关税相对较低，不过由于其贸易总量巨大，所以对于关税的贡献却十分可观。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总计5338.9万两，年均达到449万两。但是，中国茶叶销售大多数以散户为主，家庭式的手工作坊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相比于印度、日本等国外茶叶竞争力日趋下降，随着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之后丧失了关税主权，使得中国茶叶贸易市场日益为外国列强所掌控。

图2 清代陆上茶路和海上茶路
二、罂粟与鸦片
1.外国鸦片输入与“鸦片税”的诞生
19世纪之前，中国对欧洲的贸易的主要商品是欧洲国家以其本地或殖民地的胡椒、棉花等商品来交换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这种贸易结构下，来往于中欧的商人赚取了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为银本位国家且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对于欧洲除白银以外的商品并不感兴趣，欧洲商人在购买茶叶时需要支付大量的白银，就造成了欧洲国家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乃至后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所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最好的饮料、最好的衣物，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唯一需要的就是白银。例如1708-1712年间，英国每年对华出口商品价值仅为5000镑，出口至中国的白银则高达50000镑。18世纪中期，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扩大，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白银随着茶叶贸易量的激增而流入中国。迫于中国的贸易出超，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来缓解对中国贸易中的巨大逆差。
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起初清政府将鸦片列入非法商品进行严禁。但是现实却是禁烟反而使得更多的鸦片流入中国。从19世纪20年代的年均9000多箱持续增加至35000余箱。鸦片战争之后，虽然清政府并未将鸦片合法化，但是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激增。仅上海一个外埠输入的鸦片数量就接近了鸦片战争前全国鸦片的输入量。例如1854-1855年度，上海进口货物中鸦片的货值就达到了72%。半殖民地化的清政府既无力阻止鸦片输入，加上自身由于赔款带来的财政压力，在1858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将鸦片合法化，并且规定了进口鸦片要缴纳30两/百斤，称为洋药税。188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在原本30两/百斤的基础上补充征收鸦片厘金80两/百斤。
2.本土鸦片的发展
“当利润超过100%，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当利润超过300%，它就敢犯任何的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风险。”受到了国外输入鸦片的巨大利润诱惑，中国本土也开始进行罂粟的种植和鸦片生产。鸦片战争之前虽然国家政策是禁止鸦片生产，但是朝堂的大臣已经开始了对于本土鸦片合法化的游说，例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长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废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1858年鸦片合法化之后，本土鸦片种植开始逐渐兴盛，当时全国18个省均有不同范围的鸦片产区，比如奉天多年种植罂粟的面积维持在20万亩左右；甘肃省1901年种植罂粟面积在35万亩左右；根据1909年的鸦片产量换算，福建省的鸦片种植至少为40万亩；国际鸦片委员会估计，1906年中国鸦片种植面积估计为871366亩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和消费国。
随着海防经费压力增加，太平天国导致的军费陡增，茶税提高的同时，各地政府纷纷开始对本土鸦片征税，例如东北奉天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土药经营者每年纳税24两，每售卖1斤鸦片纳税2钱，奉天每年的土药税银在15万两左右；陕甘两省在1895年前后也实行罂粟的公开课税；浙江省姚北地区罂粟种植面积1.3万余亩，每年抽捐就达到了6700余银元。中国本土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逐渐超过了鸦片的进口，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中国市场。罂粟种植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国民健康。对于中国茶叶来说，罂粟大量种植更是灭顶之灾，以福建省为例，由于罂粟的大量种植，导致罂粟挤占茶园、麦稻的种植面积。罂粟喜好肥沃土地，并且极费地力。福建茶农将上等田地种植罂粟或者在茶树之间杂种罂粟导致茶园面积逐渐被挤占，甚至在采茶旺季出现茶农忙于罂粟无暇顾及茶园的情况，这也直接导致当时中国茶叶质量的降低，与外茶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不过，讽刺的是中国的本土鸦片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英国鸦片在中国的倾销，防止了中国白银的进一步外流。同时，开征的鸦片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税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清政府因此得以在遍地起义的动荡中苟延残喘，客观上使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没有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图3 鸦片土膏捐执照
三、小结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两百年中，中国从西方国家敬畏的东方古国与骄傲自大中逐渐走下神坛，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亚病夫”；英国从当年乾隆皇帝口中的“蛮夷小邦”，在一步一步的殖民扩张中最终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这一切的背后，是茶叶和罂粟两种植物的无形博弈。中国本来是茶叶出口的宗主国，由于自身对此重视不足，没有进行技术升级，最后导致中国茶叶在与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茶叶竞争中落入下风，甚至茶叶市场被外国长期把控；英国商人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向中国走私鸦片，并且不惜游说政府与中国开战来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英国鸦片倾销之下，中国原本从17世纪构建起的茶叶长城轰然倒塌，中国的经济在鸦片的铁蹄下被冲击得难以维系，并且自发性地用本土的罂粟和鸦片构筑起了一道鸦片长城，代价则是全民族的自戕。
1992年起，我国将每年4月定为我国的税收宣传月。2023年的宣传主题是“税惠千万家，共建现代化”，回顾一百多年前清政府从征收茶税到征收鸦片税的变化不由得感慨万千。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造火柴到造火箭的全产业链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茶叶重新成为了中国农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叶子”。习近平总书记将“茶”字拆解为“人在草木间”，道出了中国道法自然的传统思想。只是当我们喝茶时不要忘记，杯中这些小小的叶子也曾在百余年前的中华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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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昊

指导老师：李永海


今天是李昊同学的生日，兰财税海研语全体成员祝他生日快乐，学习进步，不忘科研初心，勇担财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