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织厂：第三方起诉税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局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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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起诉税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局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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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法院支持Y市K针织厂起诉税务局向Z公司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2013年9月30日，Y市税局稽查局接实名举报：Z公司于2009年2月将厂房转让给K针织厂时，故意隐瞒转让价格，逃避税费，要求查处。2015年1月4日，Y市税局稽查局对Z公司作出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因无人签收，于2015年1月12日通过《X商报》向Z公司公告送达上述决定书，载明需追缴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金额，并载明复议和起诉的时限。2015年3月16日，Y市税局稽查局以Z公司涉嫌逃税罪移送Y市公安局。2015年3月18日，Y市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2015年8月3日，Y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K针织厂负责人吴某涉嫌与Z公司共同逃税为由，将吴某予以刑拘。K针织厂在获悉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不服该决定书内容，于2015年9月8日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K针织厂负责人吴某明知Y市税务局稽查局在《X商报》上公告其作出的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但K针织厂于2015年9月8日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驳回K针织厂的行政复议申请。K针织厂不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K针织厂提起行政复议超过法定的期限，遂驳回其起诉。K针织厂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15年8月3日以Y市公安局涉嫌逃税罪为由对K针织厂的法定代表人吴某实施刑事拘留。至此，K针织厂与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K针织厂于2015年9月8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的法定申请期限。2016年11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复议决定，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案例2

法院撤销K针织厂起诉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如上述案例，复议机关在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责令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后，于2017年1月14日作出了维持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2017年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K针织厂对2017年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法院起诉，同时将Y市税局稽查局列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对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进行了实体审查，虽然一审法院驳回了K针织厂的诉讼请求，但是二审法院认为，由于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作为定税依据的一份《房地产评估报告》对于相关房屋估价不合理，因此Y市税局稽查局作出的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2019年12月31日，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和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Y市税局稽查局重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

明税提示

本文所述两个案例均是由K针织厂提起的诉讼，且均与Y市税局稽查局向Z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有关系。案例1是确立K针织厂的诉讼地位，案例2在K针织厂诉讼地位确立后对2015年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实体审查，本案从2015年1月份持续到2019年12月份，历时将近5年。但是本案并没有结束，在2019年12月31日的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责令Y市税局稽查局重新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因此，我们预判如果Y市税局稽查局重新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存在问题，还会再次引发K针织厂的复议，甚至诉讼。

从本文K针织厂的维权之路，可以看出，税务争议案件比一般的案件耗时长，不仅涉及实体的问题，还会涉及程序的问题。如果程序问题没有确定下来，很可能无法进入实体的审理，即使“有理也说不清”。因此企业在经营中还是要规范税务管理，尽量不要发生税务争议。如果税务争议不可避免，也要早日咨询专业人员，以合法合规的解决税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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