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宣传月系列之九：把税预收到五十年后是什么体会！

李威03

把税预收到五十年之后是什么体会
（第894期）
今年的四月是我国第31个税收宣传月，今年的宣传重点就是围绕着解读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来帮助广大纳税人和缴费人对于国家所提供的政策红利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希望以更快的速度落实政策，帮助广大企业纾困解难。但是如今在热切关注“退税”这一话题的我第们很难想象得到，在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人民遭受着多么苛重的税收压榨。
2010年12月16日，一部由姜文执导并主演的电影——《让子弹飞》上映。该片讲述了北洋民国年间，马邦德花钱捐县长即将走马上任，途中遭劫匪张麻子一伙伏击。马县长为保命，谎称自己是县长的汤师爷。由于为汤师爷许下的财富所动，张麻子摇身一变，化身县长，带着手下上任。与此同时，鹅城地处偏僻，当地恶霸黄四郎只手遮天，全然不将新来的县长放在眼里。在后来“马县长”与黄四郎的斗争中最终以黄四郎的失败而告终。
许多年来，不断有很多人对这部电影进行评论和引申，但是多以“魔幻”的评价为主，有的人也将其中的片段进行二次创作，用以映射现实。但是我对于影片中“师爷”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张麻子一行人到达鹅城之后，经过对于上一任县长“政绩”的初步清点之后，师爷气愤地说：“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给收到90年以后了，也就是西历2010年。咱们来错地方了！百姓成穷鬼了，没有油水可榨了。”这句话看似是个荒诞的包袱，但是当我们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解就会明白，这句话是极其写实的。

图1 电影《让子弹飞》截图
从位置上来看，电影中的鹅城的原型大致位于我国四川东部的某个县城。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川蜀地区的人民自古骁勇好斗，加上在民国年间，因为‘兵’这一具有暴力属性的群体摆脱了传统中遭到歧视的地位，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所以全国各地军阀林立，肆意妄为。而蜀中自然也是兵连祸结，军阀横行。大小军阀更是利用战争之机大肆扩充实力，“抢钱、抢粮、抢地盘”成了当时的主基调。据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记载，1912年川军仅有两个师，总计一万三千人；到1924年，整个四川境内有二十八个师，三十七个旅又十余个团，共计二十五万人。1934年，川军发展至二百九十余个团，约为四十个师，一百三十余万人。
军队人数的膨胀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军饷数目的水涨船高。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是在元灭宋之后，四川境内军民为抵抗蒙古大军，人口锐减，最少时四川人口仅六十余万人。明末清初，四川兵祸三十余年，至清朝康熙二十四年统计，四川人口只有九万余人，为开发四川盆地的肥沃土地，康熙皇帝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给予移民优惠政策，后世也称为“湖广填四川”。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给予移民相当的优惠政策：“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移民垦荒地亩，五年之内不征赋税”等等，后康熙晚年在四川实行按土地亩积均派丁银的做法，并承诺“盛世添丁，永不加赋”，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四川农民的税负在整个晚晴时期与全国其他省相比是偏低的。所以，四川农民在军阀眼中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
1912-1916年这段时间里，北洋政府将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合并，然后加收一成的征解费，在当时称为正粮或者正税，并将其中7成划归由中央支配。当时也在实行“改两为元”，按规制‘1两=1.6元’，按此计算，全省每年额定田赋约为750万元。1917年初，罗佩金督川期间，将包括划归中央所有的税款全部纳为军饷，开启军阀的防区制时代；1918年熊克武在四川任总司令后，防区制全面形成。在此之后，各军阀所驻区域内，不再受到中央政府节制，自己开府执政，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王国。而在防区内，各种税目便如雨后春笋一般不停冒出。据统计，1934年左右，田赋附加税计有：地方、学费、司法、党费、自治、建设、助款等26种，川南地区甚至高达30多种。例如四川王刘湘的二十一军防区内，甚至发明了“感情捐”的收捐项目，如今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但是，军阀对人民的盘剥还未完全铺开，持续性的竭泽而渔使得军阀尝到了前所未有的甜头。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更为快捷的盘剥手段——预征。1918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兵败退回四川绵阳，在该县预征粮税一年，此后，1923-1935年期间，田赋预征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军阀割据地区普遍实行。也就是出现了《让子弹飞》里“汤师爷”的那句经典包袱：前几任县长预征了90年的税。电影虽有夸张，但是现实确实也不遑多让。四川省的预征税从一年两征发展到一年三征甚至六征。梓桐县在1926年时的税款已经预征到了1957年，预征31年；安县在1934年将田赋预征至1983年，预征49年。国民政府初期，随着1928年东北易帜，各地军阀逐渐由国民政府重新节制，四川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也逐渐结束，1935年，“防区制”结束，四川省政府规定田赋正税按照民国初年计算，并且取消了田赋预征制度，采取一年一征。同时规定了“附加三倍临时军费”和“附加保安费一征”。而这实际上只是取消了预征之名，实质上却实行一年五征。正所谓苛政猛如虎，以上种种都是旧社会人民承受的税收之苦。
抗战时期，由于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当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的宣言，全国工业、学校全面向西南迁移，国民政府也逐渐开始实行“田赋三征”以适应全国抗战的新形势。自此，四川人口激增、全面抗战爆发后军粮需求急剧上升、加上国民政府极其腐败，官商勾结囤积粮食。1936-1937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面积占全省80%，受灾人口达3700万人。天灾人祸致使四川粮食极为紧缺，1940年，成都爆发“抢米事件”。实际上，在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管理不善，直接导致了“乱收费、乱摊派和乱涨价”的现象。1940年，四川巴县田赋附加供给8类，达48种且名目五花八门，包括县政府经费、囚粮补助费、县府奉公补助费、‘清共委员会费’、联保办公费等等。《中国农民负担史 第二卷》记载：“四川仪陇县，现年征正税两次、保安费一次、国难费九成、地方附加比照粮额又征百分之一百六十，保甲经费又随粮征百分之一，统计一年，悉达七征。”这种赋税即使在军阀混战时期，这种税收负担也是相当繁重的。

图2 军阀混战期间的四川饥荒采树叶吃的孩子
新中国建立之后，1949年，广大新解放区虽然都征收了农业税（公粮），但征税办法不统一，许多地方还未来得及建立正规的农业税制度。在这个时期，尽管农业税负担的基本政策是全国一致的，但农业税的征收各个解放区之间具体来说不尽相同。因此形成了新老解放区区域性相对统一的两类农业税制。一直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自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执行了统一的农业税条例。1958年，农业税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统一的农业税制度正式形成。2005年12月1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1月1日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农业税这个在中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古老税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农民也彻底摆脱了“田赋”的束缚。

图3 1951年四川农民烧毁地主田契

图4 “全面取消农业税”纪念邮票
在税收宣传月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国家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的宣传、优惠案例的讲解，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得到实惠。而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们更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中国当代的税收始终秉持着税收法定、税收公平等原则不动摇，国家通过各种税收的手段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种旧中国兵连祸结、流离失所、苛捐杂税对人民敲骨吸髓式的压榨真正地一去不复返了。

参考文献：
[1] 张远波. 乱世兵患：1911-1935年川军与当地社会[D].华中师范大学,2016.
[2] 肖鸿今. 论抗战时期四川田赋“三征”[D].四川师范大学,2010.
[3] 匡珊吉. 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1):79-85.

作者：李昊
指导老师：李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