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拥有追求更高目标的底气和实力”——2021年理论视野中的税收热点

李威03

本报记者 单晓宇
还有3天，我们就将迈入新的一年。回眸2021年，我国税收发展大事多、喜事多，也面临风险和挑战。这一年，本报《财税理论专刊》结合国家大势、社会热点，税收大事、喜事，做了诸多策划和报道。这里仅从财税理论界关心和热议较多的话题选取几个方面，作简要梳理，以专家“金句”展现这一年税收工作的热点和重点。
迈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税收不仅站到了一个新的更高起点上，而且拥有了追求更高目标、触摸更高“房梁”的底气和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高培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家认为，税收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百年征程中，“党管税收、税收为党、税收为民、税收为国”的基本定位贯穿始终。
一直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税收理论建设，强调要以税收理论建设指导和推动税收制度建设。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适应当时国情和税情的税收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形成了许多重要税收理论创新成果。专家认为，对于新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从全局高度深入理解和把握的重要创新，至少有两个：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重新定位了财政和国家治理的关系，将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新发展阶段税制建设成效，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局。二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税收制度被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新发展阶段的税制建设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全局。这两个税收理论创新成果意义重大。正是基于这两项理论创新成果，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围绕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专家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税收工作和税制建设应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科学认识税收调节作用，通过构建收入取得、消费支出、财产积累和社会公益多环节税收体系，更好发挥税收在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应有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胡怡建
2021年，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的新起点上，党带领全国人民瞄向了一个宏伟目标——共同富裕。
专家认为，税收既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又是调节经济重要手段，尤其在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应从收入取得、消费支出、财产积累、社会公益和税收征管等多环节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发挥税收作用，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专家认为，建立科学的税收政策体系应侧重于几个原则，包括税收效率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治原则。
专家也指出，税收调节作用受到多方面制约，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税收调节与其他调节的关系。科学认识税收调节局限性，充分估计税收调节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力求调节方式科学、合理，以更好发挥税收在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应有作用。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全球税收治理体系，从更高的站位来看，这既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厦门大学教授 邓力平
2021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过去8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9月，第二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召开。专家认为，本届论坛体现了国际性、专业性和务实性的特点，将进一步助力“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设。
专家观察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成员方税收合作更加紧密，成员方企业发展更加便利，经济全球化得到了重要支撑。“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这样一个中国方案已经逐渐上升到多边方案，乃至世界方案。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发展，专家认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要向国际税收规则设置拓展，在未来国际税收改革中体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的声音和方案；中国税收方案要向世界税收方案延伸，既要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下功夫，也要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回应主要国家关切等方面做文章；国内税收实践要成为国际税收合作的立足点，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机制建设上取得更多成果。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充分把握了税收征管面临的新发展阶段，引入了新的征管理念，构建了新的征管体系和征管模式。
——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樊勇
2021年3月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税收征管现代化，尤其是为推进“十四五”期间的征管改革，勾画出一幅清晰的新蓝图。
专家认为，《意见》把握了现代税收征管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税收征管实践的经验总结提升，也是对现代税收征管理论，尤其是知识体系的丰富和拓展。
专家认为，近年来税务机关在“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税收征管信息化、纳税服务优化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意见》提出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四精”，每个都围绕信息化、数字化展开，也契合目前国际上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给国际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设定了五个不同的阶段，从初始、进阶、成型、领先，到理想阶段。研究对比各国的先进经验，在很多方面中国都进入了领先阶段。
专家期待，随着《意见》的落实，“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着力完成最美好的税收征管实践。
提升税收政策效能的立足点是跨周期调节；发力点是激励创新发展、激励消费进步、激励扩大就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白景明
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随后，跨周期调节不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强调。“十四五”规划也提出，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跨周期一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强调的是宏观政策设计要适应国家总体战略的需要，其目的是促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从而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跨周期”不能作短期的“年度化”理解。
专家认为，跨周期调节的实质是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基础上，巩固、扩大过往政策成果，攻坚克难取得新成绩，确保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立足跨周期调节，选择提升税收政策效能的发力点核心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秉持稳中求进原则，确保税收政策能够切实发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由此出发，可考虑从激励创新发展、激励消费进步、激励扩大就业几方面发力提升税收政策效能。
上亿市场主体是中国经济的座座青山，也是中国经济动力和活力之源。专家观察到，2021年减税政策更加注重税费制度的结构性优化，对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市场主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帮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力度，助力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生机盎然。
2021年9月，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11月15日正式开市。专家认为，我国一贯重视发挥税收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扶持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政策力度和广度不断延伸，扶持主体不断增加，优惠方式不断优化，涵盖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出口税收等一系列税种，形成了一套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北交所的设立，有助于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在资本市场上，税收可以起到为企业融资增信的作用。企业融资问题缓解后，在税收杠杆的撬动下加大研发投入，可更加充分地释放税收政策红利，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像群星闪耀。
环境税收政策的发展历程全面体现了税收领域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成果，彰显出党和政府在处理经济与环境关系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决心与方略。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高萍
2021年，“双碳”成为热词。我国提出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专家认为，需要在碳减排途径、技术、机制和政策上开拓思路、积极创新，开展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税收作为促进节能减排、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低碳发展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专家观察到，现在，我国已初步建立激励性政策与约束性政策相配合，多税种多环节协调发挥作用的环境税收体系。在促进化石燃料的减量化、替代化、清洁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措施，与其他环境手段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专家认为，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应进一步探索有效又可行的制度设计，通过完善环境保护税，在税收制度中更加体现碳减排导向，持续完善主体税种中与环保相关的税收政策等举措，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新注入制度活力，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人口普查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支持，同样有利于税收工作的开展。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亟待有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
2021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人们对老龄化、生育率、人口红利等问题十分关注。
专家认为，总体上看，现行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与现行人口政策基本适应。未来，应对人口形势变化，实现人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系统性的公共政策支持。税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须发挥应有作用，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种措施，促进总和生育率的回升，还应该研究出台更多提升人口素质、老龄友好型的税收政策。
专家认为，税收与人口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税收的总量及其结构有重要影响。我国纳税人的总数以及税收收入的总额在全世界都占据重要的位置。纳税人的数量直接影响税收征管的难度和成本。在税收征管制度设计中，必须结合我国人口情况，考虑实际执行的难度和成本。
同意建立新的国际税收规则，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避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服务税“战争”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朱青
2021年10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核准通过了《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运行近百年的国际税收规则迎来最大的一次变革。
专家认为，“双支柱”是各国为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经过不懈努力和频繁磋商，达成的国际税收规则多边方案。“双支柱”方案包括支柱一和支柱二。支柱一针对现行联结度规则和利润分配规则进行改革，主要解决超大型跨国企业集团部分剩余利润在哪里缴税的问题。支柱二设置了15%的全球最低税，主要解决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各辖区应缴多少税的问题。
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加速推进“双支柱”方案的细节技术研究和落地实施工作，专家认为，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密切跟踪和认真研究，积极做好迎接“双支柱”落地的准备工作。“双支柱”方案施行后，我国在获得相应的征税权利同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为此，需要做好企业所得税规则、给予跨国企业税收优惠待遇等方面的衔接。尤其是支柱二影响更广且计税规则十分复杂，补征税款的计算以及征税国和应税实体的确定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而对各国维护本国税收权益和跨国企业税务合规将带来重大挑战。
本文刊发于《中国税务报》2021年12月29日B1版。

  来源：中国税务报
责任编辑：于燕 (010)6193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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