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税史钩沉 | 从赋税特重到轻税减税，这些时期的赋税政策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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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史钩沉”普法系列
说一说历史上的减税降费
接上回
本周介绍
秦、汉及东汉末年至三国
几个不同时期的“轻徭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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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



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

秦铁权
秦代首创“赋税与徭役并行制”，被后世沿用二千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最大特征”（钱剑夫语）。但显然，因为赋税特重和滥兴徭役，秦代是“轻徭薄赋”的反例。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在赋役上吸取亡秦教训，一上来就实行轻税政策，与民休养生息，财税方面量入为出：“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田租税率定为“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比孟子欣赏的西周“什一而税”的税率还轻。到汉文帝时又诏免税率减半，降为“三十税一”，遂成汉家定制。虽然到东汉初年因战争等所需，田赋一度改行到“十一税率”，但在光武帝刘秀建武六年（公元30年）又诏行恢复“三十税一”，直到东汉献帝初没再变过。

汉代量具一组

汉瓦当
另外，汉代还实行灾歉减免（因自然灾害等减免赋税）、劝农减免（鼓励农耕）、移民免复（国家迁徙劳动力免除徭役）、贫困减免（减免贫民赋税）、行幸减免（皇帝出巡所过之处可以“无出租赋”）等。汉代特别是汉初相对较轻的赋税政策，对恢复农业经济收效明显。《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初到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东汉末年至三国




东汉末年，朝纲解纽，割据纷争，曹操在税制改革领域唱起主角。他先后发布两道“令”推行税改。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冬，颁布《置屯田令》，收效很大。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又颁布《收田租令》，核心条款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包含三层意思：第一，田租一改以前的定率制为定额制，同时降低征收量，每亩四升较东汉时每亩一斗少了很多，“增产不增税”。第二，取消人头税制（算赋，口钱），创行户调制，对户不对人，就家庭手工业产品征收实物税，“增人不增调”。第三，免去一切刍、藁等田租附加税，减除农民负担。曹操税改以均平税负为导向，以鼓励耕织为目标，稳固税基，降低税率，去除杂税，开辟新税，收到了“流民皆归”、“岁大丰收”、“百姓勤农，家家丰足”的成效。

另外，三国时吴国长期坚持“宽租赋”，从吴大帝孙权到吴景帝孙休（孙权第六子），大抵推行“广开田业，轻其赋税”之举。蜀国也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诸葛亮强调：“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但战争对田赋和徭役有刚性要求。尤其是徭役和兵役在魏蜀吴普遍繁重。




历史上的“轻徭薄赋”之夏商周篇

春秋战国如何减税？从“无夺民时”和“不征关税”说起

供稿：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税收宣传中心 吴志峰
编发：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税收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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