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税收优惠必然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上市医药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威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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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维保 张翼飞
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一
引 言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创新主体，企业只有持续进行科技创新，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并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获取利润与提升绩效。但企业创新通常面临三大瓶颈：一是大量的研发启动资金，企业须有持续的资金流作保障；二是研发易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和技术导向等外部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创新受阻或中断，进而引发一系列风险；三是研发的新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动态需求。
已有研究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创新及提升绩效进行了探讨。戴晨 等（2008）、冯发贵 等（2017）分析发现，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的企业，其绩效会优于未受支持的企业；虽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存在滞后性，但税收优惠比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更显著，其中间接税收优惠比直接税收优惠作用更明显。张帆 等（2018）运用固定效应和GMM模型分析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收入和资产净利润率提升效果亦优于财政补贴，尤其是对从事战略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激励作用更显著（陈洋林 等，2018）。
融入企业异质性因素后，税收优惠激励效果呈现明显差异：基础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易受到削弱（白旭云等，2019）；只有当企业由初创期和成长期逐步向成熟期过渡，税收优惠才更有效地助力企业创新并提升企业绩效（陈红 等，2019）；税收优惠促进研发投入力度对非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提升效果优于国有企业（尚洪涛 等，2018）。解决企业异质性带来的政策实施效果差异，我国应结合政策的短期适应性和全局战略性，高起点设计税收优惠政策（张同斌 等，2012），并在制定和落实中逐步由“相机抉择”向“稳定机制”转变，以解决目前政策的规制繁琐和执行效果差异大等问题（余红艳 等，2018）。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从事研发活动产生的成本费用往住占用大额存量资金。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基式减免优惠能够根据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力度，对产生的成本进行加成计算，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降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企业可切实感受到研发投入带来的“加成”效应，即名义上投入1单位资金用于研发，实则用于研发的资金为1.75单位（2018 年起）。此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有利于企业改善内部资金管理水平，为自身持续而稳定的研发投入构筑强有力的资金保障体系；虽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时滞性，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后，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长期来看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贾明琪 等，2017）。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总体上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创新产出后，单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作用会下降（冯泽 等，2019），而组合式研发税收优惠可弥补单一优惠的不足（吴祖光 等，2017；Berube et al.，2009）。若企业研发资金和人力投入比例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要求，那么该企业能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和低税率减免（15%）两项优惠政策，进而进一步助推绩效提升。
我们对仅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单优惠”企业与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低税率减免的“双优惠”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税负横向比较。假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调减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TB，研发支出额为RD，企业所得税税负的计算过程如表1所示。

分析表1结果后发现，与享受了“双优惠”的企业相比 , 仅享“单优惠”企业的应纳税额减少幅度为：（25%﹣15%)÷25%=40%，税后所得增加幅度为：（85%﹣75%)÷75%≈13%，减税效果显著。税基减免和税率减免双重优惠可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将更多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对企业吸引技术投资、加大研发投入具有积极作用。据此，我们提出了假设2：
假设2：企业享有组合式税收优惠相对于单一税收优惠更能激励绩效提升。

三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医药企业作为公共卫生健康保障的重要力量，分析其研发投入产出和企业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了上市医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源自Wind数据库。自2015年起，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享受到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本文搜集了2015～2018年上市医药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相关数据，剔除无研发投入、关键指标数据缺失和*ST企业之后，最终得到了342家医药生产企业的1 368条观测值。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企业绩效（PF），即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益。医药企业既能生产销售医药产品，也能从事研发活动。本文采用财务绩效（PFF）和创新绩效（PFI）来衡量医药企业总绩效。财务绩效指标有企业偿债能力（DC）、营运能力（OC）、盈利能力（PC）和成长能力（GC）；创新绩效指标有研发资金投入力度（RDF）和研发人员投入力度（RDP）。本文对因变量值采用熵权法计算，首先分别计算各绩效指标权重。设绩效的表达式为：

其中，表示各二级指标在所属一级指标内的权重系数。运算后各指标赋权结果见表2。
将权重系数代入表达式（1）、（2）、（3），得到企业绩效函数表达式结果为：


由表2赋权结果得出，财务绩效在企业绩效中占比最大（0.828），其中销售增长率和资本增值速率各占0.5；其次是偿债能力，速动比率在指标内占0.765 5；第三为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0.530 9）比重略高于总资产报酬率（0.469 1）；创新绩效中，研发资金投入力度权重比研发人员投入力度高 0.194。总体上，各指标权重差异较明显。代入对应指标权重并计算加权平均值，即可求得各样本最终的绩效分值。
2.自变量：为解决研发强度和自变量之间潜在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获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以衡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PDI）优惠力度；企业未享受低税率优惠时的应纳税额无法直接得出，因此低税率减免（CIP）力度计算步骤为：（1）根据实际应纳税额、低税率和基本税率（25%），还原出无优惠的应纳税额；（2）根据无优惠应纳税额计算减免税额 ；（3）对减免税额取对数（当企业无税率优惠时，减免力度为 0）。
3.控制变量：结合上市医药企业的规模差异，共设置了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Age）两项控制变量。
三种变量的具体计量方法如表3所示。

（三）模型构建
由于样本医药企业中部分企业只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单优惠”，另一部分企业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低税率减免的“双优惠”，因此本文对享受“单优惠”和“双优惠”的医药企业分别构建了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4）和（5）。函数表达式分别如下 ：

两组模型中，PFS和PFD分别表示享受“单优惠”企业和“双优惠”企业绩效变量，α、χ为常数项，β、φ为相关系数，其中系数β1和φ1经济含义是税收优惠力度每提高1个单位，对上市医药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ε、ζ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分析（略）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15～2018年342家上市医药企业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能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而提升企业的综合绩效；（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激励效果显著；（3）税收“双优惠”与“单优惠”相比未起到显著的叠加效果，政策实际执行效果未达到政策预期；（4）“双优惠”对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企业的激励效果略优于仅费用化的企业。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
低税率优惠易受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获利情况影响，对医药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影响较弱。而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力度越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的优惠力度越明显。若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一步减少限制门槛，则有助于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进而使企业享受到更多优惠，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改善生产经营。同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应鼓励企业参与“产学研”等联合研发，减少委托研发，促进国内医药企业在竞争中合作共赢，使企业长期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相契合。
（二）结合企业异质性设计组合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应重视对研发效率和质量的考核，研发产成品能否成功推广与应用，是衡量效率的重要依据。同时，政策应体现对研发产出的奖励措施。如可探索扩大企业所得税销售收入“三免三减半”的范围，试行企业自销售新产品取得的第一笔收入起前三年免税，第四年到第六年减半征税，使新产品和创新能促进企业发展，使科技进步的企业，有资格享受收入减免税优惠政策。若企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则持续享受该优惠。
（三）提高税收监督能力，防范支出归集风险
针对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操纵利润等潜在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税务部门要在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归集中起到指导和监督作用，当发现企业资本化比例明显高于同行业经营环境相似的其他企业，应对其进行预警和检查，维护税收优惠落实的秩序，引导企业据实计量利润，降低经营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四）发挥企业创新绩效的传导激励作用
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的提升对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财务绩效，企业须根据偿债能力“量力而行”，合理控制研发资金债务筹资规模，防范信用风险；结合营运能力，盘活存量资产，提升资产流动性，控制流动风险；关注盈利状况变化，及时淘汰低产出率等不良资产，全面优化研发活动、资产管理和生产销售活动，消除管理不善对绩效提升的不利影响，助力企业健康成长，提升企业价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0年第7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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