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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生育率与家庭养老|于也雯 龚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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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7 14:3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生育政策、生育率与家庭养老

作者:于也雯 龚六堂

【摘要】: 近年来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下降、社会劳动供给不足和家庭养老压力增加的问题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在内生化生育率的模型中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来分析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  同时讨论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生育率和家庭养老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隔代抚养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提升有一定作用,更为重要地,隔代抚养能够增加社会总劳动供给,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但是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②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但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作用不确定;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和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解决 生育率低下和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会增加家庭养老压力。 ③社会养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在人口老龄化社会,鼓励隔代抚养、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提高生育率,并减轻家庭养老压力。 本文认为,重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如隔代抚养的作用,对于改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单一的政策难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要想提高生育率,增加劳动供给并降低家庭养老压力,需要结合中国家庭现实并实行一系列相关政策。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加快完善托育服务,包括鼓励隔代抚养和发展正式的育儿照料市场,同时降低生育直接成本,并制定合理的生育补贴政策以及完善社会养老政策,以帮助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关键词】:   隔代抚养;  生育政策;  生育率;  家庭养老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21)05-0038-19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1.05.002


一、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截至 2019 年末,中国 60 岁和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为 18.13%和12.57%,超过轻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根据国家统计局预测,预计在“十四五”期间,60 岁和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 20%和14%,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面临老龄化进程加速、加深的严峻形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预期寿命提升和生育率降低是老龄化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在 1990年为 69.15 岁,此后逐年提升至 2018 年的 76.70 岁(见图 1(a))。 与此同时,中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量从 1990 年的 2.31 人下降至 1997 年的 1.61 此后稳定在 1.60—1.70 之间见图 1(a)),低于保持世代更替应有的生育率水平 2.10 预期寿命提升以及生育率下降驱使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老龄化改变家庭结构汪伟, 2016)。 一方面生育率降低增加了子女需要承担的父母赡养费用“4—2—1”家庭面临较大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预期寿命提升意味着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能动作用增加进而影响代际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经济活动  ②老龄化影响老年抚养比和劳动参与率王维国等,2019;李建伟,2020)。 1990 年中国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 8.30 名老年人而到了 2018 年则要负担 16.80 名老年人见图 1(b)),社会保障面临巨大压力同时劳动参与率从 1990 年的 79.17%下降至 2016 年的 70.89%(见图 1(b)),劳动供给不断减少。 ①老龄化背景下的生育率低下    家庭养老压力大以及社会劳动供给不足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担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政府自 2014 年起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并逐步向全面二孩政策调然而在当下宽松的生育控制政策环境下生育率并未明显上升见图 1(a)),再生育意愿低下。②如何鼓励生育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以及促进劳动供给不仅是政府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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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内生化生育率的模型中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  分析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同时讨论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生育率和家庭养老等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开始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严成樑,2018;郭凯明等,2021);同样地,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老年人参与抚养孙子女这一行为。 这是因为:①老年人参与抚养孙子女,即隔代抚养,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 年数据显示,51—80 岁的中老年人中 40.19%参与照顾孙子女其和配偶过去一年平均花费 2446.89 个小时用于照看孙子女隔代抚养是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更贴合中国家庭现实情况隔代抚养影响家庭生育决策(Raymo  et  al.,2014) 和年轻人劳动供给(Dimova  and  Wolff,2011; 郭凯明等 2021)。 一方面隔代抚养减少了年轻人生育子女需要投入的时间因而年轻人愿意生育更多的子女严成樑,2018);另一方面隔代抚养替代了年轻人教养子女的时间(Guo  et  al.,2018;Compton  andPollak,2014),年轻人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郭凯明等,2021)。 尤其是在托育市场发展仍不完善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对于改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模型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作用

不同于现有文献着重分析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放开生育二孩政策等生育控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生育补贴政策对家庭以及社会的影响。 ③现实生育率数据显示,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减弱。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从经济角度鼓励生育,不仅符合国际经验,同时也满足中国现实需求。 生育补贴是指由政府向生育子女的家庭提供的直接经济转移, 包括产假补贴、抚养补贴等,如匈牙利政府免除生育抚养至少四个孩子妇女的个人所得税。  生育补贴降低了生育成本,进而提升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目前,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生育补贴政策,如中国法律规定,向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的妇女发放生育津贴,延长女性产假,并推行男性陪护假以及将子女教育支出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

然而,  鲜有文献分析生育补贴政策对生育率、家庭养老,以及劳动供给的影响。 本文考察生育补贴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不仅弥补了现有文献研究的缺失,同时对于中国构建多维度的生育支持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不同于现有关于生育决策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研究单一政策, 如生育政策或社会保障政策的影本文综合讨论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的作用 预期寿命提升和生育率下降是老龄化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劳动供给不足家庭养老压力加重等问题 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需要通盘考虑生育率劳动供给和家庭养老的问题 中国家庭结构复杂不仅老年人隔代抚养现象普遍存在同时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郭庆旺等,2007;刘永平和陆铭,2008;贾俊雪等2011;汪伟,2016)。由于子女数量下降每一子女承担的义务赡养压力增加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具有替代关系(Zhang  and  Zhang,1998;张川川和陈斌开,2014),因此可以通过调整社会养老政策减轻家庭养老压力郭凯明和龚六堂,2012)。 但单一维度的政策具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厘清不同政策制度对人口结构养老问题和劳动供给的作用机制和局限性探寻符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政策组合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将人力资本积累引入模型中,以正确把握隔代抚养文化、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 经济的影响,这是因为:①人力资本是未来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 出于“利他动机”的父母投资子女教育,希望子女未来有更高的收入,能过更好的生活;出于“利己动机”的父母投资子女教育,希望子  女未来更有能力赡养自己(刘永平和陆铭,2008;汪伟,2016)。 ②人力资本是社会劳动供给的重要组成。 一方面,当人口增速下降时,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缓解社会劳动供给不足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家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①因此,本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政策分析结果,同时模型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包含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的内生化生育率的跨期迭代模型,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在托育市场发展仍不完善时隔代抚养的本质是什么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隔代抚养有什么作用生育补贴政策是否能够促进生育率提升社会养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

理论发现:①隔代抚养有限地提升生育率大幅增加社会总劳动供给但同时提高家庭赡养比增加家庭养老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因此需要实施更多的政策以促进生育率提升和家庭养老压力下降 这一结果和中国现实一致尽管隔代抚养普遍存在生育率仍然低迷 考虑到生育成本等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可以从经济角度切入制定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极大地提高生育率但对社会总劳动供给具有倒“U”型作用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和生育补贴政  策可以有效解决生育率低和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会加重家庭养老压力社会养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可以从鼓励隔代抚养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三方面出发以增加劳动供给提高生育率并减轻家庭养老压力 当前中国正式的托育市场发展仍不完善应弘扬中国传统家庭文化鼓励隔代抚养以释放劳动供给 尽管政府已推出一系列生育补贴政策如子女教育支出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府应更加明确化生育补贴政策加快构建完整的生育支持体系并完善社会保障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①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能动作用。 在模型中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模型更贴合现实家庭结构。 ②系统分析不同政策对生育率、劳动供给和家庭养老的影响。 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且出台了不同的政策鼓励生育。 本文从生育补贴政策、社会养老政策出发,基于理论模型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各项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并探寻符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政策组合。 ③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社会要求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应对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社会劳动供给不足问题,  企业增加对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需求以更好地应对技术进步和提升经济效益,个体投资人力资本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获得更高的收入。 因此,在分析家庭决策时,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机制。 ④理论研究发现,单一的政策难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想提高生育率、增加社会劳动供给并降低家庭养老压力,需要结合中国家庭现实并实行一系列相关政策。 本文的研究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构建内生化生育率的模型,  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并求解模型;第三部分基于理论模型探究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生育成本的影响 机制;第四部分分析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并探究在老龄化社会中应如何 制定政策以提升生育率、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理论框架和理论分析
本部分构建内生化生育率的模型, 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以分析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同时讨论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生育率和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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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制分析
(1) 人口老龄化和隔代抚养。
预期寿命提升和生育率降低是老龄化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Harper and    Leeson,2008),本文从预期寿命这一维度刻画人口老龄化。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低生育率所引致的家庭养老压力日益加重问题逐渐显现。 从图2 中可以看出:随着预期寿命(横轴)的提升,包含隔代抚养和不含隔代抚养模型的生育率均下降,人力资本水平、储蓄率、家庭赡养比和社会总劳动供给均有所上升,这一发现符合现实情况,也与 Zhang and Zhang(2005)的发现相同;相较于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包含隔代抚养下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以及储蓄率上升速度更慢,而人力资本水平、家庭赡养比和社会总劳动供给上升速度更快。   本文将从隔代抚养对经济的作用以及老龄化对隔代抚养的作用这两方面来解释这一发现。

从图 2 可以看出,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总劳动供给和总产出。 隔代抚养作为代际时间转移的一种方式,拓宽了子女年轻期的时间禀赋,子女有更强的生育意愿和劳动意愿。 隔代抚养促进年轻期劳动供给增加进而收入增加,因此年轻期储蓄金额增加。 物质资本积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一方面降低了储蓄的意愿,即储蓄率降低,另一方面增加了年轻期收入的贴现值,收入效应导致年轻人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郭凯明等,2021)。  ②人力资本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对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需求,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家庭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社会劳动供给的重要组成, 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缓解社会劳动供给不足具有正向作用。 隔代抚养对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劳动供给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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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还可以看出,隔代抚养降低储蓄率、提高家庭赡养比,增加家庭养老压力。 由于子女需要向提供隔代抚养的父母支付赡养费用,隔代抚养具有家庭养老的功能,因此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 的储蓄养老的动机被削弱,子女的赡养负担增加,即隔代抚养降低储蓄率,提高家庭赡养比。 ①

预期寿命提升意味着老年人在年老期拥有更多的时间禀赋,   老年人可以提供更多的隔代抚养并获得更多的赡养费用,即随着老龄化深化,隔代抚养增加。 因此,在老龄化社会,相较于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包含隔代抚养下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以及储蓄率上升速度更慢,而人力资本水平、家庭赡养比和社会总劳动供给上升速度更快。  隔代抚养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有限,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因此 需要实施更多的政策以提升生育率和减轻家庭养老压力。 由此,本文提出:

理论发现 1:非正式的育儿照料,即隔代抚养,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提升有一定作用,可以提高劳动供给,缓解人口老龄化。 但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且会增加家庭养老压力。 重视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鼓励家庭内部对隔代抚养进行经济支持, 发挥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能动作用对于改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重要部分,隔代抚养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
劳动供给不足问题。

(2) 生育成本。
近年来,中国物价上涨,房价高企,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生育成本提升以及养老压力增大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父母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促使父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教养子女,教养时间成本的增加同样制约了生育。 图 3 结果显示,随着生育成本(横轴)增加 16.67%(从 0.30 增加至 0.35),生育率下降约 14.00%,家庭赡养比增加约 16.00%—33.00%,社会总劳动供给降低约 8.00%—15.00%。 不同的是,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人力资本投资和水平随生育成本增加而增加,而在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人力资本投资和水平随生育成本增 加而减少。 这是因为,生育成本对人力资本具有直接收入效应:生育成本增加压缩了年轻人的劳动禀赋,即(1-nq)减少,劳动收入减少降低了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生育成本通过影响隔代抚养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生育成本增加促进了隔代抚养,隔代抚养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作用。 在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直接收入效应导致人力资本下降;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隔代抚养对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主导了生育成本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收入效应,因此人力资本增加。 也正是由于生育成本增加促进了隔代抚养,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家庭赡养比上升更快,储蓄率下降更快。 由此,本文提出:

理论发现 2:降低生育直接成本可以提升家庭生育意愿;可以从经济角度切入,以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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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分析
这里的研究内容包括:   基于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分析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以及探究在老龄化社会中应如何制定政策以提升生育率、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增加劳动供给。

1. 生育补贴政策
生育补贴是由政府向生育子女的家庭提供的直接经济转移,包括产假补贴和抚养补贴等。 2019 年匈牙利政府提出“家庭保护行动计划”,免除生育抚养至少四个孩子妇女的个人所得税,帮助有至少两个孩子的家庭买房以鼓励生育。 为了鼓励生育,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生育补贴政策,如中国法律规定,向因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期间的妇女发放生育津贴;延长女性产假,并推行男性陪护假;以及将子女教育支出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 图 4 描绘了当生育补贴率(横轴)增加时经济的变化情况。 随着生育补贴的增加,无论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还是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其生育率均大幅提升,给予等价于工资收入约9.00%的生育补贴可以实现生育率为 2.01。 从图 4 还可以看出, 生育补贴的边际影响递增,即生育补贴越大,对生育率的实际作用越强,具体表现为当生育补贴率从 0 增加到 5.00%时,生育率(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从 1.69 增加至 1.85,增加 0.16 人;当生育补贴率从 5.00%增加到 10.00%时,生育率从 1.85 增加至 2.05,增加 0.20 人。对比隔代抚养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和生育补贴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可以发现,   生育补贴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隔代抚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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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还是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生育补贴均提高人力资本;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生育补贴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是递增的。 生育补贴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生育补贴对人力资本具有直接收入效应。 生育补贴增加年轻期总收入,进而增加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二是生育补贴通过影响隔代抚养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生育补贴对隔代抚养具有“U”型作用,隔代抚养对人力资本具有正向作用。 一方面,生育补贴对隔代抚养具有“挤出效应”。 对于年轻人生育补贴和隔代抚养均会增加年轻期总收入进而影响生育储蓄等行为当生育补贴增加时生育补贴会挤出一部分隔代抚养另一方面生育补贴对隔代抚养具有需求效应”。生育补贴 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也挤出了年轻人的劳动时间降低了年轻人的劳动收入 为了缓解劳动时间的减少年轻人增加对隔代抚养的需求 当生育补贴低于临界值时生育补贴对于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挤出效应起主导作用当生育补贴高于临界值时生育补贴大幅提高生育率并大量挤出年轻人单位劳动时间需求效应起主导作用因此最终表现为生育补贴对隔代抚养具有“U”型作用    不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生育补贴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收入效应导致人力资本上升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由于叠加了生育补贴对隔代抚养的作用生育补贴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是递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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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生育补贴对社会总劳动供给具有倒“U”型作用。   这是因为,当生育补贴低于临界值时,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正向作用主导了年轻人单位劳动时间减少对社会总劳  动供给的负向作用因此表现为社会总劳动供给增加当生育补贴高于临界值时年轻人单位劳动时间减少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负向作用主导了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提升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正向作  因此表现为社会总劳动供给减少  总的来说生育补贴对劳动供给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取决于生育补贴的大小但对比仅实施生育补贴而不含隔代抚育的情形隔代抚养搭配生育补贴可以增加劳动供给

生育补贴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与基准的参数选取有关。 为此,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本文假设基准参数值在合理范围内变动,考察生育补贴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否稳健。 本文分别假设对子女数量的偏好为 γ=1.35 和 γ=1.40,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为 τ=0.45 和 τ=0.55,对年幼期休闲的偏好为 φ=0.90 和 φ=1.10,义务赡养比为 M=0.10 和 M=0.20,并结合 n=1.69 分别校准 β。结果显示, 当外生参数值在合理范围内变动时,生育补贴对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仍然明显,生育补贴 对家庭赡养比、储蓄率和总劳动供给同样具有“U”型和倒“U”型作用,这与图 4 的结论一致。 ①

从预期寿命提升的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可以发现,随着预期寿命(见图 5(a)横轴)从 0.85 提升至0.95, 将生育补贴率( 见图 5 (a) 纵轴) 相应地从 8.74%提升至 9.04%( 包含隔代抚养的情况),或从9.26%提升至 9.75%(不含隔代抚养的情况)仍可以实现生育率为 2.00。 但随着预期寿命提升, 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家庭赡养比维持在 0.18 左右的高位水平。 总的来说,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和生育补贴政策有助于大幅提升生育率,增加劳动供给,但两者都会加重家庭养老负担。 由此,本文提出:

理论发现 3: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极大地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但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作用不确定;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和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解决生育率低和劳动供 给不足的问题,但会加重家庭养老压力。 单一维度的政策具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需要考虑其他政策以解决家庭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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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养老政策
“4—2—1”的家庭结构下,家庭养老问题突出。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具有替代关系(Zhang  and Zhang,1998),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可以降低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 ( 郭凯明和龚六堂,2012) 这里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分析社会养老对生育率和家庭养老的影响 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指年轻人向政府缴纳社保基金政府将这部分基金作为养老金转移给当期老年人假设社保缴费率为 g当期老年人收到的养老金为pt 则个体在年轻期和年老期面临如下预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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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
本文发现,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情况下,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能够提高生育率并降低家庭赡养比。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当生育补贴率为 8.00%时,社保缴费率(横轴)在包含隔代抚养模型下为 7.00%以及在不含隔代抚养模型下为 8.00%,均可实现生育率约为 2.00,此时家庭赡养比分别为 0.11 和 0.08。 其中,包含隔代抚养模型下的家庭赡养比 0.11 较不存在社会养老政策情况下的 0.16 更低,生育率则从 1.97 提高至 2.00。 因此,在老龄化社会,鼓励隔代抚养、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是应对劳动供给不足、生育率低下、家庭养老压力大的重要手段。

同时, 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  可以通过调整生育补贴和社保缴费率组合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当预期寿命为 0.90 时,在包含隔代抚养的模型下,实施 8.00%的生育补贴率和 7.70%的社保缴费率可以实现生育率为 2.00 和家庭赡养比为0.12。随着老龄化继续深化,当预期寿命为 0.95 时,实施 8.00%的生育补贴率和 8.90%的社保缴费率可以实现生育率为 2.00 和家庭赡养比为 0.13;实施 7.50%的生育补贴率和 13.20%的社保缴费率可以实现生育率为 2.00 和家庭赡养比为 0.10。 因此,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预期寿命的改变),通过调整生育补贴和社保缴费率组合可以保持生育率在 2.00,且家庭养老压力较不实施任何政策情况下的家庭养老压力低。 据此提出:

理论发现 4:社会养老政策能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但难以大幅提高生育率。 鼓励隔代抚养、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是应对劳动供给不足、 生育率低下、  家庭养老压力大的重要手段;同时在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可以通过调整生育补贴和社保缴费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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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 国际经验显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从经济角度鼓励生育,并完善托幼服务是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方式。  本文在内生化生育率的模型中引入隔代抚养和老年赡养来分析隔代抚养在老龄化社会中的作用,   同时讨论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生育率和家庭养老的影响。

本文发现:①隔代抚养有限地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增加社会总劳动供给,但提高家庭赡养比,增加家庭养老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无法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考虑到生育成本等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可以从经济角度切入,制定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 ②生育补贴政策可以大幅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但对社会总劳动供给的作用不确定。 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和生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解决生育率低下和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会加重家庭养老压力。 单一维度的政策具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需要考虑其他政策以解决家庭养老问题。 ③社会养老政策难以促进生育率大幅提升,但可以有效降低家庭养老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社会,鼓励隔代抚养、实施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提高生育率,并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①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生育控制政策作用式微,无论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均未带来生育高峰,再生育意愿不 强。 目前中国第三次婴儿潮,即 1986—1990 年出生的人口,仍处于生育窗口期,同时 1990 年后出生的人口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当前生育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一旦错过 80 后、90 后群体,未来要想再提高生育率,将事倍功半。由于当前人们生育意愿和再生育意愿不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不能完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进程。

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中国各层次教育普及化,中国人力资本红利将部分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对社会劳动供给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应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实现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加强高等教育普及,以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 这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社会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并促进企业生产和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开发老年人力资本,通过延迟退休等手段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同样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③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生育决策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个体最优的内生选择,并非完全由数量控制政策决定。 其中, 教育投入、医疗费用、住房支出等生育成本是制约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以保持房价平稳;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从经济角度切入,通过补贴政策鼓励生育。 冰岛、瑞典、法国等 OECD 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政府增加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包括直接生育补贴、父母税收减免和产假补贴,以及育儿支持和补贴等,可以减弱不断提高的生育成本对于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目前,中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生育补贴政策,如子女教育支出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明确生育补贴政策。 同时, 单一的生育补贴政策具有局限性,难以全面解决生育率低下、劳动供给不足、家庭养老压力大等多方面问题。 因此,政府应立足中国家庭现实,通盘考虑各项政策利弊,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考虑到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政府可以从推行生育补贴和完善社会保障两方面着手,以提升生育 意愿并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④鼓励隔代抚养并发展托育市场。幼儿托育问题是困扰中国家庭的难题, 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OECD 国家发展经验显示,幼儿入托率和生育率具有正向关系。 育儿机构的完善和普及,可以有效缓解生育、抚育和劳动参与的冲突,尤其是和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冲突,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 目前,中国的托育市场发展仍不完善,政府应大力发展并监管托育市场,切实解决幼儿入托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家庭普遍存在隔代抚养的现象。 隔代抚养是一种非正式的、家庭内部的育儿照料形式,可以有效弥补正式育儿照料服务的不足以及存在的缺陷,如道德风险等。 大力弘扬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发挥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能动作用,对于解决劳动供给不足和生育率低下问题 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可以从情感和经济两方面鼓励隔代抚养;另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可以发放“祖父母照顾者津贴”以支持隔代抚养。

本文模型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拓展: 一是丰富人力资本形成过程或放宽对于效用函数的限制  本文假设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受父母物质资本投入影响且假设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此本文未考虑生育数量质量替代机制 二是对生育补贴政策等的经济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侧重理论分析隔代抚养生育补贴政策和社会养老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 可得的情况下可以丰富相关政策的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封进,韩旭.  退休年龄制度对家庭照料和劳动参与的影响[J].  世界经济, 2017,(6):145-166.
〔2〕郭凯明,龚六堂.  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J].  金融研究, 2012,(1):78-90.
〔3〕郭凯明,颜色.  延迟退休年龄、代际收入转移与劳动力供给增长[J].  经济研究, 2016,(6):128-142.
〔4〕郭凯明,余靖雯,龚六堂.  退休年龄、隔代抚养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21,(2):493-510.
〔5〕郭庆旺,贾俊雪,赵志耘.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J].  经济研究, 2007,(8):58-72.
〔6〕贾俊雪,郭庆旺,宁静.  传统文化信念、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J].  世界经济, 2011,(8):3-18.
〔7〕李建伟.  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技术进步与经济潜在增长率[J].  管理世界, 2020,(4):96-113.
〔8〕刘永平,陆铭.  从家庭养老角度看老龄化的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J].  世界经济, 2008,(1):65-77.
〔9〕秦雪征,庄晨,杨汝岱.  计划生育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8,(3): 897-922.
〔10〕庹思伟,周铭山.  人口结构、劳动参与率与长期实际利率演变——基于女性劳动文化视角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2):47-63.
〔11〕汪伟.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6,(1):67-96.
〔12〕汪伟,刘玉飞,彭冬冬.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1):47-61.
〔13〕王维国,刘丰,胡春龙.  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1):116-131.
〔14〕严成樑.  延迟退休、隔代教养与人口出生率[J].  世界经济, 2018,(6):152-172.
〔15〕张川川,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11):102-115.
〔16〕Barro, R. J., and G. S. Becker. Fertility Choice i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etrica, 1989,57
(2):481-501.
〔 17 〕 Becker, G. S., K. M. Murphy, and R. Tamura.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S12-S37.
〔 18 〕 Compton, J., and R. A. Pollak. Family Proximity, Childcare, and Women’s Labor Force Attachment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4,(79):72-90.
〔19〕Dimova, R., and F. C. Wolff. Do Downward Private Transfers Enhance Matern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around  Europe[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1,24(3):911-933.
〔20〕Fanti, L., and L. Gori. Endogenous Fertility, Endogenous Lifetim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Child Policie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4,27(2):529-564.
〔21〕Guo, R., H. Li, J. Yi, and J. Zhang. Fertilit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Parental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8,46(1):145-156.
〔 22 〕 Guzman, L. Grandma and Grandpa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Patterns of Involvemen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M]. Washington DC: Child Trends, 2004.
〔 23 〕 Harper, S., and G. Leeson. Introducing the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2008,1(1):1-5.
〔 24 〕 Kotlikoff, L. J., and L. H. Summers.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89(4):706-732.
〔 25 〕 Lumsdaine, R. L., and S. J. C. Vermeer. Retirement Timing of Women and the Role of Care Responsibilities for  Grandchildren[J].  Demography, 2015,52(2):433-454.
〔26〕Raymo, J. M., H. Park, M. Iwasawa, and Y. Zhou. Single Motherhood,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Time with Children  in  Japan[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4,76(4):843-861.
〔 27 〕 Rosenzweig M. R., and J. Zhang.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  Weight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9,76  (3):1149- 1174.
〔 28 〕 Van Groezen, B., T. Leers, and L. Meijdam.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 Pensions and Child Allowances  as  Siamese  Twin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2):233-251.
〔29〕Van Houtven, C. H., N. B. Coe, and M. M. Skira. The Effect of Informal Care on Work and Wages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13,32(1):240-252.
〔30〕Zhang, J., and J. Zhang. Social Secur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Endogenous Growth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31(5):1225-1241.
〔 31 〕 Zhang, J., and J. Zhang. The Effect of Life Expectancy on Fertility, Saving, Schooling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107(1):45-66.
〔 32 〕 Zhang, J., J. Zhang, and R. Lee. Rising Longevity, Education, Savings,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70(1):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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