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烟酒”人生

姜新录

我的“烟酒”人生
付少辉

前几天，去医院看望一位好朋友。他是因为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住院调养。一番寒暄，话题自然而然落到了烟酒上。“以后喝酒是不是得注意了？医生咋说的？”我关切地问。“唉！可不是嘛，从今往后，酒是坚决得戒了，至于烟嘛，也得注意，不敢放开抽了！”郑重地回答时，眉宇间写满了无奈。
这位朋友老家在外省，多年前找了咱甘肃的姑娘，人就生活在了兰州，也有缘成为与我交往笃厚的好兄弟，其性格人品及行事为人都相当不错，乐于助人，侠义豪爽，朋友当然就多一些，每每聚在一起，少不了烟酒助兴，我当然只有羡慕的份儿。在他眼里，好友相逢，如果在喝酒问题上扭捏作态、推三挡四，多少显得有点不诚心。
也许，以新时代的眼光看来，“烟酒”之交不可取，不尽符合文明、健康、和谐的价值导向。但在我比较固执的观念中，还是对能抽烟、善喝酒的他心生一份仰慕。这也难怪世人为什么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痴迷崇拜了千百年。归结为一句话，错不在烟酒本身，得看它们的主人是谁，酒品如何。
从朋友的故事不由得想起我的这一辈子。其实，骨子里我是很想成为一个既能吞云吐雾、又能猜拳行令之人的，在我恒久而朴素的思想里，七尺男儿的潇洒做派就该如此。每当看到《水浒传》里众英雄们以酒会友誓盟，酣畅淋漓地一饮而尽，然后将空碗慨然砸地纷飞的快意恩仇劲儿，是多么地让人血脉贲张，真想当即动身，投奔梁山水泊。
正是迷恋于自小就生发于心底的这份英雄情结，让我对家长们、师长们“远离烟酒”的谆谆教导不以为然，尽管历史反复证明，我并不是烟酒界的行家里手。记得上小学那年代，我家还住在乡下胡同里，时不时会和小伙伴们在玩耍之余，偷偷地自己卷着棒子抽“旱烟”。其实，不怕大家笑话，烟叶子稀缺，大人管得紧，我们往往卷的是干树叶，把人呛得既咳嗽又流泪，还乐此不疲。估计正是这种“大一钻”的山寨烟，让我自小对本有好感的烟，有了一份原始而混沌的错觉：这烂怂叶叶子到底有啥好抽的？！
至于喝酒，自小就经受父亲“熏陶”。那时候农家生活还很艰辛，逢年过节才有可能去城里打些散酒回来。父亲喝的也不多，但每下肚一杯都感觉细品慢咽、有滋有味。也算是逗乐，父亲倒不反对我品尝一两杯，但辛辣刺激的酒精味常常使得我挤眉弄眼，一副痛苦状。这时候，全家都哈哈大笑，以此为乐。
人常说烟酒不分家。但自小的烟酒初体验，显然让我对自己有了初步的定性：我这人看来是娘胎里带来的，不是抽烟喝酒的料，这辈子算是完了。估计也是因为如此，后来在中学及至大学，每当有烟酒的场合，我基本都无奈地充当“吃瓜群众”。心里暗自思忖：与其抽烟的姿势让人笑话、酒喝不过三杯就头晕眼花，还不如就正大光明地说“咱不好这口！”
后来就参加工作了。新的人生起点上，思想难免有新的波澜：身边好多人都说了，工作单位不同于学校，面临的环境和人际需要你有一些改变，不沾烟酒咋适应五光十色的世界呢？那还不简单，先从易操作的抽烟开始。于是向身边的同事学习，特别是一起参加工作、又同住单身宿舍的会宁同事成为了我学习的榜样。每次出行，尤其是周末逛街的时候，穿上洁白的衬衣，记得在胸前口袋里揣上一包颜色很是鲜艳的香烟，路人都能看见，尽管若隐若现，但不难分辨出是“哈德门”，还是“老刀”，或者是“白沙”。无论是与谁相见（当然是男同胞），都装模作样地掏出烟盒，潇洒地打开，抽出递给对方一支，感觉自己真的成为了一名有头有面的社会人。
当然，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不到一半年，我的烟盒就慢慢“歇菜”了，一方面，烟都让别人抽了，费用也不小，自己着实有点冤；另一方面，好像也逐渐悟出，生活并不一定得如此，不抽烟的生活倒也清新雅致，还不招周围人嫌。于是，原本自以为是男人标配的烟就真的与我形同陌路了，直至今天，十足“烟盲”一枚。
再说说参加工作以后的酒。暂且不论博大精深的中华酒文化，单说自己的经历吧。参加工作头些年，全社会的酒风很盛，不论是单位上的公务应酬，还是与亲朋好友的相聚，是少不了酒的，所以管你爱喝不爱喝，自己终归还能喝那么一些，当然有些酒确实想喝，喝得情深义厚、满嘴留香，酒过三巡而不醉；但有些酒就不一定了，不想喝但还不得不喝，于是勉强喝几杯反倒头晕目眩。再后来，全社会劲吹健康养生风，加之各种制度约束，酒感觉越来越失宠了，于是自己原本练就的一点酒量也就日薄西山，再也提不起来。及至今日，有时候竟然“三月不知酒味”，偶然有缘喝上一杯，一张老脸瞬间变成“红二团”。
不过，凡事都有个度。我还是主张，烟酒之事，尽在随意之间，在合理的范围内抽几支、喝几杯未尝不可，不仅是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为国库增税做一份贡献，也许还对生理、心理有益。所以，前文所提及的我那已经出院的好朋友，估计他也不会真的就能戒得一干二净。改天约他聚一下，浅酌二两叙旧也未尝不可，如此方可安然度过这天寒地冻的大冷天，也不辜负这洋溢着浓浓烟火气的诗酒年华！

（2023年12月2日写于金城黄河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