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 “双拥公约”的历史回声

平井桃桃桃

“双拥公约”的产生背景

1939年，延安女子大学有个学员在延河边的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一个战士边走边踢路上的石头，一块石头正巧打到了这个女学员的头上，双方争执起来，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作了批示:由部队检讨而平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民关系的不够融洽。


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首任政府主席。10 月12 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边区政府首府在延安，共管辖 23 个县，总面积 12.96 万平方公里，人口 150多万。它既是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权机关，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

由于陕甘宁边区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以及国民党当局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时期的拥军观念这里逐渐淡薄，一些干部群众片面考虑自身困难，对军队的支持援助相对减少，甚至被动应付和埋怨军队。而军队方面也出现不尊重地方，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个别同志的军阀主义倾向、本位主义观念表现突出。

1942 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和军政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要在全党中说明，假如军队削弱，假如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任务。”在军队本身，则应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靠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


《决定》深刻阐述了军民、军政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加强彼此间的团结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严格要求。这次会议上，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各自检查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为了克服各自的缺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经军队和地方政府商定，分别在部队和地方开展一次“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的运动。

  1943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公布了《拥护军队决定》和《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确定了1月25日至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重新修订公布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各级政府充分认识拥军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并定期进行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给予批评、指责和惩罚。在1月15日《解放日报》上，林伯渠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文章，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连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军公约》。

在边区政府发起拥军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驻军——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还决定，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作出深刻、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经过这次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变，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完全转变过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拥军公约》和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拥政爱民公约》，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见诸报端的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第一次提出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的基本政策，后来被纳入党的十大基本政策之一。这既是对部队过去开展拥政爱民工作的总结，也是对红军时期群众工作的发展。

继这两个公约之后，双拥运动迅速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不久，新四军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发表在1943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4月1日，晋西北军区政治部给所属各部队发布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同时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2月27日，为响应晋冀豫区党委双拥运动指示，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并与晋冀豫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拟定了拥政爱民、拥军公约草案，也发表在1943年12月29日的《解放日报》上。

来 源：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