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收政策的实施路径

天竺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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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们应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及时地进行相应调整，通过消费、投资、进出口等路径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调节作用，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税收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们应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及时地进行相应调整，通过消费、投资、进出口等路径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调节作用，从而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
聚焦当下，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冲击后，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由于当前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内部经济恢复尚不牢固，加之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因此，目前我国经济恢复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仍十分严峻。2023年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应实现进一步“加力提效”。具体到当前税收政策的实施，应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外贸保稳提质，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升外贸对国民经济的支撑性作用，进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
提振消费信心，释放经济活力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稳住经济增速十分重要。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表现十分突出，2013—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50%，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据统计，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仅为32.8%。因此现阶段应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提振消费信心，释放经济活力。而税收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以激发消费潜力为实施路径，助力经济恢复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因此，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及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较大的冲击及困难。尽管目前疫情的影响已逐渐消散，但由于经济周期的波动具有一定的惯性，因此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提振市场主体消费信心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就业及民生问题面临着重重压力，而就业作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环节之一，若就业形势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则会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滞缓，消费水平下降，进而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应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而税收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我们应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助力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夯实中国经济基础的保障。此外，基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情况，还应充分发挥税收对稳就业的积极作用。综上所述，税收政策可从降成本、稳就业等方面发力，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国民经济稳中求进贡献力量。
一是降低消费成本，正向引导消费。适当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税费，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成本，同时，考虑到消费税仅针对特定消费品课税，因此，可充分发挥其对消费的正向引导作用，通过社会总消费量的增加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税收优惠是影响消费市场的重要政策变量之一，在当前着力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们可通过税收优惠有效降低消费成本，引导消费。以汽车消费领域为例，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以及我国2022年实施的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激发了特定类型乘用车的消费潜力。
二是稳定市场主体，促进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由于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重要载体，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发挥税收稳定市场主体的作用，通过税收政策的有效调控，深入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发展，降低市场主体的负担，保障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通过稳市场存量、扩市场增量的方式达到稳就业的目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教育及培训，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以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制定适度和简便的税收政策及社会保险政策保障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以促进我国充分就业，保障民生和社会稳定，进而实现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助力解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困难。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近年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铸就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伟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但立足于现实，我国2022年基尼系数为0.48，仍处于较高水平，距离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应发挥政策合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由于高收入群体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受收入水平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有效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则成为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因此，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形成“中间大、两边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在该结构下，消费规模趋于扩大，经济活力得到释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是关键。针对收入分配的不同阶段，应该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达到精准施策。
初次分配阶段更加注重效率原则，主要通过增值税等具有中性特征的税种来促进生产、分配、流通及消费各个环节的畅通，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在该环节征收消费税等调节税种，用以调节价格和生产要素，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调节目标。再分配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原则，因此主要运用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针对性作用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因其与居民收入息息相关，可以直接用于调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一步，基于我国2018年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与综合改革相结合的成功经验，我们应着力于综合所得的扩围以及优化税率结构，进一步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可以分步实施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实现税收的调节效应，优化收入分配，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促进税收公平；另一方面，可优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扩大累进税率中低档税率的级距，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劳动报酬的税收负担，提高劳动积极性。同时，在征收管理环节可以探索通过大数据关联的方式，有效管理劳动报酬的收入记录以避免税收流失造成不公平，减少对劳动积极性的抑制效应，并在时机成熟时试点夫妻关联申报，以降低劳动报酬的家庭税收负担，促进共同富裕。此外，应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收管理，提高征收效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阶段同样应注重公平。要弥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之处，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收入群体自愿捐赠、参与公益活动。既可以在捐赠额中制定所得税相关税收减免，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也可以在增值税中制定捐赠额免税等政策，实现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综上，不同收入分配阶段中，各个税收政策将对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促进作用。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持续增加，收入结构可得到改善，加之生存型支出的减少，进而可使得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扩大有效投资，优化经济结构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有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等压力，应以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经济、调结构、补短板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在扩大市场需求、优化供给结构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税收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也应以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作为政策实施路径，进一步发挥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以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持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在“软环境”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类企业提供支持，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结构，为经济恢复发展注入动力。二是应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优化营商环境。刺激性政策或可在短期内对市场主体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制度的确定性更为重要。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收入占比最高的税种，是与市场经营主体关联最为紧密的税种，其立法将有利于增强我国整体税制的确定性，实现营商环境的优化，进而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投资者预期，扩大有效投资。
此外，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须加大创新驱动型投资，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保障。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全社会研发经费及研发人员数量均呈快速增长趋势，我国现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应积极发挥税收政策在引导创新驱动型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应根据科技创新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进行扶持，在基础研究阶段通过税收激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发挥市场主体的投资作用，减少因基础研究不确定性对投资意愿所产生的抑制作用，最终实现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夯实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为未来形成自立自强的科技成果提供支撑。又如，在企业转型升级阶段，通过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产生减税效应，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更多企业转型升级，全面激发我国市场主体创新的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在关注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也应处理好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下一步要着重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税收体系，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坚持绿色投资，鼓励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可能减少在污染资源环境基础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推动绿色发展、健康生活，如期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
一是应完善我国绿色低碳税收体系。我国现行的绿色低碳税收体系以环境保护税、资源税、消费税为主。但是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主要集中在区域性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颗粒物，未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征税。而温室气体作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更为深远。我国已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更好建设绿色清洁的环境，下一步在加强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解决基本性环境保护问题的同时，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低碳税制体系，使环境保护税与资源税、消费税等其他税收政策建立协同效应。
二是发挥税费优惠对绿色发展的支持作用。在环境保护税进一步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限制力度，减少碳排放以及增强消费税对消费行为引导作用的基础上，可在企业所得税中增加对企业减碳技术投入的税前扣除优惠，使我国的绿色税制由“绿色”向“绿色低碳”提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外贸保稳提质，支撑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受疫情影响，传统国际循环也有所弱化，在此背景下，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而外资外贸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为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中的作用，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基于此，中国税收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与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应持续跟踪双支柱的最新动向，积极参与数字税收规则的制定，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促进世界收入分配的平等，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我国税制而言，应减少税制摩擦，完善我国进出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和出口退税等税收制度，助力消除税收壁垒，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畅通生产要素的国际循环；就税收征管而言，应促进“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充分分享、交流及总结“以数治税”的成功经验，利用大数据、计算机等技术赋能现代化征管手段，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旭红 |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周沛洋 |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研究人员
来源：《新理财》(公司理财)杂志2023年2-3月合刊
编辑：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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