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小步前行”抑或“大步迈进”？——基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的视角｜曾益 张冉 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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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小步前行”抑或“大步迈进”？——基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的视角

作者：曾益 张冉 李姝

【内容提要】：文章运用精算模型分析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未延迟退休年龄，基金将在 2036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2070 年累计赤字为 713.21 万亿元，财政于 2036 年起承担补贴责任，2020-2070 年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12.32%；（2）如果执行“女先男后”延退方式，当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均值分别降至 9.2%、9.78%、7.88% 和 6.29%，为尽可能减轻财政压力， 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3）如果执行“男女一起”延退方式，当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 均值分别降至 7.91%、7.06%、6.37% 和 5.97%，为尽可能减轻财政压力，仍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可见，从降低财政责任视角，无论执行何种延退方式，每年延迟 6 个月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延迟退休 延退速度 养老保险 财政责任

【中图分类号】：F241.34；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21）04-0102-14

DOI:10.19477/j.cnki.11-1077/f.2021.04.008

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即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我国极有可能于“十四五”末期（即 2025 年）延迟退休年龄①。1978 年的退休年龄政策一直执行至今②，即男性、女干部和女工人分别于 60 岁、55 岁和 50 岁退休。但是 1981 年至 2015 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 ①从 67.77 岁增加至 76.34 岁②，根据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编制生命表，60 岁城镇男性人口和55 岁城镇女性人口可分别预期存活至 83.84 岁和 86.78 岁。可见，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已执行 40 余年的退休年龄政策与现在的人口预期寿命不符，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延迟退休年龄常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相联系，当出现缺口，延迟退休年龄带来开源节流的效果，成为发达国家首选的政策工具之一（Breyer 和 Hupfeld，2010；Hess，2016）。

我国于 2000 年迈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8.1%，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沉重。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例，截至 2015 年底，仅 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金征缴收入可应对支出③；2018 年可获得全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数据的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④中，仅 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金征缴收入可应对支出；如果将统筹层次上升至全国一级，自 2014 年起基金征缴收入无法应对支出，财政补贴从 2014 年的 3548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10318.86 亿元⑤，5 年内财政补贴增加近 2 倍。可见，延迟退休年龄迫在眉睫。

然而，我国还未公布具体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以下简称“延退方案”），应当以何种速度延迟退休年龄？是“小步前行”（如每年延迟 2 个月）还是“大步迈进”（如每年延迟 6 个月）？在男女性一起延迟退休年龄（以下简称“男女一起”）或者先延迟女工人再延迟女干部最后延迟男性退休年龄（以下简称“女先男后”）的情况下，应以何种速度延迟退休年龄？这些都是值得回答的问题。本文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视角，模拟分析不同延退方案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以期找出能在较大程度上缩小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与财政责任的方案，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和《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顺利实施提供实证依据，以期健全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后文如无特别说明，养老保险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一）理论分析

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因素（即人口结构）、经济因素（包括缴费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增长率）和社会因素（包括法定缴费率、退休年龄、征缴率和养老金替代率）。当其它因素不变， 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相对增加，基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基金可持续性减弱，基金缺口增加（程永宏，2005），反之亦然。当其它因素恒定，退休年龄越高，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越多，基金支出越少，从而基金可持续性增强（刘学良，2014），反之亦然。缴费工资增长率、法定缴费率和征缴率决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当其它因素不变，这三项因素取值越高，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越强（Krpan 等，2020），反之亦然。养老金增长率和养老金替代率决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当其它因素恒定，这两项因素取值越高，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越弱，基金缺口越大（Verbič 和Spruk，2014），反之亦然。

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型的国家，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财政在缴费环节一般不给予补贴，但由于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当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收支缺口时，财政需承担兜底责任，以保证基金可持续运行。当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和财政责任随之增加。为减轻财政压力，延迟退休年龄成为政策工具之一。延迟退休年龄增加缴费人数并减少待遇领取人数， 从而增加基金收入并减少基金支出，进而增强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降低财政压力。然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效果受到延退速度的影响，因为延退速度决定每年缴费人数的增加值和待遇领取人数的减少值。延退速度越快，每年缴费人数的增速和待遇领取人数的降速越快，从而基金收入的增速和基金支出的降速越快，对基金可持续性的改善效果越明显，财政责任愈发得到减轻，反之亦然。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关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效果，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延迟退休年龄对个人财富、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第一，延迟退休年龄对个人财富的影响。Vincenzo（2008）发现为应对老龄化挑战，各国都将在 2050 年前延迟退休年龄，这将减少未来个人养老金财富。阳义南等（2014）指出个人养老金财富与退休年龄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延迟退休年龄能增加所有参保女性与 33 岁及以后参保男性的个人养老金财富。第二，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鲁元平等（2016）发现延迟退休年龄使劳动力、消费和投资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景鹏和郑伟（2020）认为在确定预期寿命下，延迟退休年龄可促进国民经济总产出增加。也有学者的结论相反，Fanti（2014）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在短期内促进国民经济，在长期内引起经济下降。第三，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Fehr（2012）、于文广等（2018）、景鹏等（2020）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缩小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缺口。苏春红和李松（2016）得出延迟退休年龄使2050 年S 省养老金缺口减少86.31%。Blake 和Mayhew（2010）、余立人（2012）则认为延迟退休年龄的效果不确定。

大多学者认为延迟退休年龄能缩小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我国应该选择何种延退方案以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席恒等（2014）认为设定公平合理的退休年龄的前提是考虑人群差异。齐传钧（2016）认为我国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使基金难以实现精算平衡，作为理性人的劳动者更偏好短缴费而非延迟退休， 因而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难以实施，而每年延迟 3-6 个月、“女先男后”的延退方案能减少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社会阻力。刘阳等（2017）基于劳动力供给视角，发现自 2020 年起实施“男女一起”、每年延迟 6 个月直至 65 岁的方案能使产出最大化，并弥补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李晓芬和罗守贵（2018）认为自 2022 年起实施“女先男后”方案能使 2050 年养老金缺口缩小 63.6%。郑功成（2013） 认为“小步前行”、“女先男后”、多缴多得的方案带来的社会阻力较小；杨钒（2020）认可“女先男后”、女工人优先、最后实现 65 岁同龄退休的延退方案；杨李唯君等（2019）认可男女同步退休的方案。

综上所述，学术界基本认可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积极影响，并基于不同视角得出最佳延退方案，只是由于视角和参数设定的差异，结论存在差异。然而，大多研究并未考虑“男女一起”和“女先男后”两种延退方式的差异，也未分析不同延退速度（每年延迟多少个月）产生的影响，以及延退速度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首先在理论分析部分给出延退速度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丰富社会保障基金理论，然后设定不同的延退速度和延退方式，分析各项延退方案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财政责任的影响，是促进还是阻碍基金可持续运行， 是增加还是减轻财政压力，最后基于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的视角，找出最佳或较为理想的延退方案。

四、参数设定
（一）延迟退休年龄方案设定

目前男性、女干部、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不在一个“起跑线”，在设定延退方案时，需考虑是“男女一起”还是“女先男后”，还需考虑每年延迟多少个月，即延退速度，因为不同延退速度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影响程度不同。本文设定 8 套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如表 1 所示，考虑到延退方案出台后需给予公众缓冲期，本文设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于 2025 年执行。每年延迟 2 个月相当于每 6 年延迟 1 岁，每年延迟 3 个月相当于每 4 年延迟 1 岁，每年延迟 4 个月相当于每 3 年延迟 1 岁，每年延迟 6 个月相当于每 2 年延迟 1 岁①，根据延退速度，本文将每年延迟 2 个月或 3 个月界定为“小步前行”，每年延迟 4 个月或 6 个月界定为“大步迈进”。

（二）人数预测、生育率和年龄参数

本文通过2015 年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队列要素法预测分城乡、性别和年龄的人数和新生人数①，并考虑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情况，最终得到城乡常住人数。基于此，采用相同方法计算 2020-2070 年各年参保职工人数，并考虑每年存在 22 岁城镇人口参与就业②并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

基于我国目前就业形势，将职工首次参保年龄设为 22 岁③，最大存活年龄设为 100 岁④。虽然“全面两孩”政策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但生育意愿仍较低。根据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现阶段“全面两孩”生育意愿为 20.5% ⑤，结合“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本文得出城镇和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34 和 1.53。

（三）缴费基数、就业率和缴费率

2019 年法定缴费基数为 82413 元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约等于人均GDP 增长率，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在未来会放缓，本文沿用闫坤和刘陈杰（2015） 的结论，设定在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下，2020 年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为 6%，2021-2025 年为 5.5%， 2026-2030 年为 5%，每 5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直至达到 2%。如文献回顾所言，延迟退休年龄使得劳动力数量增加，对人均 GDP 增长率起促进作用，但延迟退休年龄又会带来就业岗位挤占，降低人均GDP 增长率，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到底如何？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部分发达国家已延迟退休年龄（详见表 2），但我国还未延迟退休年龄，因此可借鉴计量方法中的渐进双重差分法思想评估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均 GDP 增长率的影响。根据数据的获得情况，本文使用2009-2018 年 1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由于使用跨国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计量结果详见表 3。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也未控制时间效应，第（2）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但控制时间效应，第（3）列加入控制变量且控制时间效应，本文使用第（3）列结果。可见，如果采取“女先男后”方式且每年延迟 2 个月，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2.209 个百分点，但实施其它延退方案对人均 GDP 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按照这一计量结果，本文对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后的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做如下设定：如果采取“女先男后”方式且每年延迟 2 个月，2020 年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为 6%，2021-2024 年为 5.5%， 2025 年为 7.709%，2026-2030 年为 7.209%，每 5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直至达到 2%；如果实施其它延退方案，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与未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时的取值一样，即 2020 年为 6%，2021-2025 年为 5.5%，2026-2030 年为 5%，每 5 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直至达到 2%。

根据奥肯定理，人均 GDP 增长率变化会带来就业率变化，孙文凯（2014）得出人均 GDP 增长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就业率上升 0.31 个百分点。据此，如果采取“女先男后”方式且每年延迟 2 个月，就业率将比未延迟退休年龄时的就业率高 0.685 个百分点（=2.209×0.31）；如果实施其它延退方案，就业率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时的就业率一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9 〕 13 号），2020 年及以后法定缴费率为 24%，其中单位和个人缴费率分别为 16% 和 8%。

（四）征缴率、养老金计发比例和利率

2019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征缴收入（39514.93 亿元）除以 2019 年应征缴收入等于 2019 年养老保险征缴率，2019 年应征缴收入等于 2019 年参保在职职工人数（31177 万人）乘以 2019 年法定缴费基数（82413 元）乘以 2019 年法定缴费率（25% ①），据此可以得出 2019 年征缴率为 61.52%。截至 2020 年 11 月 25 日，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由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唐珏和封进（2019）证实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费可使养老保险征缴率上升 13.5 个百分点，即征缴率由 61.52% 提高至75.02%（=61.52%+13.5%）。本文设定 2020 年征缴率为 61.52%，2021 年及以后为 75.02%。

养老金计发比例依据《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 号）设定②。根据 2003-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8 年养老金增长率（10.03%）为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11.32%） 的 89%，本文以此设定未来养老金增长率。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统一和规范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31 号），本文设定 2020 年及以后个人账户记账利率为 5%。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大多存放于商业银行，未进行市场运作，故本文将基金保值增值率设为 2.1% ③。

五、实证结果

基于精算模型和参数设定，本文分别模拟未延迟退休年龄与延迟退休年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以此判断基金是否存在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进而计算财政责任。考虑到本文设定的 8 套延退方案执行周期较长，为尽可能反映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程度，本文将精算分析期间设置为 50 年， 即 2020 年至2070 年。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 〕 49 号）指出自 2020年 2 月起，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免征中小微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 2020 年 12 月底，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湖北省）减半征收大型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 2020 年 6 月底，湖北省免征大型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 2020 年 6 月底。依据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约为48.06% 和 51.94%，湖北省养老保险单位缴费占全国的 3.48%。本文在分析时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

（一）情况 1：未延迟退休年龄

从表 4 可见，当未延迟退休年龄，由于 2020 年实行社保费减免政策，养老保险基金在 2020 年短暂出现当期赤字，2021 至 2027 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于支出，自 2028 年起再次出现当期赤字，此时仍有累计结余弥补当期赤字，但随着当期赤字不断扩大，累计结余于 2036 年耗尽并开始出现累计赤字，2036 年累计赤字为27455.15 亿元，此时财政需给予养老保险补贴以保证养老金足额给付，2036 年财政责任为 26890.45 亿元。2070年累计赤字扩大至713.21 万亿元，是 2070 年基金支出的 15.07 倍（=7132119.76/473205.69），财政责任随之增加至 2070 年的 269392.17 亿元，是 2036 年财政责任的 10.02 倍（=269392.17/26890.45），如果计算各年财政责任在 2070 年的终值，2036-2070 年财政责任终值之和（以下简称“累计财政责任”）为 698.54 万亿元。2020-2035 年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①的比重为 0，2036-2070 年为4.89%-28.23%，2020-2070 年均值为12.32%。

（二）情况 2：延迟退休年龄—“女先男后”

从图 2 可见，采取“女先男后”方式，假定每年延迟 2 个月（方案 1），2025 年退职比从未延迟退休年龄时的 0.4588 降至 0.4451，即在未延迟退休年龄时，2025 年 2.18 位在职职工抚养 1 位退休职工，实施方案 1 后，2025 年 2.25 位在职职工抚养 1 位退休职工，2070 年退职比从未延迟退休年龄时的 1.119 降至 0.9311。如果每年延迟 3 个月（方案 2），2070 年退职比降至 0.7607。如果每年延迟 4 个月或 6 个月（方案 3 或方案 4），2070 年退职比降至 0.6145 ①。可见，当其它条件相同，延退速度越快，退职比的改善程度越明显。

退职比的改善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起积极作用。实施方案 1 后，基金分别于 2029 年和 2037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财政于 2037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1034 万亿元。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时点均延后 1 年，但累计财政责任增加 48.02% ②，因为方案 1 促进经济增长， 导致累计赤字和累计财政责任的数值被放大。然而， 实施方案 1 后，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从未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时的 12.32% 降至 9.20%。

实施方案 2 后，基金分别于 2029 年和 2037 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财政于 2037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557.18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9.78%；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时点均延后 1 年，累计财政责任减少 20.24%， 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2.54 个百分点，但与方案 1 相比，均值上升 0.58 个百分点，这也是因为方案 1 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压力减轻。实施方案 3 后，基金分别于 2029 年和 2038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财政于 2038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450.67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7.88%；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当期赤字时点和累计赤字时点分别延后 1 年和2 年，累计财政责任减少 35.48%，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4.44 个百分点。实施方案 4 后，基金分别于 2030 年和 2041 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财政于2041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342.75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6.29%；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当期赤字时点和累计赤字时点分别延后 2 年和 5 年，累计财政责任减少50.93%，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6.03 个百分点。

可见，在“女先男后”的前提下，如果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分别为 9.20%、9.78%、7.88% 和 6.29%。从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视角，每年延迟 6 个月的方案是最佳或较为理想的选择，即分别于 2025 年、2035 年和 2045 年开始延迟女工人、女干部和男性退休年龄，至 2053 年所有职工退休年龄达到 65 岁。

（三）情况 3：延迟退休年龄—“男女一起”

采取“男女一起”方式，假定每年延迟 2 个月（方案 5），从图 3 可见，2070 年退职比从未延迟退休年龄时的 1.119 下降至 0.7164，即在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下，2070 年 1 位在职职工抚养1.119 位退休职工，实施方案 5 后，2070 年 1.4位在职职工抚养 1 位退休职工。如果每年延迟 3 个月（ 方案 6），2070 年退职比降至 0.649。如果每年延迟 4 个月或 6 个月（方案 7 或方案 8），2070 年退职比降至 0.6145。可见，当其它条件相同，同样存在延退速度越快、退职比改善程度越明显的结论，且“男女一起”对退职比的改善效果好于“女先男后”。

实施方案 5 后，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 2034 年和 2044 年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财政于2044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441.18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7.91%。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时点分别延后 6 年和 8 年， 累计财政责任减少 36.84%，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4.41 个百分点。

实施方案 6 后，基金于 2049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财政于 2049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 累计财政责任为 388.56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7.06%；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延后 13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44.38%，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5.26 个百分点。实施方案 7 后，基金于 2053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财政于 2053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345.28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6.37%；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延后 17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 50.57%，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5.95 个百分点。实施方案 8 后，基金直至 2057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财政于 2057 年起对养老保险承担补贴责任，累计财政责任为 316.67 万亿元，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5.97%；与未延迟退休年龄情况相比，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延后 21 年，累计财政责任下降54.67%，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下降 6.35 个百分点。

可见，在“男女一起”的前提下，如果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分别为 7.91%、7.06%、6.37% 和 5.97%。从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视角，每年延迟 6 个月的方案仍是最佳或较为理想的选择，即女工人、女干部和男性均于 2025 年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分别于

2053 年、2043 年和 2033 年达到 65 岁。

（四）敏感性分析

当其它参数不变，如果人均 GDP 增长率比基准假设提高 0.5 个百分点，本文主要结论未发生改变①， 具体如下：

（1）当未延迟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基金于 2037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 11.71%；

（2）当延迟退休年龄，如果采取“女先男后”方式，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

（3）如果采取“男女一起”方式，仍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当其它参数不变，如果“全面两孩”生育意愿提高至 50% 或者基金保值增值率提高至 3%，本文主要结论仍未发生变化。

六、结论与启示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但我国还未公布具体的延退方案。本文运用精算模型分析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与财政责任的影响，以期找出合适的延退方案。

本文假定所有延退方案于 2025 年执行，研究发现：

第一，当未延迟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基金于 2036 年开始出现累计赤字，2070 年累计赤字为 713.21 万亿元，财政于 2036 年起承担养老保险补贴责任，至 2070 年累计财政责任为 698.54 万亿元，2020-2070 年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2.32%。

第二，如果执行“女先男后”方式，当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分别降至9.20%、9.78%、7.88% 和 6.29%，为尽可能减轻财政压力，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

第三，如果执行“男女一起”方式，当每年延迟 2、3、4 和 6 个月，财政责任占财政总支出比重的均值分别降至 7.91%、7.06%、6.37% 和 5.97%，为尽可能减轻财政压力，仍建议每年延迟 6 个月。可见，从提高基金可持续性与降低财政责任的视角，无论采取“女先男后”还是“男女一起” 的延退方式，每年延迟 6 个月是最佳或较为理想选择。

上述结论均通过敏感性测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宣传延迟退休年龄的益处。延迟退休年龄之所以会引起公众反对，是因为公众普遍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会挤占就业岗位、降低经济增长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率下滑，甚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会带来就业岗位挤占。不仅如此，延迟退休年龄不会降低养老金待遇，由于缴费年限延长，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均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延迟退休年龄益处的宣传，减少公众的抵触。

第二，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参量改革。延迟退休年龄是养老保险制度参量改革的一项，在乐观情形下， 延迟退休年龄将养老保险基金开始出现累计赤字时点推迟至 2057 年，为进一步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并减轻财政压力，应推进其它参量改革，如国有股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提高征缴率等。然而， 近几年养老保险制度参量改革缓慢，如延迟退休年龄一直出现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但延退方案仍未出台；2013-2019 年划转 621.21 亿元国有股至社保基金，占国有资产总额的0.032%，远低于国家要求的 10%；征缴率一直停留在 60% 左右。因此我国应尽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参量改革。

第三，探索建立退休年龄与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分离的制度。我国职工退休即开始领取养老金， 在一定程度上引致部分职工提前 2-3 年退休，是造成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上升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可考虑参照发达国家（如美国）经验，建立退休年龄与养老金待遇领取年龄分离的制度，即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可领取养老金，从而减少提前退休现象，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不仅如此，还可以改革现有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鼓励职工晚退休或晚领取养老金，如明确“多缴多得、长缴长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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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文献：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小步前行”抑或“大步迈进”？.pdf (1.29 MB, 下载次数: 34)

2021-9-8 11:2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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