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 ——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尹李峰 李淼 缪小林

白云载酒

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 ——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

作者：尹李峰 李淼 缪小林

【内容提要】：减税降费和地方债增长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两个关联手段。在不减少财政支出前提下，减税降费在短期内必然带来地方债增长，但是否会引发地方债风险，关键取决于减税降费在长期内是否形成高质量税源，以此缓解地方债长期增长压力。本文利用2009-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短期来看，采用收入占比反映的减税降费促进了地方债增长，该实证结论通过替换变量、考虑内生性和改变实证方法后仍然稳健，且这一效应在南方及保增长压力地区更加明显；（2）长期来看，滞后一期到四期均没有出现减税降费显著抑制地方债增长的结果，初步判断存在债务风险隐患；（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减税降费没有促进高质量税源的形成。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减税降费 高质量税源 地方债风险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78（2021）03-0056-14

DOI:10.19477/j.cnki.11-1077/f.2021.03.005

一、引 言

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国将减税降费定位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和深化税收体制改革予以落实。2013-2017 年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 3 万多亿，近年来减税降费规模不断增大，2020 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 2.5 万亿。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了居民企业税负，但也给各级政府带来了较大的财政负担（郭庆旺，2019）。与此同时， 我国财政赤字率也在不断提高，从 2011 年的 1.8% 增长到 2020 年的 3.6%，中央和地方均面临较大的财政运行压力，地方政府尤为突出。我国地方债规模相应也呈现不断增长态势，地方债余额由 2014 年15.41 万亿上升至 2020 年 11 月的 25.56 万亿①。地方债持续增加是否与减税降费政策有关？这种正向关联是否在长期一直持续？该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着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

减税降费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财政收入端的表现，旨在通过降低经济参与主体的税费负担，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期内，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增加地方债。其基本逻辑是，减税降费政策直接削弱了地方政府当期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不变甚至出现支出扩张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举债。李明和龙小燕（2020）、马珺和邓若冰（2020）等研究均指出，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支缺口逐年扩大。实际上，短期内减税降费带来债务增长属于正常的收支平衡现象，并不能认为其带来债务风险。按照减税降费政策的初衷，短期内通过降低企业税负，以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进而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在长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红利。换句话说， 短期内因为减税降费带来的债务，将会由长期形成的高质量经济红利带来的税收增量予以偿还。具体来看， 减税降费必然带来短期内地方债增长，如果减税降费形成了高质量税源，长期来看地方债负担应该下降； 相反，如果减税降费政策未能形成高质量税源，不但形成的债务无法偿还，还不能缓解新增债务压力， 长期内地方债负担势必进一步增长。因此，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看减税降费政策是否形成高质量税源，进而在长期内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以高质量税源为切入点研究了减税降费政策对地方债风险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减税降费影响债务风险的基本逻辑，发现了高质量税源这一重要中介变量，揭示减税降费与地方债风险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从实证层面，基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分别检验减税降费对债务增长的影响，重点通过长期效应判断是否引发风险。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充分发挥减税降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质增效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综述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减税降费对地方债风险影响的有关研究相对匮乏，大部分学者关注于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及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李明和龙小燕（2020）认为，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压缩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在支出刚性不减的大背景下，势必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 迫使地方政府通过举借地方债的方式来维持其财政运行；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2）也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将会带来政府赤字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政府债务余额的增长；马珺和邓若冰（2020）也持有相同观点，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承压，与此同时， 财政支出却保持高速增长，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高培勇（2017）认为， 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虽然表面上涉及政策安排以及体制调整，但是其归宿与直接影响是同一的，即均依赖于“借钱”来实施，进而引起赤字增列以及政府债务增发。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威胁其财政可持续性（邓晓兰和陈宝东，2017；郭庆旺，2019；李戎等， 2018；刘安长，2019；汪晓文等，2020；叶青和陈铭，2019；张斌，2019）。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会增加财政税收收入，不会造成较大财政压力（黄健等，2018；丁宏和张志超， 2017；Niepelt，2005）。

虽然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运行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对实体经济的调节与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从经济总量来看，减税降费显著发挥了普惠性政策效果，极大地提振了市场的信心，有效改善市场预期（蒋震，2019）；同时可以提升社会总需求、刺激企业投资并提升供给效率（申广军等，2016）；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总量提升（Adkisson 和 Mohammed， 2014；Rebelo，1991；申广军等，2016；闫坤和于树一，2018）。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杨志安和邱国庆（2019）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并降低第二产业占比，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闫坤和于树一（2018）认为，减税降费更加注重于激励创新与创业，推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陈华等，2012；杨华， 2013）；并且减税降费也能够助推经济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要素驱动转型，加速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产业竞争优势巩固与加深（王乔和黄瑶妮，2019）。

学界已有研究对本文来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上述关于减税降费的研究在视角及内容方面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第一，学界现有关于减税降费对地方债风险影响的研究较少，多集中于理论分析层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为已有理论研究提供经验证据；第二，已有研究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关系的文献，大多关注减税降费的短期影响，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长期效应，本文基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分析减税降费对地方债风险的影响。

（二）理论假说

发行地方债实质上是地方政府提前使用未来财政资金以实现当期各项工作目标的财政行为，是财政资金的一种跨期配置手段。如果当期地方债的使用，能够在未来还款期创造充足的财政收入，进而弥补当期政府举债，地方债就不存在债务风险。因此，减税降费是否会扩大地方债规模，形成地方债风险，需要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进行考量。

第一，减税降费与短期地方债。减税降费通过税收优惠以及财政体制调整的方式减轻居民企业税费负担，将政府财政资源导入企业与消费者，实施减税降费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在民生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刚性增强，随之财政支出增幅也不断提高，这将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逐渐扩大，促使地方政府通过举借债务的方式， 维持其财政可持续运行。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带来地方债增长。

第二，减税降费与长期地方债。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一旦起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实体经济的产业竞争优势及创造高质量发展势能的作用，则将形成高质量税源， 在长期产生财政收入红利，弥补地方政府的当期举债，不会造成地方债风险。但是如果减税降费的规模与质量均未能满足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则不会形成高质量税源，在长期就不会产生足以弥补当期地方债本息的财政收入，从而形成地方债风险。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长期来看，如果减税降费形成高质量税源，将对长期的地方债产生抑制作用，不会造成地方债风险；如果减税降费未促进高质量税源形成，势必带来债务持续增加，地方债风险出现。

三、政策背景与实证设计
（一）政策背景

自 1998 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减税降费一直都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与政策强度有所不同。我们通过梳理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国财政年鉴》可以发现，1998 年以来的减税降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8-2007 年， 该阶段未形成系统的减税降费导向，措施较为零散单一；第二阶段是 2008-2013 年，该阶段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特征；第三阶段是 2014 年至今，该阶段减税与降费协同发力，并逐步过渡到“全面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1. 1998-2007年减税降费的主要措施

由于该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促投资、促消费”的支出端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收入端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该阶段减税降费并不是积极财政政策主旋律。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在实行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不断完善税费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严厉打击各种偷逃骗税行为，这将会抵消减税降费政策的激励效果。

2. 2008-2013年结构性减税阶段

在官方层面，200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及结构性减税，但是并未给予具体解释。学界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即有减有增，结构性税收政策调整（陈小亮，2018）。

该阶段党中央为实现扩大投资、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改善民生等政策目标（陈小亮， 2018），出台了多项减税以及增税政策。在减税方面，为扩大投资，实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并且通过提高其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来降低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促进其投资；为拉动消费，一方面实行小排量汽车的消费税以及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 2000 元提高至3500 元，提高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为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实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

在减税政策不断落实的同时，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为主要目标的结构性增税也在同步进行。首先，清理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其次，实行燃油税费改革，提高汽柴燃油的消费税水平；最后，进行资源税改革，提高对土矿与原矿的资源税征税标准。

3. 2014年至今全面减税降费阶段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开始使用“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的政策论断，并在 2016 年提及“全面减税降费”，显示出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力度不断增强。该阶段的减税降费涉及面广、政策力度大并且成效显著。

该阶段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举措包括：“营改增”、增值税税率调整、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实行所得税专项扣除以及降低社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切实降低企业与家庭的税费负担，实现扩大投资、促进消费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目标。具体减税降费举措见表 2。

控制变量标志为  X。主要回顾了地方债相关文献以及考虑了省级数据可得性，控制下述经济社会特征对地方债的影响。（1）人均 GDP  的对数值（rj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公共投资需求和未来的偿债能力越高，因此债务规模可能越大（曹婧等，2019；邓淑莲和刘潋滟， 2019；冀云阳等，2019；毛捷等，2020）；（2）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decyzjz），用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财政营收能力造成一定程度影响，进而影响地方  债规模（邓淑莲和刘潋滟，2019）；（3）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gdzctz），该指标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根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的调查研究，地方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4）财政压力（czyl），用财政缺口（财政支出减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比值进行度量，本地区财政压  力对地方债具有显著影响（冀云阳等，2019;    李一花和乔栋，2020）；（5）人口密度（rkmd），使用辖区总人口除以总面积的对数值进行衡量，反映人口规模（曹婧等，2019；毛捷等，2020）；（6） 对外开放程度（dwkf），使用地区人均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对数值进行度量，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  区较易受到外部风险冲击，影响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影响财政收入以及债务规模（杨灿明和孙群力， 2008;    钟辉勇和陆铭，2015；冀云阳等，2019）；（7）财政赤字（czcz），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差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行反映，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则越会  激发地方政府举债需求（李一花和亓艳萍，2017）。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时间跨度为 2009-2018 年，截面主要涉及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上文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以及回归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国 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等。为了剔除物价变化对经济变量实际值的影响， 采用GDP 平减指数对经济变量进行价格调整。除此之外，为尽可能保证指标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特征， 对相关指标进一步取自然对数。主要变量解释及统计描述如表 3 所示。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短期影响效应检验1. 基准模型检验

本部分主要对公式（1）进行回归检验。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作为基准回归方法，同时分别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加入聚类稳健标准误，一方面由于该方法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不敏感，提高估计准确性；另一方面，由于同一地区在不同年份的随机扰动项存在相关性，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可以更好地捕捉组内相关性的特征，从而获得真实标准误的一致估计。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除回归结果（3）之外，所有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都在 5% 统计水平以上显著，表明减税降费越明显，该地区地方债规模越大，在短期内减税降费会扩大地方债规模。主要原因是减税降费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 直接压缩地方政府用于经济建设及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空间，同时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刚性较大及地区间经济增长竞赛，促使地方政府直接举债或通过投融资平台等手段进行债务融资，扩大了地方债规模。

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短期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

首先，用人均地方债余额（per_debt）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人均地方债余额为对数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 5 中（1）回归结果表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减税降费依旧促进了地方债规模膨胀。

其次，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地方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gdp_debt）进行稳健性检验，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中（2），减税降费依旧对地方债增长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tax）进行稳健性检验，依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为表 5 中（3），可以发现，税收收入占比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说明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地方债规模越大。

（2）内生性问题

为避免由于地方债余额与减税降费衡量变量存在内生性导致回归结果失准，本文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为避免工具变量选择存在偏差，参照缪小林和赵一心（2019）做法， 选取解释变量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 比重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中（4），系数依旧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减税降费对当期地方债增长的促进作用。

（3）改变实证方法

面板数据如果存在组间异方差、同期截面相关以及组内自相关，将会影响回归结果系数以及标准误， 使实证结果失准。因此，本文为考虑组间异方差、同期截面相关以及组内自相关问题，分别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面板矫正标准误（PCSE）分别进行稳健性估计。如表 5 中（5）-（7），发现减税降费变量系数依旧显著为负。

3.异质性分析

（1）南北方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 30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南方地区主要包括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 江西、浙江、海南、重庆、上海 15 个省市自治区， 北方地区主要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北京、天津 15 个省市自治区。表 6 中回归结果（1）与（2）分别呈现了减税降费对地方债当期影响的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总体来看，无论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基准模型检验结果基本相符，进一步验证了减税降费对地方债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但是分地区来看，南方地区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5.5848，而北方地区的系数为 -3.9783，说明减税降费对地方债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为明显。

（2）保经济增长压力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将 30 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保经济增长压力地区与无保经济增长压力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参照李一花和乔栋（2020）的做法，将该省份前三年 GDP 平均增速与本年 GDP 增速相减，差值为正则说明该省份存在保经济增长压力，差值为负则说明无保经济增长压力。表 6 中回归结果（3）与（4） 分别对应有保经济增长压力省份和无保经济增长压力省份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存在保经济增长压力的省份，减税降费的实施显著促进当期地方债规模膨胀，而在无保经济增长压力的省份，则并无促进作用，且回归结果系数并不显著。

（二）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长期影响效应检验
1.长期效应基准分析

本部分主要对公式（2）进行回归检验。分别将减税降费变量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的一期到四期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将当期地方债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且控制变量也均选取为当期数值， 同时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具体回归结果为表 7 中（1）-（4）。

表 7 中（1）-（4）列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滞后三期与滞后四期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 2009-2018 年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在长期来看， 并未抑制地方债规模的继续膨胀，存在地方债风险隐患。

2.高质量税源的中介分析

税源质量是指税源总体中影响税收数量变化的内在因素成份，一旦内在因素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则说明其为高质量税源（吴新联和焦瑞进，2005）。税源质量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刘晓宁， 2001；杨林和于小玭，2014；杨树琪等，2019）、经济结构（林颖，2001）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等因素。 高质量税源的形成能够促进税收数量的增加（吴新联和焦瑞进，2005），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 进而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减少地方政府举债融资需求，降低地方债风险。

接下来，本文将进行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8 中回归结果（1）-（3）分别反映的是计量模型构建中式（3）-（5）。回归结果（1）显示，滞后一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对当期地方债余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减税降费会促进地方债规模膨胀；回归结果（2）表明，滞后一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的系数为正，说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未能形成高质量税源；回归结果（3）展示了高质量税源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对地方债余额的共同影响，可以发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系数依旧为负，但不再显著，而高质量税源的系数为负，说明高质量税源能够对地方债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减税降费变量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的系数显著性由回归结果（1）的显著变为（3）的不显著，说明为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并未促进高质量税源的形成， 导致减税降费的地方债长期抑制作用未能显现。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减税降费与地方债相关的理论研究背景，提出两个理论假说，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角度， 分别考察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影响。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作为减税降费的衡量指标，并参考伏润民等（2017）、刁伟涛（2017）、缪小林和赵一心（2019）做法测算 2009-2018 年地方债余额 检验理论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地方债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十分稳健，并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减税降费对南方地区以及具有保经济增长压力地区地方债增长的当期促进作用更强；在长期来看， 滞后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系数仍然普遍显著为负，说明减税降费在长期依旧刺激了地方债的增长，未能起到抑制地方债规模继续膨胀的作用；通过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减税降费未能形成高质量税源是其地方债长期抑制效应未能显现的重要原因。

本文从短期与长期两个视角论证减税降费对地方债的影响，减税降费在短期促进了地方债增长， 从长期来看，如果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不能促进高质量税源的形成，将导致地方债继续扩张，进而引发地方债风险。具体的政策含义：一方面，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对地方债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明显， 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应合理控制减税降费规模，避免由于过量的减税降费导致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应进一步提质增效，将政策重心置于高质量税源的建设，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税体制调整，降低企业及消费者税费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利益驱动。

【参考文献】

［1］曹婧，毛捷，薛熠 . 城投债为何持续增长 : 基于新口径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2019，40（05）: 5-22.

［2］陈华，张也，高艳兰 . 优化经济结构与减税问题探析［J］. 税务研究，2012（05）: 16-19.

［3］陈小亮 . 中国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评估与定位研判［J］. 财经问题研究，2018（09）: 90-98.

［4］邓磊，杨颂成，王美玲. 当前我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减税政策选择— 基于动态模型平均的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

（12）: 47-50.

［5］邓淑莲，刘潋滟 . 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政府间博弈视角［J］. 财经研究，2019，45（12）: 4-17.

［6］邓晓兰，陈宝东 . 经济新常态下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 兼论财政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着力点［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353（01）: 3-10.

［7］刁伟涛 . 债务率、偿债压力与地方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03）: 59-77.

［8］丁宏，张志超 . 政府减税后的税基弥补与经济均衡发展 : 减税就能扩大税基吗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7， 37（10）: 28-37.

［9］伏润民，缪小林，高跃光 .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金融系统的空间外溢效应［J］. 财贸经济，2017，38（09）: 31-47.

［10］高培勇 . 直接税改革 : 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视角的讨论［J］. 税务研究，2017（10）: 5-8.

［11］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刘国艳，王元等 .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12（02）: 3-33.

［12］郭庆旺 . 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J］. 管理世界，2019，35（06）: 1-10+194.

［13］黄健，刘蓉，祖进元 .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与政策评析［J］. 经济学动态，2018（01）: 125-134.

［14］冀云阳，付文林，束磊 . 地区竞争、支出责任下移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J］. 金融研究，2019（01）: 128-147.

［15］蒋震 . 减税降费 : 统筹当前和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J］. 红旗文稿，2019（08）: 1+23-25.

［16］李明，龙小燕 . 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压力的现实困境及破解路径［J］. 当代经济管理，2020，42（09）: 60-69.

［17］李戎，张凯强，吕冰洋 . 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 经济评论，2018（04）: 3-17+30.

［18］李一花，乔栋 . 金融分权、保增长压力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40（08）: 59-72.

［19］李一花，亓艳萍 . 地区财政能力、引资竞争与地方债规模研究［J］. 当代财经，2017（01）: 27-39.

［20］林颖 . 中部地区税源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取向的初步研究［J］. 税务研究，2001（12）: 20-22.

［21］刘秉镰，李清彬 .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 :  1990—2006— 基于 DEA 模型的 Malmquist 指数方法［J］.  南开经济研究，2009（03）: 139-152.

［22］刘安长 . 基于减税降费政策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研究［J］. 学习与实践，2019（04）: 5-15.

［23］刘晓宁. 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源结构优化分析［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S2）: 109-112.

［24］马珺，邓若冰 .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减税降费的财政压力及应对［J］. 学习与探索，2020（05）: 116-124.

［25］毛捷，韩瑞雪，徐军伟 . 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基于北京市全口径政府债务数据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01）: 22-33.

［26］缪小林，赵一心 . 地方债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不同财政独立性的分组考察［J］. 财贸经济，2019，40（12）: 50-64.

［27］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 .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16，51（11）: 70-82.

［28］王乔，黄瑶妮 . 减税降费：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J］. 税务研究，2019（10）: 78-81.

［29］王智烜，邓秋云，陈丽 . 减税降费与促进高质量就业— 基于 PVAR 模型的研究［J］. 税务研究，2018（06）: 102-108.

［30］汪晓文，李明，龙小燕 .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经济纵横，2020（07）: 123-128.

［31］温忠麟 , 张雷, 侯杰泰, 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05):614-620.

［32］吴新联，焦瑞进 . 税源质量与税收征收效能［J］. 税务研究，2005（01）: 30-32.

［33］许光建，许坤，卢倩倩 . 减税降费对消费扩容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分析［J］. 消费经济，2020，36（03）: 53-62.

［34］闫坤，于树一 . 开启减税降费的新时代 : 以降“税感”拓展政策空间［J］. 税务研究，2018（03）: 3-9.

［35］杨灿明，孙群力 .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8，43（09）: 115-121+160.

［36］杨华 . 产业结构调整与结构性减税政策［J］. 中国流通经济，2013，27（07）: 118-123.

［37］杨林，于小玭 . 产业结构调整与地方税源结构优化相关性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30（06）: 138-142.

［38］杨树琪，董福好，褚清梅 . 产业结构与税源质量稳定性分析—以云南省为例［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35（11）: 100-112.

［39］杨志安，邱国庆 . 结构性减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软科学，2019，33（04）: 21-24+39.

［40］叶青，陈铭 . 论减税降费背景下的地方财政对策［J］. 税务研究，2019（07）: 8-11.

［41］张斌 . 减税降费的理论维度、政策框架与现实选择［J］. 财政研究，2019（05）: 7-16+76.

［42］钟辉勇，陆铭 .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J］. 金融研究，2015（09）: 1-16.

［43］Adkisson，R. V.，& Mohammed，M.. Tax Structure and State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J］.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14，51（01）: 79-89.

［44］Niepelt，D.. Timing Tax Evas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 1611-1637.

［45］Rebelo，S. T.. Long-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 500-521.

文献原文： 减税降费是否带来地方债风险?——基于高质量税源的中介效应分析.pdf (1.35 MB, 下载次数: 42)

2021-9-8 10:17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