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赐福”抑或“诅咒”：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张珩等

李威03

“赐福”抑或“诅咒”：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者：张 珩1 罗博文2 程名望3 叶俊焘4 张家平5

作者单位：1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4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5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3期

一、引言
作为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银行业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功不可没。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放松金融管制，于是金融业开始以一种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快速发展，呈现出罕见的金融超发展现象，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诅咒”效应（黄宪、黄彤彤，2017）。然而，与城市金融市场不同，中国的县域金融市场远没有达到超发展状态，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一直是拖累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张亦春、王国强，2015）。作为融合城乡经济的主体，县域经济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撑。作为长期活跃在县域金融市场的“宇宙第一大行”，农信社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占据了县域金融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成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有待探讨和检验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2008—2016年数据，首先采用FGLS方法估计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作用机制。

本文的贡献和创新：第一，本文以农信社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诠释农信社发展的适度性问题，以此探寻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效应的内在根源。第二，按照“规模、结构、效率”的思路，深入考察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引入“学习效应”进行分析，既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也佐证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存在条件的观点。第三，深入检验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和作用机制，在分析农信社在何种金融状态（规模、结构、效率）和经济基础（市场潜能、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下才能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赐福”效应的同时，也得到了改变信用环境、交易成本、中间业务创新力度或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赐福”或“诅咒”效应等结论，这为推进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农信社回本溯源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假说
受商业化改革政策的利好影响，农信社的剩余资金会在省联社的统一调控下被配置到高收益率地区，而不是用于支持当地经济增长。为获取更多可以支持当地经济增长的信贷资源，地方政府会在不同地区之间开展GDP竞争（周立、王子明，2002；周黎安，2018），这种竞争会刺激当地金融机构数量扩张和业务创新，进而形成“金融竞赛”。就农信社而言，虽然不能跨区经营（即不存在直接竞争），但考虑到同一省域内所有农信社都要服从省联社的统一管理，因此这些农信社难免存在着排序竞争。同时，受各地方政府GDP竞争的影响，农信社所衍生出来的金融创新行为也会在短期内增加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从而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另外，在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外部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使本县域农信社受到影响，也使相邻其他县域农信社受到影响，即若本县域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赐福”效应较强，则对相邻县域也有一定的示范带动效应。确实，一些理性的农信社会“盯住”其他相邻县域或发展水平接近的农信社，即先观察“兄弟社”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再确定自己的路径，于是就会产生“学习效应”。一般来讲，两个县域的农信社发展水平越接近，相互学习的可能性就越大，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就越明显。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加入“学习效应”后，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既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也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效应。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当前的直接融资市场尚不完善，所以当实体经济缺少资金时，它们仍会以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融资方式。但在信贷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抵押品匮乏，许多真正需要信贷资金支持的实体经济往往会面临比较严重的信贷歧视。此时，如果金融发展水平过低，经济增长就会受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就不明显。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一个临界点后，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但如果继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超规模发展），金融机构的资本积累效率就会降低，系统性风险就会加大，此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效应（田卫民，2017）。与宏观层面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当微观层面的农信社发展水平过低时，其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不明显；当农信社发展超过一个临界点后，其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但是，由于中国的县域金融市场远没有达到超发展状态，因此当继续提高农信社发展水平时，依然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而不是“诅咒”效应。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H2：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在不同金融状态（规模、结构或效率）下，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在理论上，农信社发展是否也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金融规模角度来看，金融资本是县域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之一，金融机构发展规模社是金融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若农信社发展规模过小，能提供给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就不充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就会受限。此时，如果农信社基于质量和效率两大原则来扩大规模，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就会变得更明显。

从金融结构角度来看，随着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新型金融机构纷纷进入县域市场，金融市场化竞争将不断加剧。在有限的客户资源下，农信社不得不通过增强信贷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来防止客户分流，其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开始变得明显。

从金融效率角度来看，农信社经营效率越高，配置给真正有贷款需求的实体经济的资金就越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就越明显。但是，由于农信社要素投入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当农信社经营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赐福”效应就会弱化。

另外，从经济基础来看，市场潜能、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高的地区信用环境更好，农信社识别和监督实体经济投机行为的能力也更强，将信贷资金供给给实体经济的效率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金融市场形成稳定的交易数量和交易主体、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而在市场潜能、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低的地区，较少的交易主体使农信社利用社会闲散金融资源的能力较弱，支持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难度较大，因此对县域经济增长无法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H3：金融状态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产生差异。

已有研究发现，信用环境、交易成本、中间业务创新和金融服务不仅是影响微观金融机构发展的因素，也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从信用环境来看，良好的信用环境不仅能降低实体经济给农信社带来的信贷风险，为其获得信贷资源提供可能，还能吸引更多经济主体参与投资活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姚耀军，2012）。一般而言，在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农信社不仅能准确地甄别出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还能更好地集聚和利用社会闲散资源，因此配给给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就越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赐福”效应就越明显。

从交易成本来看，为解决实体经济在贷款时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农信社通常会增加交易成本（即提高贷款利率）。但过高的交易成本不仅不利于农信社形成规模经济，还会降低其资金配置效率。此时，农信社若能适当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可以使存量客户获得低成本的贷款资金，还能吸引潜在客户进入本地市场，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

从中间业务创新来看，随着县域金融市场开放，大量进入本地市场的潜在客户能催生出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此时，农信社若能通过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来满足这些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不仅可以提高农信社自身的资金配置效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还能刺激这些客户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进而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Bianchi，2010）。

从金融服务来看，农信社发展能否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也取决于其自身金融服务的渗透度。已有研究认为，农户所拥有的农信社银行卡数量不仅能反映客户直接接触并利用农信社金融服务的情况（张珩等，2017a），也能代表农信社自身金融服务渗透情况。近年来，农信社营业网点向服务空白地区的延伸不仅有效满足了存量客户和新增“长尾群体”（低收入群体和涉农企业）对存、储等最基本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经营活动中所需要的消费资金或投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消费能力和扩大再生产能力（王修华、赵亚雄，2019），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了“赐福”效应。鉴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

H4：改变信用环境、交易成本、中间业务创新力度和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赐福”或“诅咒”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农村金融研究中心建立的农信社专项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省区域统计年鉴》。

（二）重要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用县域生产总值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用农信社发展水平表示。本文从农信社发展规模（用年末农信社贷款余额与该县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市场结构（用农信社贷款余额与其所处地级市辖区金融市场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和经营效率三个维度来衡量农信社发展水平。
3.其他变量。本文首先加入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同时，加入了城乡收入差距、基础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首先，建立基准模型（FGLS方法）分析“非学习效应”（即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加入“学习效应”验证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建立基于Bootstrap方法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基础上加入作用机制的变量，检验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从加入“学习效应”后的结果来看，“非学习效应”（即农信社发展）的系数显著且为负，“学习效应”的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学习效应”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

（二）基于不同维度的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加入“学习效应”后，农信社发展规模的扩大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农信社市场结构的优化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农信社经营效率的优化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赐福”效应。进一步分解经营效率发现，造成农信社经营效率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赐福”效应的原因是其纯技术变化所致。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本文采取了改变测度农信社发展的赋权方法、改变经营效率的测算方法、替换控制变量（组合）、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模型和采用系统GMM模型等做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所得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文分析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非线性关系检验
与作用机制分析
（一）非线性关系检验的结果分析
1.以农信社发展为门槛变量的结果分析。①当农信社发展规模低于门槛值0.7024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当发展规模超越门槛值0.7024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②当农信社市场结构低于门槛值0.0042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当市场结构超越门槛值0.0042后，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③当经营效率低于门槛值0.5076时，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当经营效率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当经营效率超越门槛值0.4734后，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

2.以县域经济增长为门槛变量的结果分析。①当市场潜能低于门槛值14.56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市场潜能超越14.56后，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②当县域人均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8573.65元时，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赐福”效应；当县域人均生产总值超越门槛值后，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③无论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是否超越门槛值0.1984，农信社发展都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效应，只不过当其超越门槛值0.1984后，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诅咒”效应不显著。

（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分析
1.以农信社发展为门槛变量的结果分析。①当农信社发展规模低于门槛值时，改善信用环境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农信社发展规模超越门槛值后，改善信用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中间业务创新力度和提高金融服务渗透度均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②当市场结构低于门槛值时，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提高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市场结构超越门槛值后，加大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③当农信社经营效率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改善信用环境和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经营效率处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改善信用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提高中间业务创新力度和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经营效率超越第二个门槛值后，加大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降低交易成本和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

2.以县域经济增长为门槛变量的结果分析。①当市场潜能低于门槛值时，改善信用环境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而当市场潜能超越门槛值后，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②当人均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时，提高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当人均生产总值超越门槛值后，改善信用环境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中间业务创新力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③当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门槛值时，改善信用环境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而加大中间业务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当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超越门槛值后，降低交易成本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FGLS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学习效应”（农信社发展）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诅咒”效应，而“学习效应”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赐福”效应。非线性关系检验表明，第一，农信社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第二，金融状态的不同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有条件的金融“诅咒”效应，当农信社发展规模过大、市场份额过高和经营效率较低时，这种“诅咒”效应表现得更明显；第三，经济基础的不同也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诅咒”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市场潜能低、人均生产总值高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低的县域，这种“诅咒”效应表现得更明显。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在不同的金融状态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下，改变信用环境、交易成本、中间业务创新力度或金融服务渗透度会使农信社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赐福”或“诅咒”效应。

本文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加快省联社功能转变，注重农信社自身的存量重组和增量优化，保证其有“韧性”地发展。同时，加强乡村银行家队伍塑造，并把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增长作为农信社高管考核的重要指标，以此推进农信社“业务下沉”，解决好“洗脚上岸”的难题。另外，要看懂和发现“长尾群体”的内在价值，充分发挥出农信社发展规模和经营效率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的“赐福”效应。第二，有条件地解除监管限制，强化县域金融机构之间的“学习效应”，打破农信社在县域金融市场长期“一支独大”的局面。同时，加快县域金融市场改革进程，增强商业性金融的“造血”功能，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增血”功能，挖掘新型金融组织的“补血”功能，以此推进形成具有高度适应性和竞争力的县域金融市场体系。第三，着力解决好农信社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适应性问题，避免县域经济进入表面繁荣增长的陷阱之中。同时，加快开发设计适合农业农村特点和需求的金融服务，加强农信社对县域经济的金融赋能。另外，要利用市场化改革方法帮助实体经济“降成本”“去杠杆”“稳增长”，并在推动县域经济从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同时，实现不同县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第四，加快对市场潜能低、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低的县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要重点提高中小微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素养，完善对其的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机制，以此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塑造诚实守信的契约文化。第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要借助科技手段，在县域建立广覆盖、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金融机构对“长尾群体”的金融包容度，满足其因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三大产业融合所衍生出来的金融需求，提高县域金融服务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赐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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